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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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文学（笔谈）

——待完成的知识分子叙事专辑

主持人的话

特约主持人  董丽敏

20世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的、超出时间性质的存在。可以说，20世纪并未在100年的终结处戛然而止，在思想史意义上它与当下依旧紧密相连。在20世纪的历史中，中国知识分子留下了一部恢弘壮丽又曲折艰难的心灵史诗。文学书写是凝聚知识分子精神价值的最主要途径之一。然而目前无论是关于知识分子叙事的文学创作，还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认识，都还存在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鉴于此，由上海市高峰学科“中国语言文学”与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联合主办的“与20世纪同行：现代文学与当代中国”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师范大学召开。在与会学者的发言中，同济大学王鸿生教授围绕20世纪知识分子及其叙事进行探讨，指出20世纪知识分子的重大标识之一是“为人类生存的意义”而斗争，是技术与人类异化之关系的深度思考，是文学想象最为薄弱的环节。揭示时代精神难题，为时代提供具有召唤性和塑形力的文学语言和价值，此乃当代知识分子叙事的美学和道德责任。海南大学刘复生教授从知识分子精神结构角度对此进行呼应，他以钱理群、洪子诚、李陀等“30末”学人为个案，从“幸存者”与“债权人”这两个视域切入，认为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理解这一代人的精神结构，那就应重回“启蒙”原点的思想基底，重新理解他们与中国革命、改革开放及1990年代历史的关系。北京大学贺桂梅教授在21世纪背景下重思20世纪中国文学，指出21世纪的全球现代性危机要求重新辩证思考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而如何理解“现代”“革命”和“战争”的辩证关系是其中关键问题。上海师范大学董丽敏教授通过对当代多元文学史书写实践的批判分析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应从更广阔的社会文化格局中探寻可能的资源、路径与方案，文学史书写是思想文化乃至社会问题，需要使多元化的文学史书写与总体性社会想象产生关联，在此基础上确立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主体位置。这四位与会专家的笔谈文章，为理解知识分子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打开了值得拓展的空间，我们择取并组成专辑刊发于此，以期学界关注并进一步深化讨论。

专辑目录：

4.贺桂梅：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

本辑内容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9期。本文发表时题为《在 21 世纪重新思考“20 世纪中国文学”》，转载自公众号“探索与争鸣杂志”，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贺桂梅

在21世纪重新思考

“20世纪中国文学”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以及“20世纪中国文学”这些概念，并非一开始就存在，而是在特定时期特定历史语境中提出的。目前所称的“现代文学”在很长时间内被称为“新文学”，直到1950年代后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这两个概念才出现。这两个概念不仅是文学形态的区分，同时也涉及新的学科建制、专业方向和研究领域的划分。到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概念，其用意是统合被“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割的现代中国文学。陈思和、王晓明也在同一时期提出“新文学整体观”来呼应这种整合性思路。使用这些概念时，应意识到其中包含了特定历史语境的现代性内涵，是一种特定的历史范畴，其背后涉及20世纪文学的“现代性”和“当代性”之间的辩证关系。

陈思和、王晓明

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

的三个问题

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首要的问题在于如何理解“20世纪中国”。这一范畴涉及三个最重要的关键词：“现代”（或“启蒙”）、“革命”与“战争”。20世纪中国总体性地处在一个现代化过程中，存在一种追求“现代性”、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普遍诉求。但在今天，“现代”已经不再是一个未完成的目标，其规范性内涵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社会现实，成为需要重新认知、进行批判性理解的对象。所以今天人们谈论更多的不是要求“现代化”，而是如何超越“现代性”。这种尝试反思现代性的基本思路，意味着看待传统、看待20世纪现代性规范的内在冲突时，需要超越以前那种历史本质主义的、各自为政的政治主体想象的限度，而重新看待诸种现代中国文学形态间的历史关系。这意味着，在不同领域、不同脉络中展开的现代文学实践，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抗性存在，而存在着探询互相通约的更高当代性内涵的可能性。

如何以21世纪中国的主体视野重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图景，有三个重要的问题值得讨论，这些问题也同“20世纪”的三个关键词相关。

