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梁展：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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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译文是中日革命者1907—1908年在东京密切交流与合作的产物，在与日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人的交往中，《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译本便经由刘师培与何震之手发表出来。本文揭示了这一复杂过程的历史语境，以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视野对其进行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指出，《共产党宣言》的翻译作为一种跨语际实践，激活了拥有相同命运和传统的亚洲人走向联合的思想，同时也使清末革命呈现出世界主义的面向。在《宣言》中译文诞生前后，主要译者刘师培从种族革命转变成了一位提倡满汉平等和提携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再变而成为一个传统主义者，他以中国农民革命和小自由联合体来抵抗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分裂，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保马”，但本公众号推送为未删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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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梁展

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

——以《天义》《衡报》

的社会主义宣传为中心

引言

1848年2月末，一位名叫布格哈特(J.E.Burghard)工人借助于手动印刷机在伦敦一家私人住所印制出了马克思刚刚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撰写的纲领文件——《共产党宣言》。从3月份开始，这份纸质粗劣、排印错误不少、篇幅达23页的小册子被秘密散发给在巴黎、阿姆斯特丹，瑞士、比利时和瑞典的盟员们，其数量有数千册之多。[1] 3月到7月，由伦敦德国移民创办的《德意志伦敦报》第一次以连载形式公开出版了《宣言》。1851年，马克思应科隆共产主义同盟的要求在科隆出版了一个现在被称为“30页版”的德文新版。由此直至“国际劳动者联盟” （第一国际）成立（1864年）期间，《宣言》的出版和传播陷入了低谷。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当时欧洲工人运动的实际发展状况修订了《宣言》的相应段落，1872年出版的德文版遂成为后续诸多版本的基本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EW）第四卷收入的《宣言》是1899年恩格斯生前最后一次校订的版本。[2]《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由英国著名宪章运动者、妇女解放运动者海伦·麦克法林（Helen Macfarlane）完成，发表在《红色共和党人》（1850年11月30日）上。[3] 1888年，曾经翻译过马克思《资本论》部分章节的萨缪尔·摩尔（Samuel Moore）发表了《宣言》的另一个英译本，这个译本由恩格斯亲自参与校订并添加了必要的注释，后来被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英文版。[4]

《共产党宣言》1848年版

《宣言》最初打算“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拉芒和丹麦文公布于世。”[5] 但是仅在“巴黎公社”前后的1871-1873年间，《宣言》就至少有9个版本、6种语言译本问世。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随着工人运动和第二国际的日益活跃，《宣言》在欧州和美国的翻译和传播与马克思的个人声望一同达到了高潮。[6] 尽管如此，自从诞生以来，《宣言》的翻译和影响还主要局限在欧美国家，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前几年才告结束。1904年11月13日，日本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以1888年英译本为底本，将《宣言》第一次翻译成日文，发表在东京的周刊《平民新闻》上。同一天，《平民新闻》被政府禁止发售，幸德秋水因笔祸被判入狱。1906年，堺利彦补译了1904年译文缺失的第三章，将完整的《宣言》日译文发表在《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上。[7] 1908年3月，在刘师培与何震创办的《天义》第16至19卷合刊（春季增刊）上出现了《宣言》的序言部分和第一章的中译文，译者为“民鸣”，经研究发现，其采用的《宣言》底本正是1906年的日文全译本。[8]

《宣言》诞生于1848年包括法国“二月革命”在内的、席卷整个欧洲大陆的一场革命风潮当中。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经典解释，这场革命缘于19世纪30、40年代欧洲工业化进程带来的城市居民的普遍贫困（“饥饿的40年代”）引发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矛盾。但近年来兴起的全球史研究表明，造成这场被认为是自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最大规模革命的背景、原因以及各个革命主体的动机和政治目标非常不同，这期待着人们分别从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等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入手进行细致的研究。[9]其实，以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秘密组织活动为代表的城市工人运动只是当时波起云涌的社会反抗潮流中的一支，与发生在巴黎、柏林、慕尼黑、维也纳、布达佩斯和威尼斯这些旧秩序中心地带的暴动相比，农民为抗议旧式地主的租税和新式地主出于商业利益对公用林地和土地的霸占而发动的革命行动，对于统治者们来说更难以镇压, 因为与城市居民的集中化相比，农村人口分布更为松散，统治力量也更为薄弱。[10] 因此，工人革命的意义更多地在于它构成了一种有力的政治象征。大量来自下层、由于在新兴商业社会中无法谋生从而在政治态度上趋于激烈的中产阶级、对自己的生活状况不满的城市小生产者和遭受传统农业工业化和商业化侵害的农民组成了一支革命团体，其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年轻的知识分子充当了这个团体的代言人和领导者，在他们当中既有受过教育的大学生，也有新闻记者、教师和官员。尽管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一旦他们在革命政府中谋求到合适的职位，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动摇，甚至做出背叛革命之举。因此，这个团体充其量只是一支革命力量而已，还没有能够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然而一旦他们在革命政府中谋求到合适的职位，他们的内心就会产生动摇，甚至做出背叛革命之举。因此，这个团体充其量只是一支革命力量而已，还没有能够成为在现实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政治选择”。[1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1年所写的一篇书评中揭露了这类“流氓无产阶级”当中的一员——“二月革命”党人、《改革报》的编辑德拉奥德（Lucien de la Hodde），这位外表道貌岸然的“革命者”暗地里充当了巴黎警察局的密探，在夜幕里的巴黎街头干着为革命者所不耻的勾当。[12] 在发生在农村的一系列暴动中，农民虽然显出了自身的强大力量，但他们数量不多，而且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尚未成熟”。[13] 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1852）中，马克思展示了天才的政治分析能力，深入揭示了法国小农（拥有和世代耕种一小块土地的农夫）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期望，“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归根到底，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支配社会，国家支配社会。”[14] 小农经济的天然封闭性和自足性使他们非但不能作为独立的阶级，完成一场艰巨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反倒在1851年12月20日和21日的选举中变成了波拿巴政权的积极支持者和拥护者。与散居的农民不同，“无产阶级在工厂和城市里的集中使他们意识到了他们共同利益。以此为基础，他们开始建立工会这样的机构表达他们的想法。”[15] 在1848年欧洲革命中，马克思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得到启示，洞悉了人们普遍的经济平等和政治民主要求，他从熟悉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恩格斯那里初步了解了当时欧洲，特别是英国工人阶级的真实生活状态，从而把改变欧洲旧制度的希望寄托在刚刚从贫穷的劳动者、独立作坊主和小商人的队伍里转化为“无产阶级”身上。在《宣言》中，马克思呼吁这群失去财产、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谋生的人们在“感觉到自身量”之后，把自身“组织成为阶级，从而组织成为政党”，“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16] 在这个意义上，《宣言》是以一种撼人心魄的语言和修辞方式唤醒工人阶级阶级意识的动员令。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共产主义的动员令无疑是国际性的和全球性的，然而大卫·哈维却断然地说，《宣言》的首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便把论证放在了欧洲情境当中，它的主张首先诉诸于跨国实体及其工人阶级，因此这个文献是以欧洲为中心的，不是国际性的。[17] 哈维继续说，在马克思看来，欧洲通过新航路的发现，将剩余的资本转向了美洲殖民地，试图以此克服由其生产方式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矛盾，但他最终否定了这一可能性，从而把人类解放的历史使命坚定地放在欧洲内部跨国联合起来的无产阶级肩膀之上。《宣言》发表的最初几年，在亚洲，英帝国刚刚用马克思在《宣言》里所说的“坚船和利炮”打开了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君主制国家——中国，并借助于宗教和“西学”将一种不同的道德习俗、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带给了中国人；而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幕藩体制末期，德川幕府一方面惊恐于英美即将在自己家门口发动的侵略，另一方面依然坚守着“锁国”和“击退”的防御政策，直到1853年美国海军中将佩里率领的舰队打开了日本的通商口岸才结束了这个局面。[18] 同一时期，马克思在一篇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的时评文章中，预言由英国对华贸易引发的持续的中国革命将会沉重地打击英国经济，从而引发欧洲的政治危机和政治革命。[19] 对于另一个亚洲国家——印度也一样，马克思评论道：“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重建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20]正如哈维所说，欧洲资本“空间转移”的结果非但不能消解欧洲资本主义本身的矛盾，相反会加速欧洲和亚洲社会革命的来临，这样的结果似乎否定了哈维的上述质疑，预示了无产阶级在更大范围内的、全世界的联合呢？

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成立大会

在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不断加剧中成立和发展起来的第二国际（1889-1916）真正迈出了包括亚洲在内的无产阶级国际联合。在日俄战争进行当中举行的第二国际第六次会议（1904年7月，阿姆斯特丹）上，日本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片山潜与来自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普列汉诺夫共同被宣为大会的副主席，来自交战国的两人在开幕式上当着所有与会代表亲切握手，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宣言》第一个日译本恰恰出现于4个月之后。1905年5月，孙中山造访了设在布鲁塞尔的第二国际执行局，与时任执行局主席的范德文(Emile Vandervelde) 及秘书胡斯曼（Camille Huysmans）进行会谈，提出欲率领中国革命党人加入第二国际的要求。[21]三个月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赤坂灵南阪本金弥宅正式成立，据范德文回忆，胡斯曼还亲自参与了同盟会纲领的讨论和制定。20年后，这位第二国际领导人甚至说，马克思写下《共产党宣言》的布鲁塞尔是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发源地。[22]1907年2月，在上海积极进行反清活动的同盟会会员刘师培迫于清政府的缉拿，携妻子何震来到东京，加入了以孙中山、章太炎和张继为中心的《民报》社革命知识分子团体，并与日本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人展开了密切交往，一年之后，《宣言》第一个中译文（“序言”和“第一章”）便经刘师培和何震之手发表出来。

如何在19世纪初期欧美和亚洲全球革命的语境中理解《宣言》中译文的诞生？通过跨语际的翻译实践，《宣言》激活了怎样一种来自亚洲本土的革命资源，从而使中国革命者们试图采取与当时欧洲社会民主党不同的革命策略？在辛亥革命前的刘师培和何震那里，在近代中国革命的复杂历程当中，《宣言》扮演了怎样一种特殊的角色？本文尝试将上述问题纳入到从第二国际的理论论争和国际社会主义实践的视野当中，从1907-1908年留居东京的清末革命党人和日本社会主义者的知识交流中来加以考察。 

