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1930年代，随着东南沿海地区受到日本的安全威胁以及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西部中国突然成为探讨“现代”问题的焦点。南京国民政府在西部进行的一系列现代化举措影响了社会各界，范长江、斯诺、陈学昭先后奔赴西北采访，他们迫切希望弄清楚两个问题：一方面，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上极度落后的西部中国能否成为抵抗强大的日本侵略者的腹地？另一方面，当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转入西北农村地区之后，是否还能保持其现代的革命品质？在范长江和陈学昭对“现代”因素进行先入为主的寻找中，他们只收获了误认和失望。而斯诺却发现了强权政体刻板印象的反面——“愉快”，他的探索为西部中国树立了一个全新的“现代”形象。

感谢作者罗雅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罗雅琳

西部中国的“现代”形象

——1930年代范长江、斯诺与陈学昭的西行写作

1

1930年代：在西部寻找“现代”

在晚清以来的中国，关于“现代”的讨论首先发生于最早与西方接触的东部地区。然而在1930年代，西部中国突然跃升为这一讨论中的重要角色。1932年，国民政府在“淞沪抗战”后意识到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威胁，于是通过“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决议，出台《开发西北之计划大纲》、《西北开发计划》等一系列西北建设计划，力图在国防、交通、水利、矿产、畜牧、农业以及教育、文化、卫生等各方面对西部进行开发与治理，尤其希望推进西北的工业化，将之作为抵抗日本的大后方。【1】在西部进行的这一系列的“现代化”举措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报刊对此做出了迅速反应。时任《大公报》记者的范长江，在1935-1937年间奔赴四川、甘肃、西藏、陕西等地，写下了一系列西北行记。其中大部分文章日后结集为《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二书，引发极大反响并畅销一时。

范长江

红军长征是此时促使人们关注西部中国的另一因素。范长江对长征的同步报道正是他收获广泛关注的重要原因。时任《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的埃德加·斯诺也因关注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西北后的情况而在1936年“西行”，写出他最具影响力的作品《红星照耀中国》。关于红色西部，人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同样是革命根据地是否具有“现代”性质：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革命主力应该是诞生于工业化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但当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西北农村地区，中共革命是否还能保持其“现代”的无产阶级革命性质，还是逐渐退化为中国历史上曾不断出现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范长江和斯诺的西部中国之旅几乎同时结束在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他们对这一时期西部政治力量的剧变给出了相反的判断。前者认为转移到西北落后地区的中国红军已沦为传统的农民暴动，无法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后者虽然承认西部中国在经济和政治条件上的落后，却坚信中国革命“一定会继续成长”，“最后终于会获得胜利”。【2】

抵抗外部侵略的基础在于国家的现代化，落后的中国西部是否具有这样的“现代”潜力？在范长江看来，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某些习俗与最现代的标准隐隐相通。而在另一位“西行”记者陈学昭那里，这一逻辑得到了延伸。1938年，留法归来的文学博士陈学昭以《国讯》特约记者身份从重庆辗转经过成都、绵阳、宝鸡、西安等地后到达延安。在后来结集为《延安访问记》的旅行笔记中，陈学昭在西部中国发现了与欧洲的相似之处，但这种相似很快被证明为只是一种表象，旅行开端时的兴奋也迅速转为失望。从唐宋以来中国经济重心的转移，到近现代以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现代化，沿海之于内地、东南之于西北拥有了更为优越的地位。范长江和陈学昭共同产生的失望情绪不仅来自西部中国极端落后的实际状况，也来自中国内部的文化差异。在作为“东方人”【3】的他们看来，西部内陆地区的异质性文化是“前现代”的象征和需要被“启蒙”的对象，不仅比不上东部沿海地区，更与西方文明相差甚远，因而无法承担作为抵抗外来侵略的腹地的作用。

1930年代的西部中国能否拥有一种“现代”形象？这一问题事关信心。在当时，西部是中国的落后地区，中国同样也是全球秩序中的落后地区。因而，西部中国不仅是抗战腹地，也在象征意义上成为全中国命运的一个指向标。1930年代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以国民政府为代表的西部资源开发与经济建设的思路，一种是通过共产党革命实现变革的思路。这两种思路实际上是相互纠缠的。在不少人看来，落后的西部只有首先完成经济建设的现代化才能成为中国革命的基础。范长江认为中国红军转移到落后的西部后不再可能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就集中地体现出这一点。范长江和陈学昭希望在西部发现“现代因子”，但最终还是对在如此落后环境下展开的抗日战争与中国革命的前途表示失望。相比之下，斯诺却因捕捉到了活跃在延安的现代革命者而展现出其他西部行记中所缺乏的亮色：这种不受落后环境限制、并反过来改造了环境的现代革命者，最终为西部中国创造了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现代”形象。