第一，怎样理解“中国”。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实践和研究，特别是在1949年之后，存在很大的区域性差异。这种区域性差异造就的历史经验，深刻地影响着文学讨论的方式特别是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方式。习惯于在北京、上海这样的空间里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人，需要面对在港台、海外等区域形成的文学史研究及其论述范式。“华文文学”“华语语系”“华夷风”甚至“反离散”等叙述，可以说从中国大陆的外围重构了有关中国的文学叙述。如何叙述以中国大陆为主体的“现当代文学”与“港台文学”“华文文学”的关系，需要更具整合性的框架。怎样回应这类叙述，如何在这种全球化语境中阐述20世纪中国文学的合法性，是今天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大陆的现当代文学研究者，在既有的文学研究体制和话语惯性中，对这些问题往往感受不足。但如果和在香港、台北或纽约的讨论相参照，就会意识到问题的尖锐程度。战争、冷战和意识形态的区隔造成了区域性历史经验的差异。在21世纪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文学，其背后存在着重新思考“中国”、在一个更高的共同规范层面整合不同的区域性文学经验的问题。

第二，是“长20世纪”还是“短20世纪”，也就是“革命”与“现代”的关系问题。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实践始终存在内部的区隔和层级，比如作家文学与通俗文学、陈思和谈到的“常态性”和“先锋性”，特别是左翼的激进文学实践和古典文学向现代的转变等，背后都涉及现代性规范的内部冲突问题。一个左翼作家所理解的“现代”，和一个自由主义作家或持保守主义立场的作家所理解的“现代”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在20世纪文学的历史实践过程中，不同的现代性规范之间常常存在尖锐冲突。这种冲突往往是对抗性的、非此即彼的。

陈平原、钱理群、黄子平合照

今天重新面对20世纪历史，需要找到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立场来调和这些冲突。其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如何看待“革命”和“现代”的历史关系。事实上，“革命”不是一种对抗现代或存在于现代以外的东西，而是更激进地完成现代化变革的方式。但是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一种普遍观点认为，革命是某种“封建主义复辟”，是反现代和非现代的。重新思考这个问题需要认识到，在20世纪，很多像中国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都是采取革命方式完成现代化的。怎样协调革命和现代之间的关系？1985年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时，主要考虑的是“现代化”的范式。他们将20世纪从鸦片战争算起，一直延伸到1980年代的当下。这是一种“长20世纪”的理解方式，采用某种西方式的现代规范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这种关于“现代”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左翼的革命文学。钱理群回忆，当时他们的老师王瑶先生看到这个论述时提问：你们谈20世纪中国文学的问题，为什么不谈第三世界，为什么不谈反殖民主义？这背后隐含着如何理解中国这样的以革命形式完成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的现代性内涵问题。

在很长时间内，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叙述的主流。这种理解现代的方式目前也遇到了新问题，因为在21世纪，人们更多地意识到现代性本身的危机与限度，特别是全球化语境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问题，因此开始思考“文化自觉”等问题，思考如何重新调和“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其实对上述主流范式——我称之为“长20世纪”的理解方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如果说“长20世纪”是一种现代化范式，那么所谓“短20世纪”可以说是一种革命范式。如何理解20世纪的“短”与“长”，在历史研究界和理论界存在不同的叙述，巴迪欧、霍布斯鲍姆、阿瑞吉、汪晖等人都有过研究。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这涉及如何重新解释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实践史。人们经常会认为，20世纪中国革命文学的实践是断裂性的，比如从五四文学到革命文学是一种断裂，从左联文学到延安文学又是一种断裂。但如果深入文学实践的内在逻辑去审视，就会发现它们之间是有延续性的，这种延续性其实是革命逻辑的内在展开。我把从“五四”到20世纪80年代结束这个时段内的文学称为“短20世纪文学”，它由革命的逻辑推动，其实践过程不到百年。结合所谓“短20世纪”的概念，可以区别于黄子平等以“现代化”为规范的“长20世纪文学”叙述。理解中国的20世纪，可能需要在这种“长”和“短”之间进行更具体的区分，以揭示和呈现历史展开过程的内在逻辑。同时，也需要加以协调，而不能再采取冷战式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方式来面对历史。

阿兰·巴迪欧、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乔万尼·阿瑞吉、汪晖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对20世纪中国与文学的影响。陈思和很早就谈过“战争”在20世纪中国的重要性。事实上，战争在20世纪中国不只是一种事件性存在，而是构成了一种语境性存在。蔡翔谈到20世纪的“破坏性”，产生这种破坏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世纪是一个战争的世纪。费正清曾经指出，世界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样态，诸如农民起义、国内战争等，都在20世纪中国发生过。实际上，这是一个战争、革命频繁发生的世纪。意识到“战争”这一语境性的存在，有助于体会20世纪的严酷性以及亲历者的精神状态。

