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俊：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上）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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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9年实际上就是文学“80后”诞生的20周年，这个历史的节点上，如何认识和判断“80后”诞生的文学史意义？如何在文学史视野中看待和评估“80后”诞生的文学及社会反响？“80后”文学的具体文学（史）问题是否还有待深入探讨？吴俊教授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思考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直至今日，“80后”仍没有获得一个符合其实际重要性及文学史地位的充分的学术性对待、尤其是文学史的明确评价，是吴俊教授关注“80后”文学的一个最基本原因，并在文中提出：“80”后是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在作者看来，改革开放是“80后”诞生的一个最大的社会政治背景，“80后”的诞生恰恰跟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转型发展有着一个同步现象。文章从分析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南巡讲话”对文学发展的影响和《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与“80后”文学诞生的关系两个方面展开论述，说明“80后”文学正是20世纪到21世纪这两个文学时代的交替的主要载体（标志）之一。再一次回应“80后”具有文学史意义的观点，这是文学时代的交替，是文学的时代之变。

本文首刊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2期《文坛纵横》栏目之“吴俊专栏·话说新世纪文学”，转载自“小说评论”公众号。感谢作者吴俊教授及“小说评论”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俊

文学的世纪之交与“80后”的诞生（上）

文学史视野：从一个案例看一个时代

引言

2019年：“80后”文学20周年

上一篇我把“80后”文学的诞生和新媒体文学的兴盛，视为新时期文学以来的文学史标志性事件，也可说是文学史的最近或最新的转捩点。因为偏重于宏观面的描述和概括，对于案例本身的分析和讨论相对简略。既然如“80后”文学的文学史地位如此重要，应该有必要对它进行一番专门讨论——究竟如何认识和判断“80后”诞生的文学史意义？如何在文学史视野中看待和评估“80后”诞生的文学及社会反响？“80后”文学的具体文学（史）问题是否还有待深入探讨？从一般时间意义上的文学史流程来说，文学上的“80后”出现差不多已有20年时间了，2019年实际上就是文学“80后”诞生的20周年。从文学史，或更加宏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视野看，2019年是“五四”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共和国文学70周年，改革开放及新时期文学40周年，但我现在想强调的是，2019年也是文学“80后”或“80后”文学的20周年。这要强调的就是“80后”具有文学史意义。

不过，在我的感觉里，并且也能得到文献的一些印证，这样一个似乎确定能够进入文学史的现象或事实，能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常用话语的重要概念，并没有获得足够充分的对待。“80后”究竟有什么特别的文学史含义吗？现在仍有相当多的人并不认可“80后”这个概念有文学史的意义和价值，年轻人对此也已经不甚了然了，如果不去专门查阅文献的话。提示一下，网络写作中现在很平常的一个关于写作者身份认定的说法，叫做写手，就是从“80后”这一代作家开始流行使用的。啥叫写手？说白了就是一种蔑称，你不配叫作家，只是一个敲键盘的，敲出来的东西当然也不是“文学”。在“80后”这个概念出现之前，中国文学批评和创作里还没有“写手”这种写作身份。哪会有人说一代写作者或者某个人、某类人是“写手”？身份歧视的心思还没有以这种方式出现。但就是因为“80后”出现了，正统的或者说主流的文学界、批评家，就是掌握既定文学权利的力量，对于这一代作家突然冒出来，有点不太适应，对他们的写作方式和风格，特别是他们的市场影响力，有点措手不及。怎样去指认这一代已经无法熟视无睹的写作者？“写手”一说应运而生，以示区别于传统概念的正牌作家，当然也顺便满足了正牌作家和批评家们的自慰心理。后来这个概念就一直延续到现在了，所以现在仍多有网络写手的说法。从这一点来说，“80后”的文学影响力到了现在，还在活生生地起作用。只不过从研究层面来说，“80后”仍没有获得一个符合其实际重要性及文学史地位的充分的学术性对待、尤其是文学史的明确评价。这是我要关注“80后”文学的一个最基本原因。