2

从古典“游记”到现代“新闻”

在范长江前往西部中国的前一年，恰逢现代中国的“旅游热”和“游记作家热”。1934年，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周天放和叶浅予合著的《富春江游览志》、许世英的《黄山揽胜集》等几部“游记”和与旅游相关的书籍相继出版，“游记作家”成为一个热门名词。这一现象的背后有着政治和经济力量的推动。《屐痕处处》与《黄山揽胜集》与当时政府正在推动的铁道交通有关，而《富春江游览志》则被称为“开中国旅游手册之先河”。然而，尽管含有现代的政治或经济诉求，这三部作品的写作依然保持着中国传统文人游记的特点：传统方志、诗词、联语、笔记被大量引用，山水风景与人文情调在其中实现完美的融合。【4】

《屐痕处处》与《富春江游览志》

1935年开始“西行”的范长江，也在他的新闻报道中引用了大量古典诗文：从李陵答苏武书到班超的《求代还疏》，从“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到“关山万里远征人，一望关山泪满襟”，从“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到“酒泉西望玉门道，千山万碛皆白草”……但特别的是，在古典诗文之外，范长江加入了现代的经济学视角。当范长江行至弱水时，他先引用了杜甫、苏轼等人描写弱水之“边荒”的诗句，这依然是传统游记的笔法。但他笔锋一转，继而畅想筑堤束水，让弱水河滩变成农地【5】。而在行至洮河时，范长江同样构想的是，如果能凿井开渠，“陇东之前途，仍未可限量”【6】。传统的“游记”写作更多希望将读者带入历史记忆之中，而范长江认为，西部中国在传统诗文游记中的形象太差，“容易给人以凄凉的印象，减少前进的热力”【7】。经济学视角的加入则有助于人们构想一种关于西北未来的光明图景，以此更新其旧有的落后、荒凉面貌。

同样，范长江笔下的西北风景也不再是“游记作家”们笔下的“山水”。当他看到弓杠岭下的原始森林因无人采伐而自然腐朽时，想到的是，要是这样的森林长在天津、上海，“不知有多大的价值！”【8】他还写到一只大鹿在藏族松潘地区值三百元，如果运送到“东方都市”则可以卖上近千元。【9】在范长江的眼中，西部风景不是作为无功利审美对象的“山水”，而是可为中国现代化服务的“物质资源”。用写作《文明论概略》的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话说，这种转变意味着“人的智慧已经战胜自然”，自然成为“文明人的奴隶”【10】。西部中国从“自然风景”向“物质资源”的转变，既是从古典“游记”向现代“新闻”的文体转换，更是一种对“原始”的西部进行现代化开发的设想。

在这种经济学思路之下，范长江将现代经济的发展视为解决西北问题的唯一方案。他提出“真正的近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无法出现在农业社会，只有当“工商业把一个民族连为紧密的有机体”，民族的真正团结才可能实现。【11】范长江在经济发展与民族团结之间建立起的联系，为我们勾连起30年代国民政府希望通过经济一体化方案构建民族主义的设想。1932年1月到1935年12月任国民政府实业部部长的陈公博曾提出“民族经济”这一重要概念，认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就是“一体化的民族经济”。帝国主义入侵所导致的半殖民地社会状况是当前中国工业发展的主要障碍，而只有建立了一体化、集中化的工业结构，中国才能从“封建的”落后国家转变为先进的“现代国家”。【12】范长江希望通过工商业建设解决西北的落后和分裂问题，正与此一脉相承。

经济学视角产生的问题是，对某一地区之“现代”与“落后”性质的判断，全依赖于生产方式上的“现代”与“落后”，由此也引申出对转入西部后的共产党革命性质的疑问。范长江认为，作为近代大工业城市和近代交通的生产基础的无产阶级可以对社会变革产生决定作用，但当时的共产党不仅将基础建立在农民而非工人之上，更跑到还处在“绝对的神权政治时代”的藏族社会里去，想要在这样的社会基础上谈共产主义，“这等于同三岁孩子谈恋爱，时代相差太远！”【13】在第一次西北行中写就、后来引发重大反响的新闻报道《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中，范长江再次表示，作为红军基础的“无产阶级”其实大多是破产农民，而非列宁所说的作为“近代无产阶级”的“普罗利他利亚”，因而中国红军已经“彻头彻尾为农民暴动的军事组织”【14】。落后的西部农村不足以支撑共产主义革命的开展，这几乎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范长江进而总结出一种“前进生活支配后进生活”的法则。在黄河边，范长江看到当地的筏客对附近藏族人的农业生活方式不感兴趣，却非常羡慕远方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东方都市”的生活，由此生发出如下感叹：

