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悼念徐中玉 | 徐中玉：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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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中玉先生

编者按

     著名文艺理论家，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徐中玉先生于6月25日凌晨驾鹤西归，享年105岁。先生亲历了20世纪波澜壮阔的历史，虽屡遭命运浮沉，却未曾随顺流俗。在学生的眼里，先生勤勉治学，提携后进，不埋首书斋，无论文章、做人，都饱含了强烈的忧患意识，“风骨”或许是对先生形象特征最恰切的概括。

     上世纪80年代，面临着高校日益专业化和功利化的环境，先生主编《大学语文》教材的问世，使对祖国语文的学习成为超越专业教育、打破功利目标的重要途径，先生的首创之功不仅在于革新了大学人文教育的机制，同时亦为时代注入了人文精神的底色。今日推送先生的这篇文章，既是一位与世纪同行的老人的生命见证，也是一位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表达。先生的去世，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徐中玉先生千古！

本文摘录自徐先生著作《徐中玉文存》中《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转载自“保马”公众号，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徐中玉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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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１９１５年２月１５日。故乡江苏江阴。家里没有一亩地、一间屋。母亲来自农家，不识字。父亲以中医为业，过的清贫生活。两个姐姐都只读完初级小学便辍学在家，给袜厂摇洋袜挣钱了，只能培植我这个男孩。小学毕业后还去邻镇杨舍（即今张家港市治所）读到初中毕业。接着考上免费还可供饭的省立无锡中学高中师范科。毕业后按章老实当了两年小学教师，凭服务证才得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读书。七七事变后随校内迁，转入重庆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读完大学。又去国立中山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当研究生两年，毕业后留校任教。从此辗转教书，至今始终没有脱离校门做过别的工作。读师范时不用花费多少，读大学一年级时花的是当小学教师工资的积余，后来一直即靠写稿自力更生。高中以前我一直未知茶叶为何物，以为茶梗也算茶叶，因那时祖父当家，尽量节约，从不买茶叶，夏天便喝家里自炒的大麦茶。这种家境对我有深刻影响。我的人生道路就是这样开始一步步走出来的。五四运动兴起时我还很小，读初中时才听说有这个运动，要打倒卖国贼。那时提出民主、科学、新道德这些要求，再晚一点才大致明白。五四运动虽然间接却仍给了我这个江南乡镇初中学生重要影响。我现在仍感谢前辈们这个先行的业绩。七十多年来我们已有了不少进步，帝国主义列强不能再对我们为所欲为了，旧军阀打倒了，租界和治外法权收回了，很多国耻纪念游行已不必举行了，都是好事。当时提出的较高要求至今仍待我们努力去达到。进步没有止境，纵向比较必须同时再作横向比较，才不致浅尝即止，自满不前。多少年来我们缺乏危机感，失去紧迫感，似乎闭关锁国没关系，自我感觉曾还好得很。

重庆国立中央大学在沙坪坝的校舍

我可以不读私塾而进初级小学了，教师不是秀才先生而是多少受过新思想薰陶的人。江阴有重视教育的传统，乡镇子弟家境稍好便去常州、无锡、苏州升学，有些教师就是回乡工作的这种人，脑子里多少有点新思想。记得初级小学与高级小学校牌上都写有“新制”字样。祖父常说“这种学堂洋派多了”，又称“洋学堂”，主要指其“开通”。语文课本开头教“人、手、足、刀、尺”，不是《三字经》。每天早上到校的第一件事是集体肃立向上升的“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敬礼。

六年小学时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在５月，要参加好几次国耻纪念游行。５月４日是纪念五四反帝反卖国贼运动，“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就是我们手执小旗上所写和跟着教师口里高呼的口号。纪念实际为了提醒不可忘记耻辱。１９２８年５月３日发生了“五三济南惨案”，日本帝国主义出兵占我济南，打死中国军民，杀我外交官蔡公时。这后面是５月９日。还有“五卅惨案”，日、英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顾正红等中国工人、市民。华士镇虽不大，周游也要一两个小时。当时不大了解这种行动的重要作用。后来发现，我们这一代人的发奋图强，誓雪国耻，要求进步，坚主改革，不论在什么环境、困难下总仍抱着忧患意识与对国家民族负有自己责任的态度，是同我们从小就受到的这种国耻教育极有关系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不是说个人有了不起的力量，而是说每个人于国、族兴亡，都要负起自己应该并可能承当的责任。当时一听到列强要把我国瓜分，迫使我们当亡国奴，就极为愤恨，既想到国族受欺压自己连带要受罪，自然便想到为此自己即应承担一份责任。

