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李彦姝：李洱《应物兄》——声音的诗学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线头众多、玄机频现的《应物兄》如何使得一种论题专一的批评成为可能？本文作者李彦姝老师认为关键在于找到小说的“题眼”，而最为凝练的则是“言”字，因此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可以看作一部以人物声音为主线的“说话体”小说。小说中的一众文化人是能言且善言的群体，人物的知、思、行皆与言说紧紧缠绕，以相合或相悖的方式呈现出来；但其中真正有效的倾听与回应是匮缺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举步维艰，相互理解的河道始终干涸。善言与寡言在小说中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道德追求、人格类型与人生趣味。这是一个典型的症候型文本，自始至终贯穿着突出而紧迫的有关“言”的问题意识，于是它便只能保持现有的臃肿体量与嘈杂气质。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20年6期，原题为《<应物兄>中的人物声音及其他》，感谢李彦姝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李洱《应物兄》：声音的诗学

作者/ 李彦姝

《应物兄》的庞大体量以及氤氲气质，从一些批评文章的题目中可略知一二。阎晶明用“塔楼小说”比喻《应物兄》结构之错综及故事情节之“不通透”。[1]邵部以“沙”之喻道出了小说的弥散性和细碎性特征。[2]王鸿生、项静、丛治辰等均以并列式关键词为题折射小说的多维度性。[3]上述种种皆可作为《应物兄》文本繁复性与混沌感的佐证。“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情节枝蔓杂生、前因后果难以梳理、故事主线便漫漶不清”[4]等几乎成为批评家们的共识。可见小说在赋予批评家敞阔阐发空间的同时，也为某种“集中火力式”的阐释制造了难度。

李洱与《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线头众多、玄机频现的《应物兄》如何使得一种论题专一的批评成为可能？我以为关键是要拨开云雾，找到小说的“题眼”，即找到纷纭世事、人事、物事背后李洱所持的一种总体性观念及其核心且迫切的问题意识。在接受《中华读书报》记者舒晋瑜访谈时，李洱被问到“应物兄身上寄托了您怎样的理想和期待？”李洱回答：“知、言、行，三者的统一，是我的一个期许。”[5]我以为这一回答正扣住了《应物兄》的题眼。应物兄是小说的中枢性人物，寄托在他身上的理想和期待，也是作者赋予这部小说的总体性理想和期待。如果再凝练一点，那么小说题眼只有一“言”字——人物的知、思、行皆与言紧紧缠绕，以相合或相悖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将《应物兄》看作一部以人物声音为主线的“说话体”小说也无不可。[6]

一

“口力劳动者”的嘈嘈切切

“言”的问题缠绕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知识界。鲁迅一向关注国民的发声问题。1926年他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提出“在沉默中爆发还是灭亡”的命题；次年他在香港青年会发表题为《无声的中国》的演讲，呼吁国民告别麻木不仁的失语症。[7]数十年后，王小波撰文《沉默的大多数》，他所谓的“沉默”与鲁迅所痛心疾首的“无声”内涵迥异——沉默是一种生活方式和人格趣味，表达了基于对话语世界真实性的怀疑的不合作姿态，成为对抗权力、诳语、虚伪、浮夸的隐蔽手段。鲁迅与王小波对于“言”的看法其实并不相悖，两者代表了言说之正义性的最高标准与最低标准——大胆讲真话与不说违心话。

《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作，《语丝》1926年第74期

《沉默的大多数》

王小波著，中国青年出版社1997年版

收录有“沉默的大多数”一文

今天中国知识界的言说域、话语场又是怎样一番情形呢？《应物兄》固然是虚构文本，但对此问题的思考和揭示不可谓不深入、不真诚、不辛辣。小说不是以环环相扣的情节敷衍或主人公跌宕的命运起伏演变来抵达终点的，人物叨叨扰扰的言说才是推动小说前行的主要动力。小说是围绕儒学相关话题展开的，孔子最反对巧言令色、花言巧语，而小说中信奉孔子的各色人物大多能言善辩、辞令丰赡。人物的言说水系杂错，汇溪流以成江海，其所覆盖知识容量之庞大是一大看点，但小说最考验读者的不是表面所见的形形色色的知识，而是对人物言说内容的真伪实虚及其背后的假意真心的辨别能力，因为语言与存在常处于分离状态，“真实的东西往往戴上了假相的面具，虚假的东西却常常披上真实的外衣”[8]。