都市支配农村、大都市支配小都市、上海支配中国的内地，而伦敦与纽约又支配了上海。毛泽东和朱德他们在农村中拼命将近十年，至今还没有把中国政权争夺到手，就是他们还没有力量把支配中国的几个大都市把握得着！【15】

同样地，在访问蒙古王公达理札雅时，范长江发现蒙古王公不再固守传统的蒙古族生活方式，而是逐渐“平化”——住在北平式的王府里、使用西洋式的沙发椅子、煤气灯、香烟、打火机，讲着北平话、穿着北平服装——“猛烈的向进步文化转变”，由此，他再次得出了“前进的文化必然领导后进的文化”的结论。根据生产方式上的“现代”与“落后”，范长江在西方、上海、内地小都市、农村之间建立起了一条“前进文化”与“后进文化”关系链，西部内陆地区在其中处于“现代”程度最低的等级。因而，在他看来，以西部为腹地的中国革命也就必然在现代力量面前一败涂地。

但范长江并未完全受制于这一套论述，而是尝试在经济和文化条件落后的西部中国找到“现代”的因子。他看到藏族女子在天热时或劳动时上身全部袒露，提出“这才是最近代的最解放的女性”【16】。他还认为，藏族女性因为长于蛮荒，得到了充分的日光、空气和水和充足体力劳动，因此“十足的具备近代美之要件”【17】。再比如，范长江发现藏族人有“重少轻老”的习俗，认为这种习俗正适合于科学与知识日新月异的工商业社会，而中国传统的“尊老敬长”观念是农业社会的道德，已经不合时宜。范长江既认为在尚处于神权政治时代的藏族社会进行革命等于“同三岁孩子谈恋爱”，又对藏族社会的不少现象做出“近代性”的评价，体现出其“现代”观念的复杂性。在晚清以来的语境中，“现代”一方面意味着都市化、工商业化，在此视野之下，西北当然算不上“现代”；而另一方面，经过新文化运动，当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被整体认定为“前现代”的“封建”文化之时，不同于传统主流中国文化的西部地区反而可能显露出“现代”的样态。不过，藏族社会的“原始性”与“近代”只算得上形似，在本质上仍存在差别。范长江将二者如此直接地对接，体现出在西部寻找希望时因操之过急而产生的“误认”。这样的“误认”，在留法归来的陈学昭那里体现得更为明显。

3

留法博士的欧洲田园梦

在《延安访问记》中，陈学昭一再表达自己对于西部中国之落后程度的惊叹。她在开篇不久处如此描写自己在四川的“乡间生活”：

我自有生以来，从没有接近过那样的农村：四周只有稀稀的草屋，没有一家店铺，来往于狭隘的山路上的，就是那些赤脚的下田的男女同胞，他们是那样的质朴、天真、辛勤，他们又那样的贫苦，绝对不能以江浙的农人来比的。【18】

陈学昭对于西部中国之“质朴”、“天真”、“落后”的描述，总是联系着一个与其东部故乡的对比框架。她在“继续参观，继续访问”一节中将这种对比拓展到西方都市：

不但延安的物质条件太差，比不上巴黎、纽约、莫斯科，就是连江浙的一个小镇，好比海宁县属的长安镇之类也比不上。【19】

和范长江一样，这里也出现了在“巴黎、纽约、莫斯科”等国际都市与江浙小镇和延安之间的等级关系。延安不仅在相对于西方都市的意义上，也在相对于中国东南沿海的意义上被认为是“前现代”和“原始”的地区。而在“工作与技术人员”一节中，陈学昭将工作和玩笑不分开视为外国人眼中“中国人的特性”，并认为陕北老百姓更体现出这种“原始的狡猾性格”【20】。这同样延续了在西方、中国、陕北之间的等级关系，陕北则被放置在最“原始”的位置。西部中国的物质条件确实太差，但在另一种视角下，它却可能与欧洲呈现出相似性。当陈学昭在延安附近一个小村庄的茶铺前等车时，曾这样展开联想：

在大树荫下，望着质朴的山景，好似十分熟悉。我想起在珊雅（Ceyrat），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小村的夏天，我好几次同了朋友在一家大树边的咖啡店里喝咖啡，游人在那里买油煎马铃薯片吃。【21】

