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邱焕星：错位的批判——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青年必读书”论争延续了晚清以来“国”与“学”的敏感话题，由于涉及中西文化以及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方向，所以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鲁迅的角度看，“少看中国书”是他对1920年代前期整个文化界因胡适的引领而渐趋“国故”的针对性批判，他扬弃了1923年吴稚晖提出的“不看中国书”的观点，但是时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秉持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青年一代，对鲁迅的世界主义立场展开了激烈批判，但鲁迅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他仍旧将批判者归入“复古”的行列。论争进一步扩大了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同时激发了鲁迅重启五四“思想革命”的愿望，但鲁迅和青年一代在理念上的错位，预示着五四式思想启蒙在革命时代的必然没落。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感谢作者邱焕星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邱焕星

 

错位的批判

鲁迅与“青年必读书”论争

1925年3月12日，鲁迅在给徐旭生的信中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1]4月24日《莽原》正式创刊，鲁迅联合狂飙社和安徽作家群这些更年轻的一代，重新发动起“思想革命”来。在一个“革命”逐渐取代“思想”的时期，何以要重启旧的“思想革命”的口号？在给徐旭生的第二封信里，鲁迅这样解释：“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颇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我新近才看出这圈套，就是从‘青年必读书’事件以来，……”[2]

《莽原》杂志于1926年1月10日在北京创刊，1925年4月在北京初刊,以周刊附于《京报》发行；1927年12月《莽原》半月刊出至第2卷第24期停刊。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青年必读书”事件，在鲁迅重启“思想革命”过程中的重要性，但是既往研究多是就事论事，没有将此放在鲁迅的发展道路，特别是现代思想史的视野中加以定位，未能透射出这个偶然事件的更大意义来。事实上，“青年必读书”论争是非常重要的文化事件，由此引发的讨论远远超出了事情本身，成为知识界广泛参与的、涉及文化发展和国家存亡的思想论争，并由此激活了鲁迅的苦闷彷徨状态，对其重启思想革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除此之外，既往研究还有三处关键问题：一是宽泛地从全盘反传统的角度解读《青年必读书》，没有搞清鲁迅真正想批判的主要是胡适的“整理国故”；二是将“少看中国书”视作鲁迅的独特观点，其实这是鲁迅对1923年吴稚晖提出的“不看中国书”主义的扬弃；三是认同鲁迅的视角，将那些批判鲁迅者归入“复古派”行列，没有注意到这些人其实是反帝爱国的更新一代。而这三个问题对我们认识鲁迅“思想革命”重启的原因、失败以及他的误区，恰恰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二五年一月，在孙伏园主持笔政的《京报副刊》上，发出“青年必读书十部”与“青年爱读书十部”的征求启示。鲁迅发表了“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的主张。

一、从“不看中国书”到“少看中国书”

孙伏园发起的“一九二五新年本刊之二大征求”，显然受到了1923年胡适、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国学书目的影响，当时孙伏园还曾参与其中，将胡适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转载在1923年6月24日至26日的《晨报副刊》上，并因此引发了吴稚晖和梁实秋的小范围论争。[3]只是二大征求在学者推荐“青年必读书”的基础上，增加了“青年爱读书”的投票，目的自然是扩大新创刊的《京报副刊》在青年人中的影响。胡适和梁启超对此次征求同样积极参与，梁启超填的仍旧全是国学书目，胡适则在国学书目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外文书籍，从《京报副刊》最后公布的“青年必读书”七十八张书目看，国学书是占主导地位的。

吴稚晖（左）梁实秋（右）

从这个角度看，“青年必读书”事件其实是从清末的保存国粹到新文化运动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的国学大讨论的一个中间环节。总的来看，这些讨论大致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过程”，[4]尽管前后观点差异甚大，但其对“国”与“学”这个核心问题的关注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国学”、“国粹”、“国故”都是西方视角产生的概念，因为传统中国人是“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的，这些名词的出现浓缩了中国自晚清以来的时空再定位，内蕴着一个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所说的，在时间、空间上都是与西方异质的、落后的世界，在殖民主义和进化论的支撑下，“古今中外”出现了时空转换，东西方的空间并置变成了“落后”“中国”向“现代”“西方”的时间性赶超。所以“国学”之争并非纯粹的学术论争，而是涉及国家民族存亡发展的重大问题，其核心是如何看待传统文化，如何看待中西文化，也正因此每次都引起了思想界的极大反响。