80后文学讨论例举（《江南》2017年第三期）

不管是从中国当代宏观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学史的角度去看，都会发现“80后”的诞生恰恰跟中国的社会转型、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转型发展有着一个同步现象。改革开放成为“80后”诞生的一个最大的社会政治背景。文学界的人可能已经淡忘了，1999年正是我国与美国终于谈妥WTO世贸协议条款的签署之年。要了解“80后”，应该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来看这样一个文学现象。不久前的2018年近于岁末的一段时间，关于改革开放40周年，就已经成为中国当前政治和微信上的一个刷屏话题。各处开会都会发现有关涉改革开放40周年的主题，对于改革开放40周年又有重要讲话，要把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进行到底。这说明40年前确立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到现在依然是中国的基本国策和政治发展主流。仅从这一点来说，就能理解本文副标题的含义了。从“80后”案例能够看出一个时代的特色，看出中国当代的文学特色和文学史特色。我所谓文学的世纪之交不仅是20世纪到21世纪的交替，它其实是两个文学时代的交替，交替的主要载体（标志）之一就是“80后”文学。我不说是世纪之交的文学，世纪之交的文学更多是指自然的时间之交及其文学，我说是文学的世纪之交，说的是文学时代的交替，是文学的时代之变，“80后”的诞生就是一个标志。这是先来解释一下本文题目的意味——本文写在“80后”文学诞生20周年这个具有文学史意味的时刻。

以下的讨论与上一篇（本刊今年第1期专栏文章）在基本背景和现象的描述上会有些重复，但为说明“80后”诞生的历史，这些重复也是不可避免的吧。

一

改革开放的推进及“南巡讲话”的

文学发展影响

先扼要谈一下世纪之交的文学背景，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处在一个怎样的环境或状态中？历史的描述及判断当然很难有统一的说法。目前来看，这或许主要是源于我们的新时期文学概念——文学界对于新时期文学阶段的认定存在歧义。1980年代属于新时期文学，这基本上没有异义。但是1990年代算不算新时期文学？歧义就出现了。很多人就认为，进入90年代就意味着新时期文学结束了；或者，可以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为节点，“讲话”之后就该是后新时期文学时代了。也有以90年代中后期为区隔节点的，甚至有以自然时间的世纪之交为节点。不管怎么说，新时期文学的结束总在1990年代或稍早点的80年代末期；把新时期文学时段延展到新世纪的观点，应该极少见。歧义出现在对于90年代的判断上。1990年代也被视作一个“无名”时代，理论家提炼不出能够概括当下时代特征的、潮流性现象的文学概念，同时，整个社会形势的发展也把文学边缘化了。其时，很快就起了一个运动，即人文精神讨论运动，它的基本动因就是认为人文精神价值诉求已经被遮蔽、沦陷而不能获得彰显，物欲、商品、市场、经济意识形态已经严重侵扰了原本弘扬精神价值理念乃至一般道德观念的人文领域。由此也能领会一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和价值观流向，曾经的“文学中心”时代已经迅速消失在历史中了。

“南巡讲话”加速了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和推进。改开的空间标志从深圳转到了上海浦东。不同于深圳，上海的成或败，对整个国家会有全局性的影响。从这一点来说，“南巡讲话”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推进影响是整体性的，结构性的，根本性的。那么它所产生的包括文学领域的影响，我可以尝试着从三个方面来谈。

1992年春，《人民日报》转载的邓小平南巡纪实文章

《东方风来满眼春》

第一是“南巡讲话”加速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建立和建设步伐。从政治上说当然坚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过在改开的实践过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已经不宜也不可能一下子获得理论澄清，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并且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原来的某些理论边界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当中必须要有所突破了，否则整个国家的发展步伐一定会受阻。从这一点来说，市场经济社会的建立不仅是经济体制的改变，也带来了整个社会基本体制的变革，其中一定引发全社会资源和利益的重新分配，以及价值观念的根本性变化。强调这一点，即说明一个历史事实，1990年代文学的流向变化乃至某种低迷状态及发展的不确定性，看似脱离了原先（1980年代）的轨道和惯性，实质有着国家整体形势的转型巨变为基本根源。