在这里，延安地区与“城市”相对的“乡村”感，被陈学昭联想为欧洲式的“田园”风情。陈学昭对这样的欧式情调念念不忘，当天傍晚他们在甘泉县的小馆子里喝茶时，陈学昭又有类似的联想：“像欧洲Vogue里的人”【22】。类似的例子不一而足，在延安的窑洞前踱步时，陈学昭说自己“真想弹一曲Schumann的《春天》”【23】；当她遇到李六如先生，则感到他“有一点欧洲老年人的风味”【24】；至于延安的夜，在她看来就“完全像”香港九龙的夜景，或者是“从Hante ville 瞭望Lompgne 的村景”【25】。陈学昭在延安农村与欧洲田园之间的强行类比，与范长江从藏族风俗中找出的“近代性”十分相似。

陈学昭

这并非全然是陈学昭的装腔作势。在被她认定为“原始”和“落后”的延安农村与欧洲的田园风情之间，其实有着内在思路的贯通性。欧洲文化中的田园梦想，是19世纪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导向的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结果。城市工厂的需求使大量“粗俗的”农民向城市迁移，与此同时，城市的“上流人士”则纷纷迁居乡村。其结果则是乡村被认定为一个与“人工、肮脏、丑陋”的现代城市相对立的“原始浪漫之地”，一个“自然、人道、美”的场所。【26】在浪漫主义者眼中，这样的原始乡村具备着感性的颠覆力量，孕育着“新生”的可能性。同理，在陈学昭这里，与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牢牢掌握的、“腐败”的现代大都市相比，西部农村和农民虽然“原始”和“落后”，却具备着质朴、健康和充满朝气的性质。《延安访问记》中不断出现“延安是青年的城市”、“边区是青年的摇篮”之类的表述，延安正因其“原始”和“落后”才具备了一种“青年”的属性，具有为老旧的中国找到新生道路的可能。

然而，这种浪漫主义“误认”只是短暂的。陈学昭始终在“我们江浙人”和“他们延安人”之间划出界限，她指出，延安老百姓的顽固、狡猾、偏狭和“牛皮糖似的脾气”，“少有使我们江浙人同情的”，这是“历史、地理、特别是生产方式”导致的结果【27】。陈学昭的“误认”可能更接近于一种“东方主义”：一面将他者作为美和惊奇的欣赏对象加以赞美，一面又以“科学”的态度加以贬低。【28】陈学昭与其说是发现了西北内陆乡村的真实状况，不如说是在对于“原始”和“落后”的感知中寄托了对现代变乱之前的世界的怀念。这种情感，在欧洲浪漫主义传统中是“田园梦”，在中国传统中就是“乡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陈学昭一次奇妙的情感跳跃。她在看到延安农田里的荞麦、黑猪和老鸦时大发感慨：“这一幅米兰的风景，使我惆怅地想起田园风物来，唉！是这样的遥远了！”【29】。延安的农田、米兰的风景和江南故乡的“田园风物”三种完全不同的事物被她自然地并置在一起，彼此之间转换无碍。而在这一段之前，她写道：

“

“唉！这个地方是太苦了！今年会连毛豆都没有吃过！”当我的心静下来，好似立在山坡上，望着这一片的黄沙山与黄泥土，我不禁有点凄惨起来。“这个地方是太苦了！”而惊奇我自己到了这样苦的地方，那样地远离我的家乡！……在延安住了九个月，我也有了这类心情，只要能使我回家乡，任何代价我都愿出。但是，家乡不是被日本鬼子占住着么？那么怎样赶走日本鬼子呢？【30】

”

类似的感叹还有：

“

但愿快快赶走鬼子！我还可以去过过故乡的有青蛙鸣叫的夜晚，也还可以去吃吃那些鲜美的香蕉！【31】

”

“这个地方”和“故乡”的界限是分明的。陈学昭的乡愁既与战争对家乡的破坏有关——“家乡不是被日本鬼子占住着么”，也与自己从江南来到西北的国内空间转移有关——“到了这样苦的地方，那样地远离我的家乡！”。有学者指出，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存在着两种形态的民族主义：一种民族主义产生于西方侵略之下，因而具有较强的种族内涵；而另一种民族主义，则是中华晚期帝国以文化和宗教为主要内涵的民族主义，它以较小的社会群体作为认同的基础。【32】而中国的革命若要完成整体的动员，就必须整合这两种民族主义，将各个小的社会群体组合到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之下。陈学昭的“赶走鬼子”是前一种具有种族内涵的民族主义；她身处延安而产生的对江南故乡的乡愁，则是以地域为基础的、基于较小社会群体的民族主义。二者并存于陈学昭的情感结构之中，却并未取得协调。尽管“乡愁”常被用作鼓舞抗战的武器，革命的目的往往被描绘成对于古老田园和理想秩序的恢复【33】，但那只对某一小型社会群体内部的成员产生效果。在汇集了众多外来者的延安、在包含着各阶层各地域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前，“乡愁”的整合和动员作用并不明显，更反而暴露出中国内部的文化差异。