从这个新链条来看鲁迅的《青年必读书》，不难发现文中最重要的“中国书/外国书”的对立，其实是此前一直纠缠不休的“国”与“学”问题在1925年的再度浮现。实际上鲁迅提出的“少看中国书”，是受到了吴稚晖的“不看中国书”观点的影响。鲁迅留日时即与吴相识，并听过他的演讲，当时吴稚晖因和驻日公使蔡钧大战而“名驰学界”，1918年12月25日钱玄同致周氏兄弟的信中提到“你们兄弟二位也要花几个钱请该老头吃饭”，[5]但因想请吴稚晖吃饭的人太多，最后的安排是马幼渔请客，周氏兄弟等人“配享”，不难看出此时的鲁迅对吴稚晖的仰慕。[6]吴稚晖是一个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世纪初在法国编辑《新世纪》时，就提出过“中国文字迟早必废”[7]的观点，鲁迅1919年也指出“汉文终当废去，盖人存则文必废，文存则人当亡”，[8]过去一般认为鲁迅“废汉文”的观点是受到了钱玄同的影响，其实都是吴稚晖观念的翻版。[9]鲁迅后来说他填《青年必读书》的目的就是：“聊说几句话，乃是但以寄几个曾见和未曾见的或一种改革者，愿他们知道自己并不孤独而已。”[10]这其中应该是包括吴稚晖和钱玄同的。

“不看中国书”是吴稚晖1923年提出的轰动一时的口号，这是他针对胡适、梁启超开列国学书目带来的负面效应的激烈反拨。1923年2月，《清华周刊》记者分别致信胡适、梁启超，请他们给将要留学的清华学生开一份“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胡适很快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在多家杂志发表来扩大它的影响，4月26日对胡适书目极为不满意的梁启超开出自己的《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随后双方的纷争在媒体的推波助澜下，成为一个象征性的文化事件，迅速影响到全国。7月23日吴稚晖在《晨报副刊》发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8月5日在《太平洋》发表《一个新信仰的宇宙观及人生观》，批评整理国故是“洋八股”、“遮丑的西化国粹”，打算重倡“二十年前同陈颂平先生相约”的“不看中国书”主义，要将国故和线装书“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来打，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11]

胡适《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

梁启超评胡适

梁启超《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

这是胡适提出“整理国故”后遭遇的第一次大规模批判，1919年12月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正式拉开了“整理国故”的序幕。之所以敢于从坚决反传统翻转到向传统汲取有用资源，一是因为胡适感觉此时的旧派已不足为惧，“现在大多数明白事理的人，已打破了孔教的迷梦，这个问题又渐渐的不成问题了”[12]，二是胡适认为：“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进化的。”[13]作为“整理国故”的主要实践者，顾颉刚也曾说：“这虽然翻老古董，实于创造新文化上有极大的效力。我对于钱玄同辈的有新无旧一派有极好的譬喻：他们仿佛以为人类是可以由上帝劈空造出来的，不必由微小的生机而虫而鱼而禽而兽的进化来的。劈空造出来果然是很新鲜，不带着一些旧的色彩，没奈何只成一个弹指楼台的幻境罢了。”[14]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口号

将“整理国故”纳入新文化运动的“再造文明”的文艺复兴计划，反映了“国故”由“思想资源”向“学术资源”的转化，所以“整理国故”并非是简单的重新肯定传统。在胡适的心目中，古代和现代在价值立场上是不能兼容的，这也是新文化阵营的基本态度，“传统”在五四时期早已彻底陷入了“认识论危机”，不再是社会合法性论证的依据，被迫让位于“西学”这个更新的知识系统。