一、《共产党宣言》

与亚洲的联合

1868年，以萨摩和长洲两藩中下层武士结成同盟，一举击败了德川幕府的军队，结束了六百年以来统治日本的封建政治制度，在“尊王攘夷”和“王政复古”的名义下将年轻的明治天皇推上了政治舞台。明治政府对内通过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员制度、财税制度和废藩置县等等措施，建立了一套有利于日本迅速走向西方的中央集权制度；对外通过废除不平等条约逐渐取得了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文明国”地位。在武力镇压以西乡隆盛为首的萨摩藩武士叛乱之后，天皇制度的政治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明治政府施行的以忠君爱国为核心的教育和中央和地方设立的大小神社则赋予了天皇个人以极大的神圣性。农业赋税的增加和采矿业的发展从1890年开始将日本带上了工业化的进程。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不仅使日本获得了邻国大量土地的管辖权，而且巨额战争赔款也加速了政府全面工业化的步伐。然而，以“富国强兵”为取向的国策首先损害了农民的利益，他们不得不承担政府为了增加各项财政收入而不断加重的税负；另一方面，士族阶层因无法分享到平等的政治权利而在各地频频发动叛乱。不过，这些反对力量都被历来重视建设一支强大的国家军队的明治政府各个击破。对于明治政府的政治寡头们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于正在各大城市兴起的、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例如，在1888年高岛煤矿虐待工人事件和1889年横滨茶厂驱逐工人事件发生后，大井宪太郎的“东洋自由党”就开展了工人运动的宣传活动。1897年，从美国教会学校留学归来的片山潜，加入了刚刚从旧金山回国的城长太郎、泽田半之助和高野房太郎创立的“职工义友会”。1897年成立的“铁工工会”开始有了系统的组织和行动；1898年2月至3月，日本铁路司机工会——“矫正会”还举行了同盟罢工。[23] 鉴于各地罢工次数和规模不断增加，当局一方面制定了《工厂法》试图改善工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另一方面制定了《治安警察法》，用来防止和镇压可能出现的劳资冲突。针对政府的压制措施，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上抨击道，“这个法律，实际上是保护资本家及地主，而压迫工人及佃农的法律”[24]，他认为法律不仅无助于消除政府对工人的忌惮，反而会激化工人问题和社会问题。早期的这些劳工组织运动催生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形成。从1898年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到1900-1904年间的“社会主义协会”，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安部矶雄为代表）、美国工会主义社会主义（以片山潜为代表）和法国自由思想、俄国民粹主义和日本自由民权思想混合物（以幸德秋水为代表）[25]，三种社会主义潮流汇合一处，一度在1901年5月18日建立了社会民主党，尽管两天之后它就被政府依据《治安警察法》予以禁止。

在第一国际时期非常活跃的拉萨尔主义，即主张在国家法律范围内争取工人合法权益的斗争策略一直延续到了第二国际时期。在美国留学时期就接触了拉萨尔学说的片山潜打算把它运用到日本的工人运动当中。[26] 1901年以安部矶雄、片山潜和幸德秋水为核心的社会民主党所指定的党纲内容，可以说模仿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在1891年10月通过的《埃尔福特纲领》。[27] 在俾斯麦制定的《反社会主义法》遭到废除之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受到这一巨大战绩的鼓舞，决心继续走通过议会争取直接选举权、提案权和否决权的方式最终夺取政权。[28] 相应地，日本社会民主党在它的宣言里反对武装斗争，把实行普遍选举制度作为实现该党目的的最初手段。[29]    

日俄战争

这一时期，包括后来在思想上发生重大变化的幸德秋水在内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解决日本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方法首先在于和平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幸德秋水甚至视当时欧美无政府主义者倡导的同盟罢工为不祥之事。从1901年发表的《帝国主义》一书的“例言”来看，他的思想还没有脱离当时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古斯特·倍倍尔的议会政策思想和托尔斯泰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30] 然而，从这本书看，在由作者早期自由民权思想延伸开来的对明治中央集权的不满情绪、对日本军国民主义的批评、对孟子怜悯之心的推崇中蕴藏了幸德秋水思想发生变化的契机。1903年10月，就在日俄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一起退出了陡然转向支持开战的《万朝报》，并在日本自由党左派小岛龙太郎议员的资助下创办了周刊《平民新闻》，开始打出了“平民主义”的旗帜。从《平民新闻》的言论来看，幸德秋水除了继续其批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立场之外，还进一步日出了废除军备、灭绝战争的主张。《平民新闻》发刊词中倡导的自由、平等、博爱得自以法国民约论思想为底色的中江兆民的自由民权理论，但幸德秋水比后者更激进的一点坚持“以多数人类的完全自由、平等和博爱为理想”。尽管如此，幸德秋水还是强调“实现（理想——引者）的手段是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引起多数人的舆论，取得多数人的一致协同。诉诸暴力虽能逞一时之快，但我辈坚决否认之。”[31] 平民社诸人花费了大量的人利和财力，通过演说集会、地方游说和“传道行商”的方式来宣传平民主义的主张。他们还主动联络了与第二国际有着密切关系的俄国社会民主党。1904年3月13日，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刊发了《致俄国社会党》一文，在这封公开寻求对方给予支持和合作的书信当中，他满怀激情地向敌国的同志发出了号召：“社会主义者的眼中没有人种、地域和国籍的差别……诸位的敌人并非是日本人，而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文章最后说道，“借用马克思的一句话‘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我们社会主义者必须拉起手来尽最大的努力去工作。”[32] 在同一封信中，幸德秋水等人还呼吁两国社会党应当仿效第一国际时期德国社会民主党当年反对德国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那样来反对目前的战争。同年7月，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在《星火报》上回应了幸德秋水的公开信（据说是由列宁或托洛斯基执笔），认为日本工人阶级主动提出联合的主张，与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当年为国际社会主义所作的贡献一样“富有价值和意义”。[33] 日俄两国社会主义者超越各自国家利益之上彼此联合的举动受到全世界人民的瞩目。两封公开信被各国报争相转载，一时间引起了西方乃至全世界的轰动。日俄两党的通信促成了1个月过后片山潜在第二国际第六次会议开幕式上与普列汉诺夫热切握手的举动。然而，无论幸德秋水的反战言论多么激烈，还是两党的握手联合都无法阻止日俄战争的进行，因为国际上支持日本战胜俄国的力量中有一支恰恰来自于第二国际领导下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对沙皇俄国的仇视源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把沙皇专制的俄国看成是在欧洲大陆上阻碍社会进步的最大反动力量，这个态度从《宣言》的开头几句话即可以看出来。再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对马克思《宣言》中“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解释历来都是民族主义的，卡尔·考茨基在1887年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诚然是越来越严重，但与此同时无产阶级在数量、智力和能量上也越来越强大，乃至构成了民族的核心，那么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就融为了一体，无产阶级此时再去奉行一种敌视民族的政治就无异于自杀，我们不能想象有这样一种无产阶级。”[34]第二国际领导人对待沙俄延续了的同样立场。在讨论日俄战争的一次国会讲演中，倍倍尔甚至说，假如德国打算加入对沙俄的战争，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会支持参战，这一立场和他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支持批准德国政府发行战争债券的立场如出一辙。[35] 倍倍尔和欧洲各国社会党希望日本战胜沙俄，从而引发俄国革命。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让· 饶勒斯甚至要求国会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并且不给俄国驶向远东的黑海舰队“提供任何帮助”。[36]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天皇本人还曾对欧洲各社会民主党报纸给予日本的支持表示满意。[37]即使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普列汉诺夫也希望自己的祖国战败。在阿姆斯特丹会议的主席讲话中，他说，沙皇政府发动的是一场针对日本人民的战争，“俄国政府为受压迫的其他斯拉夫民族制造了一个圈套，然而，对剥夺其他民族自由之民族的惩罚在于反过来去压迫它，让它在这种压迫中诅咒自己。俄罗斯人民与西伯利亚人和芬兰人一样是被压迫的民族”，“俄国政府的强大只是表面上的，仿佛是由黏土制成的巨人雕像，而日本将摧毁这座雕像。他为受压迫的民族复仇，俄国政府的梦境将被受压迫的民族打破。……俄国政府是文明的敌人。”[38]相反，作为日本人的片山潜在发言中并没有像幸德秋水那样把战争的原因归为日本帝国的贪婪欲望，而只强调了同志间的兄弟关系，这说明连他也无法回避国家利益的考虑。

幸德秋水

正是在这样一个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讲求“平民主义”和倡导国际社会主义者联合的历史情境下，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接受了上文提到的小岛龙太郎的建议，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据堺利彦回忆，小岛是中江兆民的友人，法语学者，时任众议院书记官，同时也是日本自由党左翼社会主义俱乐部成员。[39] 两位译者当时还不懂德文，只能依据小岛提供的英译本一字一句的重译。[40] 在日译本发表之前，据荒畑寒村在1974年回忆，无论是幸德秋水还是堺利彦此前均未读过《宣言》，尽管幸德秋水曾多次在他的著作中推荐和引用它。译者尚如此，其他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就更不用说了，他们大多听说过《宣言》却很少有人读过它。因此，《宣言》的发表在日本舆论界是一件大事，它刚一面世，连幸德秋水的《呜呼增税》和《告小学教师》这样的反战文章都十分忌惮的东京警部立即起诉了平民社，编辑西川光次郎被处以罚金，幸德秋水也在1915年2月被判入狱。他在7月份出狱，11月便去往美国，1906年6月回国。在此之间，按照幸德秋水的说法，他已经由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转变成一个急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了。[41] 然而，这个略带神秘色彩的思想变化过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笔祸致两次入狱让他体会到了明治政府对社会主义弹压的残酷性，同时也让他对通过议会政策夺取政权的第二国际的政治路线感到绝望。其次，从人格理想方面来说，幸德秋水崇尚日本传统的武士道德[42]，在他看来，只有保持了道德纯粹性的武士或“志士仁人”才能拯救社会与普遍堕落之中，从自由民权思想而来的个人精英主义使他不安于长期屈从一个革命团体。[43]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在抛弃了议会政策论之后，幸德秋水开始寻求另外一种更为激进的革命策略。恰在此时，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的民粹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以及美国芝加哥地区的“世界产业联盟”（IWW）奉行的直接行动论成了他瞩目的方向。在入狱前夕，幸德秋水在《直言》周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政策不得人心，并且有保留地赞赏了具有深厚民粹主义传统的俄国社会革命党。联合1890年代兴起的北俄多个革命组织和地方的农村社会主义团体、在1902年成立的俄国社会革命党，对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在第二国际领导下单纯致力于改善工人经济状况的做法不满，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农村社会主义”。[44] 幸德秋水狱中阅读的克鲁泡特金亦在1872年参加过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柴可夫斯基圈”的活动。[45] 在游历美国时，幸德秋水实地接触了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并与和他们保持密切关系的弗里茨夫人，也就是他的房东结成了友谊。在寄给国内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假如俄国革命成功，那么整个欧洲便进入了工人革命的时代”；1906年1月，在旧金山为纪念一年前发生在冬宫的沙皇屠杀革命者事件而举行的集会上，幸德秋水把俄国革命看作是世界革命的先声。[46] 阿尔伯特·约翰逊（Albert Johnson），一个生活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海岸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幸德秋水保持了长时间的友谊[47]，从这位老人那里，后者得到了克鲁泡特金的《土地、工厂和作坊》一书和该书作者流亡在伦敦的通讯地址。[48] 在美期间，幸德秋水频频造访美国社会民主党（SPA）、美国社会劳动党（SPL）和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的会议，与各个派别的社会主义组织一起就社会主义的性质和实施手段展开了热烈的讨论。[49] 1906年4月，在发表于由流亡东京的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创办的《星火》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幸德秋水表示，与“财产公有”和“选票箱”相比，他更愿意选择“理想的、革命的和激进的”社会主义。[50] 其中，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奉行的以暴力方式举行总同盟罢工、铲除国家制度、保留工业分工的“直接行动”理论吸引了他的注意力。1906年6月20日，幸德秋水归国后在东京神田锦辉馆的讲演向他的日本同志们宣告了自已思想上发生的这一重大变化。他宣称“总同盟罢工”已经成为当时世界革命的主流，日本社会党必须紧跟这一新的潮流。[51] 基于立场的转变，1907年2月，在日本社会党第二次会议上，幸德秋水坚持要删去党纲中主张发动普选运动的内容，增加“议会政策是无能的”的条款，这个建议激起了他和堺利彦为一方，田添铁二为另一方的激烈争吵，在会议就决议案进行的投票中，堺利彦和幸德秋水一派取得了绝对优势。[52]自此以后，以幸德为首的“直接行动派”和以片山为首的“议会政策派”相互攻轩、谩骂，终于在同年7月19日英国工党代表哈叠来访日本时达到了高潮。片山派在8月10日成立“社会主义同志会”定于每周日举办活动，为了以示对抗，9月6日，幸德派组织了“金曜会”定于每星期五进行讲演。[53] 虽然两派的争吵不断，但日本政府早在2月就已经下令解散了社会党。日本社会党是在西园寺公望内阁时期自由宽松的政治环境下于1906年2月成立的，当时幸德秋水已在美国。1907年7月，第二次桂内阁上台之后，开始加大了对社会主义者的弹压，誓言要根除社会主义。山县有朋先后借留美学生谋划暗杀天皇事件、“赤旗事件”以及指控幸德秋水阴谋暗杀天皇的“大逆事件”，将战前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彻底打压了下去。