《应物兄》呈现了太平世中的嘈嘈切切，很多人已经成为管不住嘴、憋不住话的“口力劳动者”，张嘴即来，天南海北，漫无边际——不管对信得过的人，还是对信不过的人。当然，公开说还是私下说，说什么怎么说，处处透露着玄机和技巧。

小说中最具反讽意味的，是违心话听上去言之凿凿、义正词严；而肺腑之言则低切逡巡，欲言又止，即便大声道出也常因逆耳而为人反感或不屑。拿应物兄来说，他的明言与暗思严重冲突。私域范围内第一人称的自言与腹语往往合其所想，而只要在公共领域发声，真实性就大打折扣，真话往往到了嘴边又咽到肚子里，或说出来只有自己能听到而不肯被别人听到半句，于是“他听见自己说” “他都不敢相信是自己说出来的”这种暗示身心分裂的表述多次出现。比如开篇应物兄谈到济州雾霾严重的问题时，他感到嗓子发疼，鼻腔发痒，但他却听见自己说：“《诗经》里有一句话，叫‘终风且霾’，说的就是又刮风又有雾霾，所以雾霾古以有之，不可大惊小怪。”这便是博学之人的狡黠之处——躲进书本，以知识为挡箭牌绕开问题、粉饰现实。在对雾霾进行了貌似深刻的知识考古之后，他暗自心虚：“听众不会骂我吧？”[9]可见，心之所属的他是一个被现实经验所笼罩的、对世事洞若观火的生命体，然而从他口中冒出的语辞却属于另一套貌似完整自洽但又不免虚妄乏力的体系。谎言试图缝补自身，这是就目的而言；结果却是背叛、阉割自身。应物兄言不由衷所折射出的立场游移是知识分子的典型症候，如同辩论比赛中的辩手“通过抽签来确定自己的文化立场”[10]，他们对于某件事情、某个观点的认知常无“定论”，言说全由一时所处之位置决定。

以搬弄知识为表征的言说，还可助推不入流的“野狐禅”登上大雅之堂。唐风曾是偷渡客兼扒手，后华丽转身为算命先生和风水大师。他深谙算命对象的心理，想让对方信服自己，就必须用玄奥莫测的知识武装自己，光靠一知半解的易学支撑不够，还得依靠儒学加持，于是将孔子认作风水学的鼻祖，如此知识构成就“完整”了。他算栾廷玉命中有子、看程家大院风水，依靠的是看似高深实则东拉西扯的知识堆砌，信口开河的命相诠释、异想天开的化解之道，诳语如机关炮一般，但偏就有人信，且所信之人多为各界精英，披着知识外衣的诳语就是在虚伪、虚荣、虚妄的畸形心理需求和对话环境中大行其道的。

言说从成色上分纯度，从体量上分长短。小说中能言之人大多善跑“马拉松”，寥寥几语便可阐明的事偏要捻细拉长，于是就衍生一系列闲话、空话、废话、没话找话、绕圈说的话……“口语扩容”经有多种途径，比如“掉书袋”，引经据典，旁征博引；比如“打官腔”，冠冕堂皇，模棱两可；比如“讲段子”，灰黑冷荤，俏皮轻佻；比如“扯线头”，越扯越远，结果离题千里。小说是在一系列无厘头的闲话废话中开篇的——由两条狗斗殴所引发的来自狗主人代理人的争执是掉书袋和打官腔的结合，充满闹剧意味。双方以外交谈判的辞令将狗咬狗赔偿事宜的处理复杂化，直至事端难以收场。双方搬出孔子的修身、克己、德怨、忠恕之说，将一场宠物纠纷的裁量权交给了居于庙堂之上的儒学，这个“狗咬狗”的开端，为整部小说奠定了狗血的基调，也为儒学的出场蒙上狗血的色彩。

