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特别推送 | 刘思谦画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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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谦特辑
编
者按
刘思谦教授任教于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河南省文史馆研究员，于1999年成为全国第一位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文艺批评今日特推送《刘思谦画传》（原载于《名作欣赏·别册》2019年第12期《澄明之境·刘思谦画传》）中“刘思谦先生小传”、“刘思谦教授著作要略”、“刘思谦教授重要论文”、“刘思谦教授代表著作要览”等部分，以此表达学界同仁、后辈对刘思谦老师的敬意与祝福！
不管怎么说，还是应该庆幸自己总算赶上了一个虽然还不能时时处处说真话但毕竟可以不说假话的时代。我所评论的作品大多是和我的心灵相通，能够启发我对社会对历史对现实人生对人的生存状况进行思考的作品。如果说开始时还不免要“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的话，那么渐渐地那郁结于心由屈辱和苦难所凝聚的思想的块垒便化解为一个令我神往的梦，这便是仿佛从内心深处生长出来的人道主义理想，于是以往的经历和对尊严、自由的渴望，成为抹不去的思想和激情的背景，成为对文学的倾听、发现和表达，渐渐形成了我以人为中心为根本的社会的、心理的、审美的人本主义文学批评观与方法论。这是我的魂。以文学评论这种我喜欢的方式守护这个魂，是我为自己选择的生命创造方式。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刘思谦画传（二）
学界评价、刘思谦的学术研究
学界评价
50年来，对我们学科做出贡献的有许多位老师，但做出巨大贡献的是刘增杰、刘思谦两位老师……刘思谦老师思想敏锐深刻，立场坚定鲜明，富有批判精神，在当代文学研究、女性文学研究方面成绩卓著。刘思谦老师研究女性文学，不免浸染一些女权主义思想。刘老师原来极力反对老伴赵老师参加老年街头交际舞，是因为这种交际舞有男也有女。而她本人是因为近期迷上了广场舞，每天一个小时雷打不动。问其为何双重标准？答曰：我们的舞全是女性。有女权主义色彩的刘老师更性情更可爱。我们衷心祝愿经常骑自行车或乘公交车去游泳的刘增杰老师、每天坚持跳广场舞的刘思谦老师，永远思维敏锐，永远童心不老，永远健康快乐。
——关爱和：《任访秋师学术生命的意义》
▲1998年9月，在承德参加第四届女性文学研讨会留影。由左至右：谢玉娥、胡辛、刘思谦、任一鸣
我知道她是1980年代末开始从当代文学转到女性文学研究领域的，我曾经为她的转向感到遗憾。但若干年后，看到河南大学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重镇，我又不能不佩服。对女性文学我虽然没有研究，只是个围观者，但我清楚了解，河南大学之所以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重镇，是因为它不仅是出几篇文章，研究几个女作家，而是它作为一个很坚实的学科的存在，这里面就有思谦教授和她的团队的开拓精神。作为一个学科的确立，最重要的是寻找它的理论基础，论证它确立的合理性、必然性。我觉得思谦教授在这方面做了非常艰辛的理论奠基工作。她在女性文学学科建立上的理论寻求，没有把西方的女权主义、女性主义简单搬过来，这是非常可贵的。人们现在都爱时髦的东西，把女权主义都搬运过来作为自己的理论标签，但是思谦教授不是这样，她是要从本源性的东西去寻找，去说明为什么女性文学可以作为一个学科来确立。我觉得她是从两个思路来论证的：一个是人类学的思路，她从群类到个人、到性别来阐述性别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另外，又从社会学的角度来寻求在人类、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当中，从母氏制到父氏制这样一种变化，一直到近代的启蒙思潮出现后，人的发现，女性的发现，来说明女性文学产生的合理性；同时又从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发展，革命和启蒙这二者之间的起伏、交替，来说明女性文学的兴与衰、时而繁荣时而萧条的原因。从这几个方面来说明，今天女性文学的繁荣引起我们关注有其必然性。这些理论阐释，实际上都是一种追求本源性的理论探求，由此而确立一个学科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陈美兰：《一种非常可贵的学术精神》
思谦老师说话细声慢语，心中却升腾着一团火。她教课认真，在科研上执着，咬定青山不放松，是我至今钦佩的。那时，思谦老师正在关注着蒋子龙，写了有关“开拓者家族”的一系列评论，发表在《文艺报》上，这对河南文坛与河南大学师生影响很大。那时老师在郑州、开封两地跑，课下除了读书写论文，便常和学生在简陋的宿舍小议……她对我说，当代小说研究一定要“综合”与“个体”联系分析，并对某一“现象”做全面的跟踪研究。……老师能以学识和学生做内心交流，话虽不多，却以真知灼见培养了年轻一代。