1915年5月25日，“二十一条”签字时中日代表合影。左起：（中方）外交次长曹汝霖、外交总长陆微祥、秘书施履本；（日方）参赞小幡西吉、驻华公使日置益2、书记官参赞高尾。

国应当爱，人类也应当互爱。当存在国家与民族之别的时候，当然先应爱自己的国家与民族，然后再推及世界、人类。自命超越，连本国本族都不爱，就谈不到泛爱世界与人类。厌恶甚至痛恨本国本族确实存在的弱点、缺点，正是由于爱，希望变好，“恨铁不成钢”，不是一味恨而实在爱得极切。这里有祖宗庐墓，有父母兄弟姊妹，有亲戚朋友，有故乡山水，有优良的共同文化传统，有基本一致的现实利害关系，在哪里都找不到可以如此自在、发挥作用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历来志士仁人都有热爱国家民族的思想。这是爱国思想最重要的基础和来源。这同政权并无必然的关系。千百年来政权时有更迭，有好有坏，好坏无常，但中国人民的爱国思想并未时有时无。当然，进步、开明的政权能使人民的爱国思想更强，凝聚力更大。我们过去热爱祖国不等于热爱旧政权，恰恰相反，很多知识分子对它持批判甚至反对的态度，因而才显示出深刻的爱国之心。

江阴有个小小典史阎应元是著名的抗清反暴英雄，他率众扼守江阴孤城，力抗清南下大军八十多天，最后失败牺牲。江阴因此被称为“忠义之邦”。阎应元原就住在华士镇郊乡村。他就是从我故乡奉召去县城任典史之职的。死后乡人为纪念他的忠烈，建立昭忠祠奉祀他。我就读的高级小学，即由这所“昭忠祠”改建而成。当时厅堂里仍塑着他的坐像，还有不少同他一道就义者的牌位。有副对联，表扬他有“天地正气”，是“古今完人”。厅堂变成全校师生集会的礼堂，我每天来回总要在他像前经过几次，有两年之久。所谓“正气”与“完人”，我似懂非懂，但对这位乡贤确实非常尊敬。六十多年过去了，回忆仍很清楚。

就在这里读高小一年级（即今五年级）时，级任老师、兼教我们语文课的陈唯吾先生受到了我们真诚、热烈的欢迎。他不但教书活泼生动，教学态度也非常亲切热情，大家都愿意听他的课，同他接近。但不到几个月，忽然不来了，不知是何缘故。问问别位老师，或说不知道，或含含糊糊。同学们非常盼望他回来。他终于不能回来了，据说已被捉去杀了头，只二十多岁！ 究竟是怎么回事，几十年都未明白，可他的形象一直在我心里。直到几年前江阴市为乡前辈刘半农先生等三兄弟建成“三刘纪念馆”，邀我回去参加开馆典礼，便道参观了市里的革命烈士纪念馆，才终于明白了陈老师为革命而牺牲的真相：他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先在基层工作，哪里有困难就调他前往，牺牲时已任地下党的县委书记，在领导工人运动中被捕杀头。保留的一张照片分明是当我教师时那个样子，年青而果决。我的怀念已有分明的着落。高小两年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阎典史和陈先生这两个人。

那时江阴“农民暴动”此时彼伏。去杨舍镇读梁丰初中时，有个晚上突然听到镇里响起枪声，人声鼎沸，谁也不知出了什么大事。学校紧闭大门，我们都从床上爬起，挤作一团。天明后听说已没事，大家才敢去镇上看动静，原来是数十里外的农民有组织地赶到这里来“暴动”：夺枪械、弹药，“抢”典当，向几户地主借粮、借款。此外秋毫无犯，早在后半夜起就迅速撤走了。