儒学大师程济世爱说“闲话”，是掉书袋与扯线头的高手。他与应物兄见面，对于回济州任教一事不做实质性、确定性答复，而是避重就轻，桃花、仁德丸子、灯儿、兰花、雪、雪桃等在其口中鱼贯而出——“只要有个线头，程先生就能扯出一个线球”[11]。程先生来到北京接见乡党时，谈笑间亦是无所不知，知则必谈，大开大合，包罗万象。言说如多米诺骨牌，话题只要开启就招致连锁反应，我们不得不佩服其以广博知识为皮相的海阔天空的话题延展力，然而这其中有几句一语中的、直击人心的要紧话呢？在日常交流中，程先生刻意摆出撰写论文的架势，加入艰涩的考据，一个词、一句话、一件事在他那里只能通过引经据典的方式得到表述，由此坐实自己博学先生的声名、彰显儒学大师的身份。

话语和权力难舍对彼此的追逐，小说中的官员从不错失喋喋不休的机会。栾庭玉的言说手段包罗万象，掉书袋、打官腔、讲段子、扯线头等统统揉在一起，言说风格“严肃而活泼”——谈论那些鸡头刺狗下巴颏的时候，表情反而是严肃的，不苟言笑，就像扑克牌中的王，当然是大王；而谈到那些严肃话题的时候，表情却常常显得幽默和俏皮，就像相声演员，当然是逗哏。葛道宏是《花腔》主人公葛任的后人，葛任的内敛沉静在他身上已经全无踪影。如果说《花腔》是做减法而生的，那么《应物兄》就是做加法而生的。《花腔》中“不在场”的葛任形象伟岸动人；葛道宏则最乐于用颇具夸张主义色彩的“闲话”将时间的缝隙塞满，时时凸显自己的“在场感”，而与他喋喋不休相对的是其不着一字、仅供装点门面用的自传——暗示其赘语背后的人生其实苍白无力，乏善可陈。副校长董松龄更是绝佳的话痨，从早到晚说过的话，如果整理下来，大约可以出一本书。他与应物兄谈太和研究院人事安排，兜兜转转，闲话连篇，看似漫不经心，其实目的明确——帮助面目可疑的各色人等在太和研究院谋得职位，为此不惜铺垫一箩筐貌似恰切、实则荒谬的理由。

《花腔》

李洱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

言不及心指向假话，言不及义指向空话废话，言不及人则指向自说自话。有言说者，就有倾听者，《应物兄》中真正有效的倾听与回应是匮缺的，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举步维艰。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交往理性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被表达，相互理解则意味着双方要处于对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在《应物兄》所提供的数对人物关系中，很多人滔滔不绝的讲述只图逞口舌之快，罔顾听者感受，话语行为的主客体之间无有效交流，交往理性并没有在频繁的言语接招中诞生。在华丽辞章中空转的对话是一种隔心隔情的虚假交流，人与人相互理解的河道始终是干涸的。问题不仅出在言说者那里，也出在倾听者身上。比如程济世回国演讲，虽是老调重弹，但人们听起来还是很新鲜。因为是从程先生嘴里说出来的，而且是在北大最终的讲台上说出来的，所以还是引起了很大反响。对于僵化、被动的听者而言，言说者究竟说了什么并不重要，而他是谁、在哪说才是要紧的。

小说中的善言之人大多是“应物”之人，“应物”说出处众多，其一是《庄子·知北游》。此篇在谈应物的同时，还讨论了“言与不言”：“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12]，“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13]，“彼至则不论，论则不至。明见无值，辩不若默”[14]。在此，庄子认为圣人应在沉默而非言说中得道，但《应物兄》中的人中龙凤却大多认同“应物无方”，不认同“道藏于无”，于是不肯错过任何以言说应物的机会。其实，沉默不具有先天的道德优越性，言说本身也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人物之言不及心、不及义、不及思、不及行。以冗长臃肿、浮夸饶舌的言说串联成的小说呈现出鲜明的闹剧色彩。闹剧不是喜剧，也不是悲剧，“既无关反思，也无关破坏，它取消意义。它是铅笔描在像披上的卡通画，橡皮还没有用完，它就已经消失。”[15]那些饶舌之人的言辞貌似酣畅淋漓，可是其人本身却索然无味。嘈杂喧哗、逻辑混乱、没头没尾的人物声音制造了表面密实、内里疲软的话语废墟。