20世纪中国的战争语境，也影响了文学的存在方式。现代的战争形式，最重要的特点是“总体战”，国家动员民众并将其卷入战争状态。无论再怎么强调个人性和文学性（或艺术性），都无法将文学与国家、民族分开。刘禾、赵京华等人曾将20世纪中国文学称为“民族国家文学”，特别强调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所形塑的总体性话语生产空间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文学传播以及文学生产制度的根本性影响。在这个意义上，现代中国与现代文学的塑造是同步的，二者互相建构。我近年研究的课题“1940—1970年代当代文学与‘民族形式’建构”，也涉及这一问题。这里的“民族形式”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式”，而是“中国形式”，即如何通过文学的方式创造一种关于当代中国的共同体想象。文学所创造的“中国形式”，一方面重新整合了文化资源的“新形式”与“旧形式”、“民间”的非规范文化与现代主流文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通过对“地方形式”和“方言土语”的重新书写而建构出一种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文学形态。研究“民族形式”问题，并不是为了对抗“世界文学”而强调民族文学的特殊性。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两者互为一体，辩证地处于一种互相转换的关系结构中。这是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并在其中塑造文化政治主体性的必然结果。中国被卷入现代世界体系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内外战争。正是在现代“总体战”的动员、组织和改造过程中，中国彻底地转化为一个现代国家。同时，这种“总体战”形态并非日本式的帝国主义形态，而是作为第三世界国家在抵抗侵略同时也接受西方现代文化的双重性过程中形成的现代国家形态。在这个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民族主义的正当性，是和主动接受西方式现代化、融入现代世界体系的现代性追求同步发生的。战争既是现代世界体系重组的极端形态，也是现代中国的生成过程。只有意识到战争作为一种语境性存在，才能更深入地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紧张关系。这里所讨论的“战争”，并不是简单与“和平”相对的研究范畴，而是一种理解中国如何在世界中获得其主体性位置的方式。从这个层面而言，冷战格局的终结、21世纪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以及中国在其中位置的变化，都从不同方面改变了文学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方式。这不仅使得中国文学在何种意义上是否属于“民族国家文学”成为需要思考的问题，也要求人们重新理解整个文学生产体制的变化。

刘禾、赵京华

21世纪的主体性视野

“21世纪”这个新世纪，展开时间还很短，一些规范性内涵尚未确定形成。这个新世纪确实同20世纪相比呈现出很强的断裂性。如何在当代意识中讨论文学的位置和文学史研究的意义，存在一个根本性的对话对象，就是对于20世纪的评价。20世纪其实并不美好，它是一个破坏性极强的世纪，但这个世纪同时也激起了人类历史上最美好的乌托邦想象。剥离其中一面的想法是过于简单的。提出“回到20世纪”的人只记得它好的一面，而要“埋葬20世纪”的人可能只看到它坏的一面。20世纪确实是一种遗产，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它的“债务性”，它既是财富也是负担，对这两个面向需要同时辩证地加以考虑。

在21世纪的今天讨论、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需要关注一些前提性的条件。比如在文学史研究的层面，应该意识到文学的教育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今天的文学史研究，其实面对的是更年轻的人群，他们完全缺乏20世纪的经验。怎样在“文学教育”的层面让他们从20世纪文学中有所收获，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文学教育本质上是一个“人的再生产”和“文学的再生产”的问题，关键在于前代人的历史经验如何传递下去并转化成新一代人的精神资源。今天的教育体制属于社会的常态性机制，大部分人都通过这一体制接受文学史教育。考虑文学史研究的问题，需要与这样一种教育体制相联系，因为文学史研究本身就是大学教育体制的一部分。

21世纪媒体的变迁

另一个条件是，文学在社会上的存在方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在21世纪，文化传播媒介发生了极其重要的转变，特别是从纸媒为主体转变为网络和自媒体主导。如果说20世纪是文学主导的世纪，那么在21世纪，文学受到了其他传播媒介的挑战。比如电影在今天比文学风光许多，作为一种图像文化和视听媒介，它显然比文字媒介更具大众性，受众群体更广泛。今天文学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边缘化了。在这种情境下，怎样讨论文学创作、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的意义、价值和功能，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1世纪媒体的变迁

总而言之，中国作为一个在20世纪完成了现代化进程的后发现代化国家，在21世纪需要面对如何表达其文化主体性的问题。同时，21世纪的全球现代性危机，也要求在全球视野里重新理解中国：它如何具有主体性，又如何超越国家和民族的限度而形成一种从特殊性中生成的普遍性表达。这种当代性处境需要人们重新思考20世纪中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学经验，同时也要将中国文学的问题置于一种区域性和全球性的分析视野里展开研究。这样，提出的问题将更具世界历史的高度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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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探索与争鸣杂志"公众号、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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