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张志扬：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序言、开场、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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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2015年西方思想界一个重要的事件：著名思想家海德格尔遗作手稿《黑皮书》正式整理出版。围绕对《黑皮书》的理解，旋即整个西方学界引起一场“政治地震”，西方的主要大学、报刊媒体迅速掀起声讨“海德格尔”的大潮，波及西方整个思想界。这被称之为“黑皮书事件”。

如何看待和解读海德格尔《黑皮书》及其事件？对黑皮书的解读，不仅仅关涉对海徳格尔思想的理解，本质上是对今天这个纷繁世界的理解及洞察。 墨哲兰（张志扬）教授通过对《黑皮书》的整理者特拉夫尼所著的《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的细致解读，回应了西方思想界的“声讨”以及背后的思想危机，展示了中国学者的独特视野和问题意识。

本文摘录于张志扬老师的《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此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感谢作者张志扬老师、公众号“启示与理性”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张志扬

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

（序言、开场白、跋）

序言

授课说明

我的讲课，带有太大的猜测性质，根本原因在于，我根据的文本不是德文原文，而是中文选译。其中无论是客观上还是主观上都会有诸多的不确定因素。所以，严格地说，这不能算正式的对海德格尔《黑皮书》（事件）的有效准的回应。顶多只能算是预测性思考：既预测海德格尔《黑皮书》的思想史地位，同时又预测我的即将写作的《文革书·四批判书》的印证力度。换句话说，这纯然是我个人的思想试验：我宁愿驻足在这种预测性中。很抱歉，我的老师身份给了我这种方便。也因此，你们，在座的诸位，将来都会成为——如果你们继续走在思想史路上的话——这次试验的见证人。这也是我为什么把我的讲课仅仅限定在我们这个学科点的研究生范围的原因。[1]

海德格尔的黑皮笔记本

开始讲课前，我还想到三个“预设”，试简单界定：

一、如果我是犹太人，我会怎么看待海德格尔的《黑皮书》？

一般而言，作为犹太族对二战“屠犹”、“反犹”已没有“宽恕”的权利：600万亡灵作证。甚至它影响到犹太人个人，也没有这种“宽恕”的权利，如小说《朗读者》（电影《生死朗读》）一书的结尾。

正因为此，仍有个人几乎是挣扎出来提出“宽恕”的例外。比如，有一本书原名《向日葵》，后改名《宽恕？！——当今世界44位名人的回答》，作者犹太人西蒙·威森塔尔；还有一个犹太人，哲学家雅克·德里达，临死前专门讲到真正的“宽恕”，不是对“可宽恕”的宽恕，而是对“不可宽恕”的宽恕。

西蒙·维森塔尔和雅克·德里达

二、作为中国人，应该怎么读《黑皮书》？

我们跟随希腊罗马以降嬗演至今天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至少120多年了。所谓启蒙教育，就是“双重缺位”的教与学。一方面，教的人，包括西方最善意的学者、作家，不用提政治家和神学家了，历来大都自居为普世者、自居为真理的化身向非西方人传授“真理即服从”的知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因他们的进化论知识学形态（包括基督教一神论）先验地判明了非西方文化为“本土的”、“传统的”、“落后的”从而不言而喻地先行剥夺了非西方文化的存在意义。另一方面，学的人，具体为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启蒙思想就是倾空自己“全盘西化”。话句话说，甘心自己乃至本民族文化之“缺位”乃至“失位”状态，仿佛非如此不足以成其为“西方人”那样的“现代人”。如此“双重缺位”的结果可用中西两个成语对勘：“邯郸学步”与“阿基里斯追不上龟”。

但事实上这是失败到丧失灵魂的“失败者幻象”！因为根本没有西方标榜的什么“普世真理”或“普世价值”，连“一神论”都不是，更何况“形而上学本体论”（请参阅墨哲兰《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既然“哲学是希腊特有的”（海德格尔语）就应该按“特有的”方式对待。所以，中国人在此类问题上应该有中国人看待“特有”方式的眼光及其叙事能力。首先应该做到的是“正名”——还原事实本身。我的“读记”旨在提供一个例证！

