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德勒兹、马舍雷：今天必须阅读斯宾诺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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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世纪70、80年代，流亡法国的奈格里对斯宾诺莎的思想做出了“激进”阐释，出版了《野蛮的反常》一书，该书成为当代左翼思想家阅读斯宾诺莎的重要文本之一。当代左翼思想家阅读斯宾诺莎的重要文本《野蛮的反常》中译本即将与广大读者见面。

文艺批评今日推出德勒兹和马舍雷为此书所写的两篇序言。在德勒兹看来，奈格里抓住了斯宾诺莎思想的新颖性，尤其是政治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奠基的基础作用。马舍雷——通过奈格里的解释——则为我们生动地说明了斯宾诺莎的思想如何是一种既植根于历史，又面向我们时代的“未来哲学”；说明了一种思想如何在自身的不平衡发展中把握时代的不平衡性，如何在不断地自我矫正中达到自身的实在，从而掌握现实。奈格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从左面”阅读斯宾诺莎的思想路径。

 安东尼奥·奈格里《野蛮的反常：巴鲁赫·斯宾诺莎那里的权力和力量》，赵文译，收入“精神译丛”第三辑，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本文转载自保马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德勒兹 

Gilles Deleuze

 

马舍雷

 Pierre Macherey

德勒兹、马舍雷：

今天必须阅读斯宾诺莎

德勒兹序

奈格里有关斯宾诺莎的这部书成于狱中，是一部大书，在很多方面刷新了对斯宾诺莎主义的理解。在这里我想对该著作所阐明的主要论点中的两点做一强调。

1. 斯宾诺莎的反法律主义 

斯宾诺莎的基本观点是力量的自发发展——即almeno virtualmente——的观点。这也就是说，一般而言，无须依靠中介去建构与这些力量相对应的关系。

相反，中介必要性的观点基本上属于法律主义的世界观，如霍布斯、卢梭、黑格尔等人所论述的那样。这种世界观的意涵包括：1）力量在个体和个人那里有其起源；2）它们必须被社会化才能产生与自身相符合的适当关系；3）因而必须有一个权力（“Potestas”）来进行中介；4）这种视域的内在核心是危机、战争或对抗，而权力则是以解决方案的面目出场的，当然这是一种“对抗式解决”。

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

1632年11月24日—1677年2月21日

斯宾诺莎往往被认为亦属此法律主义谱系，介乎霍布斯与卢梭之间。而奈格里不以为然。在斯宾诺莎那里，力量须臾不可脱离自发性和生产性，它们无须中介而能发展的原因也在此自发性和生产性——自发性和生产性也即它们的形势。这些因素也同时是促成社会化的因素。斯宾诺莎直接思考的是“诸众”（moltitudine）而不是个体。他的哲学是与“权力（potestas）”哲学相对的“力量（potentia）”哲学。它是从马基雅维利直至马克思的反法律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论层面的“构成”或物理学及动力学意义上的“形势”等整个的观念，都是与法律主义的契约相对立的[1]。在斯宾诺莎那里，存在论视点使他看到的是直接生产，这与所有诉诸于某个必然存在（un Dover-Essere）——它会给每个有限性都找到一个中介——的做法都是对立的（“在霍布斯看来，危机决定并覆盖了存在结构的范围，而在斯宾诺莎这里，危机是被包含在存在结构之内。”）

《野蛮的反常：巴鲁赫·斯宾诺莎那里的权力和力量》原版书影，奈格里 著

尽管我们可以感到奈格里论点的重要性和新颖性，但读者也会震惊于这种论点所呈现的那种乌托邦氛围。因此，奈格里强调了荷兰形势的例外性质，也正是这种形势使斯宾诺莎主义的立场成为了可能：奥伦治家族代表了认同于君主制欧洲的“权力”，与此相反，德维特兄弟治下的荷兰则试图大力发展生产力自发性表现的市场和力量社会化之直接形式的资本主义。斯宾诺莎主义的反常和荷兰的反常……但这种乌托邦能够成为例外而不同于别的乌托邦吗？奈格里的分析的第二个重要之点就与此有关。 