在都市“腐败”而乡村“健康”这一点上，内地人与“江浙人”陈学昭其实分享了类似的观点。在与一位出生于湖南、从南京来到延安的志愿医生的对话中，她们讨论到了江浙人因为地方富庶、生活优越而革命性不如内地人的观点。而针对鲁艺表演的话剧《今天》不受人喜爱这一现象，陈学昭指出，这是因为内地人特别是农民存在一种成见，“以为住在上海的人都是些坏蛋，正如我国人一谈到巴黎，就象征荒淫”【34】。在这种观点中，西部中国的农村地区因其“原始”而保持了道德上的纯朴，因而得以反转了在西方都市、中国都市、中国农村之间建立的等级关系。然而，一方面，这并未说明西部中国的“现代”性质，反而在赞美尚未堕落的乡村道德状况之时印证了西部的“原始”形象；另一方面，正如内地人在将巴黎视为“荒淫”的同时也必然将上海人视为“坏蛋”，这种观点可能将中国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文化差异推向分裂，有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解决这一难题？

针对内地人对于话剧《今天》的不满，陈学昭指出，“正如逛上海四马路的人不是上海人，上海的工人们享受不到上海的繁华”【35】。“四马路”即福州路，是上海租界的中心地带。陈学昭区分了外国殖民者（即“逛上海四马路的人”）与上海人、上海资本家（即“享受上海繁华的人”）与上海工人，也就以阶级的视角取代了地域的视角，以压迫与反抗的关系取代了各个地区之间现代等级的差异。在这样的视角下，上海的工人与延安的农民同属于受压迫的阶级；而放大到全球格局之中，上海本身也是被西方殖民者侵占的地区。在作为被压迫者的意义上，上海与内地处于同样的位置，这正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统一”的可能。要注意到的是，这种理解方式的基础在于剥除了人群和所处环境之间的捆绑关系，因而潜藏了一种全新的逻辑：现代人和现代的无产阶级并非只能诞生于现代的环境，而是同样可能在落后的环境中出现。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中正体现出这一逻辑，他在延安发现的现代革命者最终为落后的西部中国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现代”形象。

4

红色中国：愉快的现代革命者

范长江和陈学昭的西部之行，总体基调是失望的。但同样在1930年代“西行”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却逐渐被中国、尤其是被西北角的“红色中国”深深吸引。而经由他的描述，“红色中国”的魅力也感染了无数《红星照耀中国》的读者。这种吸引力来自何方？

斯诺和毛泽东合影

“愉快”是斯诺在描写“红色中国”时最常出现的一类形容词。见到“红小鬼”时，他使用的描述是“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在此之前，他从未见到具有“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的中国儿童。【36】他对于周恩来的评价则是：

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37】

他也如此评价普通的红军战士：

在我看来，他们相当快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的现象，但是快活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的确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着一种自信的感觉。【38】

此外他还写到了吴起镇那些“嬉嬉闹闹”“高高兴兴”的工人，以及在别处很难看到的农村妇女的“说说笑笑”。从领袖到普通士兵，从成人到小孩，从男性到女性，斯诺有意无意地写出了红色区域里整体弥漫着的愉快氛围。

“愉快”的频繁出现，对“红色中国”的整体形象做出了关键性的修改。作为“愉快”之对立面的“恐惧”，在西方政治理论中被认为是人们形成强权政体的前提。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曾讨论到，由于天性爱好竞争、互相猜疑或追求荣誉，人类时刻陷于“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之中，“不断处于暴力死亡的恐惧和危险中，人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39】。为了终结这样的生存恐惧，人们将自己的权力让渡给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从而形成了一种主权者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统治形式——这就是“利维坦”的诞生。因“生存恐惧”而形成的“利维坦”常遭遇两方面的批评，一方面针对“主权者”的强权政治，另一方面则针对政治动机上的低级——仅仅是为了生存。这同样是身处西北的苏维埃政权所需面对的质疑。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开头提出的一个问题恰好与这种质疑相关：“他们是社会先知，还只不过是为了活命而盲目战斗的无知农民？”【40】所谓“为了活命”，正是“利维坦”中的生存状态。斯诺反复书写陕北各种人群的普遍“愉快”，则意味着，这里的人们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下对于政治行动的参与，不仅是为了满足低级的生存需求，更具有追求理想的更高意义。这一点在中西政治思想中都有着深刻的传统。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幸福与德性相关，“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41】；在儒家传统中，“安贫乐道”也始终是受到推崇的理想人格。“愉快”的背后透露出对共产党革命者高尚品格的赞美，也说明了苏维埃政权并不是“利维坦”式的强权政治体。