但是新文化阵营内部对“整理国故”缺乏充分的共识。总的来看，对于作为“学术资源”的国故的“评判”性研究，大多数人最初是认可的，而且他们很多人在大学中也以此为业，譬如鲁迅多年来一直坚持古小说的钩沉，其名著《中国小说史略》也先后在1923、1924年出版上下卷，他和胡适还为小说考证多次通过信。但是，对于整理国故可能引起的后果，他们却甚为担忧，因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分清国故该是“学术资源”还是“思想资源”的。周作人1922年3月指出：“我看现在思想界的情形，推测将来的趋势，不禁使我深抱杞忧，因为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国粹主义勃兴的局面，他的必然的两种倾向是复古与排外。”[15]胡适却批评周作人太悲观，认为国粹主义的勃兴不过是“退潮的一点波响，乐终的一点尾声”。[16]

新文化阵营内部的分歧，在1923年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国学书目事件后变得激烈，此事与科玄论战互为表里，旧派重新抬头，“那班遗老遗少都想借此为护符，趁国内学者研究国故倾向的机遇，来干‘思想复辟’的事业”。[17]在俩人开书目后，“国立大学拿‘整理国故’做入学试题，副刊杂志看国故文字为最时髦的题目。结果线装书的价钱，十年以来，涨了二三倍”。[18]于是对胡适和整理国故的批评声音也随之而来，1923年7月陈独秀撰文批评胡适“妙想天开，要在粪秽里寻找香水”，[19]最激烈的当是吴稚晖，在整理国故和科玄论战的双重压力下，他提出了振聋发聩的“不看中国书”和将国故和线装书“丢在毛厕里三十年”的观点。这反映出新文化阵营1920年代初期在社会现状认知和未来发展上的巨大分歧，1923年的这场关于“国故”的论争不同于过去的新旧之争，而是新派内部试图统一观念的努力，但努力的结果不是统一而是分化。

鲁迅对此是有所感知的，但他当时正处于兄弟失和的打击之中，没有对此发表看法。但1924年的一开始鲁迅就在公开的演讲中，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整理国故”，他说“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20]鲁迅的杂文中开始出现对胡适派及其主张不恭的话，如《对于“笑话”的笑话》（1月17日）、《望勿纠正》（1月28日）等等，在9月2日记“夜得胡适之信”后，鲁迅再也没和胡适有过直接的书信往来。1924年12月27日，鲁迅将年初的演讲以《未有天才之前》为名，重新发表在新创刊的《京报副刊》上，显然是宣告和胡适“整理国故”的决裂。

同时，鲁迅开始注意到知识分子与旧势力的妥协问题，1924年2月鲁迅开始创作《彷徨》，在三个月内连续写了《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这些小说中的知识分子退化苟安，已经无力担当起启蒙者的责任，不但自己丧失了目标，道德品行也日渐堕落。而在1924年9月后，鲁迅开始将反思的对象指向自身，连续创作了《野草》中的《秋夜》、《影的告别》、《求乞者》，他感觉自己“彷徨于明暗之间”，心灵中充满了“黑暗与虚空”。在给李秉中的信中，他非常痛苦地说：“我很憎恶我自己”，“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虽然竭力遮蔽着，总还恐怕传染给别人，……”[21]

