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霍布斯鲍姆 ：发明传统

庆祝国庆节、中秋节！

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霍布斯鲍姆的文章《发明传统》，这篇文章是其为《传统的发明》所作的导论。霍布斯鲍姆在开篇就指出，许多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而“被发明的”传统一旦被发明出来则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但其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它们与真正的传统之间有着显著的区别和迥异的分工，同时它们也试图去填补旧传统和习俗的长期衰落所造成的空白。霍布斯鲍姆强调“被发明的传统”必须被我们所关注和了解，因为它们既紧密联系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关的现象，同时又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我们在“被发明的传统”中才得以重新去质疑和审视——我们看到的过去究竟是不是过去？

本文选自E·霍布斯鲍姆、T·兰格《传统的发明》第一章导论，顾杭、庞冠群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

文艺批评祝大家国庆、中秋节快乐！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年～2012年10月1日）是享誉国际，备受推崇的左翼近代史大师。霍氏著作甚丰，文笔晓畅，有多部专著问世，著作与编辑书籍约30种，其中包括最著名的年代四部曲《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帝国的年代》和《极端的年代》、《如何改变世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奇》、《断裂的年代-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另有《工业与帝国：英国的现代化历程》、《盗匪》、《民族与民族主义》、《原始的叛乱》、《爵士风情》等书。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于2012年10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95岁。

导论：发明传统

译 | 顾杭、庞冠群

英国君主制在公共仪式中的盛观显得是如此古老，并仿佛与无法追忆的往昔紧密相联，在此方面没有任何事物能与之匹敌。然而，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证实的，现代形式的这种盛典事实上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产物。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熟悉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学院情况的人将会记起此类传统是如何在小范围内确立的，尽管某些传统——如圣诞夜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附属教堂中举行的一年一度的圣经选读和圣诞颂歌节（Festival of Nine Lessons and Carols）——通过广播这一现代大众媒体已变得家喻户晓。这一认识构成了由历史杂志《过去和现在》组织的一个讨论会的出发点，并由此奠定了本书的基础。

《过去与现在》是英国最具权威的史学刊物之一，由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M．H·道布（M．H．Dobb）、R．H·希尔顿（R．H．Hilton）和G．巴勒克拉夫（G．Barraclough）等人于1952年创办。

“被发明的传统”这一说法，是在一种宽泛但又并非模糊不清的意义上被使用的。它既包含那些确实被发明建构和正式确立的“传统”，也包括那些在某一短暂的、可确定年代的时期中（可能只有几年）以一种难以辨认的方式出现和迅速确立的“传统”。英国国王的圣诞广播讲话（确立于1932年）就是前一种传统的范例；与英国足总杯决赛相关联的实践活动的出现和发展则是后一种传统的代表。很明显，这些传统将不会同样长久，但是我们首要考虑的是它们的出现和确立情况，而不是它们生存的可能性。

“被发明的传统”意味着一整套通常由已被公开或私下接受的规则所控制的实践活动，具有一种仪式或象征特性，试图通过重复来灌输一定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而且必然暗含与过去的连续性。事实上，只要有可能，它们通常就试图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一个突出的例子是，19世纪重建英国议会大厦时有意识地选择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重建议会会议厅时，同样有意识地决定采取与过去完全相同的基建图。将新传统插入其中的那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并不需要是久远的、于时间迷雾之中遥不可及的。依照定义可谓与过去决裂的革命和“进步运动”，也有和自身相关的过去，尽管它可能在某一日期被截断，例如1789年。然而，就与历史意义重大的过去存在着联系而言，“被发明的”传统之独特性在于它们与过去的这种连续性大多是人为的。总之，它们采取参照旧形势的方式来回应新形势，或是通过近乎强制性的重复来建立它们自己的过去。现代世界持续不断的变化、革新与将现代社会生活中的某些部分构建成为不变的恒定的这一企图形成了对比，正是这种对比使得研究过去两个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对“传统的发明”如此着迷。