其次便是国家和社会发展道路的巨变对文学体制机制的改变产生了巨大影响。宏观上说，文学的身份和处境遭遇了一种伦理两难。文化体制转型在90年代一度因陷入瓶颈而发生转型阵痛。包括文学界在内的广义文化领域，连同教育、学术乃至文化产业比如说出版业、杂志期刊等，在90年代中期前后全部遭遇了一个低迷和萧条的困境。计划经济时代的财政支持已经无力维持，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只能自谋生路；但同时，又必须仍然保持既定的忠诚及责任和义务。这便是特定社会和文化境遇中的伦理两难。这也更加说明了文化体制改革势在必行。文学发展同样必须顺应经济社会的发展规律和要求，否则就要被时代所抛弃。

当时还是传统纸媒为主流的时代，文学等级（行政等级、刊物文化资本等级、所谓严肃文学或精英文学主导的观念等级）的差别还十分显著，一边感叹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一边痛斥通俗、流行文学或文学的市场化，但曾经高高在上的严肃文学、精英文学的社会价值地位却已经一落千丈。以文学刊物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刊物全部经历了像当时国企改革一样的“关停并转”。财政和市场都不再支持计划经济体制中的刊物和媒体运转了，文化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趋于停滞状态。从上一篇举例《上海文论》的遭遇，就可以知道原来能够引领文学风潮，一个时代的文学弄潮儿的著名刊物，又是在上海这样一个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它居然也生存不下去了——整个的文学体制转型有多么痛苦，今天还能体会吗！90年代发生的这种现象，应该说在政治上也是对国家制度的一种考验。

《上海文论》创刊于1987年,于1993年始停刊。当代文学史上“重写文学史”潮流，就是在1988年从《上海文论》上开始发起的。

第三，所有的文学、所有的媒体出版业、文化产业，总得要生存，必须要突破文学、文化生产的产业化困境，促成经济社会中的文学发展。改革开放的革命性意义就体现出来了——首先是观念的变革，包括文学刊物在内的所有媒体必须要正视自己首先作为一个商品的身份属性。由此，以媒体为中心的写作局势就开始出现了。与以往的区别是什么？区别在于以往的写作和文学生产中，媒体只是一个单纯发表的平台，出名获利的是作家作品，媒体的地位和功能往往不被重视。而且中国的媒体在制度上是分等级的，地方性的刊物发表了再有名的作品，也不能跟国家级刊物相比，比如《山东文学》《上海文学》，哪怕发表了最伟大的作品，也永远变不成《人民文学》。但是到了每个媒体都要自谋生路的时候，《人民文学》未必一定能够竞争得过地方刊物了。也就是说不管是什么刊物，什么级别的刊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必须要有一个商业化的生存。这个时候媒体的自身生存策略就变成第一位的了。换言之，刊物媒体必须要为自身而策划文学，文学也需要且可以被策划为刊物的资源。媒体从自己的定位、利益及市场目标出发，策划合乎自身目的需求的文学产品，这是从90年代开始形成的一种普遍意识和趋势。所谓消费性的写作也从90年代开始大盛起来。90年代的一些文学现象，背后其实都有一个消费性的动因，从普遍性的一个现象来说，很快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报纸副刊，就是消费性写作的生产机制平台，也即市场平台。中国在90年代中期以前，几乎可说没有都市报，没有文化商业主导的消费型报纸，当然也就没有商业消费性的报纸副刊。宽泛点说也只有一家上海的《新民晚报》，包括其副刊，勉强可称最有影响力的市民文化消费媒体（版面）。各地消费型报纸的泛滥都是后来出现的现象。当然到了十几年以后，互联网新媒体又把这些纸质的报纸逼上了一条关门了结的不归路。我想说的是，这样一个消费型写作的社会文化态势，同时就在催生、孕育出渐趋成熟的一种文学商业机制，由此带动了很多具体文学现象的出现，比如小女人散文、怀旧热、学者小品等。这种写作景象和文学生态也是80年代所完全没有的。就这样兴盛了大概十来年，中国从纸媒进入到了互联网。也就是从文学媒体的角度，我看到了此时此刻出现的最重要的划时代文学现象，就是“80后”凭借《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的诞生和崛起。