 鲁迅《彷徨》

出版社 : 人民文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 : 1955

1

鲁迅《野草》

出版社 : 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 : 1974

2

这种“新中带旧”的发现和批判，继续成为鲁迅1925年杂感的基本主题，他从《咬文嚼字》切入，批评“传统思想的束缚”，却没想到一上来就碰了个“大钉子”，批评者认为鲁迅是“吹毛求疵”、“无聊”，“署名和匿名的豪杰之士的骂信，收了一大捆” 。[22]本来此前鲁迅并不想参与“青年必读书”投票的，1月29日孙伏园曾发出《启事》呼吁各位学者“多多赐稿”，因为“‘青年必读书’仅收到胡适之梁任公周作人诸先生等数票”，[23]这种情况下孙伏园不会不请求鲁迅的帮助，从1月4日发起征求到2月10日鲁迅投票，孙伏园到鲁迅家有记载的就有13次之多，平均3天一次，显然没有说动鲁迅。因此鲁迅最终决定投票，和他之前在“咬文嚼字”论争中受到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鲁迅从《咬文嚼字》挨批中，看到了整个社会对旧残余危害的麻木不觉，所以他在2月6日写了《再论雷峰塔的倒掉》，提出需要“革新的破坏者”， 2月9日写了《看镜有感》，强调取材异域，“放开肚量，大胆地，无谓地，将新文化尽量地吸收”，2月10日再作《咬文嚼字（二）》，继续批评“字面虽然改了，涵义还依旧”的麻木不觉。而此时《京报副刊》即将公布胡适、梁启超的推荐书目，这里面仍是国学占主导，于是鲁迅在2月10日晚这个投票最后的截止时间之前，提出了自己的“少看中国书”主义。

鲁迅的“少看中国书”和吴稚晖的“不看中国书”一样，无疑都是对胡适“整理国故”的尖锐批评，不过俩人开出的药方却不相同，而且提出的历史语境有了很大差异，导致的反响也大有差别，这其中蕴含着时代的重大变化和知识分子内部的分化。

吴稚晖对“整理国故”的批评是基于当时“科玄论战”的大背景，其批判的对象是“玄学鬼”，所以他重倡科学技术、富国强兵和西方物质文明，表现出对精神文明“理学”化的轻视。鲁迅对“整理国故”的批评更多来自他的切身体验，对“新中带旧”的批判不仅仅指向外部，更是对自己及自身知识阶层“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的反思，在这种情况下，继续五四式的思想革命不但应当而且是极为迫切的。相反，吴稚晖的批判却回转到晚清时的“船坚炮利”的观念，暗含着对思想革命和人文知识分子的否定，罗家伦批评他“错处在于认西方文明只是工业文明……把科学的本体和精神，可以说是一笔抹杀”，[24]林语堂也批评吴稚晖被“机关枪鬼”或“摩托精”迷住了，他说：“急求实用的学问未必是最有帮助社会的学问，不肯做许多迂腐学问苦工的人不能于学术界有大发明，为学问而学问的精神比为实用而学问的精神到底于学问有益。”[25]

正因此，鲁迅和吴稚晖虽然诊病类似，但开出的药方却大相径庭，同是取材异域，吴稚晖是重倡物质文明，鲁迅则仍坚持“多看外国书”，继续强调思想启蒙的重要意义。也正因为看到了自己“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鲁迅没有坚持更彻底的“不看中国书”主义，作为从旧社会中反将出来的新人，是无法完全将国故看成“学术资源”而非“思想资源”的，所以鲁迅的“少看中国书”并非是从吴稚晖立场的退步，也不是对胡适“整理国故”的妥协，而是对自己“彷徨于明暗之间”的一种真实而痛苦的写照。

二、从“世界主义”到“民族主义

鲁迅的观点，主要包括“少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和“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这两个方面，相比于吴稚晖的“不看中国书”、“ 丢在毛厕里三十年”，已经是大为缓和，而五四之后风潮频频，“多事的那几年里，差不多没有一个月不发生一两次风潮，不是罢课就是罢工”，[26]在刚刚过去的1924年7月的反帝废约运动中，各地学生更是冲锋在前，青年人早已“行”不顾“言”。但是同是批评“整理国故”带来的负面效应，何以1923年被群起而攻之的是胡适，1925年却反过来成了鲁迅挨骂“碰钉子”呢？更何况鲁迅的主张不但后于吴稚晖，并且远不如他激烈，其中缘由值得认真分析。

