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曾笑盈：一位“95后”研究生眼中的洪子诚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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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北京大学中文系当代文学专业“95后”研究生曾笑盈说：“今日尚在硕士阶段的我，仍在不断追索和思考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意义。洪老师及其文学史著述于我而言是‘起点’，更是需要不断复归、可以反复汲取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纵然又一个二十年将要过去，但洪老师的论述和思考丝毫不显过时，而恰恰以其翻来覆去的质疑和反思、对复杂向度的开放和包容，不断生长出新的东西”。

六一儿童节之际，学术界“小朋友”为大家描画洪老师这位“老顽童”，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感谢作者曾笑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曾笑盈

距离与真诚

一位“95后”当代文学研究生眼中的洪子诚老师

一

作为一名总是后知后觉的冒失后生，我曾在心里头暗自计较过两回与洪子诚老师的“失之交臂”。第一回是14年秋季在台湾大学交换时，听说洪子诚老师恰巧也在台湾讲学，不过却是在新竹的清华大学。当时的我还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并不知道自己未来会选择“当代文学”这个专业方向，也丝毫想不到洪子诚老师会成为自己的“师祖”（因我进入研究生后，导师便是贺桂梅教授；当然不论从何从意义上，洪老师都称得上“师祖”，如戴锦华老师曾评价他“凭一己之力开创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尽管洪老师自己未必承认的）。但那时已经知道洪老师是中文系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大二修习当代文学课程时，李杨老师所推荐的经典教材《中国当代文学史》便是他的论著。我便跃跃然欲往瞻仰之，遗憾的是时间和台大课程有所冲突，台北至新竹虽说不太远，然终未成行。后来听说我的在新竹清大、交大交换的那几位同班同学都得了洪老师指点乃至表扬，歆羡之余又觉得老师可敬而更可近。

洪子诚老师

第二回是上研究生之后了，我跟着张丹丹师姐在《凤凰周刊》文化版面做实习，恰逢洪子诚老师《材料与注释》《文学的阅读》出版的契机，师姐便琢磨着给洪老师做个专访，我也协助着列了几个采访问题。提纲发给洪老师后，很快便有了邮件回复，回答依序码在各个问题下，细致而条理分明。后来才知道了老师眼睛不太好，看不得很久电子屏幕的状况，不禁为他的配合和照顾而十分感动。世界读书日那天，我便和师姐一同去了言又几书店的读书分享会，也正是在那里我得以聆听到洪子诚老师和同样高山仰止的戴锦华老师畅谈文学阅读、学术研究和新诗问题，并惊叹于二人的友谊——那是无关年龄、立场的，基于同样对知识的好奇和谦卑的一种默契，是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和问题时不作态、不以权威自居的真诚和坦率。与戴老师的汪洋恣肆、出口成章不同，洪老师说话声音很轻，事先准备了手写讲稿，娓娓道来，极认真坦率中又不时透露出一点素朴可爱的幽默，一旦被戴老师捕捉到后，再经由她的复述和强调，每每引得满堂笑声；如洪老师谈自己梦境的“现实主义”，到了戴老师那儿则成了“洪老师的梦都是有条理和组织的”，因此虽然是学术讨论，气氛却十分活泼愉快。至提问互动环节我有事便提前离开了，后来师姐无不得意地给我发她和二位老师的共餐合影，我不由得捶胸顿足慨叹运气不佳。

不过，像这样的计较未免太孩子气，而这些所谓“错失”相较于我从老师的讲座和论著那儿获得的启发也实在不足为道。言又几书店的那次讲座，算是我第一次真正开始认识洪老师其人，我方才知道这位写出《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学者，最初选择当代文学研究竟多少出于偶然或被迫，且以其文学趣味和审美理想，实际上“对当代文学并不很喜欢”。但这种“不喜欢”并不与对当代和文学问题的“关心”相冲突，令我感触很深的是老师坦率直陈自己在革命时期“积极地追求进步”却总是苦恼于“跟不上形势”，这样说来，倒恰恰是当代文学的学术研究为洪老师提供了一个安身之处，使其渐渐适应“慢半拍”的节奏，并通过对特定时代文本的学术处理，“保持距离”地审视所经历的社会潮流和历史现实。不过，洪老师自己仍执意将此种距离感归因于性格上的“怯懦”，而不赞同视之为什么高明的思想方法，认为赵园老师评价的他内里有“坚硬”实则一种辩护，或不符合事实；但在我看来，他的回归初始经验的自我描述，对标签的警惕，和对后见之明的怀疑中，便蕴藏着严肃的历史态度（如何看待历史和历史中的自己），而这种弥足珍贵的态度也渗透在他的文学史书写当中。