这使我简单地联想到所读《水浒传》时赞赏过的劫富济贫。

不消说这样的活动在人烟稠密的故乡是很容易被发现、破坏的。于是就传出了很多“有人被杀头”的消息。当时这样做太冒险，但我很同情这些被害者，因为我知道乡下有很多贫苦人。我外婆家就在乡下，那个村里农民借债还不出，作抵押的土地隔三年就要交给债主，变成佃户。如再欠租，那就说不定哪天还得被抓去吃官司。烈士们的牺牲精神不死。

１９３１年在无锡读高中时我遇到了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政策引来全国群情愤慨。上海各大学学生发起去南京请愿，要求抗击日本帝国主义。我参加了无锡学生对上海学生的支援，跃上拦下的火车一道前去。到南京后立即被大批军警截往当时的“中央军校”住下，当晚听到蒋介石的讲话，重申其“当然要抗日，却应先安内再攘外”这个调子。大家不满意。第二天一早便被载去中山陵谒中山先生墓，下午大批军警又把我们赶上火车，押回无锡了。此行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毕竟表现了我们中国的民气。当时我订阅了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很爱读他写的《小言论》。我们年级订阅这个刊物的同学有十多位。游行回来后我们全参加下乡宣传抗日的队伍。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类工作。

邹韬奋《小言论》

１９３４年暑后我到青岛山东大学中文系继续求学。青岛有很多日本侨民，其中不少是派来制造事端的日本浪人。前海经常有日本军舰停泊，有时竟卸去炮衣，把大炮口针对着我青岛市政府大门。东北三省已经沦陷，眼看青岛亦危如累卵，亲历此境，心情十分沉重。接着是冀东紧急，进一步波及北平、天津，整个华北动荡，导致屈服妥协的几次“协定”。一二·九学生运动应时峰起，各地同学纷纷响应，青岛山大学生以及很多中学生一道参加。那时我们读到生活书店出版的部分进步书刊，特感新鲜，对社会问题有了一些认识，使我没有一味钻进读书和学习文学创作的兴趣中去。我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抗日救亡活动，作街头演讲及下乡演剧（如《放下你的鞭子》和《张家店》等），不会演就帮做些杂事，写点宣传抗日的文字。在此之前我原是清静宽敞的图书馆中常客。这段生活充实了我，也结交了一些好友。他们都是“民族解放先锋队”的成员。后来介绍我参加，我欣然参加了。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开始全面抗战，当年１１月我随校辗转西迁，好友们分去各地参加打游击，直接抗击日本侵略者。建国后知道其中有的已牺牲在抗日战场上，有的担任各种重要工作。他们在和我同学时大都已是地下共产党员，随时准备贡献出自己的一切。我由衷敬佩他们。觉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爱国者、民族的脊梁。

我作出了自己的选择：继续学习，从事文学研究工作。我决心在自己认定的工作与生活道路上，学习这些同学、好友的志气和精神。我们曾互相这样勉励：做个正直的、坦率的、对国家社会多少有点奉献的人，在任何困难条件下都不灰心丧气。当然并不是有了这种愿望就真能成为这样一个人。但觉得这应是我的价值观之基点。

我读完大学已找到不差的工作，同时报考了研究院。接到录取通知后，我即毅然由重庆前去昆明南面的澄江。文科研究所设在县城外荒山上一座名叫“斗姥阁”的破庙里。就在这里我力求保持着与大学好友们的联系，开始读着、积累着、思考着各种问题。好友们行踪难定，联系终于中断。但他们的精神面貌一直烙印在我深心里。对我来说，他们是最具体的榜样，当时我对革命者的一些认识多来自感性。为文学兴趣所限，也与个性和认识有关，我对太抽象的思辨每觉近于虚玄，未免偏执，却也不致过于迷信教条。我觉得胡适文章明白清楚，朱光潜论文谈艺具体生动有趣，不简单。他们深通西文，研究中国问题，极少见那种生吞活剥、佶屈聱牙，硬装出来的洋味。批胡高潮和“文革”中胡被目为战犯、洋奴，“文革”中朱被目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尽可驳斥或不同意他们的某些观点，难道他们不能算是认真的爱国者？ 总算现在对他们已变得比较客观了。他们都已逝去。采取客观态度才可以团结一切应该团结的人。

