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材料与注释》研讨专辑｜姜涛：检讨“真诚”之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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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注释》：

“一种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野”

研讨专辑

《材料与注释》是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洪子诚在2016年推出的一部当代文学研究新著。该书包括“材料与注释”与“当代文学史答问”两个部分。前者是洪子诚教授对于1950至1970年代的六篇重要文学文献（包括讲话、社论与检讨等）做出的注释，他自述其追求是“尝试以材料编排为主要方式的文学史叙述的可能性，尽可能让材料本身说话，围绕某一时间、问题，提取不同人，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情境下的叙述，让它们形成参照、对话的关系，以展现‘历史’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后者则是他以答问的形式表达的对于中国当代文学这一学科的最新思考。

该书既延续了洪子诚教授一贯的冷静与精深的研究风格，同时也为当下的当代文学研究打开了新的学术视野。2017年3月11日，北京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院组织召开了“洪子诚《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会议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贺桂梅召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杨与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浴洋主持，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国艺术研究院等高校与研究机构的20余位学者与会。参会嘉宾围绕《材料与注释》的形式与内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与方法以及洪子诚教授的学术思想等议题展开讨论。会后，姚丹、姜涛、鲁太光、李静、石岸书与罗雅琳六位将各自发言修订成文，形成了这组笔谈。本刊特予刊发，以飨读者，同时以期引起进一步讨论。

目录：

01  姚丹  诗与真——《材料与注释》中的“主观”与“客观”

02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03  鲁太光  寻找“文学”的文学史写作

——读《材料与注释》兼谈文学史研究中的情感问题

04  李静  《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05  石岸书  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06  罗雅琳  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1

姜涛

检讨“真诚”之迷思

——作为原理性的思考

编者按

《材料与注释》背后隐含了总体性的问题构架，涉及怎样理解50—70年代文艺政策的展开机制，以及“周扬集团”的兴起及其在激进文艺政治潮流中的命运。这无疑是当代文学乃至当代史研究的重大议题，但在宏大的问题构架之下，洪老师还是特别着眼于“知识人的道德状况”，这也带来了某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全书贯穿了对“道德化”批评、对于与权力结合产生的道德至上主义的反省，另一方面，涉及具体情境中的个人选择，又保持了迫切的追问。

    这种微观的、乃至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关注，是否包蕴了一些原理性的思考，一些对于反思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看似隐微实则关键的思考，其实是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洪老师与他评价过的丸山升先生，其实有几分相似。相对于“动辄就把作家在大状况下所做的选择密封在‘历史的必然’中”的惯习，洪老师强调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无数小状况”的价值。在“小状况”的辨析和评价中，洪老师特定的问题意识，不断地被提炼出来。有关“真诚”之迷思的讨论，就是特别有意味的一个环节。

感谢作者姜涛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读洪老师《材料与注释》的同时，我一边也在读钱理群老师的《岁月沧桑》，两本书讨论的对象刚好有所重叠，在视角、方法和问题意识上，也构成了一种参照。钱老师的书写得酣畅从容，有很强的自我投射和代入感，读的时候很容易被他强大的论述卷进去。洪老师的方式，似乎要更多抑制主观的参与，着重呈现历史现场中不同的姿态，但材料与注释的穿插，有时却能带来一种蒙太奇式的戏剧性。像1957年夏衍在作协党组扩大会议上爆炸性发言那一段，当不同当事人的叙述猝然对照在一起，读来就有惊心动魄之感。

另外，钱老师延续的是他关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心灵史的探讨，在他的文字中总能读出一个个真诚的、不断求索、独立思考的思想个体与大历史的对峙，虽然这些思想个体遭遇的挫折、内心的矛盾和挣扎也得到深入讨论，但总体上说，他们的主体形象还是比较饱满、清晰、内在贯通的。这与洪老师对文艺官员、知识分子状态的把握，刚好有所区别，洪老师似乎更关注主体形象中那些不连贯的、不确定、不明晰的部分，非常注意不同的立场、表述背后特定的人格状态、道德状态。当然，《材料与注释》背后隐含了总体性的问题构架，涉及怎样理解50—70年代文艺政策的展开机制，以及“周扬集团”的兴起及其在激进文艺政治潮流中的命运。这无疑是当代文学乃至当代史研究的重大议题，但在宏大的问题构架之下，洪老师还是特别着眼于“知识人的道德状况”，这也带来了某种内在的紧张：一方面，全书贯穿了对“道德化”批评、对于与权力结合产生的道德至上主义的反省，另一方面，涉及具体情境中的个人选择，又保持了迫切的追问。有时，仅是只言片语，但春秋笔法，留给人的印象更深。比如，谈及周扬与冯雪峰晚年的和解，洪老师就认为以“彼此都有过失”的说法，将曾经的历史一笔带过，“也有点轻描淡写”。说到张光年的“周密、有弹性”的文风，将其概括为“在左顾右盼中表达这种政策转移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也显然隐含了一种评价。