二

最初接触《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作为教材来配合课程学习，当时还刚大二的我在李杨老师课堂上一知半解地接受了何为文学史，何为当代文学史，也牢牢记住了相传为福柯名言的那句“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但对系谱学等理论方法并不熟悉，也缺乏对历史和史观的深入了解；要说有何收获，主要还是对诸如《讲话》的重要性，十七年文学和三大批判运动，八个样板戏，新时期之后的种种文学流派等这样的基本知识点的识记。在此意义上，《中国当代文学史》于我而言更像是课外温学过程中的一份资料参考和补充。或许是习惯了李杨老师诙谐幽默、金句频出的讲法，第一次翻开此书便感到十分“硬”和“实”，初读觉得颇有些难，以至于进入迟缓，但读到后来便越来越能觉察到其中层次条理之清晰明了，论述分析之严密精细，进而深感历史风云之变换，唏嘘于当代文学与政治、社会现实之间的纠缠繁复。

这些感性认识今日看来不乏粗浅，但正是这种直观感受，直接促使了我萌生出对触碰我和父辈所处时代的迫切渴望，继而在大三的专业分流时，毫不犹豫地选择当代文学为未来学术方向。生于1995年，2012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的我，身为所谓的“90后”或“95后”（常常被社会印象认作个人主义的、缺乏历史感的一代），我固然明白与洪子诚、陈平原、钱理群老师等这样“一生而历二世”的前辈学人相比，我们确实缺少了切身的革命、后革命和启蒙时代经验，因而难免对十七年革命历史叙述，甚至80年代新启蒙，都有些“隔”着的感觉，倘若要想努力进入文本所指向的当时历史情境，不亚于“脱胎换骨”了一遭。但是，在上了大学后，我确乎愈来愈深切地感知到自己置身于当前的这个时代的事实，并愈发迫切地要去探寻历史真相（如果有的话）。纵使渺如原子也终究是历史中的一份，在这个意义上，我相信我们实则能够与前辈们一致地分享对“当代”的自发的关心，只是具体生命经验或有所差异。或许这也正是我从当代文学这门学科和师长们的教诲中潜移默化习得的一种信念，我的导师贺桂梅便常常提醒我们警惕“小清新”的自我陶醉，而要对当前的社会现实怀有更宏阔的视野和感知。思考当下则必定意味着要重返历史、厘清当代遗产，我想当代文学史的意义也便在此。

《文学的阅读》读书会

真正有意识地将《中国当代文学史》作为一本专著来读，始于准备保研考试之前的重读，我终于学会了跳出被动接受知识的位置中去审视知识，进而更自觉地认识到洪老师在“书写”文学史时采取的特有“叙述”视角，即“一体化”的全面实现和解体的过程，以及将文学内部形态和文学外部规范、生产创作机制结合考察的研究方法。与其他文学史最鲜明的不同便在于，洪老师以其冷静的史家态度，力图克服主观个人的价值评判，不断逼近作品和文学问题的“历史情境”。他注重对刊物、文艺机构、团体、政策乃至作家评奖机制等的介绍，具体展现作品的发表状况和社会政治背景，如在论述《创业史》时还详细介绍了邵荃麟、严家炎与柳青在梁三老汉与梁生宝的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的争论。与这本文学史相配套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作品选》和两卷本《中国当代文学史史料选》则为把握文本和相应文学规范机制提供了便捷的索引和参考，尤其是细致编选的史料使我得以更切身地进入具体的话语情境，在会议发言、社论、政策文件等中揣摩历史这个庞然大物的“真实”触角。

当然，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尽管《文学史》试图努力还原历史的多面向、含混性和复杂性，去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新启蒙“拨乱反正”这两种等级制的遮蔽，仍然未能避免“一体”和“多元”的对立框架下一以贯之的叙述模式，而洪老师也坦陈自己因坚持八十年代以来的启蒙信仰、“精英意识”而造成的书写局限性。我想毕竟《文学史》是一本结构性的完整自足的著述，且兼及教材的功能。事实上，洪老师借此探索的当代文学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在其他著述如《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问题与方法》，以及最新成果《材料与注释》中有更为清晰系统的呈现或更进一步的发展。

洪老师始终警惕历史叙述中的同质性、整体性、本质化的趋向，反对生造概念，或以后见之明遮蔽历史真实，他不断探入历史的褶皱与含混处。在《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洪老师选择从作家的心态着手探察文学的发生，较之文学体制角度要更为微观细腻；而至新近《材料与注释》他更主张让材料自身“说话”，历史的构造性叙述再次后退，当原本作为辅助阐释的材料被放置在中心位置，同时编排者和注释者的位置被凸显出来，材料与注释所引入不同叙述便形成相互参照的结构，这种方式不仅能充分体现出当代史料的复杂性，也尽量保留了当事人对于历史事件叙述的复杂态度，揭露出历史叙述的缝隙所在。