反传统主义者受到攻击是必然现象，但鲁迅此次面临的攻击，与此前大有不同。五四时期复古派的林纾指责新文化人“覆孔孟，铲伦常”，其实他在保持国粹的同时，已经认识到“中学”的无用，试图调和中西，对“欧化”既有排斥又有包容，双方的矛盾从“国”与“学”这个核心问题看，立足于“学”，更多是从文化视野出发的“古今”之争而非中西之辩；1919年北大的《新潮》、《国故》之争，双方在“国”上的基本关怀和忧虑其实是一致的，所不同只在“故”，旧派的攻击只想为“国故”挣到一个与“欧化”对等的地位，其实已完全处于守势；即如1923年吴稚晖受到的批评，其实也只是新派阵营内部的分歧，罗家伦、林语堂与吴稚晖在向西方学习方面是一致立场，区别只在于学习的对象该是精神文明还是物质文明，实际上当时的吴稚晖风头无二，真正灰头土脸的是被各方批判的胡适。从鲁迅之前的这些论争可以看到，凡是坚持学习西方、反对国故的阵营都极为强势，而那些维护国故的则处于明显的弱势地位。

1918年的

北大红楼

鲁迅此次受到的批评，更多是针对着他提出的“多看外国书”而非“不看中国书”而来，所以有一个核心意思频频出现——“卖国”。第一个批评鲁迅的是“瞎咀”（郝广盛），他在《我希望鲁迅先生“行”》中用反讽鲁迅，建议鲁迅“搬到国外去”；公开批评鲁迅的则是柯柏森，他在《偏见的经验》中直斥鲁迅是“卖国贼”，在第二次反驳时，更说鲁迅是“醉心外国文明打洋人马屁的学者”；熊以谦在《奇哉！所谓鲁迅先生的话》里也批评鲁迅“尊崇外国”，误导青年；袁小虚在《为中国书打抱不平》里暗讽鲁迅是“一般会放洋屁，夜郎自大的洋奴”。 [27]

从鲁迅的反驳看，他是把批评者归入“国粹”一派的，在《聊答“……”》中鲁迅说：“这些声音，可以吓洋车夫，但是无力保存国粹的，或者倒反更丢国粹的脸。”在为自己辩解时，鲁迅与批评者着眼于“多看外国书”也明显不同，他更多是针对“中国书”的弊病立论，在《这是这么一个意思》里，鲁迅用“酒精”伤胃来譬喻，强调他提倡“少看中国书”是“纵酒”之人的切肤之痛。在《报〈奇哉所谓……〉》里鲁迅指出，即使真象批评者担心的那样，外国人真来灭了中国，“但是还要奖励你多读中国书，孔子也还要更加崇奉，像元朝和清朝一样”。替老师辩护的董秋芳也是这样认识的，他批评熊以谦的文章里尽是“僵蛆的复辟思想”、“腐败的卫道话”，“迷恋古人的精神和替古人装腔”。[28]

不过，这些批评者的思想资源和看问题的视角并非鲁迅理解的这样。从“瞎咀”的文章看，他不但讽刺了崇洋的鲁迅，对“保存国粹家”也并无恭维之意。他们对“中国书”的辩护并非为了保存国粹，而是基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视角。“喜旺木”在《近世史的知识》中强调“近来遗老运动恢复帝号，青年熟视无睹，甚至还有表同情于总商会者”，“非把民族思想与民族主义预先灌输进去，藉以防御，后患将不胜言”。“弗里曼”则引用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的话，批评征求的结果，“大都是字纸簏的蔗渣，青年人是不喜欢咬嚼的”，因为“在现社会两重压迫——国际资本式的帝国主义和国内为帝国主义走狗的封建式的政客武人——下面生活着的我们的中国青年”。这些话明显可以看出1924年国共两党合作后的宣传在当时的重大影响，1924年7月的反帝废约运动、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1925年初的国民会议运动，背后都有国共两党的宣传和组织推动，使反帝反军阀的口号深入人心，而1924年4月泰戈尔来华时，中共针对其东方文明论发起的批判，也使马克思主义的反封建思想得到广泛传播。