2. 斯宾诺莎之演变

第一个斯宾诺莎——这个斯宾诺莎体现在《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和《伦理学》开篇部分当中——实际上还处于那种乌托邦视角之中。这个斯宾诺莎重复着这个视角，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力量扩张的最大化，使之得到提升，从而能够对实体和——通过实体——样式进行建构（泛神论的建构）。但显而易见，在作用的自发性或无中介性之中，具体现实的物质构成不可能使自身表现为权力、知识和思想，而是向世界彻底敞开，只能与其自身保持同一性，仅停留于一种纯粹理念意义（idéelle）的存在之生产性之中。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第二个斯宾诺莎——这个斯宾诺莎体现在《神学政治论》之中，并在《伦理学》的展开过程中得到强化的体现——那里明显表现出两个根本性的论题：一方面，实体的权力被限制，仅让实体充当某种地平线的作用；另一方面，在世界之上开启思想，思想作为物质性想象被提了出来。在这里，乌托邦消失了，让位于革命的唯物主义的种种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重又确立了对抗和中介。存在的整个范围都是无中介地存在的，但它是一个场所，不再是有关理念意义的（idéelle）实体构成的乌托邦，而是建成政治制宪的场所。

斯宾诺莎 Baruch de Spinoza

身体（以及心灵）无非都是力量。在这个意义上说，不能仅仅通过它们的相遇和它们间偶然冲突（危机的冲突）来界定它们。所有身体（以及心灵）组成了无限的部分，这些身体（以及心灵）通过这无限部分间的关系来界定它们自身，并因而具有了“诸众”的特征。 所以，身体和身体之间的组合和分裂过程，取决于它们之间典型关系的和谐与不和谐。两个或更多的身体就可以组成一个整体或者说一个第三身体，如果在具体环境下它们之间产生了相互关系的话。在这里就需要想象最高级的推演——在这点上，这种想象启迪着知性——以确保诸身体（以及诸心灵）能够按照适当的关系相遇合。也是在这里，才有了有关共同观念的斯宾诺莎理论，这个理论极为重要，它也是《伦理学》第一部分和第五部分的主要内容。这种物质性的想象在强化了自身与知性联盟的同时，也在存在的全部范围内为身体之间的物理组合以及人们的政治制宪提供担保。

建于17世纪西班牙统治时期的那不勒斯王居所

奈格里曾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上下过大功夫，如今他在斯宾诺莎这里亦复如是。奈格里勾勒出了斯宾诺莎工作中《简论上帝、人及其心灵健康》和《神学政治论》所占据的位置的整体变化。在整个意义上，奈格里也勾勒出了斯宾诺莎那里存在的一种演变：从进步的乌托邦到革命的唯物主义的演变。有一则轶事说斯宾诺莎本人非常钦佩西班牙那不勒斯革命者马萨尼埃罗[2]（尼采也说过轶事与“思想家生活中的思想”有着重要的关联[3]），而奈格里或许是第一个对此轶事赋予其全部哲学意义的人。

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

对奈格里的这两个论点，我的介绍是极其简要的。我认为，在这里还不宜对它们展开讨论，也不宜匆忙地反对或赞成。但这两个论点对于理解斯宾诺莎在思想史中的例外身份而言有着明显的价值。这些论点具有深刻的新颖性，最重要的是，它们也让我们看到了斯宾诺莎本人的新颖性——在其“未来哲学”意义上来讲的那种新颖性。它们也证明了政治在斯宾诺莎哲学中奠基的基础作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搞清楚这个基础的范围，进而才能理解奈格里以这种方式在斯宾诺莎——真正地、深刻地作为斯宾诺莎主义者的斯宾诺莎——那里所做出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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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参看埃里克·阿里埃（Eric Alliez）：《超越马克思的斯宾诺莎》（ Spinoza au-delà de Marx）载1981年8月-9月41期12卷《批判》（“Critique", agostosctt. 1981, n° 41 M12），本文出色地分析了这种对立。

 [2] 1647年6月7日，马萨尼埃罗领导革命者火烧梅尔卡托广场，高呼“国王活得太久了，让他和政府一起毁灭吧！”此后，贫民革命者在他的领导下经历的艰难的武装斗争时期，这也是那不勒斯反抗西班牙统治希望建立独立共和国的斗争。——译者

 [3] “这种讲述古希腊哲学家历史的尝试，因其篇幅短小而有别于类似的尝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里所谈到的只是每个哲学家的很少一部分学说，就是说，它是有所取舍的。但是，选出的这些学说，却能最鲜明地体现一个哲学家的个性。相比之下，如果像平常的手册所惯用的那样，悉数列举流传下来的一切可能的原理，则必然会使一个哲学家的个性归于沉寂。这样的叙述会变得极为乏味：因为正是那些个性的东西才使我们对那些被驳倒的体系感兴趣，也只有这样的东西永远不能被驳倒。通过三件轶事，便可给出一个人的肖像。”——见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李超杰译，载尼采：《悲剧的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4页。