这是一个开始，告别西方哲学普世独断而用中国的叙事方式说话。

三、《黑皮书》之于个人的宿命感

没有《文革书·四批判书》的准备，我不会对《黑皮书》做如此强烈的反应。也正因为恰恰有了这种准备，《黑皮书》之“黑”才与我的命符“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相关，遂成为我的教学生涯的“最后一课”。

海德格尔私人笔记《黑皮书》

读记开场白

我为什么要涉及海德格尔《黑皮书》事件？

而且一定要赶在我见到《黑皮书》德文版和中文译本之前，将彼特·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靳希平精选译文）作为范本逐段导读，以对“海德格尔事件”表明我的态度。为什么？

我不是没有担心的。德国人对“反犹太罪”几乎到了“谈虎色变”的神经质地步，读一读彼特·特拉夫尼文章的语气就感受到了。西方主要大学报刊媒体迅速掀起声讨大潮。北京大学哲学系以中国首席大学身份一马当先地响应，声势空前。

我为什么还是要讲？

《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

我研究西方哲学凡五十年，讲授西方哲学三十年。察觉到了许多带根本性的问题。等到我完成三本主要哲学著作《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下篇“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西学中的夜行——隐匿在开端中的破裂》、《偶在论谱系——西方哲学史的阴影之谷》[2]，打算完成我的最后著作《圣器与碎片——谁是文革遗嘱的执行人？》时，人逾古稀，“从心所欲不逾矩”，突然发觉写文革的初衷消失了：不再写“一个人的文革”，不再写“十年文革史”，也不再写“文革话语的日常语义分析”，而是决定“把文革放进‘整个世界历史进程’中去”。这也绝非偶然。

于是，我的“文革书”变成了《四批判书》（2012年）：

第一批判：西方形而上学史批判

第二批判：西方启蒙思想批判

第三批判：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

第四批判：中国传统思想及其西方启蒙转型批判

近四年，写了前三批判“小样”即主要思路线索：

第一批判：《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2013年）

第二批判：《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2015年2月）

第三批判：《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2015年5月）

恰好这个时候，传来了海德格尔《黑皮书》发表及其世界性声讨浪潮，声讨海德格尔的“反犹太主义”及其“存在史地形学”思想。

（按：所谓“传来了”是我永远慢半拍的生活节奏。所以它不是外部世界的时序，而是传到我的感觉中来的“我的视域”时间值。）

我读了“传给我的”北京大学牵头翻译和批判的相关文章，其他声讨文章不必说了，德国乌帕塔大学“海德格尔研究所”主任、海德格尔《黑皮书》编辑者彼特·特拉夫尼教授写的批判专著《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引起了我极大的注意，大体知晓了“反犹太主义”与“存在史地形学”的内容，及其批判的“要害”之所在。

《一个不得其门而入者的记录》

为正视听以受检验，我愿意先道出异同。我与特拉夫尼教授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在“存在史技术追问”上以及“存在史地形学”之纯粹意义上，我是站在海德格尔一边的，在西方思想史上能有海德格尔这样一位大思想家从内部指出哲学神学形而上学的病根而断言其末路的终结，真第一人也，令我由衷地敬佩！仅在其“具体存在史叙事”上，我才与海德格尔分道扬镳，因为我对“犹太人问题”的看法明显地在海德格尔视野之外。

但我仍然尊重特拉夫尼先生的态度，他作为“海德格尔研究所”主任、海德格尔《黑皮书》编辑者，能如此谨慎而坦诚地表明如此态度，我愿向他表达由衷的敬重！

特拉夫尼先生说：

下面的思考所遵循的解释路线，完全与辩护无关——尽管海德格尔的著作的确需要辩护。以下的解读遵循着已经提到的污染、错合的过程，因此，其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是片面的，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

虽然我与特拉夫尼先生的观点不同，但态度却是完全一致的：

本文中所表达的一些判断可能会是片面的，也可能是完全错误的。以后的讨论可能会驳倒或者更正我的解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最高兴的首先是我本人。