二

沉默寡言及“有一说一”中的德性

“沉默有自己的语言”，李洱在《花腔》中用过这句话，悖论中带来简洁而深刻的启示，有心人可以读出一种严肃的含义。这种含义在《应物兄》中亦有鲜明的呈现，那些性情高洁的知识分子在大多数时刻少言寡语，人格的挺立是以大音希声或有一说一的方式呈现出来的。这其中的朴实无华、高贵真诚是抵制噪音及弥漫其中的虚无的武器，而更可贵的是这种“声音的稀缺”并非出于自私、怯懦、逃避、“甩锅”，也并非出自假意的清高；而恰恰相反，是出于具有高度主观能动性的道德坚守以及拒绝随波逐流的自觉姿态。小说没有经由对知识分子的反讽滑向彻底的“反智”，而是在伪智的丛林中极力辨识和呵护真智——“倘若要有效地反抗知识分子的伪善卑劣，那么就要创造出一种知识分子的高贵真诚，是用知识分子的高贵真诚去对抗知识分子的伪善卑劣。”[16]

双林院士的出场方式即隐含着对其性格及修为的总体性暗示——在众人企盼他步入巴别报告厅这一标志身份的荣誉殿堂演讲时，他却“失踪”了。与程济世的“既悲又喜”相比，双林“不悲不喜”，于无声处安身立命，无所依傍，无累于物，独来独往，有才华且吝惜才华，不挥霍更不虚造才华，在逞口舌之快的市侩中绝无其身影。双林虽特立独行却是至情之人，他隐居济州大学的日子里，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逸夫楼阅览室潜伏，期待与久未谋面的儿子相见，可见其舐犊之情；二是悄悄去看望昏迷不醒的老朋友何为，可见其难舍故交旧谊。双林在小说中极少现身说话，小说第四部分“九曲”一节写双林着墨最多的都是侧写，但却最为传神——德性不是由自说自话来标榜的，德性不言，尽收他人眼底。被乔木赞颂为“闲云野鹤，何天而不能飞”的张子房与双林如同双子星座，静默而闪耀。张子房也与双林一样来去无踪、遁入人群：“他当然还活着，但很少有人能够见到他。乔木先生举办书法展的时候，子房先生悄悄地来了，但没有人认出他。乔木先生觉得像他，连忙赶过来，他却走了。”[17]比起程济世和乔木的风度翩翩、侃侃而谈，双林与张子房通过在公共空间中的“失踪失语”，来追求一种匿名化的隐身人状态，从而弃绝俗世的噪声和虚名，追求主体真正的自觉与自由状态。

在双林与张子房下一代人中，也有默默无闻又性情高洁的知识分子，比如早逝的文德能。文德能生前留有大量笔记，但是对于还没有考虑成熟的问题从不公开发表文章，因为“他总觉得那些知识还没有被内化为自己的经验，所以无法举笔成文”[18]。这句话尤为重要，体现了一位真正知识分子“知行合一”的理想，这理想纯粹而又沉重，直至生命终结都没能实现。文德能身上闪耀着自我守持之美，他怀抱“先化己后化人”的矜持的德性自觉，企图通过阅读打通个人经验和已被言说的传统，进行“阐幽”式研究，即以一己之知识修行与道德修行，进行窥探幽隐之物的思想实验。学术圈所谓的“成功学”秘籍是个人才华需要进行外在包装与公开宣扬，高音量、高密度的言说才是成功捷径。若一味汲取知识而不知卖弄，若治学只求向内悦己而不求向外渡人，那么学问就失去了其工具性，而知识的持有者也极可能泯然于众人。在学者圈内，与著作等身、光环加持的老先生及同辈名流相比，籍籍无名的文德能显得“无能”，他那种“先行到失败中去”[19]的态度意味着必须承受顾影自怜的无名状态，于是最终被学术界边缘化乃至遗忘。芸娘是小说中少数被褒扬的女性，她的魅力全在“静气”与“求真”中显现：“芸娘可不是一个喜欢说闲话的人，她的每句话都会给人以启迪。也就是说，‘说闲话’三个字，跟芸娘压根儿都挨不上边。”[20]陆空谷和芸娘是两代人，但趣味相投，惺惺相惜，她们爱惜羽毛的方式是保持“六十度”人格，避免像不知疲倦的“口力劳动者”那样使自己的神经始终处于亢奋紧绷的“沸点”状态。