马舍雷序

“有某种不成比例的东西和超人的东西”,安东尼奥·奈格里这样来概括斯宾诺莎所从事的理论冒险的特征；而其后果则是某种超乎寻常的恶意全力反扑而来，突入时代，打破这一冒险的表面的连续性，通过这种富有挑衅性的不成比例，他也在召唤我们重返造就了这场冒险的运动。奈格里对这一经验给出了这样的解释，我们也可以从相同的角度来看待他的这种解释，因为奈格里的野蛮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借以理解哲学——不仅仅是斯宾诺莎的哲学——的那种流俗的条条框框：他迫使我们以一种颠倒过来的视角重读哲学，并使我们发现，在我们曾据信应该通过文献掌握的学说的位置上、在理论体系中固定的条框的位置上，存在着真正属于历史、属于我们的历史的“活的思想”。 

奈格里Antonio Negri

把斯宾诺莎构想为历史中的思想家，这意味着什么呢？显然，这意味着充分地将他放回到他的时代，放回到17世纪下半叶的荷兰，放回到封建世界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的崩解之中，斯宾诺莎正是考虑到这一历史条件而对新社会诸形式做出发明，期望这些社会形式能具有与此历史条件相配套的生产方式、交往方式和意识方式：斯宾诺莎之所以能创造出理性的概念和方法，进而对这场变革做出贡献，恰恰是由于他处于这种“形而上学生产的非凡基质”之中。但是，斯宾诺莎既在自己的时代之中也背叛了他自己的时代，他让自己与这个时代拉开了一段距离，把自己投入了另一个时代——一个既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的时代。奈格里在论述了斯宾诺莎对现实的政治建构——这是他全部思想工作的结果——的时候，强调了斯宾诺莎的“超常的现代性”（straordinaria modernità）：如果说这种哲学是“未来哲学”的话，那么这正是因为它是在“历史时代的界外”形成的。斯宾诺莎对他的时代所做的表述达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此时代超出了简单一时一地的界限：也正是这一点——至少在我们看来——使他不仅曾活过，而且也活在现在。  

奈格里《野蛮的反常》一书目录

 所以今天必须阅读斯宾诺莎。这是不是说我们必须把他当代化呢，是不是要把他移植到另一个时代、我们的时代呢——而这种做法势必要以一种使其复生的、化简的阐释对他做重新发现？绝不是这个意思。这绝不是斯宾诺莎的现在时。他之所以虽去犹在，正是由于他从来都是现在的。这种现在，不是那种无时间性的永恒的现在，而是历史的现在，因为这一历史还在一个方向上继续，不可遏抑地在他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里继续着它的步伐。斯宾诺莎思想中永远现在，或者——倘若你非要这么说的话——“永恒”的东西是什么呢？是其思想的历史性，或者说，一种内在性力量（potenza immanente）。斯宾诺莎的思想正是凭借这种力量超出具体一时一地的固定范围，由正由此力量而获得了理论生产性。斯宾诺莎不是像定点存在于抛物线之中那样存在于历史之中的——抛物线在此定点之外自有其完整的路线，相反，斯宾诺莎就是历史，他运动所到之处即是历史，一直投射到也是他的在场的这个未来之中。

奈格里让我们在斯宾诺莎之后重新发现斯宾诺莎，从“第一基础”转入了“第二基础”。斯宾诺莎之后的斯宾诺莎不是就斯宾诺莎还原的斯宾诺莎，那样不过是以思辨和镜像的方式为他举办荣休庆典，让他回到某种想象的同一性中罢了。评注者们在那种同一性中获得他们自己的满足，他们也乐于逗留其中，在那里搞出被他们称为“体系”的而确定的结构。奈格里却强调了斯宾诺莎工作的过度性，强调了它对人们总把它拉回其中的狭隘范围的超越，从而让这个结构发生了内爆。这种哲学就是一种完整的历史，我们不可能对它做终结性的定论，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对它的谈论，它是一种活的思想，它尚处于过程之中，还未被画上句号，这个过程再继续着，它还继续活着并因而不断地使自身发挥着作用。 