钱理群

这种微观的、乃至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关注，是否包蕴了一些原理性的思考，一些对于反思20世纪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看似隐微实则关键的思考，其实是可以提出的一个问题。在这一点上，洪老师与他评价过的丸山升先生，其实有几分相似。在《从萧乾看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这篇文章中，丸山升曾谈及文学史研究中“大状况”与“小状况”的关系，相对于“动辄就把作家在大状况下所做的选择密封在‘历史的必然’中”的惯习，包括日常生活在内的“无数小状况”，在他看来，其实“具有从某方面来决定大状况的选择的力量”，而“小状况”的累计有助于文学史研究“呈现出立体的构造”。在这里，强调“无数小状况”的价值，并不是要为了要用“小”的丰富性、多变性，来消解“大”之真实性、必然性，而是说“小大”之间的交错、收放，能带来一种错综而内在的洞察，一种特别的历史透视感。从这个角度看，在梳理“大状况”方面，比如文坛内部冲突与错综的国内国际状况的关系，《材料与注释》可能尚有展开空间，但在“小状况”的辨析和评价中，洪老师特定的问题意识，却能不断被提炼出来。有关“真诚”之迷思的讨论，在我读来，就是特别有意味的一个环节。

刚才提到，钱老师笔下的知识分子，往往是一个个真诚而又矛盾的形象。从新文学的传统看，真诚也是其核心的价值之一，周作人在1919的《平民的文学》中提出，所谓“平民的文学”就是一种“普遍而真挚”的文学。20年代初，郭沫若在给田汉的书信中，也称“我最爱的是真挚的人。我深信‘一诚可以救万恶’这句话”。在现代中国的文化逻辑中，“真诚”或“真挚”不仅是一种文学风格、道德姿态，同时也是一种社会批判与改造的力量，一种文化创造力及革命能动性的源泉，包含了丰沛的文化政治潜能。对于“真诚”，洪老师却有一种距离感，在《“当代”批评家的道德问题》这篇总结性的文章中，专门讨论了“‘真诚’上的迷思”，引述的资源之一是特里林的诺顿演讲集《诚与真》，洪老师多次引用了其中的论述。

在《诚与真》中，特里林认为“真诚”作为一个问题产生在16、17世纪之交，是欧洲道德生活中一个新的要素，“真诚”所要求的“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是一种个人面对大众的自我展现装置，与“社会”的出现、个人的社会流动性增强，个体“内空间意识”的生成及“自我”（self）的形成有关。在文章中，洪老师介绍了特里林的观点，还特别引述了他对《少年维特之烦恼》的评说：“最终甚至到他失败的时候，维特仍坚定不移地保持一个真实的、单一的自我形象。毁灭他的恰恰是这种固执。他是一个分裂的意识，却固执地执着于单纯的，诚实的灵魂。”这段话出自《诚与真》的第二章《诚实的灵魂与分裂的意识》，这一章从黑格尔有关狄德罗《拉摩的侄儿》的评价入手，探讨了所谓“高贵意识”与“卑贱意识”、“诚实的灵魂”与“分裂的意识”的区分。在黑格尔看来，“高贵意识”体现为个体意识对外部权力的内在顺从，但自我要走向自为的存在，精神与外部社会权力的同一状态必须瓦解，依照精神现象学的逻辑，个体意识走向“卑贱意识”，这恰恰是一种“进步”。《拉摩的侄儿》中“狄德罗/我”的“诚实”，“存在于他自身的完整性之中，存在于他与他物关系的直接一贯中，存在于他对传统道德的屈服之中”，而那个“侄儿”、“那个小丑，阿谀奉承的寄生虫，不由自主的模仿者”，则代表了一种“分裂的意识”，“正是这个形象，代表了精神它下一个发展阶段的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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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对“真诚”的讨论包含了极强的认识论内涵——“人们不正是通过正是自己内在的矛盾分裂，通过激化或协调‘自我’与环境之间的龃龉，在‘抵抗’中取得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吗？”这段话似乎呼应了特里林的逻辑，但需要注意的是，在这里，获得深化的不仅有“认识”，还有“情感”。这意味着自我与环境的“龃龉”，不单带来意识的觉醒，同时也伴随了对事物复杂性与矛盾性的细腻体知和承担，伴随了艰苦的自我辨析和身心调整。因而，对“真诚”迷思的讨论，就并非简单是一种自我的“祛魅”，更指向了内在主体的深度开掘、涵育与培植。

