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材料与注释》研讨专辑 | 罗雅琳：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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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

“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研讨专辑

《材料与注释》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当代文学研究新著。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他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该书既延续了洪子诚教授一贯的冷静与精深的研究风格，同时也为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召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嘉宾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姚丹、姜涛、鲁太光、李静、石岸书与罗雅琳六位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目录：

01  姚丹  诗与真——《材料与注释》中的“主观”与“客观”

02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03  鲁太光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情感问题

04  李静  《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05  石岸书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06  罗雅琳  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50-70年代

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文

罗雅琳

编者按

当代的研究者们往往遭遇一个难题：如何理解50-70年代那些文坛风云人物的“变化”和“不变”？这一时期文化政治的不断激进化，使漩涡中心的人们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太多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一种政治投机？而“不变”是否意味着已经被被意识形态彻底“洗脑”？“变化”和“不变”的难题，总结起来，就是在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真诚”问题。“真诚”与自我表达密切相关，因而，文字成为人们探问“真诚”的最佳场所。本文从这个问题入手来谈论洪子诚先生的新著《材料与注释》，作者认为洪子诚通过对一系列50-70年代文字材料的注释，试图打开的正是有关“真诚”的秘密。

感谢作者罗雅琳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当代的研究者们往往遭遇一个难题：如何理解50-70年代那些文坛风云人物的“变化”和“不变”？这一时期文化政治的不断激进化，使漩涡中心的人们不得不随之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而80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所树立的一套新价值，也影响到了这些亲历者们在后来的历史叙述方式。摇摆、分裂、变化因此成为周扬、张光年、林默涵等一批50-70年代文坛风云人物的常态。然而，一方面，太多的“变化”是否意味着一种政治投机？另一方面，如果保持“不变”，是否意味着已经被被意识形态彻底“洗脑”？“变化”和“不变”的难题，总结起来，就是在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争论不休的“真诚”问题。“真诚”与自我表达密切相关，因而，文字成为人们探问“真诚”的最佳场所。洪子诚先生的新著《材料与注释》，通过对一系列50-70年代文字材料的注释，试图打开的正是有关“真诚”的秘密。

《材料与注释》一书中的“材料”包括领导人的讲话记录、内部会议记录、检讨和交待材料等一系列不以面向公众发表为目的的写作产品。洪子诚指出，这些“材料”诞生于特殊的历史环境，其真实性需要仔细辨析，史料价值并不是最重要的。他给出了读者应该采用的研究方法：“我们也许能依稀读出被批判者在被迫自承罪责的情况下仍有所坚持”，或者“阅读者需要在那一套看来大同小异的显得陈旧的‘编码’中，发现细微但重要的差异”。所谓的“依稀读出”和“编码/解码”，正是一整套文学细读的方法。在洪子诚眼里，这些“材料”不是实证性质的“史料”，而是一种别样的写作形式。读者需要透过层层文字之“障”，去发现底下作者隐藏着的幽微心事。

巴金

更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材料”的特殊性质。通过分析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或“右派”的文人的检讨材料，将之与他们在“自由”状态下的写作进行对比，从而批判意识形态的压迫性力量，这是80年代起就并不鲜见的研究思路。相比之下，洪子诚的选择则有些不同。他恰恰没有选择胡风或沈从文，而是选择了邵荃麟、张光年、林默涵等文化官员。他尤其注重分析其中的自述方式和写作主体的状态，目的在于探问他们的意图和人格。“文化官员”的身份暗示了双重角色：一方面，他们是文人；但另一方面，他们是共产党员，而且是党和国家的文化管理机构的领导干部。后一角色使他们的言行举止受到组织纪律的约束。文化官员的公开发言、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往往带有政治意图，不能视为个人心声的直接表达。而恰恰在“交待材料”这种特殊的文体里，他们才有了显露真实自我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普遍存在于50-70年代的写作形式，“交待材料”虽然看似是被意识形态完全裹挟的产物，本质上却是要求向“组织”进行最彻底的坦白。共产党员是一种特殊的人格，在组织纪律的约束下，他们不能对公众敞开自己，但需要对“组织”、对“党”敞开自己。因此，用这些“内部材料”来理解50-70年代的文化官员，比选择小说、散文等文学创作是更为适合的选择。