英国议会大厦

此种意义上的“传统”必须与支配所谓传统“社会的”习俗清楚地区分开来。“传统”，包括被发明的传统，其目标和特征在于不变性。与这些传统相关的过去，无论是真实的，还是被发明的，都会带来某些固定的（通常是形式化的）活动，譬如重复性的行为。传统社会的“习俗”则具有双重功能，即发动机和惯性轮。虽然它并不妨碍一定程度上的革新与变化，但显而易见的是，必须与先例相适应甚至一致的要求给其带来了众多限制。它所做的是，为所期望的变化（或是对变革的抵制）提供一种来自历史上已表现出来的惯例、社会连续性和自然法的认可。研究农民运动的学者明白，一个村庄“根据亘古以来之习俗”对公地或是权利的要求，表达的往往并非是某种历史事实，而是村庄在反对领主或其他村庄的不断斗争中形成的力量平衡。研究英国工人运动的学者也明白，“同业惯例”或是职业惯例体现的并非是旧的传统，而是那些工人在实践中已经确立的权利。虽然这种权利产生的时间不长，但是现在他们仍试图通过赋予其永久性来扩大或捍卫这一权利。“习俗”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因为即使在“传统”社会，生活也并非永恒不变。习惯法仍然体现出将事实上的灵活性与谨遵先例相结合。我们所谓的“传统”与“习俗”的差异在此显现无遗。“习俗”是法官做什么，“传统”（这里指的是被发明的传统）则是与他们的实际行动相关联的假发、长袍和其他礼仪用品与仪式化行为。“习俗”的衰微不可避免地改变了通常与其紧密关联的“传统”。

第二点必要的区分（其重要性低一些）在于，我们所谓的“传统”与惯例或常规之间的差异，后者并不具备显著的仪式或是象征功能，尽管它偶尔可能会有。很明显，任何需要反复实施的社会实践活动，为图便利和效率，都往往会形成一套这样的惯例和常规，它们将在事实上或法律上被形式化，以便将这一实践活动传授给新的实践者。这既涉及长期以来已为人熟知的实践活动，也涉及前所未有的活动（如飞机驾驶员的工作）。工业革命以来的社会自然不得不比以往更为频繁地发明、建立或发展有关此种惯例或常规的新网络。当变为习惯、自动程序甚至下意识反应时，它们运行得最好，为此它们需要恒定性，而这可能妨碍获得另一种必要的实践，即处理不可预测或不寻常的偶然事件的能力。这是常规化或科层化（bureaucratization）的一个广为人知的弱点，特别是在低级层面，在那里恒定不变的行为通常被认为是最有效的。

这种惯例和常规的网络并不是“被发明的传统”，因为它们的功能及其存在的理由，都是技术性的，而非思想意识性的（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它们属于“基础”，而不是“上层建筑”）。它们的存在是为了简化那些可迅速界定的实践活动，此外为了满足变化了的实践之需要，它们能被迅速调整或是放弃，而且还常常考虑到任何实践随着时间推移都会获得惯性，同时已与之紧密相联的人们对任何革新都会强烈抵制。这也关系到它们存在其中的己知的游戏“规则”或其他社会互动形式，或其他任何具有实际基础的规范。当它们与“传统”相结合而存在时，差异就易于辨认了。骑马时戴圆顶礼帽变得有实际意义了，就像骑摩托车的人戴防撞头盔或士兵戴钢盔一样；戴一顶特别款式的圆顶礼帽，配以红猎装，则具有了完全不同的意义。若并非如此，那么改变猎狐者的“传统”服装将和在军队（相当保守的机构）中改用不同形状的头盔一样容易，只要后者能被证明可以提供更有效的保护的话。事实上，可以认为“传统”和实践中的惯例或常规是反向相关的。正如自由派犹太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通过宣称古代希伯来人出于卫生原因而禁食猪肉，饮食禁律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此时，“传统”就显示出了其不足的地方。相反，当不再受实际用途束缚时，物体或实践就具备了充分的象征和仪式用途。对于“传统”来说，当没有马的时候，骑兵军官军礼服上的踢马刺才显得更为重要；当没有被收拢携带（收拢携带即表示没用）时，身着便装的近卫团军官们的雨伞也就失去了它们的意义；律师的假发也只有在其他人都不戴假发后，才获得了它们的现代含义。