霍布斯和他的《利维坦》

值得注意的是，斯诺笔下红区的“愉快”始终建立在与某种定型化的“中国性”对比之上。他将周恩来的“愉快”视为其区别于一般“赤匪”的要素，普通红军战士的“真正感到快活”也被与“消极的满足”区别开来。面对他遇到的第一位红军革命者邓发，斯诺使用了“闪闪发光的眼睛”、“锐利的眼光”、“行动有一种黑豹的优美风度”、“铁爪子”、“对目前这种情况感到好玩”等描述。这种矫捷、有力、兴奋的战士形象，正对应着“真正感到快活”而非“消极的满足”。斯诺进而感叹：“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中国人！真是个你意想不到的赤匪！【42】

这句感叹是意味深长的。“意想不到的赤匪”指向上文讨论过的地处西北农村苏维埃政权是否具有现代革命品质的问题，“意想不到的中国人”则在与晚清以来流行的中国“国民性”话语进行对话，这一点尤为重要。《红星照耀中国》中不断出现类似的表达：对李长林的评价是“这样长期地、这样毫不妥协地、这样不像中国人地进行战斗”；苏联的作用则是使中国人锻炼出“钢铁般的英勇性格”，而以前“许多人都认为中国人是不具备那种性格的。”【43】在对周恩来的评价中，这种对比体现得最为鲜明。斯诺评价周恩来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44】

将“中庸和面子哲学”视为“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这对应着晚清以来经由西方传教士首先书写、进而在中外知识群体中流行的“国民性话语”。在推动“国民性话语”传播的重要作品、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所写的《支那人气质》一书中，“爱面子”就被列为中国人典型特征之首。而他列出的其他特征，如“不精确”、“迂回”、思想混乱、神经麻木等等，也都与这种“中庸和面子哲学”相关。【45】在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国民性话语”曾遭左翼评论家们的集中批判。钱杏邨在《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中，力陈阿Q身上那种病态的国民性只是辛亥革命初期农村部分人的思想，当前时代的农民已经是有组织、有政治觉悟的革命者。这一观点以偏激的方式道出了一个关键：如果中国人大多数依然是卑琐愚昧、充满妥协的阿Q式的传统农民，中国革命将无法成功。相比之下，斯诺笔下这些背弃了“中庸和面子哲学”的共产党革命者、这种“意想不到的中国人”则突破了西方人眼中的传统中国人刻板形象，呈现出作为“新人”的现代品质。

另一处“老中国”和“现代人”的对比出现在“红军剧社”一节。斯诺指出，中国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为了震撼中国的亿万农民，“使他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唤起他们的人权意识，同儒、道两教的胆小怕事、消极无为、静止不变的思想做斗争”【46】。这里关于儒道两教的描述，则不免让人想起马克斯·韦伯1915年写成的《儒教与道教》一书。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的根基是清教精神，而儒教的过分入世和道教的巫术性质，使中国无法发展出适应于现代理性经济的资本主义职业人。【47】而斯诺提出共产主义思想对于儒教和道教思想的超越，则意在表明，共产主义宣传使中国农民脱离了传统宗教的束缚，成长为坚定、可靠的现代革命者。

韦伯和《儒教与道教》

无论是《支那人气质》还是《儒教与道教》，或者是斯诺用来与共产党革命者对照的那种充满妥协性的中国人刻板形象，这些西方人的定型印象背后隐藏着对于中国之“前现代”性质的判断，《红星照耀中国》则以其中一批“愉快”的革命者形象展现出中国文明的现代面貌。我们会看到，范长江、陈学昭和斯诺都写到了西部中国的历史。对于1934年的“游记作家”们如郁达夫而言，写名胜是为了显示风雅。但范长江和陈学昭则意在唤起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记忆。他们二人都写到了曲江不再如《丽人行》中那般繁华，范长江更指出兰州本来是中国的中心，而抗战中的领土失守使现在的中国中心迁移到了襄阳。对他们而言，延安所在的陕西省及其周边地带是曾经辉煌但现在陷入沉寂的中国文明的象征。斯诺则在《红星照耀中国》的第三节“汉代青铜”中书写了一个极富戏剧张力的场景：他与共产党革命者在一座汉代皇宫遗址上第一次会面，正是这次会面让斯诺改变了对于中国人的旧有印象。斯诺感到这个会面地址其实非常合适：