——张春生：《于细微处见精神》
▲2003年12月，哈尔滨，刘思谦在第六届女性文学研讨会做大会发言
刘思谦教授敏锐地抓住这一批形象的典型特征，提炼出“开拓者家族”的命题，深化了文学界、企业界对这一新生群体的认识，将批评界对“改革文学”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刘思谦先生的命名与蒋子龙笔下的形象系列一起，激励着有志于产业报国的弄潮儿引领中国企业不断走向辉煌，其意义已经溢出了文学与学术的界域。
刘思谦先生还对一些影响大、读者关注度高的作家作品做出兼具阐释性与引领性的批评，如对张一弓的农村婚恋题材作品的解读，引出了当代中国妇女命运的问题。由此，她开始持续关注现当代女作家的生存与创作，将文学研究聚焦于妇女解放这一中国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带有焦点意味的课题，并与几位女性学者一起，构建其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学术骨架。在这其中，对丁玲在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中的摇摆与困惑做出了相当深刻、准确的阐释，颇为发人深省，不唯将当下的丁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还揭示了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命题，对左翼文学研究颇有启发意义。此外，她围绕着新时期十年文学思潮、浪漫主义文学思潮、中篇小说文体、十七年长篇小说经典化等问题，从多个角度进行当代文学的理论建构，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当代文学观。总之，刘思谦先生的批评实践与学术建树，在当代女性批评家中具有一定的标杆意义。
——刘骥鹏：《人品文品交互辉映学术育人相得益彰》
▲2005年10月15日，在河南大学。由左至右：林丹娅、崔卫平、刘思谦、屈雅君、李玲
河南大学女性研究群落之带头人，自然是刘思谦，她的学术经历、学术道路，可以视为是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的一个缩影。
新时期之初，刘思谦老师的学术研究成为其时人文启蒙大潮中一朵璀璨的浪花，你只要看看她对“改革文学”中“开拓者家族”的命名及其时学界对此的认可，你就能感受到女性在争取女人与男人是一样的人，并且也确实能成为与男人一样的人的过程中，女性文学研究与人文启蒙思潮的亲和性及其被人文启蒙思潮所激活；你只要读读刘思谦在其论文集《小说追踪》（辽宁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中，通过对小说所做评论中体现出来的对人的命运特别是对人的悲剧命运的关注，你就能感受到，她迟早会从对人对个体命运的关注转入到对女性自身的关注中来，而在这其中已经分明地潜隐了女性文学研究迟早将从人文启蒙大潮中独立出来，成为位居其前沿的鲜明的一支。
——傅书华：《河南大学女性文学研究群落述评》
她的文学批评，的确是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批评。……她的文章重理性色彩又富于激情。她常常将自己对文学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对包罗万象的文学世界做出理论上的概括总结，并有意识地从哲学的角度进行哲理性的阐述。她将自己深刻的思想、独到的见解，还有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生动化。她的观点是理性的，但由于有真情实感的灌注和鲜明的形象再现，文章又富有诗情和美感，有较强的艺染力。
——韩爱平：《文学色彩的辨认——刘思谦学术道路初探》
▼2005年10月16日，开封。刘思谦在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作大会发言
▲2005年10月16日，开封。在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
刘思谦是我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尤其在女性文学研究领域影响广泛。近年来，她在进行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专题研究的同时，主要从事文学研究方法论探讨，引起学界较大关注和反响，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稳健通达的学术之路。纵观刘思谦先生的学术思想，在当前学术语境下，她对文学研究方法论的深入探讨和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尤显弥足珍贵。