 1907年7月29日，著名的英国将军巴登-鲍威尔男爵招募到12名上层社会和29名下层社会的少年，在普尔港褐海岛的森林里他们逗留了两个星期。这位将军组织这次旅行是为他的短文《童子军：一个建议》作现场实验。

我们认为，发明传统本质上是一种形式化和仪式化的过程，其特点是与过去相关联，即使只是通过不断重复。创造此种仪式和象征体系的确切过程尚未被史学家很好地加以研究。其中很多还模糊不清。当“传统”是由一位创始人有意发明和建构时，如巴登-鲍威尔(Baden-Powell)创立的童子军，那么它可能是最清楚的范例。而在那些官方组织和安排的仪式中，例如纳粹符号的建构和纽伦堡纳粹集会，它可能比较容易被追溯，因为它们可能有完整的档案记录。最难考察的可能是如下的传统：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被发明的，且又一定程度上与私人团体相关联（这就意味着整个过程被完整记录下来的可能性较小），或者在诸如议会和法律工作中的一段时期内曾是非正式的传统。其困难不仅体现在材料上，而且还体现在技术上，尽管现在既有长于象征和仪式研究的深奥学问，如纹章学和礼拜仪式研究，又有专门研究这些问题的瓦尔堡历史学派。但不幸的是，对于研究工业化时代的历史学家来说，它们通常都是陌生的。

在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任何时代和地域中，都可能看到这种意义上的传统的“发明”。然而，我们可以认为，在以下情况中，传统的发明会出现得更为频繁：当社会的迅速转型削弱甚或摧毁了那些与“旧”传统相适宜的社会模式，并产生了旧传统已不再能适应的新社会模式时；当这些旧传统和它们的机构载体与传播者不再具有充分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或是已被消除时；总之，当需求方或供应方发生了相当大且迅速的变化时。在过去 200年里，这些变化尤为显著，因此，有理由认为那些新传统的转瞬即逝的仪式化活动在这个时期里得到了集中表现。顺便提一下，和19世纪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晚近的“现代化”理论不同，这意味着仪式化活动并非仅限于所谓的“传统”社会之中，而且通过这种或那种形式在现代社会中也有它们的地位。广义上说确实如此，不过还应注意形成进一步的假设：首先，共同体和权力结构的旧有形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传统变得不合适，并进而迅速变得行不通；其次，无法运用或调整旧传统的状况导致了“新”传统的产生。

对于旧用途的调整发生于新的环境中，并且是为了新的目的而使用旧的模式。具有确定的功能，并与历史、仪式风格及实践相关联的旧机构可能需要这样调整：面对新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挑战的天主教会，主要变化发生在信仰的组成上（例如世俗虔诚和教士成员明显女性化）；面对征兵制的职业军队；像法庭这样的旧机构如今在一个变化了的环境中运作，有时在新环境中它们具有一些变化了的功能。所以一些机构虽然享有名义上的连续性，但是事实上已变得非常不同了，例如大学。因此巴恩森根据大学变化了的学术特点、学生人数增长的时代、缓解了城镇与大学师生紧张关系和学生闹事行为的大学资产阶级化、大学之间自由流动的新制度、学生社团和其他组织的不断变化，分析了1848年以后德国大学中大批学生突然离开学校（由于冲突或是示威活动）这一传统行为为何迅速衰落的原因。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新颖之处就在于能够轻而易举地将自己装饰成为古老的。