1942年摄于广东曲江 图为徐中玉先生及其家人

抗日战争时期，我主张抗日到底，反对投降派。抗战胜利后我在广州和青岛参加进步文艺工作，支持学生的反内战反饥饿运动，被青岛警备司令丁治磐密报当时教育部，说我有“奸匪”（指共产党）嫌疑，朱家骅即密令我的母校山东大学把我与我向无政治兴趣的妻子一并中途解聘。上海解放前夕我与姚雪垠合编的周刊《报告》第一期出版立即遭禁，其中我写的一篇论文便是《彻底破产的教育》，为此几遭不测。解放初期我极为一派清明的开国气象所感动，完全信任，甚至也紧跟过照批俞平伯、胡适、胡风诸位。号召帮助整风时还是应领导与各报刊之“热情”邀约，在《光明日报》、《文汇报》、《文艺报》上写了几篇文章，结局是被划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主要罪状据批为主张“教授治校”，在大学里居然可以“学术至上”。定案后把我赶出中文系，降去图书馆库房整理书卡。株连妻子受歧视，儿女升学难，就业难，跟我一起，蹉跎十几年。迟至１９６１年我才得以回系继续任教。１９６６年“文革”开始，我和许杰、施蛰存又被首先投入“监改”，从“右派”而“摘帽右派”而“老右派”，直到“文革”结束，得到彻底平反，整整蹉跎了我二十年最可以多做些工作的宝贵时间。我们不知说了写了多少对新社会的歌颂却被说成是“抽象肯定”而于应邀之后仅对个别事情、个别人所提的意见建议则被说成是“具体否定”。越分辩越被判成“顽固”、“反动”。

这个时期我经常想到在青岛一道参加救亡工作的好友们，想到了他们当年的意志和精神，也想到为什么甚至他们也会蒙受冤屈。这使我增多了面对艰难时世的准备、信念与勇气。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埋头积累专业研究资料。二十年间孤立监改扫地除草之余，新读七百多种书，积下数万张卡片，约计手写远近一千万字。甘于寂寞，自求心安。只有自己觉得这种积累有用，即使这些卡片将始终只能塞在我的抽屉里，也有意义。也许这只是为了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平衡，但到底并没有把这二十年光阴完全白过。虽因十多年来担任面上各种工作，未有时间好好利用这些材料，但内心觉得假我以年尚有可能利用它。在普遍的信仰危机中，１９８４年去美讲学回来，我入了党，归属于为人民、为社会主义、为人类服务的这一高尚目标、理想。当时年已七十，夫复何求，只想以此鞭策自己。过去的已经过去，还有什么个人恩怨须记，觉得认真总结严重教训，一致向前看才是道理。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果然“物美、价廉、耐磨”，穷也穷不走，打也打不走。挨着无奈，忍辱负重，挨过就算了。诚然懦弱、无能，但确挚爱这块土地，这里有我们丰富的文化宝藏。有人以爱国为迂腐、狭隘或竟可哂，未免如杜甫所说，有点“轻薄为文哂未休”吧。

外国各地都有不少纪念性建筑，隆重集会升国旗奏国歌，庄严肃穆，愉快自豪。热爱自己国族，比单知崇拜偶像好得多。尽管彼此价值观念不全相同，还是同多而异少。如能使多数人民相当安居乐业，对前途充满希望，国族的凝聚力一定很强。关键在充分发扬民主，公仆真为大众服务，而且服务得好。

真以国族利益为重而又能干实事的爱国者必然能不断进步、努力工作。过去经常只以爱国为第二甚至第三等的评价，实在太小看了。

2

生活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有幸有不幸，幸与不幸复杂交叉，很难截然划分。当时的感觉与后来回想时又有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们大概都有类似的经历。我只能谈些自己的体会。