刘思谦的学术道路和学术思想就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课题，她多年来对女性文学的系统研究与孜孜不倦的思考，对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与理论建设具有十分重要与可贵的贡献。
——李仰智：《刘思谦的学术道路》
女性评论家的出现是新时期文学勃兴的产物。回溯一下当代文学的前十七年，评论之林对女性来说几乎是一片未开垦的处女地。与其他女性评论家大多数执着于“女性文学”的研究不同，刘思谦一开始就跳出了女性天地而放眼全局。她的文学评论善于将理性思考、艺术感受和审美分析统一起来，对作家作品进行审美观照，宏阔的构思中有着独到的思想分析和艺术感受，流畅的语言中充满了雄辩的逻辑力量和可感的形象，她有其鲜明的批评个性，在女性评论家中独树一帜。她的自尊、自立、自强使她与男性评论家一起共同创造辩论世界。
——徐列：《理性的力度形象的美感——读刘思谦的文学评论》
▲上：2010年11月19日，在开封，由左至右：谢玉娥、赵思奇、刘剑涛、刘思谦、孙书蝶、沈红芳座谈会合影；
▲下左：2005年10月18日，在开封，由左至右：林丹娅、金燕玉、刘思谦、谭湘、于彩芹、戴冠青在少林寺；
▲下右：2005年10月19日，在洛阳，由左至右：谭湘、刘思谦、于彩芹在第七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上。
除了《“娜拉”言说》，刘思谦在女性文学方面较有影响的重要论文还有《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在这篇论文中，刘思谦提出了“女性人文主义”的主张，以表明自己不是与西方女性主义，而是与“启蒙理性人文主义”有更密切的关系。作者以女性人文主义的立场和价值观，梳理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现代性的本质特征。
——陈骏涛：《关于当代中国（大陆）三代女批评家的笔记》
刘思谦的学术研究
刘思谦的学术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是第一阶段，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经历了社会政治生活的摧毁与洗礼后，浸染着她的思与痛的文字，以对当代文学创作的独特洞察和理解为世人所瞩目。在这一阶段，她的批评对象多选择那些包蕴着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含义的作家与文本，以丰富的人生历练和一腔难以泯灭的热诚关注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对当代作家及作品给予及时追踪。早在1979年她就提出“创作个性多样化”问题，这种较早的自觉开放意识使她在以后的艺术探索中始终抱以宽容与支持的目光。面对小说多样化趋势，她提出“批评也要多样化”的主张。1985年后，她的文学批评又有一个新的飞跃：由着重思想分析走向思想分析与美学分析并重的研究道路。如运用悲剧美学观点论述“小说创作中的悲剧观念”，从文体角度探讨纪实小说的审美特征等。
对于刘思谦来说，更重要也最能代表她的学术思想与成就的是关于女性文学的研究。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者的特质之一是她执着地以个体生命的感悟参与理论思索和文本解读。她把女性文学研究建立在对女性自我生存的体验与感悟上。
▲由左至右：朱育颖、刘思谦、乔以钢、王红旗在1998女性文学研讨会上
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中，她的观察焦点和思维重点放在五四以来现代女作家女性文本和女作家本人上面，重新发现了被埋没和被曲解的女性文学作品和女作家，从女性自己的书写中发现被意识形态压抑、藏匿、扭曲了的女性生存体验和生命存在的真实。在她看来，女性文学研究的价值目标是包括男性在内的人的价值的全面实现，是社会压抑的解除和人的彻底解放。自我、研究对象、历史三者既相互激活又相互冲突，构成了充满张力与撞击的对话关系，这既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澄清，也给她的研究带来了可贵的真诚与深度，使《“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成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早期的一部奠基之作，在学界评价甚高。