德国一八四八年革命

在我们看来，更有意思的是，为了相当新近的目的而使用旧材料来建构一种新形式的被发明的传统。这样的材料在任何社会的历史中都有大量积累，而且有关象征实践和交流的一套复杂语言常常是现成可用的。有时新传统可能被轻而易举地移植到旧传统之上，有时它们则可能被这样发明出来，即通过从储存了大量的官方仪式、象征符号和道德训诫的“仓库”中借取资源，如宗教和王侯的盛大仪式、民俗和共济会（它本身也是一种较早被发明出来的具有巨大象征力量的传统）。因此鲁道夫·布劳恩对伴随着19世纪现代联邦制国家形成的瑞士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了精辟分析，布劳恩曾受过关注此类研究的学科（民俗学）的良好训练，并且身处一个其现代化进程并未因与纳粹罪行相关而受挫折的国度中。已有的传统习俗活动，如民歌、体育竞赛和射击等，出于新的民族目的而被调整、仪式化和制度化。传统的民歌中增加了那些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常常是由学校老师写的），并被加到其内容是爱国进步的（“祖国，祖国，多么响亮的声音”）合唱曲目之中，不过后者也包含了来自宗教赞美的强烈仪式成分。（这种尤其用于学校的新曲目的形成非常值得研究。）联邦歌曲节的章程——这不是使我们回想起了威尔士诗歌大会（eisteddfodau）吗？——宣称它的目的是“发展和改进人们的歌唱水平，唤起对上帝、自由、祖国的更崇高的情感，促进艺术和祖国的朋友间的联合与友谊”。（“改进”一词体现了 19世纪进步思想的特点。）

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钟、舞台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

巴罗克形式的庆祝、展览和盛大仪式无疑又在这一新的节日框架中重现。正如巴罗克庆祝中国家和教会在更高层面的融合一样，从这些新形式的合唱、射击与体操活动中也出现了宗教和爱国成分的结合。

在这里不可能探讨新传统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用旧材料，以及多大程度上它们将不得不发明新的语言或工具，或是扩展旧的象征词汇以突破原有的限制。不过显而易见，众多政治机构、思想运动和团体（并不只是民族主义的）是如此缺乏先例，以至于连历史连续性也需要被发明，例如或是通过半虚构（如包迪西亚、维尔琴盖托里克斯、彻路西人的阿米尼乌斯），或是通过伪造（如奥西恩、捷克中世纪手稿）来创造一种超越实际历史连续性的古老过去。同样明显的是：所有新象征与发明都是作为民族运动和国家的一部分而形成的，例如国歌（其中1740年的英国国歌似乎是最早的）、国旗（仍有很多是依照1790年至1794年间形成的法国革命的三色旗而演化形成的），或是“民族”在象征、形象中的“人格化”，如官方的玛利亚娜和日耳曼尼亚，或非官方中的约翰牛、瘦弱的美国佬山姆大叔和“日耳曼人米歇尔”之类的卡通定式。

德意志角的威廉一世纪念碑

同时我们也不应忽略连续性中的断裂，它有时甚至清楚地体现于真正古老的传统主题中。如果我们接受劳埃德的观点，那么在17世纪英国民间圣诞颂歌就不再有创新，而是被瓦茨-卫斯理式的赞美诗集中的颂歌所取代，不过在许多类似于“始初循道宗”这样的乡村宗教中，还能看到对这些颂歌的通俗化的修改。然而颂歌是最早被中产阶级采集者复活的民间歌曲，它们进入到“新的教会、团体和成年妇女业余学校这样的环境中”，由此又通过“怀着古老的获取报酬愿望的街角歌手或是声音嘶哑的男孩的挨家挨户的歌唱”传播到新的城市大众生活之中。在此意义上，“上帝赐你们常乐，诸位先生”这句话非但不旧，而且还有了新的意义。此种断裂甚至在这样的运动中也能看到：这些运动有意称自己是“传统主义者的”，并且对那些通常被看做是历史连续性和传统之栖身处的团体，如农民，具有吸引力。事实上，维护或是恢复传统的运动的出现，无论其是“传统主义者的”或是别的什么，都已显示了这种断裂。在浪漫主义以来的知识分子中已习以为常的这种运动，从来就不可能形成或是保存一种活的过去（除非在想像上为了古代生活的偏僻角落而建立人类的自然庇护所），而是必须成为“被发明的传统”。另一方面，真正传统的力量和适应性并不因为“传统的发明”而变得迷惑不清。在旧方式依旧起作用的地方，传统既不需要被恢复，也不需要被发明。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因此，由于有意识地使自己反对传统、支持彻底改革，强调社会变革的19世纪自由意识形态就未能提供以往社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社会和权威纽带，而是产生了需要由发明实践填补的空隙。19世纪兰开夏郡的托利党工厂主（与自由派工厂主截然不同）在运用这些旧纽带来获利上的成功表明它们仍能被使用，即使是在工业城镇的新环境中也是如此。虽然前工业的方式对于已相当革命化的社会具有长时期的不适应性这一点不能被否认，但是不能与那些由于人们短视地拒绝旧方式而产生的问题相混淆，这些人把旧方式看做是进步的阻碍，或更糟糕，是进步的顽固敌人。