1909年孙中山(左一)在伦敦与吴稚晖(右一)父子合影

只有从这个角度，“瞎咀”文章中的这句反讽才能得到合理解释：“不但要实行搬到外国住，并且要到善后会议出席‘宣传这种主义！’”这显然是对善后会议拥护帝国主义的反对。熊以谦也特别提到“现在外国人都要灭中国，外国人方挟其文字作他们灭中国的利器，惟恐一时生不出急效”，而鲁迅的观点在此背景下只能是“贻误青年”的卖国行为。袁小虚在批评鲁迅是“洋奴”时也说：“若中国人熟精外国书，不学中国书了，最好是一个中国骨骼外国皮毛的杂种人”，他因此强调“是中国人必须多读中国书，才是中国人。”柯柏森在反驳鲁迅说他不知道“近时近地”的事时，特别指出：“最近国人天天喊叫要打倒的帝国主义侵略，没有所谓留学外国的‘亲日亲英亲法……派’做巴结的勾当，虽使外国富强到极点，敢说不会‘不翼而飞’走进中国来呢。”

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虽然鲁迅的批判仍旧针对着晚清以来的“国”与“学”的核心话题，但历史语境已经有了重大的变化，这些“中国书”的新支持者是与鲁迅没有相交的青年一代，他们从民族主义和政治视野出发，对传统的文化视野的“古今”之辩（“学”）已经没有兴趣，他们更看重“中西”之别（“国”）。五四启蒙者用“西学”取代“国学”作为新的合法性依据，更新的一代则有了新的知识系统，作为有苏俄现实支撑的更组织化和系统化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显然将要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鲁迅及其周围的人仍旧试图将批评者归入复古派行列，没有意识到这是政治形势和思想形势的新变化，这也是之后的思想革命兴起不久就中止的重要原因。

这些年轻的批评者其实并非真正热爱“中国书”，对他们来说，国学既不是“思想资源”，更不是“学术资源”，在他们接受的教育中，国学的比重大大减少，逐渐向纯粹的“知识资源”转化，他们对“中国书”的看重是一种基于民族主义视野的重视。事实上，那些立场更趋于行动的批评者如周十力，反认为这些书目偏于“文学书”：“这类文学书，因想到中国的青年太消极了，太不注意实际问题了”，“应当把文学书搁在一边，而来研究国家致弱，人民致困的原因，并谋如何救之之道。换句话说，就是应当爱读政治，社会……方面的书”，“要爱读研究何以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论文和书籍！”这和“趣生”提出“非先读社会学”的观点是非常一致的。

虽然鲁迅也提出“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但他是希望青年行动起来参与“思想革命”，他无意和也无法提出具体的社会行动计划，这也预示了新的思想革命影响力将是有限的，青年一代已经失去对文化的兴趣，更关注具体的社会行动，因此文学将让位给社会学，知识分子也将被新型政党所取代。

五四一代人通过“古今中西”的转换，将自己放在了体现进步的“今”和“西”的立场上，来应对复古派的批评和自己的身份认同，这能让自己的批判变得合法而不再困难，鲁迅、吴稚晖乃至胡适尽管对国故上看法不一，但他们都秉持共同的世界主义立场，这也是“青年必读书”事件中，五四新文化阵营没有人加入批判鲁迅的行列的关键原因。但是随着传统退出历史舞台，社会形势的更新发展将这种转换变出了一个新的矛盾组合：世界主义/民族主义，对于五四一代的新文化人来说，这次的对手有了更新的理论、组织和实践支撑，在严酷的政治军事形势下，他们节节败退。[29]

五四时期的大学生知识分子

同时，这些尚未完全掌握新的思想武器的批判者的言论方式，是非常激烈和富有攻击性的，鲁迅对于“卖国”的指控非常生气，将他们和此前批评《咬文嚼字》的那些人联系在一起，说：“我对于你们一流人物，退让得够了。”所以也进行了言辞激烈的反击，称其为“不省人事之谈”，以至于引发了更多的批评和谩骂：袁小虚认为鲁迅“恼羞成怒，出以无谓之强辩”，“骂不成话，不如放屁”；张空空批评鲁迅“观其口吻，心中是很不耐烦的，柯先生是不配批评他的”；“笨伯”也说“鲁迅先生给警官柯先生的回信，开场几句话，说得有多难听，……这是怎样的欺蔑！”