跋

《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彼特•特拉夫尼〈海德格尔与犹太世界阴谋的神话〉读记》完稿，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倪为国先生的时间是2015年8月14日。到11月“清样”校对完毕。12月，我得到的消息是连书面的黑布封皮都挑选好了。心想，2016年开年至少第一季度出书，不会有问题。结果，一拖两年半。《西学中的夜行》在一个最有影响的出版社也是一拖两年。[3]说什么原因都已不重要。即便我的书不属时效性的，压上两年，像无端剥夺两年生命，在我，总是一种伤痛。“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李商隐的“一弦一柱”尚且“珠有泪、玉生烟”，我遭遇的岂止“五十弦”！好在生性迟钝，尤其不在过往上纠结。压就压吧。该做的事还得做，路总是要往前走的。

大概是思维连贯性所致，2015年11月恰因孙周兴先生主持一个“技术哲学”会议的要求，我接着写了《“技术统治时代”意味着什么？》。[4]它与《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两文，成为我学术生涯走出学术体制的标志。1980年突然进来，2015年突然出去。35年成了我在学术体制中学习工作的“公职”时间。其实我始终不属体制中人。我做的不是“学问”，是“问题”，即逆西学而夜行——“你是世界的光，我却在黑暗里走。”

2016年，发现人算命算不如天算，西方密钥遭了天算。所谓“密钥”是指柏拉图“计算本相论”和亚里士多德“制作实体论”始作俑者之形而上学构建“以论治史”底各种“论”，即功能性强力意志用“自然理性”技术物化作动力的“进化论”为人立法、为自然立法，今天进化到“人工智能”突然彰显为彻底去人化之“末世论”。它像一道闪电，照亮了西方哲学史即进化论史的“开端即没落”——“始作俑者其无后乎”！西方何以至此？把西方历史摆到面前则一目了然：

古希腊第一次启蒙（公元前4世纪）：

“功能主义”：标志“自然”对“文化”的启蒙（“人是政治动物”）

英国第二次启蒙（公元17世纪）：

“资本主义”：标志“物欲”对“神性”的启蒙（“人是机器”）

美国第三次启蒙（公元21世纪）：

“科学主义”：标志“物性”对“人性”的启蒙（“人是基本粒子聚合物”）

这就是西方历史主流。其开端的希腊精神“德性即知识”就是“自然理性”的功能技术物化地“以用代体”，必然走上将人连根拔起的去人化末路。“罗马俱乐部”早就警告：微机时代的微机是以人先行微机化为前提的。从古希腊开始，西方人就是一步一步“功能人”、（千年压成“原罪式人性恶”）、“功利人”、“单子人”、“机器人”地走向“进化论即末世论”。

2017年11月，在北京大学讲了《知其白守其黑——“以史正论”审视“以论治史”》，作为小结告一段落。

我的自学经历是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开始的，先到其源头德国新古典时期[5]“观念哲学”集大成的黑格尔“绝对观念”，再回溯谢林、费希特到康德“不可知物自体”。第一次获得问题：以“自在之物”与“二律背反”为上下界限的“先验观念”怎么可能“为自然立法”而完成“哥白尼革命”？黑格尔似乎回答了，但在马克思那里为什么又颠倒为“历史唯物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的唯生产力“劳动二重性”创造了与之相应的“社会形态”，最后消灭私有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完成“史前史”？现实的回答成为反讽，倒是“历史终结”了，胜利的却是“资本精神”及其“技术理性”。这是我进入体制前的问题。[6]

进入体制后必须按体制正儿八经做“西哲”。可我还是自学按自己的问题走。先经过新康德主义类型的“意识内在性”极致胡塞尔“现象学”，再转到海德格尔“存在哲学”。一本小册子点拨了心路：胡塞尔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意识意向性”，海德格尔却从布伦坦诺那里接过了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者多样性”。又一轮意识转向存在的下行运动，让我能集中注意：“存在者多样性”是“能同一的多样性”，还是“不能同一的多元性”？以论观之，则是“形而上学本体论”，还是“虚无主义”（其实两者同样是形而上学：尼采明智断定“柏拉图主义就是颠倒的虚无主义”）？海德格尔早期提交的答案趋近临界：“存在者与存在的本体论差异”即“非同一性差异”，中期表现为语言道说的“显隐二重性”，最后又表现为存在运作的敞开-遮蔽、敞开即遮蔽的“显隐二重奏”。孰是孰非？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海德格尔