堺利彦

面对政府打压和社会党的分裂，深感前途无望的幸德秋水在1907年3月26日接到了章太炎和张继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拜启：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聆听雅教，乞先生勿弃！”[54] 信寄到了幸德秋水的东京寓所——大久保村中白人町，但不知何故会面的日子却被推迟了，据坂本青马的回忆，1907年4月，经由北一辉介绍，张继、章太炎，还有刚落脚东京的刘师培、何震夫妇一同拜访了幸德秋水。[55] 此时正值清政府与日本当局交涉刚刚驱逐了孙中山，而章太炎因孙氏接受日本政府“馈金”有背叛革命之嫌而迁怒于他，混乱之中，刘师培提议改组同盟会，并推荐日人北一辉与和田三郎入会，由于受到该会代理庶务长刘揆一的坚决反对才未能如愿。[56] 这一事件揭开了同盟会内部以孙中山和黄兴为首的一派和以章太炎、张继为首的另一派走向分裂的序幕。事情起因于对孙中山过于依靠西方国家的革命策略不满的北一辉从中作梗，但从根本上来说，这也是孙、章两人在政治问题上的长期分歧所致。[57] 总之，北一辉肯定说服了章、张、刘等人，并将他们寻求中国革命支持力量的目光转向了日本。然而，让北一辉始料未及的是，与幸德秋水、大杉荣和堺利彦等日本革命者的交往使张继的思想滑向了无政府主义。[58] 至于幸德秋水与章太炎等四人所谈具体内容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同年秋天，由张继和刘师培发起、在东京青山的“Indian House”（印度屋）成立了“亚洲和亲会”，这是一个联合日本、中国、印度、安南（越南）、缅甸、朝鲜、菲律宾革命者的国际组织，从协会的英文名“Humanitarian Brotherhood”看，发起者希望正处于列强压迫的亚洲各民族和正在遭受政府弹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联合起来。参加“亚洲和亲会”的中国人除了张、刘两位之外，还有章太炎、景梅九、何震、苏曼殊、陈独秀、罗黑子等数十人之多。日本方面则有堺利彦、大杉荣、山川均、森近运平、宫崎滔天和竹内善朔等十余人，印度人有带某、朝鲜人赵素昂、菲律宾人怛某、越南人潘佩珠、邓子敬、阮琼林等十余人参会。[59] 据参加该会的竹内善朔回忆，“这个会是以中国同志为中心的，是和印度同志协商后发起的”。[60] 这个回忆非常确切，因为同年4月章太炎曾受邀参加了住留东京的印度人纪念西婆奢王的集会，并在《民报》上发表文章记述了此事。邀请者“钵逻罕氏”（Mohammad Barkatullah）是一位激进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章太炎在文中一再提到的另一位印度人“保氏”或“保什氏”（Surendramohan Bose）也是一位印度革命者，“亚洲和亲会”第一次集会的会址就是被他用作革命活动中心而租赁的，协会约章的英文起草者是被称为“带氏”的印度革命者，在参加“亚洲和亲会”的越南东游运动领袖潘佩珠的回忆录里，他被称为“党魁带君”。在章太炎同期发表的有关印度的文章中，可以明显看出他已经形成了联合中印和亚洲的思想。[61] 我们注意到章太炎与印度激进革命者交往之际，也正值他与张继等四人赴幸德秋水寓所与其会面之时。同样是在这段时期，幸德秋水也与住留东京的许多印度人有交往，1908年初在土佐中村养病的他回忆道，“我在东京见过许多印度青年，他们各个都是有品德、有气概、有学问的有为革命家，每当他们谈及故国人民生灵涂炭之时，都深慨痛愤，声泪俱下”，在谈到在东京的中印革命者时，还说像这样有气概和学识的菲律宾、安南和朝鲜人绝对不少。[62] 参加“亚洲和亲会”的朝鲜人赵素昂，即朝鲜史料中的李镛殷，他当时是明治大学的学生，1910年代在上海从事朝鲜独立运动，1919年参加了设在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另外，刘师培在《亚洲现势论》也提到了“印度人某君”、“安南人某君”、“朝鲜人某君”[63]，可见《民报》社诸人与这些亚洲弱小民族的交往绝不算少。[64]章太炎和张继还接济过越南潘佩珠和他的弟弟，不但安排他在《民报》社食宿，而且还让其充任《民报》社书记，并出钱帮助他弟弟学习日语。[65] 虽然幸德秋水或许迫于警方的压力未能参加“亚洲和亲会”在青山举行的第一次集会，但“亚洲和亲会”的理念应当是他与章太炎、张继、刘师培和何震商谈的结果，这不能不归功于双方在1907年4月的那次会面。在4月3日发表于日刊《平民新闻》上的《大久保村来函》一文中，幸德秋水说：“社会党的运动是世界性的运动，没有人种和国界的区分。……中国革命主义者和日本社会运动的携手合作，正像欧洲各地的社会党几乎已经联成一体、展开共同活动那样，亚洲各国的社会党也必须结成一体，进而向全世界推进革命运动。”[66] “亚洲和亲会”结成之后10月20日，幸德秋水在谈及印度革命时，说自已坚信世界主义到来的日子已经不远，但是，如果他们不奉行世界革命党联合提携之策的话，就很难达到他们的目的。1908年1月，他再次呼吁菲律宾、越南、朝鲜的革命家不分国家、不分人种，直接形成在世界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下的“大联合”，倘若如此，那么“20世纪的亚洲将成为革命的天地。”[67] 日俄战争之后，中国、印度、越南、朝鲜、菲律宾等亚洲遭受西方列强压迫的各个弱小国家青年革命者纷纷踏上日本国土，希望从日本这个刚刚战胜“白人”强权的国家得到支援。在日俄开战前后，日本政府允许俄国战俘和移民在本土从事颠覆沙皇的无政府主义革命活动，东京和横滨一时间成为了整个亚洲的革命中心。然而，如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所说，这个政治中心非常薄弱，因为已经经跻身于列强的日本政府在1907年全面调整了其亚洲政策。为了与西方列强保持在华利益上的均势，日本政府开始配合清政府、英国、法国和俄国打击本国境内的革命力量。在此局势之下，住留东京的中印革命者一方面对日本政府感到失望，另一方面愈发感到单个民族和国家力量的不济，于是，基于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产生了与同样遭到政府残酷弹压的日本社会主义者进行联合的愿望。[68]

片山潜

就在中日革命者初次会谈之后，1906年6月10日，何震和刘师培创办了《天义》，该报虽然宣称为“女子复权会”的机关报，但从它的宗旨来看，与“亚洲和亲会”约章的精神基本是一致的，即所谓“破除国界、种界，实行社会主义、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共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69] “亚洲和亲会”成立的同时，张继和刘师培开始筹划“社会主义讲习会”，明确指出民族主义革命的偏颇，主张在中国推行社会主义。[70] 1907年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举行了第一次讲演会，幸德秋水应邀作了关于“自由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讲演，他认为无论“满洲立宪，无论排满之后另立新世界，势必举欧美、日本之伪文明推行于中国”，使中国人民“尤为困苦”。[71]7月21日，张继和刘师培等人受邀参加了日本社会主义者为英国工党代表哈叠来访召开的欢迎会，该会的主导者是片山潜和添田铁二。由于英国工党奉行议会政策，[72]自诩为正统社会主义的片山派有意借此来羞辱幸德派。9月1日，《天义报》刊登了幸德秋水派正在酝酿开办“金曜讲演会”的消息。[73] 9月6日，张继、刘师培等人应邀参加了此次会议。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讨论的两个议题，即“评哈叠氏”和“论ジュラ同盟”。[74] 前者显然是对第二国际议会政策的批判，后面议题所涉及的“茹拉联盟”(Fédération Jurassienne)是第一国际时期由巴枯宁主义者在瑞士茹拉山区建立的一个实施联邦主义或同盟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实验区，这是当时世界无政府主义的中心基地。克鲁泡特金在他的《革命回忆录》中曾经热烈地赞颂过“茹拉同盟”平等、独立和自由的社会环境[75]，由此转变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1905年11月，幸德秋水在去往美国的海船上认真地阅读过克氏的这本著作。直到此时，一个没有权力压迫的、讲求人与人自由平等结合的小团体式的无政府主义政治理想强烈地吸引着他。《天义》连续记载了“金曜讲演会”举办的7次会议，以及“社会主义讲习会”举办的8次讲演[76]。在两种讲演会上，中日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者交替出现，每次讲演的时间间隔不过一两周。从日本外务省秘密档案《清革命者与社会主义》看，当局密切监视着这些活动。[77] 1908年3月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报告当日有“某君演述”《共产党宣言》[78]，数天之后，《宣言》的序言和第一章的中译文就出现在了《天义》上。[79]

章太炎与刘师培

二、无产阶级革命与平民革命

在激烈反对正在进行中的日俄战争，积极寻求由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第二国际理论支持的情境中，幸德秋水和堺利彦翻译和发表了《宣言》的第一个日文译本。在经过警方的查禁和合法斗争之后，堺利彦被允许以“历史事实”和“学术资料”形式再度修改和发表《宣言》，因此 1906年3月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译文是以“不扰乱社会秩序为前提的”[80]，换句话说，与第一个译文相比，第二个译文至少应当是更加平和一些。在马克思起草《宣言》时(1847年11月)，恩格斯曾建议“宣言”题为“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共产主义者宣言》) ，后经马克思主张，定为《共产党宣言》。1869年之后欧洲社会民主党纷纷成立，李卜克内西指出，现今的“宣言”已经不是作为共产党的宣言来出版了，因此《宣言》1872年德文版将《共产党宣言》改为《共产主义者宣言》。而针对法国和英美革命的具体状况，恩格斯主张将之与德国区别对待。因此拉法格(Laura Lafargue)的法译本(1897年)和摩尔的英译本在恩格斯的坚持下依然保留了《共产党宣言》的题目，尽管这个题目显然与德国的情形已经不太相符。[81]堺利彦在1906年日译本标题中将 “The Communist Manifesto”写出，而未采用1888年英译本的题目“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其原因之一固然是与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政策保持一致，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有意弱化党派立场，以免再次招惹日本当局。民鸣的中译依据的就是1906年堺利彦的重译本[82]，这一点单从两篇文章题目完全相同的书写方式就可以看得出来。 刊行第二个日译文的《社会主义研究》杂志第1号（1906年3月）很有可能就是译者本人，或者是经常到“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演或教授世界语的山川均、大杉荣等人。但是在民鸣开始酝酿翻译之时，无论是日译者，还是主持中文翻译的刘师培都转向了无政府主义，这意味着《宣言》在英文、日文和中文之间的转换不仅仅体现为译者对语言透明性追求，相反它首先是作为一种历史和政治事件的跨语际实践，其中所透露的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传统和社会想象之间的战斗。[83] 在此，我们关心的问题是，面对陌生的异质语言，译者选取什么样的译词来表述已经变化了的政治理念？这些被选择出来的译词怎样激活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它们又是如何驱动了译者的社会想象？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