这并不妨碍革新者形成他们自己的被发明的传统，共济会的实践就是一个合适的例子。不过，对于非理性主义、迷信和使人回想起黑暗过去（如果不是确实起源于它的话）的习俗活动的普遍敌视，使得那些启蒙运动真理的狂热信徒们，如自由党、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不会接受任何旧的或新的传统。我们下面将会看到，社会主义者发现自己在并不是很清楚的情况下就接受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国家社会主义者则以礼拜仪式的复杂性、热情和有意地使用象征物来利用这些场合。在意识形态和经济效率不发生冲突的范围内，英国自由党统治时期尽可能地容忍这些实践，有时是对下层民众非理性思想的一种勉强让步。它对待互助会的社会、仪式活动的态度是既有敌视（像“为周年纪念、游行、乐队和徽章而花钱”这样的“不必要的支出”，是法令所禁止的），也有容忍，容忍那些类似于一年一度之节日的活动，因为“这种有吸引力的活动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尤其对于广大农村人口而言”。但是严格的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义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它不仅是一种经济盘算，而且还是一种社会理想。第七章将对这一思想的局限性日益被认识的时期里所发生的情况进行考察。

共济会，字面之意为“自由石匠”（Freemasonry）。全称为“Free and Accepted Masons”，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是一种带宗教色彩的兄弟会组织。图为共济会的象征及符号。

这些导论性文字应以对工业革命以来的被发明的传统作一些总的评论来作为结束。

这些传统似乎属于三种相重叠的类型：a）那些使各个团体（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共同体）的社会凝聚力或成员资格得到确立或是象征化的传统；b）那些使制度、身份或是权力关系得以确立或合法化的传统；c）其主要目的是使信仰、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得到灌输和社会化的传统。在确信b类和c类是被发明出来的（正像那些象征着服从印度英国殖民当局的传统）同时，也可暂且认为a类是具有普遍性的，而其他功能则是隐含于抑或来源于对一个“共同体”的代表、表现或象征这一共同体（如国家）的制度的认同感。

困难之一在于这样的较大社会实体显然不是“礼俗社会”或是为人所接受的等级体系。社会流动性、阶级冲突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些事实，使得那些将共同体结合起来并在正式的等级制度（如军队）中显现不平等的传统难以获得普遍运用。这一点对c类传统影响不大，因为普遍的社会化在所有公民、国家成员和王国臣民中灌输了同样的价值，而不同社会团体的功能独特的社会化（如公学学生与其他人的不同）通常并不会相互妨碍。另一方面，当被发明的传统如其所为的那样重新将身份引入一个契约世界、将高低等级之分引入一个法律平等世界时，它们并不是直接这么做的。它们可能通过形式上的象征性同意一个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组织来悄悄进入，就像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重新设计一样。更常见的是它们可能鼓励精英“优越感中的集体观念——特别是当这些精英来自于那些并不是通过出生或归属而获得优越感的人时——而不是在下层人中灌输顺从观念。鼓励一些人觉得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能力，这可能通过将精英吸收进前资产阶级的统治集团或权力机构来完成，无论它是以德国式的军事/官僚形式（就像相互争斗的学生团体），还是以英国公学的非军事的“儒雅绅士”形式。抑或，精英的“团体精神”、自信和领导权可能是通过标志着高级官员团结的更加隐秘的“传统”（如法国或殖民地中的白人）而形成的。