双林、张子房、芸娘、文德能、陆空谷等人构成的知识分子群落在小说中富道德感，且具深情，无需口头宣誓和巧言装点，躬行于世必有回响，必得知己。那么，应物兄是不是这个群落中的一分子呢？他大概更像若隐若现者，应物之时喧声切切，真假参半，而返身切己之际别有一种静谧光芒——处于私域中的应物兄与公域中的应物兄俨然两个物种。应物兄对于亡母难以抑制却无法言说的思念，最见其真情。他两次在小说中念及生死之隔，其中言辞遁藏，万物悄然，我们听到了他心中的大悲恸。应物兄在有声与无声、狗血与深情之间摆动，因此成为一个具有内在矛盾性的、徘徊在知行困局里的不彻底人物。

静默是一种虚己的美德，一种自在自由的、不以叫卖存在感为目的的存在方式。口若悬河固然使人逞一时之快、佐证一时之荣光，成全一时之声名，但终究不是历史之确证，绝大多数的言说只是“口力劳动者”制造的速朽的产品，而无法沉淀为“思”“情”“行”泽被后世。小说最后一章在情感上拿捏得最到位，程家大院还寂寞而顽强地存在着，张子房以匿迹潜形的方式在这“盆池”之地为他未竟的著作而踌躇，风烛残年中的灯儿不为人知地苟活着，附近街坊邻里还保存着民间最朴素的道德感和悲悯之心。程家大院是小说的承重墙——这也是一个诚念聚集之地，在它被意外发现的那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小说情感骨架立住了，五味杂陈，悲从中来，从而使这个以人物声音为主要动力的文本最终没有凝滞于口舌之快。

三

言、知、思、行的纠缠和悖合

小说中一泻千里的知识性言说常常缺乏思想分量，“我思故我在”被“我言故我在”“我被听故我在”所替代。各类知识尤其是儒学知识通过人物之口出场，很多人只不过是为稻梁谋而穿梭于“知识话语场”，被言说、被贩卖的儒学知识，不等于在现实中被践行并具有巨大生命力的活的儒家思想。人们对于儒学知识的言说常常也并非出于启蒙——说教不是启蒙，而是为了自娱或自利，让儒学充当彰显身份地位的“脱口秀”道具。对于谋政绩、谋虚名、谋实利者而言，儒学的精神实质是什么并不重要，它的功用才重要，由此“儒学”在小说中的面目其实相当可疑——它并非不可替代的精神基座或知识架构，因为只要有另一种体系化、经典化的知识形态能被有理有据地“言说”出来，并兑现为巨大的现实功利性，那么儒学就随时可被抽离、被代替掉。

当代学人应该如何面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及其所覆盖的知识海洋？芸娘所概括的闻一多治传统文化之态度堪为借鉴：“他虽然是在古代文献里游泳，但他不是作为鱼而游泳，而是作为鱼雷而游泳的。他虽然是夹在典籍中的一瓣芸香，但他不是来做香草书签的，而是来做杀虫剂的。”[21]故纸堆可供知识人装点门面，然而未经省察、不加运化、拿来即用的知识是不具有当代价值的，这也正是“学术凸显、思想淡出”在当下学界的弊端之所在。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1770-1831）

小说中的寡言者并非不善言，更非不善思。比如，双林与张子房之间有真诚严肃的争辩，有不带个人恩怨的科学观点的交锋，争辩显示了思的在场及喷涌。正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哲学是一种反思活动，它在冥思时、晦暗处、私密处幽灵般绽放，“不像鸟儿那样在朝霞中翱翔”。[22]思未必经由确定性的、不可动摇的语言现身并凝固，“沉思执着于追问。追问乃通向答案之途。如若答案毕竟可得，那它必在于一种思想的转换，而不在于一种对某个事态的陈述。”[23]在芸娘及其同时代人看来，“思想的本质就是警觉，就是不安”[24]。几十年过去了，羞怯的、警觉的、不安的思想者正在撤离知识界现场，“巧言善辩”者俯仰即是，然而还有多少人会因为某个异常艰涩、深不见底的哲学或思想史问题而苦苦冥思并激烈交锋呢？不要说针锋相对的思想论争，就连严肃的对话能力都退化了。任何紧张的理论问题随时都可能被解除难度，在油嘴滑舌或嬉笑怒骂中被消解、淹没、碎片化。在言说的狂欢盛宴中，思很可能是被蒙蔽的存在，貌似高深实已僵化的知识没有助力思的进阶与升华，相反成了思的障碍甚至敌人——在以知识为外衣的华丽言语中，思的灵魂渐渐被抽空。