在为中译文撰写的简短序言中，刘师培将《宣言》与对当时欧洲各国社会民主党满足于在一国范围之内进行议会斗争的批判结合起来，强调了劳动者进行国际联合的必要性，他说：

由此可见，刘师培和中译者民鸣是本着劳民“去中心的联合”这样的理论诉求来阅读《宣言》的，很显然这是严格意义上的批判性阅读。

《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出现的多种人类联合体或共同体形式，认为无论是史前社会的原始人群、氏族、部落，还是有文字记载以来形成的行会、寺院和中世纪的各种自治团体等等都是随着人们经济活动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产生和消亡的。在1888年英文版《宣言》中“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的下面，恩格斯补充了一条注释，对马克思的上述结论做出了限定。从这条注释里我们知道，马克思在1847年撰写《宣言》时，对人类史前社会的状况还不十分了解。但马克思出于自己的理论兴趣一直对这方面的考古学和人类学著作非常感兴趣，从1850年代开始，他先后阅读了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原始农业经济状况的调查、毛勒对条顿人建立的“马尔克公社”的描述，特别是摩尔根关于北美易落魁人原始部落的研究，这些学者对“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发现[85]，印证了马克思关于阶级社会并非像当时的社会学家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然现象，从而使他对一个新兴的阶级——无产阶级的革命更加充满了希望。《宣言》英译本的注释中保留了摩尔根的两个关键性术语，即“氏族”（gens） 和“部落”（tribe）。[86]前者是指拥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和家族名称的史前人类集体，其本质是具备了社会和管理体系的组织单位，按照这位人类学家的定义，它是古代社会的根本基础；后者是由操同一种方言的二、三个氏族相互通婚而构成的社会组织。[87]摩尔根的“族群”（nation）则是由一个政权进行统治的多个部落组成，并且拥有共同的方言和领土。[88] 在摩尔根眼里，由氏族到部落、再到族群是原始社会的典型进化历程。然而我们看到，日译文和中译文均未将这两个术语译出，而代之以“家族”一词，这使《宣言》英文版强烈的历史感消失殆尽。不仅如此，家族或家庭是日译者堺利彦转向社会主义之前一直关注的问题。明治初年日本工业化的迅速发展，使支撑传统社会的伦理观念遭到了严重的挑战，在知识界就此展开的激烈讨论当中，堺利彦将家庭视为能够对抗资本主义的乌托邦和践行“新道德”的阵地。[89]可以说，与《宣言》通过经济革命来重建家庭伦理的主张不同，家庭革命在堺利彦那里是在道德框架之下进行的社会革命的起点。透过“家族”这个译词，我们看到了两位日译者鲜明的道德视点，这种道德观被传递到中译者和读者那里。

1916年5月，在《民报》与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就中国实行君主立宪还是社会革命进行的论战当中，朱执信发表文章，告诫立宪党人应区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主客体：

在民鸣的《宣言》中译文发表前，刘师培显然已经接受了朱执信将“Proletarians”译为“细民”的做法，在介绍克鲁泡特金的学说时，他说：“乃保护资本家之产业，助之劫掠细民。”[91] 但是对朱执信颇费斟酌而选取的“豪右”一词他却并不以为然，而是坚持日译文中的“绅士”译法，尽管他心里非常明白，所谓“绅士”是指“中级市民进为资本家者言，与贵族不同，犹中国俗语所谓‘老爷’，不尽指官吏言也。”[92] 那么，中译者为什么坚持这样做呢？答案应该是他试图与日译者保持同一种思想立场。作为译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内心非常清楚“绅士/平民”这对译词其实并不贴切，因为在1888年英文版中，恩格斯还特意就如何界定“Bourgeois/ Proletarians”做出了一条意义非常明确的注释：“资产阶级是占有社会生产资料并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家阶级，无产阶级是指没有生产资料，因而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来维持生活的现代雇佣工人阶级。”[93] 两位日译者也如实翻译出了这句话，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采用上述“不贴切”译法的原因归结为当时“日本的工业化水平不高，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现象尚不为一般民众所熟悉”[94]。果真如此，那么日译者完全可以用日文片假名来表记它们，这已经是明治时期日本翻译西书的惯例。实际上，堺利彦后来在1921年根据1872年、1890年德文版全面修订《宣言》日译文时就是将“Bourgeois/ Proletarians”的译词修改为“ブルジョア/プロタリア”[95]，而且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96]

经过“反复推敲”之后，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决定选择“绅士”和“平民”这对译词凸显了二人在看待当时日本出现的贫富分化问题上所持的道德立场。在“译者云”中，他们补充解释道，“‘绅士’本来的意思是指君子，但根据近来日本出现的诸如‘绅士’、‘绅商’的说法，作为表现那些变得自私自利和恶俗不堪的一般上流社会人物的词汇，可见它们颇为贴切。但是在这里还可译为‘市民’和‘绅商’。平民的原词是‘Proletarians’也可译为‘劳动者’或‘劳动阶级’”。[97] 堺利彦在1930年回忆道，当初之所以选择“平民”这个译词是考虑到了“平民社”和《平民新闻》揭櫫的“平民主义”思想。[98] 鉴于《宣言》的首次日译发表在《平民新闻》一周年纪念号上，堺利彦16年后的回忆完全与当年的事实相符。由“平民社”同人共同署名的《宣言》（1904年11月）曾经这样声称道，“吾人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欲打破因门阀的高下、财产的多寡、男女的差别而产生的阶级，去除一切压制束缚”。[99] 幸德秋水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平民与社会主义》一文中，频频以“智慧“、“正直”和“素朴”的“平民”或“劳动者”与“文明”、“优雅”和“不德的”的“绅士贵女”对举，并且指出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尽管身处饥饿、穷困和流离之中，但他们应拒绝少数绅士贵女们出于伪善向他们提供的“保护、救济和慈善”，要求恢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权利。[100] 将包括日本传统社会中非武士阶层，即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以及新近出现的工人和职员在内的大多数民众动员起来，并把他们塑造成为一支对抗少数富人阶层的力量，这是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放置在《宣言》语境中的“平民”含义，这一以自由民权理念和人口数量为出发点的平民思想，在其倡导者转向采用“直接行动”策略之后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所谓“中等阶级”思想。中等阶级的塑造实际上从1903年撰写《社会主义神髓》以来一直被幸德秋水视为社会主义的目标：“社会主义的目标是提升整个社会，并把每个成员都变成中等阶级的一员。”[101]  1907年1月，日刊《平民新闻》刊发了一篇题为《中等階級の話》的文章，其大意是：引领时代的中等阶级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旧式的中等阶级在渐渐减少，新生的中等阶级数量在不断上升。中等阶级包括官吏、职员、教师和店员，他们在智识学问上并不属于旧式中等阶级，随着社会的变迁，他们选择了两个不同的方向。其中的一些人顺应了资本家，另一些人则因对社会不满走向了拥有社会思想的社会主义道路，该文的作者西川光次郎认为包括自己在内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均出身于这个中等阶级。[102] 与多数平民或中等阶级形成对立之势，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将《宣言》中的“Bourgeois”视为当时在日本社会已经出现的富人阶层，并把表示“Bourgeois” 状态和群体的“Bourgeoisie”视为造成富人阶层产生的某一社会集团——“绅士阀”：按照幸德秋水的看法，统治当时日本社会的是由少数人组成的“藩阀集团”，他们控制着国家并从自己发动的日俄战争中获利。来自自由民权思想故乡——土佐的幸德秋水，一直眷恋着只有在日本传统武士身上才能找得到的那种纯粹道德和肝胆侠义。然而，眼下的日本却堕落成为一个由形形色色排他势力相互勾结、相互争夺而形成的社会——“阀的社会”：党阀、财阀、门阀、宗阀和学阀。[103] 难怪日译者在情感上会觉得以“绅士”和“绅士阀”来描述日本当时的社会“颇为贴切”。可见，构造强大的中等阶级来对抗富人和资本家，此时俨然成为幸德派社会主义者的共识。从刘师培将“Bourgeois”解释为“中级市民进为资本家者”的情况来看，他显然密切地把握到了幸德派的思想动向，试图在中译文中强化平民阶级的构造与革命的意涵。试比较以下语句：

在这里，马克思用德文“spalten” （分裂）一词来描绘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造成的、基于阶级利益分裂而形成的社会状况。然而，与马克思的其他术语一样，我们应在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上来把握它，所谓“分裂”中包含了“联合”之义：资本的驱使工人集中于工厂，但自由竞争又将他们彼此分离，共同的阶级利益最终使他们联合起来对抗资本家。在理论层面，马克思依据黑格尔的辩证法原则，把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视为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在经验层面，二者之间日益加剧的对立和仇视并非基于人性的善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然结果。[105] 对比以上各语种译文，可以明显感觉到1906日文版的强烈道德激情。日译文的“割裂”一词不仅使文句语气尖锐化，而且固化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在道德地图上的位置，遮蔽了二者在历史上彼此生成的过程。1908中文版由于以“离析”替换了“割裂”，取消了“敌视”，读起来要比1888英文版还要温和。“离析”不但从文义上更接近于“splitte”[106]，而且凸显了幸德秋水派有关中等阶级逐渐分化为资本家和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隐藏了占社会多数的平民基于共同生存权之上的联合趋势。再看下面一句话：

《共产党宣言》法文版

句中德文“Sprengen”确为“炸毁”之义。比较而言，1901法文版的 “emporter dans l’expostion”最忠实于此义，译者查理·安德勒曾被誉为“法国日耳曼学之父”，他是著名的社会主义者。日译文跟随英译文弱化了上述意义，而1908中译文将日译文中的双重否定句改为了简单肯定句，几乎失去了德文版原有的激烈语气。“相接”的语义非常暧昧，究竟是“彼此交手”，“相互接触”还是相互接近？恐怕最后一种含义更符合刘师培和中译者的意图：处在社会最底层的平民想要立足于社会，必须经过一番与社会上层的争斗，从而将自己提升为上层社会。果真如此，那么这分明意味着多数下层平民的“自奋”和“自兴”仅限于在现存社会的既定框架下争取与中层和上层分享平等的地位。因此，平民只是有待于上升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人群而已，从而失去了成为无产阶级那样的政治革命主体的资格，这就与《宣言》中马克思下面的话直接发生了矛盾：