即使“团体的”发明传统是基本形式，它们的特性仍有待研究。人类学可能有助于说明发明的传统实践与旧的传统实践间的不同（如果说存在不同的话）。这里我们只能指出“通过仪式”一般在特殊群体的传统中表现明显（入门、提升、退休、死亡），而通常不是那些包容一切的伪团体（民族、国家）的传统所具有的，这大概是由于这些伪团体都强调自己的永久、不变的特点——至少从团体建立以后。然而，新的政治制度和变革运动都可能会寻求自己的等同于与宗教相关的传统通过仪式（世俗婚礼、葬礼）的东西。

在旧的实践与发明的实践间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应当被指出。前者是独特的和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实践，而后者对于它们所灌输的团体成员身份的价值、权利、义务（如“爱国主义”、“忠诚”、“责任感”、“遵守规则”、“学校精神”等）的特性则往往是相当不明确的和含糊的。如果说英国爱国主义或是“崇美主义”的内涵是相当不明确的（尽管通常在与仪式活动有关的那些评论中是具体的），那么用以将之象征化的“实践”本质上则是强制性的，就像唱国歌在英国、升国旗在美国学校中所代表的一样。关键因素似乎是俱乐部成员资格的情感与象征符号的发明，而不是俱乐部的章程和目标。它们的意义就在于它们无所限制的普遍性：

国旗、国歌和国徽是一个独立国家用以宣布自己的认同和主权的三个象征，由此它们立刻赢得了尊敬和忠诚。它们自身也反映了一个国家的整个背景、思想和文化。

在这一意义上，正像一位观察家在1880年所指出的，“现在士兵和警察们为我们戴上了徽章”，尽管他并未预料到在即将开始的群众运动的时代里，这些徽章将作为个体公民们的附属物而重新出现。

第二点评论是：尽管有很多发明，但似乎明显的是，新传统仅仅填补了旧传统和习俗的长期衰落所造成的空白中的很小部分；正像在那些其过去对于大多数人类行为典范或惯例逐渐变得无足轻重的社会中所看到的那样。在绝大多数民族的私生活中，以及小的亚文化群体中，19和20世纪中被发明的传统曾占据或正占据的地位，与旧传统在旧农业社会中所占据的地位相比要小得多。“已经完成的事物”对20世纪西方男女的日子、季节和生活周期所具有的结构功能，比它对其前辈们的意义要小得多，而且与经济、技术、官僚国家制度、政治决策和其他既不依赖、也未形成我们所谓“传统”的力量的外在强制相比也要小得多。

然而，这种概述并不适用于所谓的公民的公共生活领域（某种程度上包括社会化的公共形式，如学校，以及与私人形式不同的大众传媒等）。在与公共服务（武装力量、司法人员，可能还有公务员）中的人群相关联的新传统实践，或是与国家的公民权相联系的实践中，并没有弱化的确切迹象。公民身份仍与象征和半仪式的活动（例如选举）相关联，在人们意识到公民身份的绝大多数场合中，许多象征和仪式活动从历史上看都是新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发明的，如旗帜、画像、仪式和音乐。如果说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以来发明的传统已填补了一个永久鸿沟——不管怎样至今如此——的话，它似乎就是在这一领域。

最后也许会问，为什么历史学家要关注这些现象？在某种意义上，这一问题是毫无必要的，因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在这样做，正像本书正文和它所引的参考书中所证明的那样。所以这个问题最好换成这种表述：“历史学家能从有关传统的发明的研究中获取何种教益？”