在讨论文革时期知识分子的“真诚”问题时，巴金提出的“说真话”是最著名的表述之一。巴金将“文革”视为一个充满谎言且逼人说谎的年代，“我念念不忘的是我的妻子、儿女，我不能连累他们，对他们我还保留着一颗真心，在他们面前我还可以讲几句真话。”在这里，“真话”只可能存在于“家庭”——一个与虚伪的“政治”相隔绝的天地。与此类似的是陈思和在1999年提出的“潜在写作”。“潜在写作”将张中晓、无名氏等人在50-70年代写作、没有公开发表的作品视为独立的人格、政治理想和审美意识的代表，因而暗含着一种文学史想象：当处于强大政治压力之下时，知识分子保存其本真状态的方法，是将携带着自己真实意图的作品藏在“抽屉”和“地下”——一个“政治”无法侵扰的世界。巴金和陈思和对于人格的“真伪”问题共享了类似的思考框架。这种框架预设了一种“外部”与“内部”的二元对立：“政治”是外部的，是意识形态的，因而是虚伪的。知识分子唯有通过对政治世界的努力排除，才能最大限度地保存一种未经污染的“本真”状态。

在此之外，还存在着第二种“真诚”观念。持有巴金式“说真话”观念的大多是右派文人，“潜在写作”的谱系也以“胡风集团”成员为主。然而，不少左翼文人尤其是“文化官员”，也会在“文革”之后依然强调自己的“真诚”。洪子诚在关于1966年林默涵检讨书的注释中提到，林默涵在80年代末的一次访谈中表示：“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同样，当80年代的文学氛围已经天翻地覆之际，丁玲也依然不断强调自己对于“革命”依然怀有坚定信念。在林默涵和丁玲这里，“真诚”是革命信念的“真诚”和对党的“真诚”，而不是巴金和“潜在写作”者那种因隔绝于政治世界而保存的“真诚”。正如贺桂梅对丁玲的评价：“她不是革命体制的附属品，而是革命信念的化身”，革命信念可以独立于体制而存在，这意味着，这种“信念真诚”的真谛在于行为的前后统一，不因外在环境变化而改变。正是在坚持当年政治立场的意义上，80年代的丁玲和林默涵可以被视为“真诚”。

由此，我们可以区分出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两种“真诚”观念。巴金和陈思和那种试图排除政治社会“污染”的“真诚”，实际上是一种卢梭式浪漫主义文人的真诚观念，强调的是对自我的忠实。而丁玲和林默涵强调的“真诚”，则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信念真诚和对组织的忠诚，强调的是前后行为的统一。在提倡“纯文学”和“去政治化”的80年代，前一种“真诚”观念成为主流。当丁玲和林默涵用“真诚”为自己辩白之时，指向的是作为共产党员的信念真诚，但80年代以降的文学读者却大多忽略了他们这一特殊角色。于是，人们不仅难以理解他们的“真诚”，更将他们视为食古不化的“老左派”。

洪

子

诚

面对50-70年代的文化官员们写下的材料，洪子诚却并未采取作为政治信念的第二种“真诚”观念。正相反，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一文中，洪子诚指出，根据行为的摇摆将对手污蔑为“不真诚”的“两面派”，是50-70年代最常见的攻击方式。这样的“真诚”观念容易被滥用为当权者手中的一种道德棍棒。洪子诚的态度，是在政治信念的“真诚”与浪漫主义文人的“真诚”之外提出了第三种“真诚”的存在方式，也即一种“尽可能叙述事实真相的态度”。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冯雪峰、邵荃麟和张光年是值得肯定的：他们在检讨材料中“更多是谈论事实本身；既没有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讨得宽恕”。

这里的“真相”不仅指“没有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更包括“没有将难看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讨得宽恕”。前者说的是不主动迫害他人，后者则关涉到在政治压力之下如何不扭曲自己的本来面貌、不将自我全盘纳入刻板的意识形态框架。这是比不对他人作恶更难的任务。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尽可能叙述事实真相”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自我的真诚，与前面所说的以巴金和陈思和为代表的第一种“真诚”有着相似之处。

但第一种“真诚”观念同样有着需要克服的缺陷。一方面，“说真话”和“潜在写作”认定本真的自我只存在于与政治隔绝的世外桃源，因此拒绝承认这些“文化官员”们身上可能存在某种“真诚”。另一方面，这样的“真诚”过于理想化，无法顾及人们的“历史局限”。巴金的“说真话”接近于福柯所说的“直言”：“直言者”凭借勇气、冒着风险、毫无保留地言说他认定的真理。这是难于实现的状态。巴金在《说真话》和《再论说真话》中讲述的其实恰好是：自己在当时很难意识到事情的真假，直到后来才知道“受了骗”。福柯也曾指出，直言意味着“言说过程中绝对的坦诚”，但并不足以真的揭露事实真相。人们对于“真”的判断往往受到意识形态框架的限定。当下人们认定的“真”，可能只是一种后起的意识形态所形成的意见。用这种意见来批判50-70年代的“不说真话”，不过是用新的意识形态取代了旧的意识形态。因而，第一种“真诚”容易导致一种对历史过于粗暴的态度。