思的任务是“放弃以往的思想，而去规定思的事情”[25]。知识分子不是“知道分子”，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重要的不是外在的、职业性的“姿态”，重要的不是某种已经习得并固化的“思想”，而是一种内在“状态”。这种状态以“思”为根本支撑，小说中的寡言者往往沉浸于思、纠缠于思、困惑于思，从某种角度看，正是“思”的艰辛、庄严以及不可完结性抑制了他们的言说，使其自觉远离虚浮、华丽、无聊、空洞的词藻，在意蕴深邃然不可说的东西面前保持沉默。文德斯是青年一代中最善“思”的人物，整日纠缠于“说不清但又绕不过”的思想问题，“自问”是思最诚实且最有力的手段。他道破“思”的现状：“在我们这个激发思的年代，最激发思的东西，是我们尚不会思。”他进而辨别了科学之思与人文之思：“科学的‘思’是因对象的召唤而舍身而入，而人文的‘思’则是因物外的召唤而抽身离去。”同样是应物，科学之思强调“虚己应物”，重在虚己——面向事物本身，进入客观世界之境；人文之思则常常处理“变量”，抽离客观对象本身，做更多主观的随时随事而变的发挥与阐扬，因着这份灵活机动，增加了“应物无方”的可能性。程济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演讲中对于谭嗣同所做出的截然相反的评价，便是顺势而变、应物无方的典型代表。文德斯进而借黑格尔的一段话为“人文之思”作了注解：“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26]人文之思以语言为外衣，人、事、物在语言中被呈现，同时亦可能被扭曲或前后矛盾。其实“面向事情本身”也是哲学现象学的要义，现象学正处于科学之思与人文之思的交汇点，从事现象学研究的芸娘深谙此法。然而小说中很多人文知识分子只求面向事与物，不问事与物之“本身”，在应物中背离了思，背离了澄明的精神自由之境。

《应物兄》是一部以言为表、以思为里的小说，两者相互掣肘，在喧嚣之人那里言吞没了思，以知识为外衣的话语狂欢实则炮制了思之假象；在静默之人那里思跨越了言，直接与心、与行链接，思不以给出言语层面的标准答案为终结，思就在思的迂回长途中、在思考者自身的存在与行动中显示其真谛。

言与行的关系又如何呢？小说中言而不行或言行相左者大有人在。尤其是驳杂的儒学知识，往往仅落实在言语层面，而在处理道德操守、行为实践等方面的问题时力有不逮。善言之人或无现实行动力，或行动严重偏离言说，或语辞空荡而致行为浮夸，总之言语活动无法兑现为有价值的实践活动，口力劳动者的密集言语轰炸反衬出思的退场及历史行动力的丧失。程济世最善用冠冕堂皇之语，他自诩：“我是个重感情的人。一个儒家，一个儒学家，应该主张节欲、寡欲，甚至无欲，但绝不能寡情、绝情，更不能无情。不重感情的人，研究别的学问，或许还能有大成就，但研究儒学，定然一无所成。”[27]然而程先生在对待谭淳的问题上，则完全暴露了他的虚伪。程先生没能做到“发乎情止乎礼”，栾庭玉、葛道宏、黄兴等一众将仁义道德挂在嘴边的孔子的拥趸们，有谁像双林那样信奉从一而终、只取一瓢的爱情呢？程济世的有力经济支柱、人称“子贡”的黄兴以儒商自居，起初要赞助“太和”研究院，后来却成立“太投”在旧城改造中盈利，在这变了味的慈善之举中，程济世又何尝不可能是心知肚明但不言破的背后推手呢？