首先，它们是除此研究之外难以被认识的问题以及除此之外难于辨认与追溯的那些发展之重要征兆和标识。它们就是证据。德国民族主义从旧的自由形式向新的帝国主义——扩张主义形式的转变，在德国体操运动中旧的黑-红-金色迅速被黑-白-红色取代的过程中（尤其是1890年代），要比组织当局或发言人的官方声明体现得更为明确。英国足总杯决赛的历史告诉了我们通常数据和资料所未提及的城市工人文化的发展。而且，有关发明传统的研究不能与社会史的更广泛研究相脱离，只有将它与更广泛的研究相结合才能在发现这些活动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其次，它阐明了人类与过去的关系，并由此阐明了历史学家自己的主体和技艺。因为一切被发明的传统都尽可能地运用历史来作为行动的合法性依据和团体一致的黏合剂。它常常成为斗争的真实象征，就像1889年和1896年有关在南蒂罗尔为瓦尔特·冯·德·福格威德(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 和但丁修建纪念碑所引起的争论一样。甚至革命运动也通过提及一种“人民的过去”（撒克逊人对诺曼人，“我们祖先高卢人”对法兰克人，斯巴达克思）、革命传统（就像恩格斯在《德国农民战争》开篇伊始所说的“德意志人民具有革命传统”）、它自己的英雄与烈士，来为他们的革新提供支持。詹姆斯·康诺利的《爱尔兰历史上的工人》就很好地体现了各种主题的结合。发明的成分在此尤其明显，因为它已成为知识或民族、国家或运动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的历史，并不是那些确实保存于大众记忆中的，而是由那些其职能就是如此的人所选择、撰写描绘、普及和制度化的东西。口述史学家常常发现，在老人的真实记忆中，1926年的总罢工所占的地位比采访者所预计的要更小和更不引人注目。在第二共和国中且由第三共和国完成的有关法国革命的此种意象的形成情况已被分析，然而所有历史学家，无论其目标为何，都参与了这一进程，因为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对有关过去的各种意象的创立、破坏和重建做出了贡献，这些过程并不只属于专家调查的领域，而且还属于作为政治行为者的人的公共领域。他们可能同样注意到了这一层面的行动。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德国农民战争》

由此而言，“被发明的传统”对于现当代历史学家所具有的独特重要性无论如何是应当被指出的。它们紧密相关于“民族”这一相当晚近的历史创新以及与民族相关的现象：民族主义、民族国家、民族象征、历史等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常常是深思熟虑的且始终是创新性的（如果历史中的新奇事物就意味着创新的话）社会建没中的活动。无论犹太人或中东穆斯林具有怎样的历史连续性，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或是民族都必须是14 新的，因为目前在他们地区中所存在的标准形态的领上国家的概念仅仅是一个世纪以前的思想，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将在学校中传授，并且由不只是少数精英书写和讲述的标准民族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各个不同的但又往往是短暂的时代的产物。正像一位研究佛莱芒语的法国历史学家相当正确地评述的，今天在比利时教授的佛莱芒语已不是佛兰德尔地区的母亲和祖母们向其孩子们所讲的语言了：总之，它只是比喻意义上的而不是真正的“母语”了。我们不应被一个奇怪但又可以理解的悖论所误导：现代民族和它们的所有障碍一般都宣称自己是与新相对的，是植根于最遥远的古代而与建构相对的，是如此“自然的"人类共同体，以致无需任何界定和自我断言。无论现代概念中的“法国”与“法国人”中包含有怎样的历史性或是其他连续性——这是没有人想否认的，这些概念本身必须包含一种建构的或是“发明的”成分。而且正是由于主观上组成现代“民族”的东西有如此多是由这些成分构成的，并且与适当的、总体来说相当新近的象征或是相适宜的话语（如“民族史”）相联的，所以在没有仔细关注“传统的发明”的情况下，民族现象不可能被充分了解。

最后，对传统的发明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它是一个将历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和其他人文科学研究者联系在一起的研究领域，而且如果没有这样的合作，研究将无法进行。本书主要汇集了历史学家的文稿。希望它对其他研究者也有所裨益。

本文选自《传统的发明》

《传统的发明》

作者: (英国)E.霍布斯鲍姆//T.兰格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译者: 顾杭 / 庞冠群
出版年: 2004-3
页数: 411
丛书: 人文与社会译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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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M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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