如果说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中，“真诚”或对一个连贯的、完整自我形象的要求，会成为“分辨真伪”之道德化批判的口实；那么“真诚”的另一个表现，或许表现为对一个时期正确观念、立场、知识的皈依及由此带来的自我满足感，就像书中另一篇文章提到的，“获得一种述说‘真理’的正义感和崇高感”、一种“展示自身拥有‘权威’的那种权力满足”。同样，当历史转换到新的时期，这种自我感受可能又表现为在新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前提下，看似真诚、痛切可能却相对轻易的悔过、反思。这样的“真诚”不是虚假的、伪饰的，在很多时候让人尊敬、也需要勇气，包括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可能只带来一种“浅显”的认知，或用洪老师的话来讲，一种语言和精神的“简化”。更进一步说，被“简化”或许还有主体的“内面”，因为自我形象的高涨与内部实际的偏枯、虚弱，往往一体两面。

在书中，洪老师不断暗示过往时代并没有真的过去，“‘当代’激进政治、文艺理念的内部逻辑”，依旧在延伸、变异，依旧制约了当下的思考、发言。其中一种表现即是，价值立场的翻转，并没有带来“当事人”内在主体状况的改善。如果新的“先导立场”没有与“情感上和认知上的深化”相结合、没有根治于一种深厚敏锐的心智，那这样的立场也不太可能稳固，不太可能持续焕发出生机和活力。这或许就是不能将“小状况”完全化约于“大状况”、“大结构”的原因，不能将看似身不由己的当事人之间的恩怨“轻描淡写”、一笔带过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洪老师常说到的自己犹疑不定、不自信的作风，就不只与个人性格，人生的阅历和感受相关，同时也是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拒绝“浅显”反思、在龃龉和矛盾中不断调试、深化主体的方法，其中包含了某种相当积极的、富于生产性的价值。

在这次“《材料与注释》研讨会”上，一位年轻学者曾将洪老师的学术路径，概括为不断“后退”，从大的历史叙述“后退”到个人化的叙述，再“后退”到“材料与注释”这样的基础层面，“后退”到历史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之中，但他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仍需要建立一种整体的叙事，自己更倾向于选择“前进”。老一代学者和80后研究者在学术取径、历史感受方面的代际差别，在这样的对话中有所显现。实际上，阅读《材料与注释》后半部分的“访谈”，也能感觉到这样代际之间的对话。相对于洪老师的犹疑、审慎，年轻一代学者更多强调立场选择、决断的必要，也更擅长理论思辨，把握总体性的文化政治脉络，对于革命文化实践的正面价值、建构性价值也多有期待。洪老师在访谈中，对此也做出了回应，甚至稍有显出“硬气”的一面，像辨析自己的“小资”意识，强调“阶级主体性”获取的艰巨等。对于年轻的学者来说，洪老师的回应，或许构成了一种提醒。站在新的理论“制高点”上，今天更具主体决断和方向感的思考，同样需要警觉于自身的位置，在反思过往历史的同时，警觉于今日的反思是否也会陷入一种知识上、价值上的自我满足感，从而错过对复杂现实的耐心体知，也忽略了更为深厚的内在主体之培植。在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前进”与“后退”，并不必然表现为彼此相反的向度，也可能在“情感上和认识上的深化”中构成相互的支撑。或许只有带着“后退”的全部阴影，“前进”的脚步才更为坚实，我们也才有可能真的走出过往的历史，走出语言和精神中那些固化的结构。

原刊《汉语言文学研究》2017年第2期，“文艺批评”刊发的是姜涛教授的增订版

明日推送

李静：《材料与注释》：“历史化的技艺与经验

石岸书：叙述的后退：—从《中国当代文学史》到《材料与注释》

罗雅琳：50——70年代文学研究中的三种“真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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