首先，日文“中産階級”不能等同于马克思的“Mittelstände”（中间阶级），因为他们中的手工业者和农民或许并不占有生产资料；其次，如前文所揭，幸德秋水眼中的平民严格来说就是中等阶级或者中间阶级，如果说前者降落为后者，那么这本身就构成了语义重复。须知，马克思的原意应当是本来属于社会中层的人因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中失去了财产，从而沦落为无产阶级，反过来说，中间阶级只有在失去财产而落入无产阶级队伍中时，才具备革命的可能性。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两位日译者以及刘师培和民鸣均无视《宣言》相应段落的讽刺意味，反而把中间阶级加入平民队伍看做是前者成为革命者的必要条件而非可能条件。日译文和中译文显然在以这种翻译策略在进行中等阶级或者平民革命的动员，而他们视之为革命主体的平民的范围被无限夸大，以至于它甚至涵盖了“Bourgeois”，幸德秋水在1904年初次翻译《宣言》时的确认为 “Bourgeois”或可译为“市民”，果真如此，“市民”与“平民”二者的区分又在哪里呢？假如二者是指同一社会阶层，那么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便可相安无事。马克思与黑格尔一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是需要和为了满足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生活体系。在全部的劳动生活体系中，“处于相同社会关系中的个体和团体，也就是说，他们因属于同一经济活动的范畴而构成了一个阶级”，1920年代，接替考茨基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理论家的海因里希·库诺在研究了马克思有关阶级的论述基础之上，指出划分阶级的标准不是财产的多寡、收入的多少和职业的种类，而是“经济活动的方式和由之决定的社会成员在社会经济机构中所处的地位。”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分为三个，即地主、资本家和雇佣工人。[108] 除了依据纯粹经济地位来划分阶级之外，马克思还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6）里提出了在经济生活中基于共同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而形成的一个阶级——小农阶级[109]，可以说这是一个社会阶级。[110] 在《宣言》里我们看到，城市工人阶级正在由经济阶级过渡到社会阶级，而且有待上升为政治阶级。幸德秋水心目中的“平民”既非经济阶级，也非社会阶级，只能是一个国家之内的社会等级，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一样。除去幸德秋水在日俄战争前后对国家主义批判之外，所谓平民等级的革命完全就是拉萨尔主义，马克思就曾经对后者将工人阶级视为含混的“工人等级”非常不满。[111] 日译文和中译文《宣言》对“平民”定位的模糊性全面消解了德文版和英文版《宣言》中无产阶级的革命性。幸德秋水的平民革命主张隐藏着两条非常容易相互转化的路线：当中等阶级在国内争取平等权力时，他们采用的策略是议会民主政策；而一旦他们的平等诉求遭到拒绝和压制时，一切形式的国家、政府等等外在的权利本身就变成了他们的死敌。然而，具体到中国的语境，刘师培后来放弃了幸德秋水的“平民”，代之以“劳民”( worker)，后者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它不仅包括工人（工厂工人、筑路工人和矿工等）、小商人、小工（瓦工、木工、裁缝、车夫、担夫和轿夫），而且还包括农民、军人和反抗者组成的小团体（大刀会、小刀会、白莲教和八卦教等等） ，并将上述劳动者阶层基于职业、乡谊和会党而形成的大规模联合视为中国革命的必然途径。[112] 因此，刘师培认为：“现今之中国，欲兴真正大革命，必以劳民革命为根本。”[113]

三、《共产党宣言》与

清末革命思想的分化

1847年爆发的商业危机使马克思深感资产阶级已经无力控制自己创造出来的“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在《宣言》中，他首次完整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理论，将其原因归结为强大的生产力试图突破资产阶级对生产资料的独占。另一方面，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用来克服危机的方式，即消灭既有生产力和开拓市场，不但无法消除上述危机，反倒为资产阶级“准备了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遵循黑格尔辩证法，马克思把资产阶级的失败看做是人类历史必然经历的发展环节，它势必伴随着作为矛盾对立面——无产阶级的崛起。《宣言》的核心意义在于号召无产阶级在意识到上述历史必然性时联合起来，将自己缔造成一个社会阶级和政治阶级，作为革命的主体参与这一历史进程。因此，与反抗资本家的个人和个别群体不同，在《宣言》中，无产阶级还是一个尚待塑造的阶级，这首先须协调自由竞争造成的内部利益冲突、进而培养共同的阶级意识、壮大工人的联盟，最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只有在经历了这些必要的环节之后，工人阶级才能成为一支革命领导力量。[114] 然而，《宣言》的中译者并不认同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自动消亡的趋势，而把顺应这一历史趋势而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转换成为了无政府主义的单纯颠覆活动。请看下面一句话：

在这里，“生产力”作为一个抽象的范畴，并不简单地是劳动力，而是具备生产力的劳动者、工具、机器和器具，以及能够被制作成产品的物质如原材料等。[115] 中译者民鸣将句中的“生产力”简化和替换为“劳民”之后，并未顾及与后面语句的一致性，索性改写了马克思的原话，从而构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理想和神话：他已经迫不及待地要付诸暴力行动了。

究竟是以理性的态度逐步将工人阶级组织成为政党，在国家法律内走合法的议会道路，还是采取直接行动来破坏国家的秩序？自1905年开始，这个问题就成了第二国际及其领导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激烈争论的核心议题。俄国革命者在1905年普遍发动的工人罢工、农民起义和军人哗变迫使沙皇政府进行了一系列的民主改革，这激发了世界各地革命者对直接行动策略的热情。在这种情势下，西欧各国的社会党纷纷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性质”提出质疑。然而，考虑到总罢工的效果非常有限，一贯以理性和秩序著称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不愿轻易改变自己的政策。由卡尔·考茨基起草的1906年会议决议还对德国工会组织偏离社会民主原则的倾向提出了劝告。在法国，受乔治·索莱尔（George Sorel）的工团主义理念引导，工业暴动经常发生，工会组织越来越有信心。1907年之后，法国连续爆发的邮政和铁路工人大罢工重创了法国的经济，并使资产阶级感到十分恐惧。即便如此，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依然无动于衷，他们坚信无产阶级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相反，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工会却坚信同盟总罢工才必然会胜利。[116]在第二国际1907年斯图加特会议上，法国教师和社会党人古斯塔夫· 哈尔维（Gustave Hervé）批评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无所作为，并提议以总罢工来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在他的坚持下，会议通过了允许各国社会党“采取最有效的方式制止战争”的决议。[117] 就连1907年7月在日本受到片山派欢迎的英国工党领袖哈叠也于1910年抛弃了议会政策。[118] 1905年成立于美国芝加哥的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因美国劳动联合会反对工人直接的政治行动而与后者成为了政治上的死敌。[119]

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势如此，日本社会党的分裂也在所难免。正当幸德秋无路可寻之时，从美国寄来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田野、工厂和作坊》一书吸引了他，在之后的数年里，由被德国社会民主党开除后移居美国的约翰·莫斯特（Johann Most）和马克斯·施蒂纳（Max Stirner）的崇拜者本杰明·杜克（Benjamin Tucker）奠定的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传统[120]，以及美国工人运动中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成了幸德秋水的言论和思想主题。1883年6月在美国纽约出版的《宣言》第二个英译本，就与莫斯特本人及其主编的杂志《自由》（Die Freiheit）有着密切的关系。1880年8月，这个无政府主义杂志在其创刊号上批评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援引《宣言》中“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以及卡尔·李卜克内西拥护暴力革命的言论作证，将无政府主义立场树立为遵从《宣言》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莫斯特等无政府主义者们以“不合时宜”为缘由在1883年《宣言》英文版中删掉了1851年德文版第二章中列举的10条革命措施。[121]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对“无产阶级”性质的理解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者。首先，巴枯宁虽然十分赞赏马克思对阶级的分析，但不认同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是历史必然性在起作用，而是源于无产阶级本身具有的无穷创造力。在他看来，工人阶级的创造性是内在的，而工人大众和抽象的工人总体并不拥有这种品质。因此，与其说工人的阶级意识和行动需要通过人为的培养、组织、控制和训练才能产生和实现，不如说每个人一旦需要就会发挥出互相联合的社会本能。[122] 其次，巴枯宁虽然认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仇视，但是同时也认为两者的界限非常模糊。1867年6月，在给瑞士伯尔尼新成立的《和平与自由同盟》起草的纲领中，巴枯宁说，有产者和无产者常常混杂一处，中间还有一些无法把握到的细微层次。[123] 因此，在讲演和著作中，他经常以“人民”（le peuple）代替“无产阶级”。

巴枯宁

《宣言》主张国家是历史的产物。由于自由竞争的需要，资产阶级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日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要求政治上必须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与之相适应。同时，“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世界市场的建立和工业生产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条件趋于一致，各国人民之间的民族分隔和对立日益消失。” 于是，“无论在英国和法国、无论在美国和德国，都是一样的，都使无产者失去了任何民族性。”因此，“联合行动，至少是文明国家的联合行动，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首要条件。” [124] 应当指出，在包括《宣言》在内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中，“Nation”（民族）一词是和 "Staat" （国家）、以及 “Staatsvolk”（国族）是混用的，它并非指建立于生物学意义的种族理念之上的民族。按照19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习惯，“Nation”是指居住在某一国土之内的民众，或者是"国民"(Staatsmitglieder),而“Nationalität”则指国民的一般特征。[125] 在《宣言》里，马克思无意于提出一个“纯粹”的民族定义，而是更多地着眼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国际主义策略。[126] 具体来说，马克思试图以“国族”为单位来分析在各个资本主义大国里无产阶级的人口数量及其空间分布状况，以便为无产阶级利用工人的国际联合力量首先推翻本国国内的资产阶级铺平道路，这就解释了《宣言》中一个看上去非常矛盾的问题：为什么它一方面号召无产阶级超越民族利益之上联合起来，另一方面又强调从形式上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127]。巴枯宁承认国家的现象是历史的产物，主张彻底摧毁国家，恢复基于人与人的自然联合而形成的社会。1870年6月，在《上帝与国家》的手稿中，巴枯宁说，“国家是暴力、抢劫和劫略的历史性联姻，一句话，它是战争、征服与从民族的神学想象中被持续不断地制造出来的上帝的结合”，“是对残酷的暴力和无往而不胜的不平等现象的神圣肯定。”国家是对权威和暴力的夸耀和满足，其本质根本就不是什么良言规劝，而是强迫和命令，因此容易招致人们的反抗。与国家相反，社会的结合则是非权威的、非官方的和自然而然的，正因为如此，社会施予个人的行为反倒比国家更有力量。[128] 应当说，《宣言》中的国家存废思想在赋予巴枯宁以灵感的同时，也引导他从彻底的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角度去理解和解释《宣言》中“工人阶级没有祖国”的这一思想。1868年12月22日，在致马克思的书信中，巴枯宁曾经这样说：“除了劳动者的世界之外，我不认识任何社会。我的祖国现在就是你所领导的国际。”[129] 就在同一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加入了马克思领导的第一国际，但是不久之后，两人就因信念不同产生了矛盾，后者导致了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会议对其领导下的瑞士茹拉山区的组织——茹拉同盟——做出了一系列不利的决议，因为巴枯宁在当地进行的宣传活动已经使这个同盟偏离了社会主义轨道。两个月之后，为了对抗伦敦会议的决议，位于茹拉山区的6个国际分部在松维依(Sonveilier)召开会议，制定了以反权威和反国家为宗旨的同盟章程，章程规定未来的社会应建立在“自由”和“平等”之上。于是，巴枯宁和支持他的朋友詹姆士·纪尧姆（James Guillaume）一起在第一国际于1872年9月2-7日召开的海牙会议上被开除出国际。几天之后，支持巴枯宁和纪尧姆的5个国际分部在圣-依梅（Saint-Imier）集会，通过了公开宣称破坏所有的政治权利并公布无产阶级的首要任务、相互协作反对任何形式的权威、坚定地组织劳动以抵抗资本等五项决议和废除国家、戒绝选举、“绝对解放”无产阶级等措施，这些决议和措施成为“茹拉同盟”乃至世界各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的行为准则。[130] “茹拉同盟”也为意大利、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美国、荷兰和英国同盟联合起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奠定了基础。“茹拉同盟”以钟表匠等手工业者为主体，先后接纳了许多政治流亡者、遭到法国政府迫害的前巴黎公社革命者，以及俄国革命者。从1869年直至去世以后，巴枯宁一直都是“茹拉同盟”的 “启示者”（révélateur）和精神领袖。[131] 克鲁泡特金曾经先后于1872年春天和1877年1月来到茹拉。当他第二次，也就是在摆脱了沙皇政府的控制之后再次来到茹拉时，他加入了同盟，从此转变成为一个追随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尽管这两个人从未谋面[132]，但在彻底摧毁国家和提倡以劳动者自由联合的小团体来抵抗资本主义的策略选择上，巴枯宁却给正在思索革命实践方式的克鲁泡特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在“茹拉同盟”，他先后结识了慕名来到这里的许多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如莱克律( Elisée Réclus ) 、平蒂 ( Louis-Jean Pindy)、布鲁斯(Paul Brousse), 勒弗朗赛(Gustave Lefrancais),马龙(Benoit Malon)和马拉特斯塔(Errico Malatesta)等人，并且创办了无政府主义杂志《反抗者》(Le Revolté)。[133] 从1877年6月发表在“茹拉同盟”会刊上的文章看，克鲁泡特金已经抛弃议会主义，转入了对民众革命实践的思考。他认为社会革命只能依靠民众自己，其反抗意志将在抗议和反叛的实际行动中浮现出来。[134] 在与莱克律以及世界各地的革命者的讨论党中，克鲁泡特金形成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告别了1860-1870年代以来的纯粹无政府主义思想。实际上，自1877年直至1881年被驱逐出境，克鲁泡特金代替1876年去世的巴枯宁成为了“茹拉同盟”的新领袖。“茹拉同盟”的政治经验和劳动组织方式为他后来在旅居伦敦时撰写的两本著作提供了主要的理论源泉，这两本书分别是1892年出版的《面包的征服》和1902年面世的《乡村、工厂和作坊》。