这才藉助海德格尔的“回归步伐”回归到古希腊“前苏格拉底”，即“早期希腊”（交界“古希腊”）。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史是遗忘存在的历史”一路成为我的“拐杖”，并从中归结出“偶在论谱系”。所谓“逆向而夜行”就是一路回溯“检测防御”直到古希腊形而上学开端——海德格尔为什么说“开端即没落”？第三个问题留下了。

前两个问题都记在《重审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7]、《西学中的夜行》、《偶在论谱系》中。第三个问题一直悬着，2016年发现西方密钥遭天算才获得合理的展示描述。

世纪末交界，施特劳斯进入中国后，[8]我第二次重返古希腊，形成海德格尔与施特劳斯两种“回归解释学”比较。根据我对“犹太人问题”的关注，我不相信犹太人施特劳斯真的“从耶路撒冷走向雅典”。[9]后来证实，他晚年自己在“我们为什么仍然还是犹太人”的演讲中陈述：“始终没有离开自己的土地与血”。所以，施特劳斯的柏拉图研究始终存有一个“不可解决问题”，令我“怦然心动”。尽管施特劳斯以“隐微”著称于政治哲学史，但他关注选择的却是柏拉图“对话篇”，即相对柏拉图哲学密宗的“本相论”它分明是“显白（摆）”着的谈论，或不如说收集整理的“谈资”。海德格尔的古希腊研究，特别是“前苏格拉底”的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等“残篇解读”，都力图从古希腊语生成着的显隐二重性探微深层隐性的意义之源。伯纳德特的说法（指责海氏只重“存在”而不问“城邦政治”）有点不明就里，或者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政治哲学中的立法者哲学王，该由谁来检测防御他的为人立法、为自然立法之“论”？连“一神论”的“一”不过是“一个民族”的“一”，算计而已，何况从来都是坍塌的人为构建之形而上学“本体论”。哪里找虚无主义？形而上学本体论就是虚无主义根源，一个铜板的两面。顺带说一句，把“德性”功能化强力化的西方究竟有何“伦理道德”可言？以“技术物化”最终到“人工智能”为旨归的整个“去人化”西方历史就是证明。

海德格尔和施特劳斯

海德格尔的问题在于，他是西方人且身陷西方而“力图将形而上学带向其边缘状态”。这“边缘状态”也不过就是从西方内部接近边缘的“边缘状态”。其受制于西方范畴是可想而知的。比如他在“黑皮书”中谈到英美的商业与技术理性的“无根世界性”与德国的“本土性”对举，仍然着眼于地中海希腊以西的西欧文明板块，虽然其中对“技术”的“无根性”追问独具一格。仅此技术的“无根世界性”，对后人的启发则无与伦比。

现在看来，海德格尔局限最明显的标志尤其表现在，从成名到死都不能摆脱“形而上学语言思维”，例如“存在”打下的印记，自始至终作为一个西方人“只知其有不知其无”。尽管“存在”与“存在者”区分着，也仍然是一个“地平线”上下的妥协姿态（“存在是运动着的敞开即遮蔽”，就像“质量”转化成了“能量”，仍然守住着“有”）。换句话说，即便翻译过老子几章，思考过“为什么总是存在者在而无反倒不在”，终究下不了决心跨出最后一步，能从“存在者”走向“存在”，却不能再从“存在”走向“无”。[10]

海德格尔

总而言之，我面对的始终是一个“以用代体”的“异质文明”，归根结底与“以体制用”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具有不同的“历史时段”，因而会表现出不同的“历史轮回”。“西方文明”，从最好的意义上说，就像一个“金刚钻头”，能将历史隧道钻到一定深度（“大化无极以致中和”），虽然自己也同归于尽地报废了，但却惊醒了、激活了真正的神性文化与德性文化重归“以体制用”地使人成其为人仁！