第三期“光启读书会” 洪子诚《材料与注释》

在上海师范大学外宾楼101会议室举行

三

洪老师的讲稿或论述，总有一种冷静、节制、干净的秩序感，没有多余的修饰，但充满了思辨张力。在他对所谓文学史“真相”和固有概念展开重重质疑的同时，也警惕怀疑的限度，以避免落入历史虚无主义的圈套。例如在《问题与方法》中，他谈及西方当代史学观点的引进，如海登·怀特指出历史的写作本身便是一种叙事，从而打破了历史与虚构间的二元对立，动摇了过去科学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根基；但洪老师转而又提醒我们倘若失去了对历史“真实”的探寻，自身的安身立命和探索的动力亦可能因此消解。“理论虽然会起到非常重要的启发作用，但是自身的经历、体验有时更重要。这种经验会渗透在血液中，产生重要的冲击作用，加深对原来信仰的质疑；而经验、感性留下的痕迹，常常很难擦抹。”（18页）我对此的思考和理解是，或许历史“真实”（复杂性和差异性）恰恰潜藏或流动在主体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之中，当作为研究者的主体不断贴近研究对象，用肉身与之相搏斗，主体既是有限度的又是丰富敞开的，而主体与对象的互动关系既是保有距离的又是真诚靠近的。如此回过头去再看《文学史》这部“当代人书写的当代史”，其中的局限性和洪老师对其限度的坦然也就不足为怪了——因关乎自己的生命体验的真诚终究难以或不忍抹除，不妨就留下那个当代叙述者的位置和痕迹。

洪老师最为触动和启发我的部分，正是在理念和方法的娴熟运用之外，更加强调的一种处理当代文学史问题时的现实态度，一种基于自身生命经验的敏感和细心。 “我们总是从现实的关注点上去把握和梳理‘过去的记忆’的。历史叙述事实上是现在和过去的相遇，是它们之间展开的对话。如果‘过去’不能转化为‘现在’的问题，它们就很可能不会成为我们的‘记忆’，不会成为‘历史事实’，可能会在时间之流中遗漏、消失……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并试图‘处理’、叙述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所发生的一切，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而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一部分。”（李杨、洪子诚《当代文学史写作及相关问题的通信》）这番话中的拳拳之意常令我鼻头一酸，我亦想起戴老师说过类似的话，即她选择留在她的时代里……洪老师和戴老师虽然在许多同代人争相做弄潮儿的时候，选择栖身于大学的围墙之中，但也是在用另一种方式更冷静地、深刻地与时代发生关联，他们在凝视深渊与被深渊凝视之时自我也未尝没有遭遇过残酷剖解，只不过如尼采所提醒，在谨防自己变成怪物的同时，一直努力与怪物搏斗着。

洪子诚教授新著《材料与注释》研讨会现场

而我也正在通过文学研究的方式经历、把握并参与着自己的时代。在很长一段学习时间里，我十分沉迷于对当前文化热点的追逐，却忽视了把握文学史和理论问题的基本功，以致于研究总不够深入——大概这也正是贺桂梅老师每每建议我回过头去重读洪老师的文学史及相关著述的缘故。颇有感触的一个事例是，在分析莫言《生死疲劳》中的土地流转和历史合法性问题时，我发现倘若与《创业史》等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对读将形成相当有趣的参照：这并非一个厚此薄彼的问题，当柳青站在社会主义的建设初期“向前”畅想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初“回望”建国以来50年的历史，文学再现的迥异背后包含着历史观念和情感结构的变迁，而这份历史记忆的冲撞中，我们或能窥见当代中国的延续和诡变。

今日尚在硕士阶段的我，仍在不断追索和思考着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文学史研究、文学批评的方法和意义。洪老师及其文学史著述于我而言是“起点”，更是需要不断复归、可以反复汲取的思想和方法论资源。纵然又一个二十年将要过去，但洪老师的论述和思考丝毫不显过时，而恰恰以其翻来覆去的质疑和反思、对复杂向度的开放和包容，不断生长出新的东西。在最新的一个讲座中，我印象极深的一个片段是洪老师被提问如何看待新诗的边缘化问题，不同于许多老一辈学者对八十年代不再、文学失范、诗歌落寞的痛心疾首，他则认为这种边缘化其实乃是文学的常态，而在归落于常态化的今天，文学也并未脱离政治，或者说文学和政治原本便不应二分区隔看待，实际上文学仍不断参与着新的历史和公共性的生成。此番见解丝毫不见陈旧，而颇具前瞻性、开放性，实在令人钦佩。洪老师总是自嘲自己跟不上时代潮流，但我却觉得他从未固步自封，相反，一直好奇而关切地审视着、并理解着属于他的时代的过去和当下。

本文原载于《名作欣赏》 2018年第5期

明日推送：

毕光明：洪子诚的学术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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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洛洛

图｜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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