毕竟是在这里，在二千多年以前，当时已经够激进的大汉族统治着一个统一的、当时是进步的中国，成功地在战国的混乱中巩固了一个民族和文化，使得后代从此以后以汉族子孙自称，就在这样的地方会见这个令人惊讶的现代革命年轻战士，又是多么合适啊！【48】

在这样的表述中，革命者成为一个更久远的中华文明传统的隔代继承者和重新激活者。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是进步的”这一修饰语。在1930年代的世界文明秩序中，共产党根据地所在的陕北是落后的，但在汉代，这里却远超西方，是当时最先进的文明代表。通过将陕北的革命者与汉朝历史联系在一起，斯诺暗示，他们的革命正在恢复中华文明曾经的先进地位。书写共产党革命者的现代品质，只是为了否定西方对于中国人的负面成见，而并不意味着对中国文明传统本身的否定。“红色中国”的现代革命者是对历史继往开来之人，是中国文明的新形象。

5

结语：迈入“现代”的多种方式

作为抗战时期中国人口大规模向内陆流动过程中的先行者，范长江、陈学昭、斯诺的西行写作成为其他地区的读者们理解西部中国时的重要参考。在1930年代的西行写作中，他们提供了理解西部中国的多种眼光，试图超越以往固化的“落后”观念，发现西部中国的“现代”性质，以此探察以西部中国为腹地的抗战和革命的成功可能性。事实上，他们不仅尝试在西部中国的现存状况中找到“现代”，同时也给出了西部中国如何真正迈入“现代”、战胜更早完成现代化的日本侵略者的不同设想。从藏族人的生活方式中发现“现代”之后，范长江产生了这样的畅想：

这些藏兵如果以近代方法加以组织，更装备以近代物资，再灌输以新军人精神，则哥萨克骑兵之美誉，恐难专美于欧洲也。（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49】

范长江提出了中国藏兵战胜欧洲骑兵的可能性，但同时强调，这些藏兵需要用“近代”新事物加以“组织”、“装备”和“灌输”。所谓的近代方法、近代物资和新军人精神，恰好对应着晚清以来中国学习西方的三种方式：制度、器物、文化。这是一条后发现代化国家通过向先进文明学习而进入“现代”的经典道路。

关于范长江谈到的“组织、装备、灌输”，我们可以在另外两段话中找到类似的表达方式：

有些人说中国人办事只能用中国法子，难以科学化，何况在这里，农民成分居多。这话我不为然，如若这样，那我们中国还要什么革命的抗战呢？我们永远不能希望变成一个现代科学的农业与工业国家！我以为什么都是训练问题……中国人是不是绝对无法训练他们办事科学化？我又不相信，我以为是可能的，只要训练，我常见许多替外商做事的经纪人，他们的办事都会变得十分精明，能干，公事公办等等；我也常见外国人家里的中国厨师，他们会十分清洁。（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

红军，由于他自己的斗争，从军阀手里，挣得自由，而成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反日义勇军从日本侵略者的手里夺得行动自由，也同样地武装了自己。中国人民如果加以训练、武装、组织，他们也会变成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粗体为本文作者所加）【51】

——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

在前一段话中，陈学昭希望通过“训练”实现中国人的“现代化”与“科学化”，但和范长江一样，“训练”中国人的方法决非“中国法子”。她举出的例子是“替外商做事的经纪人”和“外国人家里的中国厨师”如何训练有素，而这样的例子正存在于晚清以来流行的国民性话语中。还是在《支那人气质》中，外国主人和中国仆人因阶级地位不同而产生的行为差异被用作中国国民性的说明，用以证明中国社会的顽疾根深蒂固，只有借助西方世界的力量才能完成其进步。【52】陈学昭对于中国人通过“训练”实现“现代化”与“科学化”的信心，其实暗中延续了这一国民性话语：“外国人家里的中国厨师”之“清洁”被用来证明依靠西方力量改造中国人的成功，而“替外商做事的经纪人”之“能干”，则隐含着一种赞美“洋买办”优越性的危险。

后一段话则出自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斯诺在1938年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53】的序言中特意强调了这段话的意义。毛泽东和范长江、陈学昭一样，都相信经过“训练、武装、组织”的中国人民具有不可忽视的全新力量。然而，其间却有着根本性的不同。范长江和陈学昭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在于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启蒙”，毛泽东则通过举出红军和反日义勇军的例子，强调“训练、武装、组织”的完成有赖于中国人民通过斗争从军阀和侵略者手中“挣得自由”、“武装自己”。一方面，这段话将重点从器物和制度转移到了“人”，这正是斯诺在书写陕北的现代革命者时所采用的策略，意在指出抗战和革命可以不为落后的环境所限，其希望在于一种具有“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的“新人”的诞生。因而，即使面对着更早接受西方现代文明的日本侵略者，中国也不是必然处于劣势。另一方面，在“现代”的标准之外，“挣得自由”（也即正在展开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在这里被视为中国和中国人民力量壮大的前提。这一点指向的是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位置：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固然有赖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现代化，但独立自主才是最根本和紧要的问题。