我看“四次重述”的四大家：黑格尔与马克思、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仅在比较中，觉得海德格尔比其他人更能看出西方“形而上学”的“双重遮蔽”。至于形而上学的“本体论同一”表现的两大怪异，则完全是自己体悟出来的：

N、形而上学本体论，从来没有成立过，自始至终都是失败的，即坍塌的；

M、形而上学史表现为“本体论”与“虚无主义”两极摇摆，它们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

原据此拟定“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计划，[11]后来放弃：这是西方自己的思想事务，与我何干。犹太人早就决断了：“亚里士多德上帝与亚伯拉罕底上帝何干！”。

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只能做一个中国学人应偿还的民族债：把“中国文化”从“西方文明”之“启蒙-西化”绝路中解脱出来。但这已是《中国大文化革命书》的内容了。

     基本信息

作者: 张志扬 
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版年: 2019-1
页数: 195
装帧: 精装

《我对＜黑皮书＞事件的态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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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海南大学社会伦理思想研究所2013、2014、2015三届研究生。于2015年9月中旬开始讲授。

[2]还有一本“后哲学叙事集”《古今知识形态学的轮回》，即出。

[3]后由牛津大学（香港）出版社出版。感谢林道群先生。

[4]《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刊发，感谢郑圆先生。

[5]历来把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叫“德国古典哲学”，于是造成两个误解：（1）以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古典”与古希腊的“古典”同畴同义，甚至纳入“古典学”范围；（2）在中国尤其相信德国古典哲学是最能承接古希腊开创的“形而上学”传统而“集大成者”，由此掩盖德国哲学在西方的“边缘”地位。到近年我才发现这两点全错了。德国人自己错起，我们跟着错。其中缘由关乎对西方哲学史的根本看法，暂存而不论。

[6]理解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三重身份”是近十年的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属于西方形而上学知识论，特别表现在把人生产力化，而生产力中另两个元素又分明属于科学技术范畴，因而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终究走上的是西方技术物化的自然主义路线。其文化因素表现在“生产关系”上，犹太人的“弥赛亚主义”是虚的，而欧洲被中世纪千年压抑的“原罪式人性恶”导致的个人单子化则是实的，故欧洲不可能爆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连“怀疑大师”马克思都陷入“欧洲人/犹太人”的二重性遮蔽中。

[7]参见我与陈家琪先生合着的《形而上学的巴比伦塔》，“上篇”是家琪写的，下篇“重申形而上学的语言之维”是我写的。1989年完稿，1992年才由华中工业大学出版社出版。2004年同济大学出版社再版。

[8]两个犹太人对西方哲学史表现出独特的姿态值得一提：为了改变西方哲学的纯粹抽象性，现代施特劳斯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哲学”以柏拉图（对话篇）作为开端；无独有偶，早在19世纪马克思就已把哲学的本质看作“政治经济学”以黑格尔（劳动辩证法）作为开端。他们对西方思想的影响马克思则根本而激进并开创一个时代，施特劳斯则温和得太多，仅想用古典原因矫正现代结果的偏离。奇怪的是，两者对中国影响比对西方更有过之无不及。中国对西方的接受其实始终有中介的，就现代而言，中国没人接过英国罗素的“逻辑实证论”，美国杜威主义仅胡适一人，还减半：虽实用但无实用的逻辑分析手段。但接过马克思的却是一个政党并领导中国。接过施特劳斯的诚然已是一个实力学派了。记实为言。

[9]犹太人没有受西方“启蒙”思想蒙蔽，他们的文士就凭一本《托拉》凝聚民族精神自我认同。对每一个犹太人来说，不管他身在何处，耶路撒冷神庙就在他们的脚步中，遂使犹太民族能化零为整。犹太人可成为中国人的一面镜子。当然，即将到来的未来，中国人也会成为犹太人的一面镜子。

[10]意识到中国的“无”而仍然坚持“存在”的海德格尔说过，中国人或西方人都只能按照各自的方式解救自己。这话有一定道理。但在宇宙无极的潜在趋势上，西方本体论或粒子论思想毕竟是到头了。

[11]《从古典重新开始》程志敏,张文涛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请参阅“代序：如何重写西方哲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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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好大的风

图源 | 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