二

《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与

“80后”文学的诞生

“80后”诞生于新概念作文大赛，这话说得有点绝对了，但并非无理。“新概念”是《萌芽》办的，《萌芽》是最典型的中国当代文学体制内的刊物，90年代中前期正遭遇转型的失落、迷茫和痛苦。原本《萌芽》是主要面向年轻作家、青少年文学的刊物，这从刊物名称上可以看得出来。90年代文学如此凋零，《萌芽》怎么办？原先体制内的办法显然已告失败，传统路径已经无路可走。恰好在那个时候，中学语文教育及应试教育问题引发大范围讨论和争议，甚至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聚焦话题。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当代改革开放以后，在中小学教育里面只有语文领域，隔三差五会引起全国性的话题，且几乎以批评为主，连鲁迅作品在教材里的数量变化也会生出一场争议。但从来没有大规模讨论过中小学的数理化教育、历史地理教育、外语教育问题，都盯着语文教育。而且又把语文教育和文学、人文精神教育串起来讨论，纠缠不断。《萌芽》自身文学定位的历史传统和办刊视野使得它的主办者充分意识到了有关语文教育讨论与刊物生存发展的可能关系，刊物也有途径可以联络、整合教育界（高校文学教师、中学语文教师）和文学界（作家协会、作家和批评家）的多方力量，通过一项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创意策划活动，一方面对语文教育的发展提供建设性的方案和举措，并在其中发掘创新写作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挽救《萌芽》刊物的存续，或大而言之在文学文化整体低迷的困境中，为文学的出路探索一条可能的生路。这就能理解这项创意策划的名称叫做“新概念作文大赛”了。名称用的不是“文学”，而是“作文”大赛，由此可以知道这场活动的目标在写作上很有限，不是主要来搞文学的，而是来搞语文概念范畴里的作文写作。非常谦虚。至于关键词的“新概念”，所针对的也就是被诟病的中学语文教育尤其是作文写作的僵化套路模式。没想到，1998年策划、1999年首届举办的新概念作文大赛，立马爆红，犹似如今的刷屏，不仅出了个偶像级人物韩寒，而且使得所有人首先是文学界几乎立即意识到了青少年文学写作的力量。这在文学经历了90年代中期的“屈辱和羞耻”之后，出现的一种意外的新生态——新概念作文大赛使得青少年文学引发了全社会的巨大反响。这种巨大反响的功利支持则是，虽然新概念作文大赛以反对应试教育为号召，但赛事的结果却是大赛的获奖者有可能进入大学录取的优选候补行列，这就吸引了家长、家庭的聚焦。这也是这项赛事策划的成功关键之一，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政策缝隙和社会心理。但对文学写作而言，这样的作品代表了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用文学写作的方式，反映出了社会面的众生像，个性化地呈现出了一代人的思考和表达的宽广度，因此第一届、第二届、第三届，前几届的《萌芽》赛事获奖的很多作品，立即就产生了一个席卷性的影响，影响超出了文学界。很快，一个词、一个概念经过无意识的使用，包括此前如“70后”（美女作家）之类的用法，忽然就清晰、肯定、自信地出现了，那就是“80后”。这是一个以出生年龄、年代为标记的写作代际概念，因为世纪之交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的中学生，至少连续有七、八年都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中学生参赛者。他们构成了前期赛事的参赛主体人群。从这个现象来说，1999年诞生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其实就是“80后”诞生的一个主要文学平台。

《萌芽》杂志[左]

（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第一本青年原创文学刊物）

新概念作文大赛[右]

