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吴晓东：帝国的历史魅影——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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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作者:刘禾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2014-11

编者按

刘禾的《跨语际实践》(1995年英文初版，有2014修订中文译本）一书在多个领域蜚声中外，而2004年英文初版的《帝国的话语政治》（Clash of Empires)一书则是她将跨领域研究理论和分析转而运用到重新思考国际法史和中外近代关系领域的又一力作。适逢北京三联书店在2020年秋再次重印《帝国的话语政治》中译本，文艺批评今日特此推送吴晓东老师深入细致的书评，以飨读者。在文中，吴老师指出通过《帝国的话语政治》这一著作，刘禾力图在他人“揉眼的那一瞬间”的凝神注目中，用“双重曝光”的“特写镜头”去捕捉“帝国的幽灵”，进而烛照历史无意识的魅影。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2期，转载自公众号“ 云里阅天下”，特此感谢！

大时代呼唤真的批评家

吴晓东

帝国的历史魅影

评《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

刘禾的著作《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1]（以下简称《帝国的话语政治》）在结语部分讨论了意大利人贝托鲁奇于1987年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中的一个桥段。电影结尾，老年溥仪在故宫养心殿与“幼年溥仪”穿越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相逢”。刘禾指出，这种影像的叠合是一种“双重曝光”，体现的是贝托鲁奇电影镜头的时间性：“它的影像虽然足够透明，清晰可辨，但皇帝的幽灵在观众揉眼的那一瞬间，就销声匿迹了。”

贝纳尔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

及其执导电影《末代皇帝》（1987）海报

在这部《帝国的话语政治》中，刘禾力图捕捉的则是“帝国的幽灵”。这“帝国的幽灵”却没有随着西方老牌帝国的没落和全球殖民历史的消亡而“销声匿迹”，而是依旧徘徊在当代国际政治舞台晦暗的夜空，或是潜伏于人类同样晦暗的集体无意识深处，常常在历史阴郁的刹那在世人难以觉察之际显形。而刘禾则擅于在他人“揉眼的那一瞬间”凝神注目，用“双重曝光”的“特写镜头”去定格“帝国的幽灵”的暧昧影像。《帝国的话语政治》也因此屡屡回返晚清帝国历史的一个个奇妙的瞬间，捕捉在常人眼中已经“销声匿迹”了的帝国的历史魅影，并用自己摄影术般的“凝视”技巧，在大英帝国的档案、鸦片战争期间的官方文件以及历史影像和文学细节诸般纷繁层叠的“文本”背后勾连出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宏大议题。

刘禾的“双重曝光”也因此表现为历史影像与当下视域的叠合，在这一历史话语的研究背后，是作者21世纪的政治关怀：“在本书结语的部分，我把各章里对主权想象的分析，最后延伸到对当前世界秩序的思考。自鸦片战争至今，帝国从未在世界舞台的中心退场，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帝国的话语政治一次又一次地粉墨登场呢？”“殖民主义时代的话语政治不单单是过去的风景，它至今还缠绕着帝国的无意识，阴魂不散。”

本书是The Clash of Empires[2]的中文版。作者在中文版后记中称其中文书名《帝国的话语政治》“更能捕捉到本书的精神”。全书以晚清之际大英帝国和大清帝国之间话语碰撞中形成的“话语政治”为总体问题视野，涉猎了“国际政治的符号学转向”、“衍指符号的诞生”、“主权想象”、“《万国公法》的翻译”、“性别与帝国”、“语法的主权身份”等论题空间，并试图以“主权想象”的叙述线索统摄上述若干话题领域。作者集中处理的是两个帝国在晚清的历史条件下究竟是如何在“话语”层面遭遇的，从而再现或者说激活了历史想象的话语维度，也将重塑专业人士以及普通读者对于晚清政治风云和历史现场的认知。