《伦理学》

《神学政治论》

《伦理学》（左）、《神学政治论》（右），斯宾诺莎著

奈格里对斯宾诺莎哲学的阐释是惊人的，因为它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过程性（processività）——这种过程性从该哲学的内在要求出发让它开始持续运动起来。此过程性是内在性的，它源自“斯宾诺莎思想的内在成熟过程”：它不是外部环境压力的结果，不是为它规定了方向的客观的、无条件的历史的结果，而是一种“危机”的结果，哲学也分享了它自己时代里的这个危机，面对着这个危机以自己的方式形成了应对的方案并获得了它自己的对象。所以，“这种过度与其说是与危机时代——相对地——不匹配的关系所造成的，不如说是危机意识为了克服危机而在规划之中不得不引入的绝对的组织方式的结果”：斯宾诺莎形而上学中的政治维度绝非武断的蛮力而致，而是得自于这种形而上学为自己的设定的强力，即迫使自己重建全部建筑的强力。在本书的最非凡的章节之一里，奈格里对《神学政治论》进行了阅读，但却不是通过《伦理学》或按照《伦理学》去读，而是在《伦理学》中去读，也就是说，在《伦理学》理路和概念中存在的“不平衡”所造成的间隙中去阅读的：这种解读表明，政治理论的作用就是一种形而上学运算符（un operatore metafisico），因为它既是这种形而上学的症状，又是促成其改造的力量。“斯宾诺莎的努力的尺度和过度：政治理论把这种反常吸收并投射进了形而上学思想当中。形而上学被推到了政治斗争的前线，在它自身内包含着不平衡的平衡、不可尺度化的尺度——这些构成了斯宾诺莎的典型特征”。如果说斯宾诺莎哲学既听命于理论也听命于实践的话，这正是因为斯宾诺莎哲学是与哲学决裂的哲学，它在自己的体系中发现了必须超越此体系的迫切要求。

这种内部成熟并不是一种连续发展：正如我们所说，它源自一种危机，一种时代危机，这一危机也是思想危机，时代中的裂隙在他的思想中造成裂隙，造成了理论断裂和实践裂隙。“历史时间与斯宾诺莎哲学的真实时间之间是不一致的。大到无可尺度化的这种特性正是这种哲学在危机中对其自身的理解、重新配置它自身的策略的产物。它之所以如此规定自身，实际上是为了标明差异、呈现裂隙”。要与自己的时代来开距离、与自己本身来开距离，就必须“对其体系进行新的形而上学奠基”，它使斯宾诺莎“把由本质而来的事物的生产过程置于危机之中”，从而造成一种新的构成性方案，使斯宾诺莎实现了一种“极其重要的逻辑飞跃”。如果说他的思想是如此有效和真实，并因而总是现在时的，其原因就在于正是对断裂的欲望让它充满活力。

奈格里Antonio Negri

由于这种不断的切分，哲学也会增殖，不断返回自身，这种返回不是再次使自身闭锁于自身体系的遮蔽性的确定性之中，而是不断向着它前抛的张力和风险敞开。在转入“第二基础”之后，奈格里在《伦理学》专论第三类知识的第五卷中，发现了作为第一、二卷主题的“第一基础”的要素。奈格里对此做出了解释，这种解释很像将精神分析技术运用于斯宾诺莎——奈格里说这种重复是一种“具有宣泄净化功能的偶然失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理论中断——斯宾诺莎思想中的暂停——的复现，它被再次模拟一遍，以便得到升华”。“在经验的连续体中，几乎可以明确地发现不同的阶段或内容、不同的方案和解决办法”，就像在“教育剧”中所看到的那样。哲学因为直面这些校正，而达到了它的实在，掌握了现实：这是一种在它自身内部又外在于它的运动，哲学正是通过这一运动实现了自身。其实现方式，并不是黑格尔视角下的那种解决方法，而是对由历史造成的不可跨越的裂隙进行呈现，进而也使它自己成为真理。

正是这样一种对真理的生产扩展了斯宾诺莎的全部思想，而在奈格里看来他的全部思想不仅是对努力（conatus）的理论思索——这个概念是在《伦理学》第三卷得到集中阐明的，也就是在这里斯宾诺莎的学说遭遇了危机——，而且也是对努力的生动实践：斯宾诺莎的全部思想都表现出一种动态平衡，在不断的左支右绌之间把自身抛向一个必然的未来。“它绝不是一种终结了的本质，而毋宁说就是行动本身，是无休止的存在的给予及其在意识中的呈现。”“存在造就本质，以动态的方式、构成性的方式，所以现在也造就形式：哲学要想保持平衡，就得奔向未来”。斯宾诺莎的哲学在每一次形成不平衡观念的那一刻，都使自身进入到裂隙之中，这种裂隙完全洞开，并预见到超越了它的简单一时一地性的现在性之中。我们应该看到，这种同步性也提出了一个难题：一个学说倘若只完全囿于自身，仅汲汲于我们借以辨认自己的同一性的那种理论与实践的融合，难道就没想到真理内在目的论——真理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和统一性的担保者——的幻觉吗？我们可以拿这个问题求教于奈格里。

然而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就让我们听任裂解式的解读所带来的不可抗拒的撕扯之力的侵袭吧，这种解读把斯宾诺莎本人的论述推到了我们所能达到的极致，“犹如——在力量的长期积累之后——可怕的风暴即将到临”。我们且听风暴。

《野蛮的反常：巴鲁赫·斯宾诺莎那里的权力和力量》中文版，赵文译，将于西北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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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山泉杏荷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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