这些批评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以至于鲁迅说：“我今年偏遇到这些小事情，而偏有执滞于小事情的脾气。”[30]在他看来，这些批评者显然是“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这和之前川岛所言的“又上了胡适之的当”[31]显然是同一个意思。在填完《青年必读书》之后的几天所作的《忽然想到（三、四）》（2月12、16日）里，鲁迅指出“民国的来源，实在已经失传了”，他悲哀地从社会的停滞生活中发现了“轮回把戏”。在他看来，问题就在于“难以改变”的“国民性”，这里包括“自诩古文明者流”、“诬告新文明者流”、“假冒新文明者流”，要想解决这些问题，只有“什么都要从新做过”。

徐旭生，1919年回国后担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3月12日，鲁迅在看完新创刊的《猛进》后给徐旭生的信中说：“‘反改革’的空气浓厚透顶了，满车的‘祖传’，‘老例’，‘国粹’等等，都想来堆在道路上，将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鲁迅认为徐旭生提出的“老生常谈”式的“强聒不舍”的“药方”是不行的，“青年必读书”事件已经让鲁迅感觉到“青年”的论调，“简直和‘戊戌政变’时候的反改革者的论调一模一样”，面对“二十七年”毫无变革的现状，鲁迅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我想，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而且还是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和目下的社会无关。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这种迂远而且渺茫的意见，自己也觉得是可叹的，但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32]

结   语

“青年必读书”论争延续了晚清以来的“国”与“学”的敏感话题，正由于这个话题涉及中西文化以及国家民族发展的大方向，所以才会引起如此大的影响。从鲁迅的角度看，“少看中国书”是他对1920年代前期整个文化界因胡适的引领而渐趋“国故”的针对性批判，他扬弃了1923年吴稚晖提出的“不看中国书”的观点，但是时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1924年国共合作带来了新的革命势力和意识形态，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兴起，鲁迅的西化立场因此遭到了激烈批判。但鲁迅没有意识到形势的变化，他仍旧将批判者归入“复古”的行列，认为他们是“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并因此激发了鲁迅重启五四时期“思想革命”的愿望。从他对社会问题的病症诊断不难看出，新的思想革命将是以对知识阶级自身的激烈批判为中心的。

“青年必读书”事件后，鲁迅已经彻底和胡适派新文化群体分化，不过虽然鲁迅想在 “整理国故”之外另求新的发展路向，但并未从根本上脱离思想启蒙这个新文化运动的的核心理念。只是从“青年必读书”的论争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鲁迅和他期待的青年一代在理念上有了很大的错位，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反帝反军阀和马克思主义将要成为时代的主题。投票结果显示了鲁迅的受众更多在文学界，这也决定了他的思想革命的影响力将是有限的，新一代的兴趣已经从文化转向政治，从世界主义转向民族主义，更热心于行动和指导行动的社会科学，五四式思想启蒙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新少年旬刊》

面对政治革命和群众势力的高涨形势，更新的“思想革命”和知识群体必须调整自己的目标和位置——1925年7月8日《新少年旬刊》在《晨报》创刊，中国少年卫国团在《发刊词》中提出：“新少年值此万方多难之秋出世，她所负来的使命就是：——努力思想革命；促成民众势力的结合，积极的图政治改造与社会改造！”[33]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

注释

 [1]鲁迅：《通讯》，《猛进》第3期，1925年3月20日。

 [2]鲁迅：《通讯》，《猛进》第5期，1925年4月3日。

 [3]吴稚晖7月2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批评胡适的书目，10月15日“实秋”（梁实秋）在《晨报副刊》发表《“灰色的书目”》批评吴稚晖，同期有《吴稚晖先生来信》的反批评。