最早能记得的是北伐军抵达故乡镇上的事，在此之前只还模糊地留有墙壁上常看到军阀“苏浙闽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具名布告的印象。这时我正在读小学，很可能是第一次看到正式的军队。民间一向流传着这两句话“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对当兵的都无好感。可是这些兵却颇和气，枪上撑有旗子，贴标语，还在街上演讲。大家都未见过这样的兵，我也钻进人堆中去看，非常新鲜。据说他们一路来把孙传芳手下的兵全打败了。在镇上驻扎没几天便开拔走，但这些兵教唱的歌我还记得，便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我知道并未能记全，调子却还能哼出来。这给了我很深的印象。当时根本不清楚国家大事。

前面谈到，历经多次国耻纪念和游行，使我对英、日帝国主义者特别痛恨。接着便受到“农民暴动”一度风起云涌的直接影响。一次听说我们镇上随时也会来人。居民包括我家大人，都不明真相，很早便紧闭大门，外有商人出钱组织，以一些领津贴店伙为成员的“商团”任巡逻，实际是帮助县里提防、同时保全殷实店主自己。逐渐懂得除帝国主义侵略者外，国内还有军阀和土豪劣绅都须打倒。那时还不懂看报，这种认识都从所见所闻得来。订阅《生活周刊》后，觉得对外太懦弱受欺，社会太不公平。此后便是抗战，辗转大后方，流离颠沛。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又更扩大。明知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很正义，表示同情却就遭殃。直到近几十年来包括“反右”、“文革”在内的各种挫折、各种遭遇，忧患意识都始终在心中激荡不已。居安必须思危，忧患才能兴邦，怎能居危还可粉饰？好不容易从艰苦卓绝的牺牲中取得重大胜利后，却似率由旧章，走向另一极端，人们仍处于贫穷、无奈地位。真挚的腾欢不断下滑，国族落进苦难深渊。许多不应该发生的悲剧都发生了，不应该蒙受的损失都蒙受了。从极有希望演变成几近绝望。弹指一挥如梦中，真是一梦倒还好，却是真事。北伐胜利，统一全国是幸事，内战继续不断是不幸；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国土大部沦陷是不幸，共同抗战还是把它赶走了是幸事；内战再起，革命胜利，是不幸中的大幸；“一言堂”仍非群言堂，造成种种失误，“文革”之惨，史无前例；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后才使人们看到了曙光。中国的知识分子几十年来一直在惊涛骇浪中饱受折腾，在为国族命运焦灼不安，尽力难由，忧危无用，经常处在可使又可疑的尴尬地位。运动来时首当其冲的总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工人身份忽有忽无，可以一下子又成为资产阶级分子，甚至被说得比这还更危险。这种经历我们这把年龄的都太丰富了。在封建意识仍根深蒂固的情况下，还声称就要穷过度一步迈进理想社会，大风大浪大起大落无法使真诚爱国的知识分子对国族命运闭目掩耳，不忧心忡忡。高尚情操，志士品格，书生意气，不在这种时代，也许还学习不到，可代价实在太大了。痛定思痛，有些人想从此超脱，首先就提出要脱离政治，至少应该加以淡化，进而对忧患意识，对使命感与历史责任感亦笑乃书生们不自量力的大言：你有多大能耐，竟想仍自居为当代社会的重心。这种心情或明或隐，我理解为对诸如文艺、学术都必须服从政治，“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为现实阶级斗争服务”等等长期成为指导的“驯服工具”论的反拨。这种理论之失误已被多年实践结果所证明，不必再说。所说“脱离”、“淡化”，以至“不求有用”、“讲求功利便庸俗”之类，转折之际难免矫枉过正属实，到底也不具普遍意义，说到了另一极端。以此来反对显然失误的老一套，其实这何尝不也是一种作用。如果不把政治看得太狭隘，太急功近利，要求立竿见影，把凡对真美善的追求都认为可以包括在革新政治，有利于社会进步事业的范围之内，那就无须脱离，不必淡化，不应这样做，而且也是无从脱离的。不用之用，还是要有用，只是应供此用，不能仍像过去那种用途罢了。书生从古至今从未占有社会重心的地位，得宠的文人学士或有以为已成重心，其实是有时自我感觉太好，出于一时的偶然，所以多的是感到“伴君如伴虎”。只在高度民主、厉行法治的未来社会里，真有知识而又有能力的人们才有可能代表人民成为社会重心，这也理所应当，不过目前还未具备足够条件，而具有忧患意识，有使命感和历史责任则是每一个爱国者应有、能有的。尽其在我庶几集腋成裘，涓滴成流。如果大家都只会发牢骚，叹失落，只顾个人，甚至以玩世不恭，皈依佛老为超脱、潇洒，那就于公于私，什么都会没有长进而更加落伍，沉沦永无翻身之日。忧劳兴国，逸豫亡身。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该用的地方不惜巨资，不该用的钱远比我们目前节省，例如公款吃喝，超前消费。应该也学学他们这方面的管理办法。这样的书生意气实在是一种升华了的知识者精神，是缺乏高尚理想追求者所不能轻易达到的。既非迂腐，亦非狂生。对这种人我心向往之。举措不当，会使原本很高尚的理想因无能落实而黯然失色，重要的是幡然改图，另找有效途径，决非为大众服务、为全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这个理想、目标便无价值了。我们数十年来取得过成绩以及频频失误的经验教训从正负双方都可证明这一点。不是任何政治都是文艺学术发展的障碍。