The Clash of Empires：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9

以往囿于晚清历史尤其是鸦片战争史的常识性图景以及正史提供的定论性读解，觉得大清王朝先被不列颠的鸦片贸易摧毁，后被大英帝国的坚船利炮打败，很难意识到关于贸易、主权、国际法和国家政治方面的争端往往是以话语的遭遇、冲突和激辩为先导甚至收束的。刘禾的著作正是力图揭示“话语”“遭遇”的历史空间，因此本书主要关涉的研究领域是往来的文书、帝国的档案、条约的互译、翻译的政治、符号学的背景、国际法的传播，并兼及语言学领域的语法著作的生产等等与“话语”政治和“话语”权力相关的诸多层面。甚至作者本人，在研究伊始也没有预见到自己涉猎的领域之广：“我在着手本书写作之初，没有料想到如此庞杂的研究线索竟然能够统一在一本书的论述之中。”统一这诸多领域的主线“就是与欲望和主权想象有关的帝国的话语政治”。本书令人瞩目的理论诉求和问题视野，正体现在以文本和话语为中介，串连起帝国叙述、符号学、晚清史、国际法、主权想象和殖民主义等多个空间，最终揭示出帝国史的一些幽暗的维度和面向。这就是该书所禀赋的原创性。当然，作者本人并没有认为自己所描述的“话语冲突”比帝国的经济冲突和军事冲突更根本，但晚清时代国际间交往（如帝国遭遇与殖民征服）的话语实践与话语政治即使不是同等关键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正如刘禾所说：“如果没有条约文字的束缚，没有话语实践的参与，那么战争发生的时机、性质和后果都是不同的。”[3]

如果说从研究者当下的后设视角进行观照，历史往往呈现为一种“文本”形态的话，那么本书对承载帝国话语的“文本”的范畴表现出非常宽泛的理解，所涉猎的各种各样的具体文本涵盖了宽广的视域，如全美圣经协会档案、英国的国家公共档案，作为帝国礼物的“新约献本”，传教士的书信，表现维多利亚女王接见外国使者的图片，甚至维多利亚女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从中国获得的宠物京巴狗（被女王起名为“抢来的玩意儿”，这一命名在我看来不经意间透露了大英帝国殖民掠夺的历史本质）的插图，都构成了作者进行历史阐释的重要文本。美国汉学家何伟亚称大英帝国是一个“档案帝国”，本书对鸦片战争前后大英帝国的官方档案的文本解读，尤其卓有成效。同时这种精细的文本解读是与历史叙事和理论视野充分结合的，从而使本书在理论视野、历史叙事和文本阐释之间建构了一种内在的均衡性与整一性。从某种意义上说，本书的文本解读也就是历史叙事，并常常指向一种具有生产性的历史语境，最终则被演绎成一种理论性话语。尤其是第二章《衍指符号的诞生》中关于“衍指符号”的阐释范式更有元理论的色彩。按照刘禾的分析，我们今天对“夷”的理解，已经受制于“夷/i/barbarian”这个在互译中生成的衍指符号所禁止的语义，当“夷”这个汉字被英国人翻译为“野蛮人”（barbarian）并因此最终在中英《天津条约》中被废禁，既是殖民话语对中国汉语史的暴力改写，也堪称是对中国主权在话语层面的伤害，成为“英国殖民地式的伤害话语的一部分”。“夷/i/barbarian”这个衍指符号作为游移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怪异生成物，在充分彰显其“跨语际谬释”的同时，也构成了符号学阐释的一种新颖的理论实践。本书因此也可以读成一本理论专著。但是作者对各种类型的文本的解读，则使本书的理论创新性根源于对具体历史细节和历史图景的还原，以及这种还原中所暗含的历史化的方法论。作者借助于对历史细节和历史事件的精微与细腻的阐释，使本书既有宏大的帝国叙事的历史框架，更触摸到了历史的血肉与肌理，同时也进入了帝国历史的微观政治层面，借用书中的概念，进入的是“心灵的政治”的深处。

这种“心灵的政治”也凸显了刘禾的著作对“历史事件的精神与灵魂”的关注。因此，书中处理文学文本和影像文本——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的文学细节和电影《末代皇帝》的影像语言——的章节和段落尤其使我着迷。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中，就曾经从笛福的小说《鲁滨逊漂流记》中搜寻殖民主义和老牌帝国的魅影。在前言中，萨义德说本书关注的“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现代西方帝国主义问题，我特别讨论的是作为文化形态的小说。我认为，小说对于形成帝国主义态度、参照系和生活经验极其重要。我并不是说小说是惟一重要的。但我认为，小说与英国和法国的扩张社会之间的联系是一个有趣的美学课题。当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原型是《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并非偶然地讲述了一个欧洲人在一块遥远的、非欧洲的岛屿上建立了一个自己的封地”。萨义德把鲁滨逊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本身视为一个微缩版的帝国主义，鲁滨逊的荒岛就是他的殖民地，而他驯化的野蛮人——土著星期五则是这一殖民地的臣民。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映现着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具体而微的象征性历史。