克鲁泡特金

让我们再次把目光转向1907年的东京。8月31日，“社会主义讲习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幸德秋水应邀讲演；9月6日，“金耀讲演会”开会讨论对“茹拉同盟”的评价问题；秋天，“亚洲和亲会”在东京青山成立，会议公布了由章太炎起草的约章；11月30日，刘师培在《天义》第11、12卷合册上发表《亚洲现势论》。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上述革命氛围中成立的“亚洲和亲会”就是仿照“茹拉同盟”的模式建立的亚洲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团体。刘师培的《亚洲现势论》甚至被日本学者白石昌也视为该会的“宣言”（Manifesto）。[135] 的确如此，文章不仅引用了《共产党宣言》的言论，而且从行文风格上来看，作者显然是在模仿《宣言》的修辞，且看其首句便知：“今日之世界，强权横行之世界也，而亚洲之地，又为白种强权所加之地。”[136] “亚洲和亲会”或者“东亚同盟会”英文译名“The Asiatic Humanitarian Brotherhood”中的“Brotherhood”即“人道兄弟情义”一词来自法文“l’humaine fraternitié”，这是巴枯宁在《同盟主义、社会主义和反神学》（1867）中作为“同盟主义”的原则和理念提出来的。他说：“我们相信人权，相信人类必要的尊严和解放，相信建立在人道正义之上的人道兄弟情义。”[137] 这个理念后来成了“茹拉同盟”的基本原则，克鲁泡特金第一次来到茹拉时就曾经对当地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兄弟情义”深有感触，他在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训导……建立在人们的兄弟情义之上，不分等级、种族和国籍”。[138] 读过克氏《一个革命者的回忆录》的幸德秋水在美国时就实地体会到了工人阶级的“国际兄弟情义”，那时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就曾经反对美国劳动联合会歧视中国、日本和朝鲜工人的做法，积极吸收这些亚洲工人入会。[139] 在“社会主义讲习会”讲演的最后，他说：“无政府主义在于视万国为一体，无所谓国界，亦无所谓种界，主义相同则视之为兄弟”，“中日两国地域相近，诸君如抱此旨，则此后两国国民均可互相扶助、互相运动，及联合既固，以促无政府主义之实现，此予之所深望者也。”[140] 此外，“亚洲和亲会”约章中言明的“独立主义”、“无会长、干事”和“平均权利”的内容也与圣-依梅会议通过的第一项决议，即“不受任何政府控制的完全独立”的条款基本吻合。与“茹拉同盟”一样，“亚洲和亲会”接受任何拥有不同政治主张的各色人等，如“无论民族主义、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141] 但这并不妨碍此会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性质。

章太炎执笔的约章突出强调了亚洲各国的政治和文化独立，所谓“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他日攘斥异种，森然自举，东南群辅，势若束芦。集庶性之宗盟，修阔绝之旧好，用振我婆罗门、乔达摩、孔、老之教，务为慈悲恻怛，以排除西方旃陀罗之伪道德。”[142] 至于亚洲人为何联合以及如何联合这项理论工作则是由刘师培来完成的。如前文所揭，与越南东游运动领袖潘佩珠一样，刘师培对1907年亚洲形势的把握非常准确：日俄战争结束之后，“日本之于亚洲，不独为朝鲜之敌，且也为印度、安南、中国、斐律宾之公敌。”因此，亚洲诸国不能指望得到强国日本的援助，反而只能依靠自身的联合获得解放，其彼此联合的动力首先来自于印度、安南和朝鲜各国人民均“久抱独立之精神”的事实；其次，列强在中国、印度、安南和朝鲜进行的经济掠夺造成亚洲全境日益贫困，社会主义学说和团体因之“渐次而生”，而在波斯、中国、朝鲜频频出现的暗杀“亦隐与无政府党暗符”；最后，由于拥有相同的文化、宗教和礼俗，亚洲各国易于联合且已经出现联合的趋势。面对以上国际格局，刘师培提出了如下主张 : “一曰非亚洲弱种实行独立，不能颠覆强族之政府；二曰亚洲弱种非与强国诸民党相联，不能实行独立”。在他看来，亚洲联合的目的不止为了寻求各国的独立自主，其终极的目标在于“颠覆强族之政府”。强国致强的原因乃“帝国主义盛行之故 ”，是政府和资本家合伙攫取本国人民金钱而已，其手段是增加国民的税负和扩充军备，籍此“劫夺平民之权，而潜夺其利”，致使国内贫富不均。接着，作者援引马克思的《宣言》说明，正是欧洲资本家或者克鲁泡特金所说的“富民”持续不断地市场扩张造成了国内平民生活的贫困。应当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克鲁泡特金对工业危机导致社会贫困之原因的解释是不同的。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危机本质上是生产和消费两个本应相互分离的资本流通环节被人为地聚合为一体从而产生了矛盾所致。[143] 克鲁泡特金则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落后国家卷入世界市场，而当这些落后国家生产的工业品反过来参与了发达资本主义的国内竞争之时，其结果就导致了本国工业的危机。[144] 刘师培接着说，除了对平民进行经济剥削之外，强国政府还利用强大的军队镇压国内平民的反叛和民党的革命行动。总之，“国愈小者民欲安，国愈强者民愈困”。鉴于此，亚洲弱小国家革命者应当与强国的民党携起手来里应外合，一举推翻强国的政府，最终“废灭”“世界人治”。只有在世界主义和非军备主义的旗帜之下，与强国里那些从事反对帝国主义的民党联合起来，亚洲革命才能走上正途。作为强国民党支持所属殖民地国家人民独立斗争的例证，文章首先举出了日本社会民主党，尤其是“直接行动派”，后者曾经集会共商“扶植朝鲜之策”；留美日本民党曾计划暗杀天皇；还有英国工党领袖哈叠鼓吹印度人民独立；法国社会党爱尔威欲以同盟总罢工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等等。刘师培为“亚洲和亲会”制定的具体战略为：

“为了让社会主义自由崛起，应当从头到脚重建一个社会，将它建立在小商人的个人领地之上，这不仅关乎一个迎合形而上学潮流的说法——将劳动者的产品全部归还他，而且还关乎重新制定各种各样的关系……”[146]，在《国家及其历史作用》的讲演中，克鲁泡特金认为近代国家的形成是建立在剥夺市民和农民生存权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革命的任务首先在于恢复平民阶层曾经失去的权利。《天义》本就是以何震为首的“女子复权会”的机关刊物[147]，无政府主义的“复权”观念也是刘师培看待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出发点。在《中国现势论》中，他从主张民权和民利的角度对清政府从1901年以来推行的新政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其一，举办新政如兴建铁路和开发矿产等等实业需要巨大的财政投入，这大大增加了人民的税负，使传统的纳税制度几乎沦为一项苛政；其二，为了防止人民因无力纳税而起身造反，政府不得不大量向列强和资本家筹借外债，结果导致国家主权日益丧失。[148] 在《论新政为病民之根》中，刘师培指出新式学堂造成贫民失学、代议政体蜕变为“豪民政治”、实业发展导致大资本家对小商人的兼并、法律沦为富人的工具凡此种种新政的弊病，并认为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是欧美和日本封建制度的衍生物和“变相”，只不过比之于过去的封建制度“稍善”而已，但就其本质而言，如马克思在《宣言》中说，“盖去往昔阶级制度，新阶级制度代之者也。”然而，这种政治制度并不适合中国，因为封建制度在两千年前的中国就已宣告结束，人民久已习惯于“放任政治，以保无形之自由”。在传统中国社会里，除君主和官吏之外，无论贵族和富民共同遵守一部法律，没有产生类似日本的豪民政治。基于上述政治文化，刘师培认为，“无政府之制，行于新政未行之日，较之欧美、日本，尤属易行”。[149]他将欧美和日本的现行政治制度，连同清政府正在实施的新政一起斥之为“伪文明”，这不能不令人想起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文明的批判：“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150]

破除国家的目的在于恢复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关系，在巴枯宁看来，“联合”才是人类的社会本能，他相信与生俱来的巨大团结力量终究会超越肤色和种族差异把人们联合在一起。[151] 如果要实现真正的平等，就必须破除种族界限以及造成种族分离的政治特权。刘师培认为实行无政府主义制度的障碍首先来自于中国传统社会的特权。循此可知，所谓满汉问题的实质是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因此以排满为目标的种族革命应为追求民族平等的无政府革命所替代。在《论种族革命与无政府革命之得失》中，他指出了提倡民族主义者的错误在于1）如若承袭“华夷之防”的遗风，则汉族不能与回民、苗民杂居；如若汉族夺得统治权，则与满人统治汉、蒙、回、藏无异；2）无论持排满论的革命者，还是主张立宪的保皇党人都有取代满人掌握政权的“帝王思想”；3）种族革命是少数人的革命，不如多数人参与的平民革命更为根本。因此，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废除满洲人的君统，实行涵盖种族、政治和经济革命在内的无政府革命。[152] 1908年5月，刘师培借鉴了马克思在《宣言》中运用的阶级分析方法，依据清代的历史文献，厘定了汉族和满族所处的不同阶级地位：“满族人所居地位，略与外邦田主、资本家相同；而多数汉民，则均处劳动地位者也。”因此，刘师培认为针对满人的革命措施应分为以下两个方面：在经济革命方面，应当像抵抗地主和资本家一样抵抗八旗制度；在政治革命方面，应当首先废除满人的君统，共产主义社会建成之后，让他们与汉人共同劳动。旗人内部也理应区分上下，下层的蒙古和汉军旗应当通过阶级斗争方式来抵抗满人上层；而多数满人应联合起来对抗上层，拒服兵役，并与汉人携起手来共同进行社会革命，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真正的民族平等，“使巴枯宁、苦鲁巴金之美举重现东亚。”[153]