《应物兄》中官、学、商三界人士都在轰轰烈烈地言说着、筹划着与迎接程济世归来相关的重大事宜。程济世是一位“不需行动的行动主义者”——他口中的“物”（如仁德路、程家大院、螽斯、美人觚、太平花等）成为各路人马倾巢出动的依据和目的。在程济世那里，“词就是物，物就是词”[28]，他的乡愁怕是这世上最昂贵的乡愁，对于“物”的执着贪恋只能证明他远未达到澄明超脱的虚己境界。与此相对，小说中那些真正对于国家、社会、个人有价值的事情大抵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原子弹是在双林一代民族功勋的隐姓埋名中被造出来的；张子房中国版的《国富论》如果要诞生，也只可能诞生在无人问津的大杂院中；文德能生前哲学笔记集结而成的The Thirdself （《第三自我》）留在了人世间，是处女作也是遗作，是开端亦为终结，没有书号，没有出版社，绝不可能像应物兄的畅销书一样人尽皆知，“它只能在有心人那里传阅”[29]，只能作为一份20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遗存慰藉着他的同时代人或启示后代有缘人。

四

结  语

《应物兄》中虽有贯穿始终的人物，但没有核心人物或曰焦点人物，应物兄也只是叙事视角的提供者，是诸事件起承转合及串联众人言说的一根绳索。批评界对于《应物兄》的主要质疑是文本的臃肿和情节的涣散。我常常也揣测，小说如果删繁就简、化言说为情节——摒弃人物口中长篇累牍的闲言碎语尤其是晦涩的知识话语，是不是有可能积淀更为密实的情感压舱，呈现出更节制的叙述控制力和更强烈的艺术感召力？而换一个角度思考，如果剪除“言说”的枝蔓与各类知识话语，那么这部小说所蕴含的关于“言、知、思、行”关系的核心问题意识以及尖锐的反思批判可能也就随之烟消云散了，噪声与静谧、泛滥与匮乏、反讽与深情、卑琐与高尚为了显露自身与反衬对方，不得不纠缠在同一文本中——症候大面积爆发，才更凸显疾患之痛切，疗救之必要，也才更衬那些健康高洁灵魂之可贵。言说、知识、反讽在雾中裸露其自身，这部小说要想成为它自己，必得先树立迷障，继而穿透迷障，于是它也便只能保持现在所是的这副样子了。

本文原刊于《当代文坛》2020年6期

注 释

（向上滑动阅览）

[1]阎晶明：《塔楼小说——关于李洱<应物兄>的读解》，《扬子江评论》2019年第5期。

[2]邵部：《当下生活的“沙之书”——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3]参见王鸿生：《临界叙述及风及门及物事心事之关系》，《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冬卷；项静：《声音、沉默与雾中风景》，《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丛治辰：《偶然、反讽与“团结”——论李洱<应物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4]丛治辰：《偶然、反讽与“团结”——论李洱<应物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

[5]舒晋瑜：《李洱：君子的道路·反讽现实主义·性》，《中华读书报》2019年10月27日。

[6]2018年12月24日，上海市作家协会主办的“李洱长篇小说《应物兄》研讨会”上，吴亮、张新颖等批评家都敏感于小说中人物的“声音”，但点到为止，没有展开。参见《且看应物兄如何进入文学史画廊——李洱长篇<应物兄>研讨会实录》，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284774853_222496，访问日期：2019年12月10日。

[7]鲁迅：《三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3页。

[8][9][10][11][15][17][18][19][20][21][22][24][26][27][28][29]李洱：《应物兄》，《收获长篇专号》2018年秋卷，第107页，第21—22页，第25页，第90页，第141～142页，第66页，第235页，第137页，第50页，第218页，第128页，第247页，第64页，第186页，第252页，第242页。

[12][13][14]陈鼓应注译：《庄子今注今译》下，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645页，第656页，第657页。

[16]张定浩、黄平：《“向内”的写作与“向外”的写作》，《文艺报》2019年12月18日。

[23][25][德]海德格尔：《哲学的终极和思的任务》，载《面向思的事情》，陈小文、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67页，第87页。

或许你还想看 

○

本期编辑｜玉宇灵空

图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