由于把人类社会错综复杂的关系往往看得太简单、太极端，“阶级”好像成为人类社会中最森严最对立而且总在斗争着的壁垒，以致认为只要把这种斗争每年每月每时每刻狠抓下去，即能“一抓就灵”。任何各执一端的话，都行不通，最好还是具体分析，重在效果。人道总比兽道好，人性不能说没有共同处，人之常情有所存在。完全否定这些，说不服人。有差别，有时有些差别还不小，这也是事实，但即使在某些方面某些问题上存不小差别时，同时也仍还有某些共同点。共同点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原因很复杂，有矛盾时仍得互相依存，利益既有差别亦有共同处。一种学说往往因急要构成体系，总有很多不符合它设想的东西被忽视或抛弃，这就是为什么大家都相信生活才是常青树，而理论则是灰色的。任何学说如能在历史上起过一段时期真正的促进作用，就很不错了，任何学说都不可能永远有同样的生命力。所以教条主义绝不足取。时代前进了，思想观念还是老一套，固不行，还是像张之洞那样要求“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物质文明可向外国学习，精神文明则须坚守自己一套，就能如愿把经济搞上去吗？ 有人说新加坡独立后取得的迅速发展便是这种做法取得成功的先例。须知新加坡有识之士自己却并不这样看的。

国运颠沛，生活坎坷，时常午夜难眠。不幸带来苦恼，苦恼引起思考。能有这样丰富的体验，这样不断艰难的探索，终于还是可以自己开动若干脑筋了，这在过去确实难以想象。杜甫有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当气候阴转多云，沉重的一页渐成过去时，是否有些类似杜甫乱离后即可回乡的欣喜心情呢？ 许多人都有。这是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尽管道路并不就会平坦，但毕竟已不可能仍是枯水一潭的老样子了。

坚持民主、科学、公德、正义、公平，永不休止地革新、前进，切实为广大人民服务，争取实现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不是把任何小我的主张、权益放在第一的地位来考虑，国家富强了，大众生活质量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必然会增强，而且会越来越强。为中华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而且还发挥爱国作用的优良文化传统诸如忧患意识、自强不息、仁爱为怀、天下为公、以身作则等等，都非常可贵，其中普遍合理的因素，都能与时代需要联系结合起来运用，发挥积极的作用。这正可与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那种促进民族自豪感的努力接轨。自尊、自重、自强、自豪的国族，是历经艰苦奋斗才可能达到这种境地的，那就同样会懂得尊重其他国族的努力。“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我觉得这道理在国、族之间也可通。增强民族凝聚力与追求全人类的和平发展绝不矛盾。同过去相比，阶级、阶层的面貌早已发生了许多变化，再不能用过去种神狭隘、极端的观念来规范、束缚当今的新形势了。

开头我就说过，对幸与不幸，当时感受与后来回想不全一样，而且难于截然划分。不幸已成过去，重在切记教训，促进好转的现在，争取更好的未来。只要能把好的经验留下来，严重的教训也传给后代，曲折过程中个人受点冤屈，算不了什么。过度时代出不了大手笔，写不出能领风骚数百年的大作品，果然如此也没大关系。后来者仍能从这个世纪的苦难探索、已见曙光的努力中得到启示，引发灵感。中国自有后来人。