需要解释的是，通常还不能说“80后”作家就完全诞生于新概念作文大赛。“80后”是一个跨域性的概念，并非仅限于文学领域；在文学领域也不仅限于小说，虽然“80后”小说家是最著名的“80后”。不过，在文学领域，“80后”诞生期最著名的一批代表性作家，多年里获得文学界普遍关注并高度评价的作家，也被社会层面一般视为“80后”（文学）形象的作家，都出生于新概念作文大赛。韩寒、郭敬明不用说了，其他如张悦然、周嘉宁、任晓雯、小饭等，至少可以举出十几二十个作家，从第一届开始的获奖者，著名的“80后”作家中很多都有新概念作文大赛的经验。而且不妨顺便一说，按照“新概念”的两位“教父”赵长天（《萌芽》主编）、李其纲的说法，凡是在新概念作文大赛里边获一等奖的“80后”，后来几乎在所有的岗位上都获得了成功，人生职场都发展得非常好。

文学界里的“80后”还有另一个相对独立的起源，就是“80后”诗人及诗歌现象。不过，或是因为诗歌人群在社会领域相对小众，专业辐射和影响比较受限，诗歌领域中的“80后”概念并未引起社会面的广泛反响，远非《萌芽》新概念作文大赛引出的全社会“80后”风暴可比。以下简述诗歌界“80后”的诞生及流变史，其中也会有与其他门类（如小说）的轨迹缠绕：

2000年7月，《诗参考》开辟“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栏目，推出8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

2001年1月，山鬼诗歌论坛在西安（西北大学）诞生，西毒何殇和李傻傻为版主，加盟成员有木桦、阿斐、中指、但影等诗人。这是第一个标榜80年代后的BBS诗歌论坛。

《漂泊的一代：中国80后诗歌》

作者:  赵卫峰 
出版社: 中国文联出版社

4月，老刀主编《冬至》，提出“80年代后”概念。

6月，刘东灵、汤成伟主编《诗与思》，推出“青铜骑士——80年代后少年诗人力作展”，以响应老刀在《冬至》推出的“80年代出生少年诗人力作展”。

12月，老刀出资、编辑的民刊《缺席》在西安创刊。发表《无效的重复与复辟——“八十年代”诗歌写作现状批判》，认为“‘八十年代’完全是对‘七十年代’的一次近乎白痴似的无效重复。”

春树的《写给八十后的诗人看》，以帖子的形式贴于诗江湖，呼吁“80后诗人团结起来！”

刘东灵的《关于“80年代后”生存状况的一些思考》，较详细介绍了早期80后诗人的创作和活动。

2002年3月，老刀受邀为《独立》主编一期“e时代77-83出生诗人作品选”，正式提出“80后”写作“E时代”概念。该选本是“80后”诗人的首次集体浮现。

啊松啊松的《诗的尴尬以及其他》对80后概念提出质疑。该文后收入老刀主编的《独立——E世代诗人作品选》。

6月，丁成的《给80后出生的诗人们一记棒喝》帖子，贴于扬子鳄和诗理论论坛，该帖成为“80后”命名论争爆发的导火索。期间，丁成又有《为80后诗人鼓与呼》，指出“80后”诗歌运动“重要的不是命名，而是命名下的负载！”

7-8月，“80后”诗人内部开始出现实际分歧，以丁成、啊松啊松为首的“新80后”，主张并捍卫“80后”的命名；以老刀、熊盛荣、张进步、土豆为首的“老80后”，则主张否定这一命名。新、老“80后”诗人开始出现价值取向和美学意义上的分野。

80后诗人代表：丁成、莫小邪、老刀、肖水

10月，受“80后”论争的启发，刘春撰写《“文学史情结”笼罩下的诗坛命名——以“80后”为例》（发表于《北京文学》2003年第10期），该文后收入丁成、李原、啊松啊松主编的《蓝星——80后文论卷》。

2003年1月，弥撒在弧线诗歌论坛上提出80后“分裂论”，阐述“80后”三大写作群体的诞生：以春树、木桦、土豆等为代表的口语诗人；以刘东灵、熊盛荣、张进步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诗人；以丁成、啊松啊松、十一郎、弥撒、秦客等为代表的提倡开放性与兼容性写作的诗人。