《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初次遭遇星期五的细节在刘禾这里也同样获得了多重的阐释空间。小说中鲁滨逊为了恐吓土著星期五，用枪打死了一只鹦鹉，使星期五在对枪的恐惧和膜拜中，心甘情愿地成为鲁滨逊的奴仆。笛福对鲁滨逊射杀鹦鹉的过程以及星期五从中感到的惊恐极尽渲染之能事。刘禾称这一“对陌生人初次相遇的场景的构想堪称妙绝”，因为这个文学场景隐喻性地说明近代意义上的“主权”形态主要是在不同种族的遭遇中得以塑造的，刘禾对这一小说细节的阐释一方面证明了皮尔斯关于两个不同语言的外国人初次相遇所进行的纯粹的交流模式的抽象性，同时隐喻性地说明近代的“主权”形态主要是成型于异族遭遇的历史过程中，因此近代“主权”与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具有历史进程意义上的同步性以及逻辑意义上的同构性。因此鲁滨逊遭遇星期五的文学细节就获得了一种寓言性的意义，在刘禾的阐释图式中就构成了殖民遭遇的一个具有原型性的初始情境。这一文学细节的典型性在于，它揭示了人类的任何遭遇和交流都是具有一种初始化的历史语境的，也就是说具有一种时空的历史具体性。因此随着殖民主义的扩张，异族之间的所谓交流就与殖民遭遇的历史情境密不可分，这就是刘禾引用鲁滨逊遭遇星期五的文本试图说明的近代主权范畴的历史性。

刘禾

我对书中征引《鲁滨逊漂流记》中的细节之所以敏感，还因为这部小说的细节在刘禾的著述中至少是第二次作为历史化叙述的关键性情境被引用。当初读刘禾的文章《鲁滨逊的瓦罐》[4]，就觉得此文可以看成是科际整合研究的范例。这种科际整合不完全等同于以往所谓的边缘科学。如果说边缘科学更关注两个学科之间交叉的那个边缘部分，而科际整合则是把好几个学科的问题统一在一个场域中，最后甚至不知道所做的学问归哪个学科负责，如果从传统学科分类的意义上去归类就不知道有些研究到底算什么。刘禾的《鲁滨逊的瓦罐》首先可以看成是对《鲁滨逊漂流记》的小说史研究意义上的新解，或可归为英国文学研究。但在视野展开的过程中，文章更多涉及到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经济学、陶瓷生产技术、贸易史和科学史视野，还触及到科幻小说的文类传统，最后关涉的是后殖民理论和翻译的政治的理论，其方法论用刘禾另外一本书的名字来概括则是“跨语际实践”。《鲁滨逊的瓦罐》一文可以说正是多种学科的理论目光和问题意识交织在笛福这一经典小说中的瓦罐上的结果。其中对鲁滨逊在荒岛上一个人烧制瓦罐的小说细节的分析，显示了刘禾作为一个出身于文学专业的理论研究者的直觉洞见。刘禾指出，小说中的鲁滨逊在无意间似乎烧出了瓷器的起源，笛福的这一关于烧制的书写，因此无视瓷器在中国已经早已有之的事实，也绝口不提“瓷器”二字，仿佛瓷器的首创权应该归鲁滨逊所有。正是由这个烧制瓦罐的细节刘禾生发出“殖民否认”的理论阐释，并使“殖民否认”的阐释框架构成了《鲁滨逊的瓦罐》一文的核心理论贡献。刘禾两次对《鲁滨逊漂流记》中细节的引用，由此隐含了方法论的预设，这种方法论，就是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的导言中提出的把“理论的创造应落实在历史文献和具体文本之上”的构想。

类似的例子是《帝国的话语政治》结语中对皇帝宝座的影像分析。刘禾留意的是英国艺术史学家克瑞格·克鲁纳斯（Craig Clunas）关于西方列强抢劫中国皇帝的宝座这方面的研究。克瑞格·克鲁纳斯在少年时代曾经在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参观过中国皇帝的宝座，“这次邂逅使他受到无比震撼，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多年之后，克鲁纳斯成为这家博物馆远东工艺部的馆长的时候，还对自己少年时对宝座曾经“双膝跪下，将头叩在地板上，以示朝拜”的往事记忆犹新。刘禾指出：“在这个不无尴尬的个人迷恋和隐含的拜物情结中，在观者和展品之间，出现了一个有待被打开的诠释空间。克鲁纳斯将我们的注意力指向皇权迷恋这一景观。”“皇帝的宝座上虽然空无一人，但上面却充满了旧梦新想，甚至还远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在皇帝宝座周遭，缭绕着对皇权的顶礼膜拜以及帝国的历史魅影。刘禾继而考察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皇帝宝座的历史图片和影像，发现“里面隐藏着更早的帝国征服和主权想象的影子”。而“在对帝国的欲望进行重述的过程中，摄影技术和博物馆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这些影像和博物馆的陈列，至今还在把帝国的主权想象一次又一次地投射在空荡无人的清朝皇帝的宝座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清朝皇帝的宝座早已是某种帝国情结的对象”。