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是反对任何权威和权利中心的共产主义，克鲁泡特金在10、11和12世纪的欧洲村镇中找到了它的原型，那里的人们经过了三个世纪的奋斗从种种宗教和世俗的压迫中解放出来，发展出了一种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的村镇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154] 作为经学家的刘师培也在中国古史发现了类似的原始共产主义制度，这就是《汉书·张鲁传》记载的按需索取的“义舍”制度。[155] 不仅如此，他还在1908年夏天席卷整个江南的洪灾过后人们不分贫富、相互扶助的景象中看到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在当代的遗存。[156] 1907年10月，刘师培成立了“农民疾苦调查会”。[157] 从1908年4月开始，《衡报》连续发表了对山东、贵州和四川等地农民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他终于从这里找到了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革命的主体——农民。1908年6月，在《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中，刘师培断言：“中国农民果革命，则无政府革命成矣。故欲行无政府革命，必自农民革命始。”[158]之所以如此，实出于农民阶级的本性：其一，农民具备自然结合的团结习性; 其二，他们没有信从政府之心，隐含有无政府主义者; 其三，农民保存了原始的共产主义制度; 其四，他们拥有共同抵御外侮的能力。[159]所以，刘师培认为：

结语

《共产党宣言》中译文是中日革命者1907-1908年在日本东京密切交流与合作的产物。那时，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感召下，正在遭受重大挫折的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在章太炎、张继、刘师培和何震等中国革命者的身上看到了亚洲普遍革命的希望；中国革命者也在与对方的接触中重树了革命的信心和新的革命策略，以无政府主义立场改写的中译文《宣言》将其国际主义精神延伸为一种跨越国界和种族的世界主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孙中山前期以汉族为中心的民族主义革命方略。与此同时，《宣言》赋予了旧式经学家兼革命家的刘师培以一种深邃的历史眼光，透过历史的迷雾，他重新认识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文化，并重新调整了他对中国革命的构想。就在《宣言》中译文诞生前后，刘师培从种族革命者转变成了一位提倡满汉平等和提携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再变而成为一个传统主义者。尽管他提出的无政府革命方案早已被淹没在中国现代革命的历史废墟当中，但他以中国农民革命和小自由联合体来抵抗资本主义造成的社会分裂，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去认真思考。

本文原刊于《外国文学评论》2016年第4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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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omas Kuczynski,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 Partei）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der Erstausgabe zur Leseausgabe ,Trier:Karl-Marx–Haus,1995,SS.58-78；关于近年来《共产党宣言》第一版出版情况的详细研究综述和分析，参看橋本直樹《＜共産党宣言＞初版の確定》，载《商学論集》第75卷第２号，2007年３月，第３〜20页。

[2]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Werk, Bd.4, Berlin: Dietz Verlag, 1977, SS.459-493.

[3] “Manifesto of the German Communist Party (I848) First English translation (abridged) by Helen Macfarlane (1850)”,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Communist Manifest, Terrell Carver and James Farr ，e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261-282.

[4]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ress, 1976, pp.477-519.

[5]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序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2009年，北京：人民出版社，第30页。

[6] Eric Hobsbawm, How to Change the World  Reflection on Marx and Marxism, New Haven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104; 关于《宣言》各种语言译本出现的情况，参看大村泉著、陈浩、张立波译《〈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史与中译的问题》，载《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 2015年第5期。

[7] 参看大村泉《幸徳秋水/堺利彦訳<共産党宣言>の成立・伝承と中国語訳への影響》，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No.603／2009.1， 第１〜13页。

[8] 马尔克斯Marx、因格尔斯Engels 合著、民鸣译《共产党宣言》，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1-431页。

[9] See Axel Körner,ed.,1848—A European Revolution?International Ideas and National Memories of 1848,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Heinrich August Winkler,Geschichte des Westens:Antike bis zum 20 Jahrhundert,München:C.H.Beck,2012,SS.552-671.

[10] C.A. Bayly,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World , 1780-1914：Globe Connections and Comparisons , Oxford: Blackwell, 2004, pp.155-156.

[11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al, 1848- 1875, London: Abacus, 1995, p.33.

[12] 马克思和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上发表的书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324-341页。

[13]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Capitial ,1848- 1875, London : Abacus, 1995, p.34.

[14] 马克思和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567页。

[15]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Manifesto”，in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5.

[16]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0-41页；第53页。

[17] See David Harvey, “The Geography of Manifesto”，in Spaces of Hop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4.

[18] See Marius B. Jansen，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5,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p. 4, pp. 259-309.

[19] 马克思和恩格斯《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07-614页。

[20] 马克思和恩格斯《英帝国统治印度的结果》，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686页。

[21] See Martin Bernal,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65-66.

[22] See Émile Vandervelde, À travers la révolution chinoise: Soviets et Kuomintang, Paris: Alcan, 1931,p.91.

[23] 片山潜《日本的工人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92-123页。

[24] 片山潜《日本的工人运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9年，第40-41页。

[25] 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

[26] 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27] 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19-120页。

[28] „Programm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in: Protokoll über die Verhandlung des Parteitag der sozialdemokratischen Partei Deutschlands, Abgehalten bei Erfurt von 14 bis 20 Oktober 1891, Berlin: Verlag de Vorwärts, 1891, SS.1-6.

[29] 详细的比较和分析，参看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p.188-195.

[30] 幸德秋水《帝国主义》，东京：警醒社书店，1901，第5页。

[31] 吉川守圀《荊逆星霜史―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側面史》，青木书店，1957年， 第20页。

[32] 片山潜《日本の勞働運動》，东京：岩波書店, 1952，第一刷，第344页。

[33] 片山潜《日本の勞働運動》，东京：岩波書店, 1952，第一刷，第346页。

[34] Karl Kautsky, „Die moderne Nationalität“, in: Die Neue Zeit, Jg. 5, 1877, Stuttgard: Verlag und Druck J. H. W. Dietz Nachf. G.m.b.h., SS. 450-451.

[35]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 203.

[36] Paul B. Spooner, “Sun Yat Sen and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in Review of Culture, 2011, No. 37, p.22.

[37]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 204.

[38] Le secrètariat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Sixième congrès de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 tenu à Amsterdam 14 au 20 août 1904, Compte-rendu analytique, Bruxelles, 1904, p.22.

[39] 大村泉《幸徳秋水/堺利彦訳『共産党宣言』の成立·伝承と中国語訳への影響》，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No.603／2009.1，第2页；关于《宣言》日译本从筹划、翻译到发表的过程，参看川口武彦《堺利彦の生涯（上）》，东京：社会主义出版局，1992，第126-132页。

[40] 吉川守圀《荊逆星霜史―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側面史》，青木书店，1957年， 第34页。

[41] Kotoku Shuisui: “To Johnson”, Mother Earth, Vol.6，No.1, March 1911, p.182.

[42]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p. 299-310.

[43] 辻野功《指導者失格の幸徳秋水》，载《同志社法学》，第48卷第3号，第116-141页。

[44] See Christopher Rice, Russian Workers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ary Party through the Revolution of 1905-07, London: Macmillan, pp.18-21.

[45] See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4.

[46]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p.504-505.

[47] 幸德秋水是通过美国社会劳动党党员雷奥巴德·弗莱希曼（Leopold Fleischmann）认识约翰逊的，此人是一位新闻记者，日俄战争前后曾在中国工作过，See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449.

[48] 在幸德秋水因“大逆事件”在1911年被日本政府处决之后，约翰逊将两人间的通信发表在由美国著名无政府主义者亚历山大·伯格曼（Alexander Berkman）与艾玛·古德曼（Emma Goldman）共同主编的《大地》上，See Mother Earth, Vol.6，No.1, March 1911, p.182.

[49] ee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Chp. 8 , pp. 299-310.

[50]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442.

[51] 吉川守圀《荊逆星霜史―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側面史》，青木书店，1957年，第107页。

[52] 有关两派争论的情况，参看，吉川守圀《荊逆星霜史―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側面史》，青木书店，1957年，第152-158页。

[53] 卢坦《日本明治时期的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280页。

[54] 这张明信片迄今为幸德秋水的家人保存，参看石母田正著，李士苓译、曲直校《辛亥革命和幸德秋水》，收入《国外近代史研究》，第二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55] 吉川榮一《何震と幸徳秋水》，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79卷，2003年3月，第17页。

[56] 冯自由《记刘光汉变节始末》，《革命逸史》，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第332页。

[57] 杨天石《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收入《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实发微》，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2，第122-142页。

[58] 吉川榮一《何震と幸徳秋水》，载《熊本大学文学部论丛》，第79卷，2003年3月，第17页。

[59] 关于“亚洲和亲会”成立的名称、时间和具体的参加者，当事人的回忆均有出入。中日史学界一般采用的说法有三种：（1）同盟会会员陶铸（字治公）回忆该会成立于1907年4月；（2）日本史学家石母田正认为成立日期为1907年7月；（3）日本社会主义者竹内善朔回忆是在1907年夏季。1982年，日本学者白石昌也根据当时住留东京的越南革命家、东游运动领袖潘佩珠的回忆材料（写于1914年的《狱中书》和写于晚年的《潘佩珠年表》两本书），结合中日方面材料和1907年日本政府的亚洲政策变化，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而严密的考证，该文确定“亚洲和亲会”最有可能成立于“1907年秋”；证明了中日史料中所说的“亚洲和亲会”、“东亚同盟会”和“东亚亡国同盟会”实际上是同一组织，即“亚洲和亲会”；潘佩珠的回忆录还纠正了竹内善朔关于因朝日两国已经交恶，所以没有朝鲜人入会的说法，参看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35-372页。

[60] 竹内善朔著、曲直译《本世纪初期中日两国革命者的交流》，收入《国外近代史研究》，第2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342页。

[61] 林少阳《章太炎“自主”的联亚思想：与日本早期左翼运动及亚洲主义、印度独立运动的关联》，收入《区域》，第3辑，社科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214-223页。

[62]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52页。

[63]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53页。

[64] 刘师培文中提到的 “越南某君所作 《越南亡国史》”正是潘佩珠和他的名著，见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 ，第170页;1905年潘佩珠经香港来到东京之初，拜会过梁启超并与他进行了短暂的“笔谈”，之后还曾再次见面长谈。1905年 《

越南亡国史》书成之后在梁启超资助下由上海广智书局出版，在此书“前录”里，梁启超详细记录了与潘佩珠的谈话内容，详见越南巢南子述、梁启超撰《越南亡国史》，收入中国史学会主编《中法战争》(第7册)，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508－549页。

[65]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54页。

[66] 石母田正《辛亥革命和幸德秋水》，第330页。

[67]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61页。

[68]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57-368页。

[69] 《简章》，载《天义报》第1、2号合册重印本封三，1908年5月，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 ，第 589 页。