20世纪90年代以后是刘思谦学术活动的第二个阶段，刘思谦于1996年申报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并获批准，她在此后的8年时间里，通读了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的250多本各种专集、合集和选本，加之散见于报刊上的作品，几乎囊括了全部女性散文作品，最后编选了70万字的《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女性散文选读》（以下简称《选读》），与她的博士生合著出版了《女性生命潮汐——二十世纪九十年女性散文研究》（以下简称《研究》）。她在《研究》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女性散文作者的社会身份较“五四”时期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她们中大部分是职业女性，经济和人格的双重独立给予她们充分的自信，使被遮蔽和被压抑的女性经验在20世纪90年代全方位地进入文学。她认为，相对于男性散文而言，女作者的文化散文让人更觉得踏实贴己，有一种触手可及的现实感。而社会人生散文，主要是指女性作者从个体生命的角度，通过对社会现实和人生诸问题的思考，为女性乃至整个人类寻求精神的出路。与这两类被广为接受和认可的女性散文不同，那些“潜入女性生命内部，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心理气质和情感体验的散文”以及所谓的“小女人散文”则引发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议，刘思谦通过肯定女性主体性，进而肯定了对女性身体经验和日常生活经验书写的合理性。她认为对女性身体经验的书写，使女性身体不再作为男性欲望的对象被观照，而是作为具有创造能力的生命体被展示，体现了女性身体写作的高度。而女性散文中对日常生活经验的表达“实际上正是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关注，它显示了一代女性对于自身性别身份的快乐认同”。她强调女性散文是女性生命的表达，是女性对于自我、对于世界、对于社会的一种直接发言。女性散文研究就是要倾听这种发言，尊重这种表达，在此基础上去追寻女性自我成长的轨迹。它的思维重点应该放在女性散文本身，着力发现、阐释中国女性的个体生命经验和主体精神成长。陈辽先生在《九十年代女性三“态”的显示和阐释——读评〈女性生命潮汐〉》一文中，从“女性生存状态的实录”“女性话语状态的多元”“文化状态的提升”等三个方面细致入微地分析了《选读》和《研究》的特点，并高度评价说《选读》是“九十年代女性散文观止”;《研究》是对在此以前的女性散文研究的“超越”。
▲2004年7月5日，在西安，由左至右：王巧凤、乔以钢、刘思谦参加“女性文学与文化学科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合影
近年来，刘思谦致力于对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建构，从两性关系演变史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入手，进而扩展到精神分析、社会心理学、女性心理学和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和法国女权主义理论家西蒙·波伏瓦的方法论相似，她强调父权制社会的性别统治、性别压抑和它的一整套意识形态是怎样的铸造了历史性的女人，使女性变成了父权制社会中的他者。她在《关于中国女性文学》一文中，对中国女性文学由古代至当代的发展脉络进行了廓清，结合女权主义理论，对每一时代的女性及女性文学存在的大环境加以剖析，揭示了男权文化城堡中女性艰难的突围历史。在这种呈现出体系性的回顾中，历史背景与女性文学互动起来，各个历史时段前后有了相继，女性文学的发展与不足清晰呈现，女性文学获得了有生命的构架，也获得了清晰的性别确认。在《中国女性文学的现代性》《关于母系制与父权制》等文中，她从中国女性探寻并建构自身的主体性价值这个角度切入，分析概括了“人—女人—个人”这一反映在女性书写中的人文思想及发展思路，并以其女性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梳理了中国女性文学的发展脉络，阐述了中国女性文学应有的本质特征——现代性，从而较为科学地界定了中国女性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此篇论文凝聚了她多年来对女性文学的系统研究与孜孜不倦的思考，体现了一种浓郁的人文主义情愫，带有一种审美启蒙色彩。
▼2008年4月19日，开封。刘思谦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与中国文学研究”学术研讨会做大会发言
▲2009年3月8日，开封。由左至右：沈红芳、谢玉娥、刘思谦、孙书蝶“三八节”合影
1999年后，刘思谦开始思考女性文学研究学科建设的理论问题。她在《女性·妇女·女性主义·女性文学批评》一文中辨析了相关概念及其思想资源，指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更多地吸收了弗吉尼亚•伍尔芙、西蒙·德·波伏娃和贝蒂·傅瑞丹等人的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女性人文主义思想，而对西方激进的和学院派的“性政治”“累斯嫔主义”以及建立在男女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的性别对抗路线，则釆取了谨慎的既有所认同又有所保留的态度。结合我国女性作家的创作实际，她认为女性人文主义理论能够“以人文理想的价值之光和无穷思爱的神性光辉朗照被压抑被遮蔽被曲解的女性生存之真女人的个人真实性，和女作家一起以澄明的女性之思展开女人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无限可能性”。