3

高中读书时我已爱好习作，是从写抗日宣传文字开始的。１９３４年进入大学后，开始在一些全国性报刊（如《东方杂志》、《国闻周报》、《益世报》、《光明》、《独立评论》等）发表文章，直到现在还不断在写一些，六十年了。以文艺理论研究为主，也写散文、杂感，曾写过几篇小说，后即洗手。开头乱投稿，《论语》、《人间世》、《宇宙风》、《逸经》、《大风》这类小品文杂志上都有文发表，参加救亡工作后便有了选择。我的学费虽即要取给于自己的稿费，但这仅是副产品，我为上举小品文杂志所写文字都不“闲适”，虽然讽刺批判不深不透。现在时行自嘲写文章为“爬格子”，我一直觉得何必这样自卑，连自己也如此看不起自己的工作。没有多少成绩，敬业的精神还是应该有。否则为什么还要一路“爬”下去呢？

选上中文系，以及选上“研究”这个行当谁也没有勉强我，也未为此特地请教过人。完全是凭自己爱好走上了这条路，还要一路走到底了。当时从未料到一辈子要生活在学校大门里，可也未先想要干别的什么事。曹丕所说文章为“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乃后来所知，他说干别的“荣乐止乎其身”，干这个可能“声名自传于后”，久而知其极难有成，而且传名于后的人生前大都穷愁，还很少得以善终。便看成一种应有的职业罢了。后来运动频繁，文学工作者几乎每次都被首先揪出来，好像一切罪过都是文学工作者造成的，把文学工作的地位提到了最高也最危险的地位，反而使人们视文学工作为畏途了。回想数十年前把它看成一种职业，不比别的高，也不比别的低，较合实际。兴邦也好，丧邦也好，在正负两方面文学工作都只能起一点积极或消极的作用，负一部分的责任。要求过多，责之过苛，都不是能够胜任和公平的。一窝蜂来搞，或怕得都不来搞了，都不必要。

我学搞文学研究工作，从未想建立什么庞大体系，高谈一套一套的理论，服膺五光十色的各种主义。也看也听也想，却并不无条件服膺，愈老愈觉应该如此。实践出真知，难在坚持实践，不在放言高论。凡一种流行过的体系，总有某些见解，或比较新鲜，或比较深入，或扩大了原有视野，一概否认、排斥是不对的。但对无比丰富、复杂且不断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在发展的社会生活、文学现象而言，这类思想体系往往只能在局部或某方面有些开拓、深化、补偏纠弊的作用，这也有益，可既已标为旗帜，常见就认为它已可解决整个生活和文学的问题，这把钥匙可以开通所有的难关了。有些还只是针对当时当地存在的现象而言的，如何即应生搬硬套到此时此地来。我觉得还是先要有一定的宏观视野，力求兼收并蓄，择善而从为宜。服膺就是完全接受、服从了，科学态度却是应该发展创新的。文艺比什么都更需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1996年1月在佛山珠海

1997年摄于四川眉山三苏祠东坡像前

也许我的想法太简单，文学创作最重要的原理可能一篇千字短文就够写出来。引申、举证、说明、试探当然可以写出许多文字。这也能有所用。但不是最重要的原理本身有这么复杂。有些可以让人举一反三，思而得之，有些尽可各抒己见，提供参考。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另作别论。不少洋洋大篇，夸夸其谈，重复而又琐细甚至玄虚之至，还有的不知所云，以艰深文浅陋，崇洋以为高。招摇过市，自欺欺人。兼收并蓄即意味着也该向外国学习。