在与政治极度靠近的情况下，是否真的不存在一个完整的、真诚的“自我”？那些文化官员是否是在政治中消泯自我之人？如果一个与政治打交道的世界是一切当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我们如何才可以保存有“自我”的空间？《材料与注释》实际上构成了探索这些问题的一次实验，而洪子诚最终在冯雪峰、邵荃麟和张光年那里看到了“既没有竭力将责任推给他人，也没有将难堪的骂名加在自己头上讨得宽恕”的第三种“真诚”。这些文化官员的“自我”不是处于巴金的“说真话”或者“潜在写作”理念中那种与政治相隔绝的状态，而是处于自我与政治、内部与外部的交缠和搏斗状态。这种参与政治而非拒绝政治的态度，实际上构成了对政治进行更新和调适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得以实现，有赖于一种“写作艺术”或者“修辞能力”。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对于秦兆阳的“不老实”和周扬的“两面派”的重新评价上。洪子诚没有在道德的意义上理解“不老实”和“两面派”，而是将其视为“为探求事物真相而出现的犹豫、矛盾和分裂”。同样，他也以一种极为节制的笔调对张光年的文字给予肯定。他指出，张光年尽管在常年的“字斟句酌”中使自己的文风“变坏”了，但这种“变坏”了的文字也比其他人的略胜一筹。而正是这种张光年特色的“周密、有弹性”的文字，使他帮助周扬对激进路线做出一定程度的纠偏，“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

毋宁说，洪子诚在这些判断中寄托了关于文学的信念。文学并不会被政治吞没，而是在政治的规定性之外始终有所剩余。一位高明的文学家，甚至可以使用这种文学修辞的能力在刻板的政治教条之下打开腾挪趋避的空间。在这种信念中，普遍存在于50-70年代的各种“隐喻”和“修辞”也就不再是充满阴谋的政治暗语，也并不与“真理”、“真相”和“真诚”矛盾。洪子诚提出的第三种“真诚”是“真诚”的悖论形式：一方面“尽可能叙述真相”，但另一方面，这种叙述不是以“直言”而是以“修辞”的形态出现。于是，这些文化官员与“政治”的关系，在玩弄权术与被迫害之外，可以存在一种新的理解：他们使用这种文学的能力，通过修辞上的调整，从而撬动坚硬的政治空间。在文学信念背后寄托的，其实是对一种始终无法被意识形态全盘吞没的人格的信念。“自我”无法抽象地存在于一个政治之外的飞地，而是必须安放于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之中。书写、交待、坦白，正是这一安放的过程——这是“材料”的形成。如果希望理解隐藏在文字之下的“自我”，就需要同样高明的文学研究能力——这是“注释”的意义。

在编写《文艺战线两条路线大事记》的过程中，洪子诚曾辨识出50-70年代“思想、语言的化约与清理”。这种现象在当下的50-70年代研究中是否同样存在？当人们把那个年代的文人轻易划成“整人者”与“被整者”、“真诚的革命者”与“投机家”之时，所凭借的是先在的政治标签，还是对“事实真相”真的所有体察？“材料与注释”正是“化约与清理”的反面，是对那些布满意识形态的文本之下另一层空间的开启。《材料与注释》显示出的是，即使在一个被政治高度规定的世界，人们仍旧可以通过文学保留对“自我”的某种坚持，而后来的研究者又能在细读中辨识出这种坚持。这似乎让人庆幸，文学和文学研究依然有某种“伟力”在焉。

本文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

注释

【1】洪子诚：《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材料与注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3页。

【2】洪子诚：《1962年纪念“讲话”社论》，《材料与注释》，第105页。

【3】巴金：《说真话》，《巴金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31页。

【4】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

【5】洪子诚：《1966年林默涵的检讨书》，《材料与注释》，第154页。

【6】贺桂梅：《丁玲的逻辑》，《读书》2015年第5期。

【7】洪子诚：《1967年<文艺战线两条路线斗争大事记>》，《材料与注释》，第201页。

【8】[法]福柯：《何谓直言》，汪民安编：《自我技术》，杜玉生、尉光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65页。

【9】洪子诚：《“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材料与注释》，第226页。

【10】洪子诚：《张光年谈周扬》，《材料与注释》，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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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洛洛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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