在《女性文学这个概念》一文中，刘思谦指出只有人类文明由母系制到父权制再到近现代由传统的封建父权社会向现代化自由民主社会的转型进程中，才可能出现女性文学。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女性解放的核心，也是女性文学的核心问题。因此，女性文学的质的规定性，是女性由被男性言说到自己言说，由“娜拉”被男性代言到“娜拉”拿起笔来自己言说，是女性主体性由在文学中的长期缺席到逐渐出场。在此基础上，她把女性文学的概念界定为“女性文学是诞生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开端的具有现代人文精神内涵的以女性为言说主体、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审美主体的文学”。同时，女性主体性也是女性文学批评运用性别视角的一种价值支点，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批评者对文本意义做出怎样的发现和阐释，以及对文本意义的澄明、朗照或误读、盲视。在《女性文学中的父权制》中，她更是发人深省地指出，父权制是文学一个庞大的无以摆脱的阴影，甚至构成了文学的一种潜规则。在《性别理论与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化》中，她辨析了性别与社会性别的联系与区别，认为女性文学研究的核心概念正在向“性别”转移。性别与文学的内在关联点在于性别的心理化、个人化和生活化，在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上，刘思谦做出了高屋建瓴的总结：“性别对文学并不构成直接的和必然的关系，它是文学作品的一种非结构因素，并不直接构成文学的结构要素，如人物、情节、环境、语言等。性别与文学的关系通过有性别（主要是社会性别）的作者的功能这个媒介来实现。”对于女性文学研究而言，性别是一个合理的分析范畴，一个切入和解读文本的视角。同时，她以萧红的创作为例，既然作者的性别意识、民族意识、阶级意识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在作品中，批评者就不能只见性别不见其他，避免由性别上的盲视一下子跨入性别过度阐释。就丁玲这一个极为特殊的个案来说，她在《丁玲与左翼文学》一文中，指出丁玲创作上的成就和局限都不可能离开左翼文学及其背后的政治权利而得到合理的阐释，丁玲的两组作品和两种写作身份之间转换的阶段性和循环性，体现了丁玲创作与左翼文学兴衰的那种“半是无奈半是主动的纠缠”。
▼2012年3月8日，刘思谦在郑州家中书房
▲与学生汪振军教授在家中
女性文学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成为我国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形成，标志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历史性的深入。刘思谦作为河南大学文学院的教授、全国第一个女性文学研究方向的博士生导师，结合她多年来的教学经验与研究成果，站在女性人文主义的价值立场上，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研究实际，参照西方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理论，力求达到女性文学研究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与方法论的内在统一。她对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科建设的思考体现了自觉的综合与超越意识，为女性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为我国的女性文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做出了卓越贡献。
（以上“刘思谦的学术研究”摘自张鸿声主编：《河南当代文学史•当代卷》，郑州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本文原刊于《名作欣赏·刘思谦画传》
201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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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思谦：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创作与女性文学研究
◎刘思谦画传（三）：“小纸条婚姻”进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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