[70]详见 《社会主义讲习会广告》，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 《天义·衡报》(上)，第585页。

[71] 详见《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会议开会记事》，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第310页。

[72] 详见《日本社会党欢迎英开耶哈叠氏记事》，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 ，第307页。

[73] 详见《日人社会主义金曜讲演会广告》，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 ，第311页。

[74] 详见《日本社会主义金曜讲演会》，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第314页。

[75] See Peter Kropotkin，Memoirs of a Ｒevolutionist，vol. 2，London:Smith，Elder，＆ Co.，1899，pp. 1-138．

[76] “社会主义讲习会”(1908年4月12日改名为“齐民社”)共举行了21次讲演(详见杨天石《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收入《中国哲学》第1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第 374－375页) ，但或许顾忌到日本政府的审查，《天义》并未记载所有会议的内容。

[77]详见王汎森《反西化的西方主义和反传统的传统主义———刘师培与“社会主义讲习所”》，收入《中国近代思想与学术的系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07页。

[78]详见《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 ，杨天石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年，第121页。

[79]此前，何震在《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附录》(载《天义》第13、14卷合刊，1907年12月30日) 一文中节录了《宣言》第二章有关妇女解放的一节;1908年1月15日，《天义》发表了恩格斯为1888年英文版《宣言》所作序言的中译文(《〈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序言》，民鸣译，载《天义报》第15卷，1908年1月)。由此可见，《宣言》的翻译发表过程至少持续了三个月的时间。

[80]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第五卷，东京：精兴社，1968年，第447页，原载《社会主义研究》第1号，1906年3月15日。

[81] See Thomas Kuczynski，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Manifest der Kommunistische Partei)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von der Erstausgabe zur Leseausgabe，SS. 200 － 201。

[82] 陈力卫也指出了这一点，见《让语言更革命——〈共产党宣言>的版本和译词的尖锐化〉，《新史学》，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192页。

[83] 关于跨语际实践，See Lydia H.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1900–1937,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1-45.

[84] 申叔（刘师培）《〈共产党宣言>序〉》，载《天义》，第16、19卷合刊（1908年3月），万仕国、刘禾整理《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20页。

[85] Thomas Carl Patterson, Karl Marx, anthropologist, Oxford: Berg, 2009, pp.105-116.

[8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6,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7, p.482.

[87]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877,pp.67-68.

[88] Lewis H. Morgan, Ancient Society 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 p.104.

[89]See Christine Levy,Sakai Toshihiko ,de l’utopie familiale à la guerre des sexes，载《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25号，2004年5月，第210-194页。

[90] 县解（朱执信）《论社会革命当与政治革命并行》，载《民报》第5号，1906年6月，第52-53页。按：“Bourgeis”、 “Proleterians”分别系“Bourgeois”和 “Proletarians”之误。

[91] 申叔（刘师培）《苦鲁巴特金学术略述》，载《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7月，万仕国、刘禾整理《天义·衡报（上）》，第259页。

[92] “申叔附识”，《天义》第16-19卷合册，1908年3月，万仕国、刘禾整理《天义·衡报（上）》，第431页。

[93]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页。

[94]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London: Rutledge, 2010, pp. 215-216.

[95] マルケス・エゲルス共著、堺利彦、幸德秋水译：《共産党宣言》决定版，东京：彰考书院，1957年，第3页。

[96] カール・マルクス著 、金塚貞文翻訳《共産主義者宣言 Das Kommunistische Manifest》, 东京：平凡社，2012年，第13页。

[97]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 ，收入《幸德秋水全集》第五卷，东京：精兴社，1968年，第427页；原载周刊《平民新闻》第53号，1904年11月13日。

[98] 堺利彦《共産党宣言日本訳の話》，载《労農》第４巻第２号，1930年４月，转自玉岡敦《<共産党宣言>邦訳史における幸徳秋水/堺利彦訳（1904，1906年）の位置》，载《大原社会問題研究所雑誌》No.603／2009.1，第16页。

[99] 转引自吉川守圀《荊逆星霜史―日本社会主義運動側面史》，青木书店，1957年，第19页。

[100] 幸德秋水《平民主義》，东京：隆文馆，1907年4月，第3-5页。

[101] 转引自 Robert Tierney, “Kotoku Shusui, From the Critique of Patriotism to Heminism”, 《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25号，2014年5月，第182页。

[102] 吉田悦志《日刊〈平民新聞>における〈中等階級>論》，《文芸研究》第45号，2009年2月，第68页。

[103] Robert Tierney, “Kotoku Shusui, From the Critique of Patriotism to Heminism”, 《初期社会主义研究》第25号，2014年5月，第182页。

[104]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anifeste du parti coMmmuniste, traduit par Laura Lafargue, Paris： v. Giard & e. Brière,1897, p. 7.

[105] Etienne Balibar, La philosophie de Marx, Paris: La découverte, 2010, p.23.

[106] 由此看，我怀疑中译者民鸣似参照了1888年英文版《宣言》。

[107] Karl Marx et Friedrich Engels , Le manifeste communiste , traduit par Charles Andler,Paris:Société  Nouvelle Librairie et D’édition, 1901, p. 38.

[108] Heinrich Cunow ,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 Bd.2, Berlin : Vorwärts, 1921, .53.

[109] 详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第566-567页。

[110] Marco Iorio, Karl Marx- Gesichte, Gesellschaft , Politik,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2003, S.208

[111] Heinrich Cunow ,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 Bd.2, Berlin : Vorwärts, 1921, S.63.

[112] 详见（无署名）《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载《衡报》第5号，1908年6月，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下），第668-670页。

[113] （无署名）《论中国宜组织劳民协会》，收入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下），第668页。

[114] 在1847年7月撰写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尚没有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参看《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55页。

[115] G . A  . Cohen , Marx’s Theory of History, Expanded Editi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37.

[116] James Joll ,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London: Rutledge, 1974, pp.131-134.

[117] James Joll ,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p.136.

[118] James Joll ,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1889-1914, p.142.

[119] Paul Brissenden, The I. W. W.: A Study of American Syndicalism, 2e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20, p.83.

[120] See Steve Shone , ed . , “Introduction”,American Anarchism, Leiden: Brill, 2013, pp.1-11.

[121] 参看篠原敏昭、石塚正英编《共産党宣言−解釈の革新》，東京：御茶の水書房，1998年，第177-204页。

[122] D. H. Cole, Marxism and Anarchism,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 2, London: Macmillan, 1963, p.222.

[123] Michel Bakunin, « Fédéralisme, socialisme et antitheologisme », dans  Œuvres T.1, Paris: P. -V. Stock, 1913, p.22.

[124] 《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第42页。

[125] Heinrich Cunow, Die Marxsche Geschichts, Gesellschafts und Staatstheorie, Bd.2, Berlin: Vorwärts, 1921, SS. 9-11.

[126] Georges Labica et Gérard Bensussan,dir.,Dictionnaire critique du marxisme,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3e éd., 1999, p.787.

[127]《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3页。

[128] Michel Bakunin,«Dieu et l’état», dans  Œuvres T.1, James Guillaume et Max Nettlau, éd., Paris: P. -V. Stock, 1913, pp.288-289.

[129] Michel Bakunin, « Fédéralisme, socialisme et antitheologisme », dans  Œuvres T.6, Paris: P. -V. Stock, 1913, p.184.

[130] Charles Thomann, Le Movement anarchiste dans les Montagnes neuchâteloise et le Jura Bernois , La-chaux-de-Fonds : Imprimerie de coopérative réunies, 1947,pp.56-71.

[131] Marianne Enckell , La Fédération jurassienne , Les origines de l’anarchisme en Suisse , Genève : Entremonde, 2012, p.20.

[132] 据说当他在1872年春天初次来到茹拉时，就想通过同盟的领导者纪尧姆和阿德马尔·施维茨戈贝尔结识巴枯宁，但后者却因怀疑克氏与观点比较温和的民粹派彼得·拉夫罗夫（Pyotr Lavrov）有联系而拒绝与之会面。See,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 1872-1886,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p.27.

[133] D.H.Cole,Marxism and Anarchism , A 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 vol. 2, London: Macmillan, 1963, p.346.

[134] Caroline Cahm, Kropotkin and the rise of revolutionary anarchism1872-1886,p. 45-46.

[135] 白石昌也《明治末期の在日ベトナム人とアジア諸民族連携の試み : 「東亜同盟会」ないしは「亜州和親会」をめぐって》，载《東南アジア研究》第20卷第3号，1982年12月，第342页。

[136] 申叔（刘师培），《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天义·衡报（上）》，第176页。

[137] Michel Bakunin, « Fédéralisme, socialisme et antitheologisme », dans Œuvres T.1, Paris: P. -V. Stock, 1913, p.155.

[138] Peter Kropotkin,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London: Smith Adler & Co., 1899, p.51.

[139] John Crump, The Origin of Japanese Socialism, pp.457-468.

[140] 《续社会主义讲习会第一次开会记事（录〈天义报>附张）》，《新世纪》第26号，1907年12月14日，第4页。

[141] 陶铸（治公）《〈亚洲和亲会约章>中文抄稿》，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扬州：广陵书社，2003年，第101页。

[142] 陶铸（治公）《〈亚洲和亲会约章>中文抄稿〉，转引自万仕国《刘师培年谱》，第100页。

[143] Michael Quante u.David P. Schweikard, Hg., Marx-Handbuch Leben – Werk – Wirkung, Humber: J.B. Metzler Verlag, 2016, SS. 181-185.

[144] Pierre Kropotkine, L’ Anarchie, sa philosophie –son ideal, 2.éd., Paris, P.-V Stock, 1897, p.24.

[145] 申叔（刘师培）《亚洲现势论》，《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天义·衡报（上）》， 第169-181页。

[146] P. Kropotekine, L’Etat, son rôle historique, Paris: Aux Bureau des « Tems Nouveaux », 1906, p.50.

[147] 《女子复权会简章》第一号末，1907年6月1日，《天义·衡报（上）》，第581页。

[148] 载《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天义·衡报（上）》， 第182页。

[149] 载《天义》第11、12卷合册（1907年11月30日），《天义·衡报（上）》， 第148页。

[150] 《共产党宣言》，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5-36页。

[151] Michel Bakounine, « Fédéralisme, socialisme et antitheologisme », dans Œuvres, T.1, p.132.

[152] 载《天义》第6卷合册，1907年9月1日，《天义·衡报（上）》， 第120-133页。

[153] 《社会革命与排满》，《衡报》第3号（1908年5月18日），《天义·衡报（下）》，第120-133页。

[154] Pierre Kropotkine, La conquète du pain, 2.éd., Paris : Tress & Stock, 1892, pp.34-35.

[155] 《论共产制易行于中国》，载《衡报》第2号，1908年5月8日，《天义·衡报（下）》，第643页。

[156] 《论水灾系无政府之现象》，《论水灾为实行共产之机会》，《衡报》第8号，1908年7月8日，《天义·衡报（下）》，第708-711页。

[157] 《农民疾苦调查会章程》，载《天义》第8、9卷合册，1907年10月，《天义·衡报（上）》，第549页。

[158] 《衡报》第7号（农民号），1908年6月28日，《天义·衡报（下）》，第685页。

[159] （无署名）《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第686-687页。

[160] （无署名）《无政府革命与农民革命》第687-6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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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复生等：

魂兮归来，马克思文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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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法国梧桐

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