 [4]罗志田：《自序》，《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4页。本节对“国”与“学”关系的讨论深受此书启发。

 [5]钱玄同：《钱玄同致鲁迅、周作人》，1918年12月25日，《鲁迅、许广平所藏书信选》，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8页。鲁迅12月26日的日记记载“晚往东板桥马幼渔寓，吴稚晖、钱玄同及二弟俱先在，陈百年、刘半农亦至，饭后归”。

 [6]鲁迅加入左联之后才开始批评吴的各种言行，这和吴稚晖、章太炎交恶以及吴支持清党有关。

 [7]燃（吴稚晖）：《前行〈中国新语凡例〉注》，《新世纪》第40号，1908年3月28日。

 [8]鲁迅：《致许寿裳》，1919年1月16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9页。

 [9]吴稚晖后来和章太炎有过关于是否该废汉文的争论，最初钱玄同倾向于章太炎，反对吴稚晖的观点，五四后转而认同“废汉文”。参看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四章中的分析。

[10] 鲁迅：《聊答“……”》，《京报副刊》，1925年3月5日。

 [11]吴稚晖：《箴洋八股化之理学》，《晨报副刊》，1923年7月23日。

[12] 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5日。

 [13]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7卷第1号，1919年12月15日。

 [14]顾颉刚：《顾颉刚遗札·与伯祥书》，1919年8月14日，《学术集林（卷一）》，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258页。

 [15]仲密（周作人）：《古文学》，《晨报副刊》，1922年3月5日。

[16] 胡适：《读仲密君〈思想界的倾向〉》，《晨报副刊》，1922年4月27日。

 [17]曹聚仁：《为“国故”喊冤》，上海《民国日报·觉悟》，1924年3月28日。

 [18]陈西滢：《整理国故与打鬼·西滢跋语》，《胡适文存三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107页。

[19] 陈独秀：《国学》，《向导》，1923年7月1日。

 [20]鲁迅：《未有天才之前》，《京报副刊》，1924年12月27日。鲁迅1934年11月在《随便翻翻》中对此次开书目有过评价：“我也曾用过正经工夫，如什么“国学”之类，请过先生指教，留心过学者所开的参考书目。结果都不满意。有些书目开得太多，要十来年才能看完，我还疑P心他自己就没有看；……”

 [21]鲁迅：《致李秉中》，1924年9月24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52~453页。

 [22]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23] 孙伏园：《启事》，《京报副刊》，1925年1月29日。

 [24]罗家伦：《罗志希先生来信》，《晨报副刊》，1923年10月19日。

 [25]林玉堂：《科学与经书》，《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1923年12月1日。

 [26]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37页。

 [27]本部分涉及的批判鲁迅的文章较多，一一注释过于繁琐，其出处请参看王世家编：《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8]董秋芳：《斥熊以谦》，《青年必读书——一九二五年〈京报副刊〉“二大征求”资料汇编》，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5页。

[29] 北伐前后民族主义明显上升，何炳松就观察到“我国近来‘国’字的风靡一时”（《论所谓“国学”》，《小说月报》第20卷第1号，1929年1月）的现象，胡适1927年2月发表《整理国故与“打鬼”》承认国故是烂纸堆也是一个明证。九·一八之后许多知识分子转向了民族主义立场，30年代关于现代化的论争时，胡适已经不敢用“西化”的概念，而是用“充分世界化”来代替。

[30] 鲁迅：《〈华盖集〉题记》，《莽原》半月刊第2期，1926年1月25日。

 [31]川岛：《“又上了胡适之的当”》，《语丝》第5期，1924年12月15日。

 [32]鲁迅：《通讯》，《猛进》第3期，1925年3月20日。

 [33]《发刊词》，《新少年旬刊》第1期，1925年7月8日。

明日推送

李松睿：回忆的诗学——论张承志的早期小说

或许你还想看

文艺批评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长按关注

长按赞赏

编辑/井水甜不甜

图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