4月，在作家吴晨骏的推动下，《海峡》杂志从第四期开始连续推出“‘80后’诗歌展”栏目，分区域连续数期发表80后诗人诗作。

9月，《诗选刊》推出“80年代出生诗人作品展”，共有80余诗人入选，分A、B两卷。

12月，《南方都市报》推出“国内最活跃的”一批“80后”诗人专版，发表春树、张进步、莫小邪、许琳琳等的作品。

2004年2月，春树登上2月2日出版的《时代》亚洲版封面。

李傻傻由诗歌向小说转型，小说《红X》、《被当做鬼的人》未出版就受到媒体追捧，几乎被视为“80后文学第一人”；同时，媒体升级炒作“80后作家”，诗歌范畴的“80后”逐渐被畅销书（小说）“80后”所淹没。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张清华主编的《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年诗歌》，其中选入了阿斐、阿九、春树、丁成、唐不遇、张进步等六位“80后”诗人诗作。

4月，杨克引用80后诗人老刀2002年提出的“e时代”概念来定义“80后”，认为“e世代”是“80后”诗人的本质命名。

10月，他爱的《80后造妖运动》一文，举春树和李傻傻等以小说成名的诗人为例，批评“80后”是一场“造妖运动”。

11月，他爱的《恭小兵，请停止你的盗窃行为》一文，发表于天涯论坛及各大BBS诗歌论坛，质疑恭小兵在《大学周刊》专栏的自我介绍：“恭小兵：监狱中成长的新生力量，中文界80后概念的提出者。”严厉谴责恭小兵的言论是“盗窃行为”（以上资料基本涵盖了“80后”概念缘起、流变的重要节点，摘编自啊松啊松《“80后”诗歌备忘录》一文所载2000-2004年的诗歌运动史料。收入该文的《80后诗歌档案　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由丁成编、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是有关“80后”诗人诗歌的很有参考价值的文献）。

《80后诗歌档案——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

主编：丁成

出版社：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2008年1月

综上可以大致梳理出这样一个脉络：“80后”诗歌运动起于2000年，主要活动平台是早期的诗歌论坛和诗歌民刊。在发展过程中，围绕“80后”的命名，诗人内部一直有争论，并于2002年7月至9月达到高潮。同时，“80后”诗人逐渐获得了在传统文学刊物（纸媒）上发表的机会。至2004年初，春树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媒体也开始大规模炒作“80后作家”。

可见，对“80后”概念或“80后”诗歌的追溯上限，还未超出2000年。他爱在2005年撰写的《80后文学史的终结——从80后到伪80后》（天涯论坛，http://bbs.tianya.cn/post-no01-152373-1.shtml）明确说明“‘80后’最早出场是在2000年7月的《诗参考》上以‘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诗’为专栏亮相。”

至于“80后”诗人与《萌芽》及“新概念作文”大赛的关系，在“80后”诗人立场上有这样的表述：“80后”的概念事实上最先在诗歌界兴起，《80后诗歌档案》通过真实的历史梳理，从2000年出现“80年代”的概念起，到2002年6月最终以“80后”的概念被更多的人和批评界所认同，到《诗选刊》2003年第9期正式推出“80后”诗人专号、《海峡》连续8期推出“80后”诗歌展等，再到小说界的“80后”在“80后”诗人们努力数年才建立好的一代人的旗帜下，成功涌现出了小说界的春树、李傻傻、郭敬明、张悦然、小饭和后来的恭小兵们。“80后”这个概念所经历的风雨遭受的质疑，甚至轰轰烈烈的出场运动等经过，都被真实详细地记录下来，再现了“80后”诗人们创造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旗帜和出场时风起云涌蔚为壮观的一代人的历史真相。（详见丁成编：《80后诗歌档案：一代人的墓志铭和冲锋哨》编后，第252页，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

在理论批评界，“80后”作家一词也至少在2000年就已使用了。如笔者所见较早的有《文艺研究》2000年第6期蒋原伦的《“断裂”喧响中的先锋与传统》一文：90年代后半期，先锋文学的面貌变得越来越模糊和可疑。反时尚或追逐时尚的，搞文体实验的或搞“身体写作”的，都可以顶着先锋的名头，于是大众媒体最省力气的办法是以年龄划杠，“70后作家”“80后作家”，或“新生代”“新新人类”等等，这一划分暗含着后来者居上和喜新厌旧的意味，甚至还有“美女作家”的称谓，虽然炒作上十分有利，但在理论上并不可取。据此应该可以认为，至迟在2000年，“80后”的概念已经不再突兀，当然应该也不是蒋原伦首创。事实上类似“70后”“70后美女作家”此前已经出现了。