例如黑格尔，思辨深，很有逻辑，我愿读。但有时感觉过于抽象、枯燥。同样是德国人，读歌德的谈文论艺之作，就亲切舒畅得多，各有其长，可以互补。不能称黑格尔最高，最大，他这种思维方法表达方式最好。刘勰用骈体文写《文心雕龙》，由于史论评密切结合，把理论著作写得如此扼要，在当时条件下可说异常深刻而又生动，犹如读部文学创作。苏东坡在若干极短文字中若不经意谈到了诗、文、书、画创作中的经验教训，读之有味，思之精深，耐得不断挖掘，关键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突出的创作才能，而且还能深入底里，点出精髓。东坡没有的是理论体系之形式，有的是他理论的吸引力、感染力与说服力。可是至今仍能看到一种说法，即中国像苏轼这样的谈论是思辨力不高、逻辑不强、缺乏深度的表现。须知苏轼自己也曾以未究数学为憾事，可在文学现象中难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只可意会，难以言传”的东西不是确也不少吗？文学既是人学，更是人心民心之学，其微妙之处凭已有逻辑知识，电脑技术尚远未能达，怎样思辨亦然。我这样说，绝无非议黑格尔的成就之意，仅仅认为对不同的思维方法与表达方式，看它所起的作用是主要的，充分估计其间的互补作用非常重要，不必强分高低，妄下断语。希腊文明值得敬佩。言必称希腊却不知道本家精华，就令人惋惜了。

学问无涯，一己精力有限，博览尚有限度，精专谈何容易。视野求广，力求宏观，又有一专之长，善有微观能力，正是我心向往之的境界。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陈寅恪……本世纪中这些人物太屈指可数。论世知人，知人论世，并不是后来人聪明已逊，乃环境太不安定。有的是浮躁与激情，缺少足够的积累、虚静与深思。随风飘荡与执笔无从，自都不能与硕学有缘。现在环境有所改善，学术自由仍待前进，这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要紧。宏观而天马行空，流于大言失实，无从操作；微观而非谨严细密，烦琐不得要领，迷途忘归；均劳而鲜功。有了专长又自知它在整个学问中的适当位置，便不致自我感觉太好，以为知识学问已尽在自己腹中。求学不比从商下海，只要沉得住气，意志和时间便成实力，铢积寸累，总可陈功，无惨败之理，这种实力自亦不易。

中玉先生与郭绍虞先生、程千帆先生合影

几十年来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应该深刻总结。改革开放提供了开始这样做的条件。总结得坦率真实，对今后的拓展至关重要。人们对已经写出的纸上历史颇难信服，因为真相每已隐去，一些总结性文章实乃新的檄文，难足为据。这个工作迟早会做好，初步认真去做做亦有益。史实不清，挖掘未深，但彻底否定“文革”和不再认“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理论为正确，非常明智，深刻总结已有了基础。总结是为了进一步除去迷茫，为了现在，争取将来。

古有“文人相轻”，后多路线斗争，煞有介事。几次运动中，一茬被批倒，最早的批人者却成为第二茬的倒下者，第三、四茬受苦更多，因又成了“黑帮”。几茬牛鬼蛇神，“监改”时济济一堂，同是天涯沦落人，何况相逢原曾识。“劳改”中就平等了，有的当时尖锐有加，此日哭笑无从，痛定思痛，相濡以沫，乃成熟友。有些误解，在平等地位时即不致发生，有了也容易化除。合作共事还未必能振兴文学，经不起再消耗在阋墙之内了。但愿都走大道，不入私门，各尽所能，即使目前繁荣不了，未来总能做到。

钱谷融先生与徐中玉先生

目前市场经济大潮对有严肃态度的文学事业确实冲击很大。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应把文学完全看成一般商品，不应把文场完全变成商场，这应是这样提法的原意，但在执行中却出了毛病，文化事业迅速告危。没有精神文明为辅佐，物质文明不可能自然持续上去。目前，教育滑坡，文盲增多，人才难出，民族文化素质下降，公民道德缺少，必须大力挽救，才能避免今后更多的困难。空谈已多，最重要的是拿出具体办法、措施，办实事，出实绩。

再过六年便到２１世纪了。回顾八十年，忧患深深，去日匆匆。往者已矣。仍当学习下去，尽其绵薄，还是向前走，但求国族有光明的前途，社会不断进步。耿耿此心，以迎改革开放的深入，新世纪的来临。

１９９３．１０．２５稿

１９９４．２．２８改毕

本文摘录自徐先生著作《徐中玉文存》中《忧患深深八十年——我与中国二十世纪》

徐中玉先生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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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好大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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