《西行漫记》

独立自主既在于国家主权也在于文化心态。1930年代的中国不仅需要打败日本侵略者，还需要解决面对欧美日苏等现代国家时的自卑心态。“现代”的标准往往以西方为模板，20世纪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也就同时伴随着臣服于西方国家权威的危险。在范长江和陈学昭那里，中国的现代化意味着全面学习更为“先进”的西方文明，1930年代的西部中国因此永远只能呈现为“不够现代”的存在和有待“启蒙”的客体，也就很难战胜更为“现代”的侵略者。这不只是他们的视野局限，更是近现代以来以西方为标杆的世界秩序在理解中国时形成的一贯偏见，这种偏见也为国内接受了现代文化的知识人所分享。斯诺的西行写作并未正面回应这一系列偏见，却书写了一批具有愉快精神面貌的中国革命者，他们使落后的西部中国呈现出一种真正“现代”的形象，也为在落后环境下展开的抗日战争带来了胜利的信心。这不仅是一种书写策略，更是对革命所创造的新文化和新历史的形象呈现。《红星照耀中国》为中国革命的“正名”作用和在世界范围内的巨大感染力，其秘密正隐藏在这里。

本文原载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7年第12期

 注释

（向上滑动查看更多注释）

1 参见申晓云：《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西北开发》，《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沈社荣：《30年代国民政府的西北战略意识》，《宁夏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

2 36 37 38 40 42 43 44 46 48 [美]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董乐山译，三联书店2016年版。本版收录的是董乐山在1979年根据英国戈兰茨公司1937年版Red Star Over China 所翻译的版本。第463~464、46、53、64、4、26、382、52、122、26页。

3 范长江常强调“我们东方人”，陈学昭常强调“我们江浙人”，前者在彭春凌的论文《“另一个中国”的敞开——大众媒体的西部行记（1935—1937）》中已有提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4 吴晓东：《郁达夫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

5 6 7 8 9 13 15 16 17 49 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册，新华出版社2001版，第210、127、164、113~114、104、111、254、112、114、134页。

10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第114页。

11 范长江：《塞上行》，《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册，第438、487页。

12 [美]曾玛莉：《经济民族主义：30年代国民党国家的经济建设计划》，《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陈城等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年版，第146~182页。

14 范长江：《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范长江新闻文集》上册，第305页。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7 29 30 31 34 35 50 陈学昭：《延安访问记》，《陈学昭文集》第三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157~158、182、80、83、111、116、265~266、157、160、159~160、273、242、242~243、186页。

26 程巍：《城与乡：19世纪的英国与清末民初的中国》，《中华读书报》2014年7月16日。

28 这种对于“东方主义”两面性的分析，参见[日]柄谷行人：《美学的效用——<东方学>之后》，《民族与美学》，薛羽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5~132页。

32 王国斌：《两种类型的民族，什么类型的政体》，《民族的构建：亚洲精英及其民族身份认同》，第128~145页。

33 贺桂梅：《革命与“乡愁”——<红旗谱>与民族形式建构》，《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

39 [英]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95页。

41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2页。

45 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73-109页。

47 参见[德]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1 [美]埃德加·斯诺：《一九三八年中译本作者序》，《红星照耀中国》，第10页。

52 参见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第二章“国民性话语质疑”，第83~85页。

53 上海复社版《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当时影响最大的译本，在胡愈之的主持下以“复社”的名义出版，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为了隐晦而采用“西行漫记”的题目。胡愈之指出，在范长江《中国的西北角》之后，“西”或“西北”已经成了共产党所在地的代称，因而采用了“西行漫记”的书名。胡愈之：《一次冒险而成功的试验——一九三八年“复社”版<西行漫记>翻译出版纪事》，《读书》1979年第1期。

明日推送

曾笑盈：距离与真诚——一位“95后”当代文学研究生眼中的洪子诚老师

你可能还想看

文艺批评·唐弢奖专辑 | 罗雅琳：“新人”的复杂谱系与连续性的塑造——论路遥的“改革”写作

@文艺批评Wenyipiping

长按下方二维码关注我们

长按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