武汉大学2005年毕业的王雅丽硕士论文，是以“80后”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上所能检索到的第一篇学位论文，估计也是国内最早的以“80后”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位论文。她认为在不同的语境中，“80后”概念具有不同所指。2003年前，“80后”指一批活跃于网络论坛的出生于1980年后的诗人；2003年后，“80后”指一批商业运作出来的出生于1980年后的年轻作家，其中又以小说作家为主。2003-2004年，“80后”作家的涌现引发社会广泛关注，产生了不少话题，因而“80后”也可以指2003-2004年间一批年轻作者突然涌现的文化现象。到了现在，“80后”己经演变成一个日常语汇，它可以用来指代所有出生于1980年后的年轻人。（详见王雅丽《“80后”文化现象研究》，武汉大学，2005年硕士论文）

2004年2月2日，“80后”作家春树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同时该刊把春树与韩寒以及电脑黑客满舟、摇滚乐手李杨一起称做中国“80后”的代表。“80后”概念及声势也借此推送趋向高潮。

80后作家、诗人春树，登上《时代》亚洲版封面

稍后的2004年2月17日，“新概念作文”一等奖获得者AT在《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谁有权力代表“80后”发言》一文，对春树等人能否代表“80后”以及“80后”文学提出质疑。接着，同为“80后”的张佳玮在《中华图书商报·书评周刊》上发表了《80后写作：你认为什么是文学？》，进一步提出以韩寒、郭敬明、春树为代表的“80后”只是商业包装的假象，一批真正富有创造性的写作者却被遮蔽了。在媒体焦点关注之外还有另一批“80后”写作者，如李傻傻、胡坚、小饭、张佳玮、蒋峰——所谓“80后实力派五虎将”；与此相比，媒体走红的韩寒、春树、郭敬明、张悦然、孙睿等则是“偶像派写作”。这也就开启了“80后”写作的实力派与偶像派之争，天涯、网易等网站成为口水战升温的主要平台，有人称之为“80后”写作的内讧或“断裂”。

2004年6月，著名先锋派作家马原主编的《重金属——80后实力派五虎将精品集》出版，马原作序，收入李傻傻、张佳玮、胡坚、小饭、蒋峰的作品。陈思和主编在《上海文学》推出“五虎将专辑”。李傻傻的《红X》在《花城》发表。

7月8日，上海作协召开“80年代后青年文学创作讨论会”，蒋峰、小饭、陶磊等在会上表示要和韩寒、郭敬明等“划清界限”。

7月19日，中国文联出版社主办的“80后读者见面会暨《我们，我们》(80后文集)首发式”在北京举行，号称“73位80后作家集体登场”。当天下午，中央电视台《读书时间》栏目以该书的出版发行为背景，邀请评论家白烨、作家莫言，配以春树、李傻傻、彭扬、张悦然等为嘉宾，制作了一档名为“恰同学少年——关注80后的一代”专题节目。

11月22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举办“走进‘80后’研讨会”，崔希亮、白烨、路文彬、梁晓声、曹文轩、陈福民和“80后”作家胡杨、彭杨、杨哲、徐超等参加会议。

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来的80后文学代表人物：韩寒、郭敬明

《南方文坛》2004年第6期发表了张尧臣的《就在眼前的“80后”》，将“80后”分为三种类型，即“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出身的写作者；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由书商和出版方商业炒作走红的写作者；地下写作者。该文作者张尧臣也是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者，当时的身份是中文系的在读应届研究生。可见至少在2004年左右，“80后”自身的文学生态及流变已经形成交叉、分化的明显多样面貌了。这几乎也和互联网时代的变化趋于同步。

本文首刊于《小说评论》2019年第2期《文坛纵横》栏目之“吴俊专栏·话说新世纪文学”，转载自“小说评论”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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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

短篇小说的写作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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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有间茶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