庄士敦，电影《末代皇帝》剧照

刘禾的这部跨越了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空并横亘诸多研究领域的著作，最后把目光聚焦在贝托鲁奇导演的电影《末代皇帝》中呈现的皇帝宝座上。刘禾指出如果没有“通过贝托鲁奇的镜头来看待这一切，我可能根本不会对清朝皇帝的宝座这一类文化遗产有什么特别的兴趣”。使刘禾感到新鲜的，是《末代皇帝》的电影透露出“外国人对清朝皇帝的宝座何以维持如此经久不衰的兴趣这件事本身”。刘禾说她对《末代皇帝》这部电影既反感又着迷，这也印证了我对《末代皇帝》的观影经验。我曾经比较过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和中国自己生产的也是关于溥仪生平传记的同名电视剧。我最初的困惑是，为什么即使不知道电影《末代皇帝》的导演是一个意大利人，也能感觉到这是一部外国电影，而电视剧则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本土产品？读了刘禾的著作，这种困惑得到了解释：在贝托鲁奇的电影中投射了西方人的帝国记忆以及怀旧的目光。对中国人来说，这也是一种他者的目光。因此我对电影中溥仪的外国老师庄士敦的眼睛印象非常深刻刻（电影《末代皇帝》的蓝本之一就是庄士敦的回忆录《紫禁城的黄昏》）。电影经常呈现庄士敦眼睛凝视的镜头，我记得其中一个镜头是庄士敦走出午门在北京的大街上注视芸芸众生，镜头在庄士敦的眼睛上停留很久，我当时感到的是庄士敦的目光中有对中国人的一种深深的怜悯，这就是影片中具象化的他者的目光，也就是一种西方人的目光。电影的他者化以及给我的神秘感或许正来自于庄士敦的眼睛的“凝视”。刘禾这部书的第二章有一节的标题叫“野蛮人的眼睛”，是非常精彩的一节，讨论的话题是当年英国人把两广总督卢坤向英国商人发布的中文谕令中所有“夷目”的字样，都翻译成“野蛮人的眼睛”，据西方历史学家称，这种对西方人的“野蛮人”的称呼，极大地伤害了大英帝国的民族自尊心，成为鸦片战争的导火索之一。而从当年的“野蛮人的眼睛”到电影《末代皇帝》中庄士敦的凝视，也正是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从殖民时代到冷战时代塑造成型的过程，也这是《帝国的话语政治》所描述的“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过程”。而刘禾的历史叙事因此也得以穿越时空，把帝国叙事与现代民族国家问题统摄在一起。

也是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前言中说：“本书的读者将会很快地注意到叙事在我的论点中的重要位置。我的基本观点就是，故事是殖民探险者和小说家讲述遥远国度的核心内容；它也成为殖民地人民用来确认自己的身份和自己历史存在的方式。……正如一位批评者所说，国家本身就是叙事。叙事，或者阻止他人叙事的形成，对文化和帝国主义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5]刘禾的叙事在书中也占据着同样的“重要位置”。作者称“这些年来，多次与皇帝宝座的不期相遇，让我开始对时间、记忆、自我、欲望和主权想象有了新的认识”，而这一系列议题，都在该书的叙事空间中集结，并与作者所擅长的文学洞察力之间建立了深刻的关联性。文学细节和电影影像作为文本在本书中的作用，不仅涉及了历史的具体性呈现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文学细节和影像书写之中更多地保留着帝国和殖民历史在人类心理和记忆深处的超时间性的遗存。正像刘禾引用法农的《黑皮肤，白面具》一书来解释殖民地残存的“致命的生存心理症结”（如普遍的自卑情结和殖民地式的精神分裂所构成的20世纪的症状）“完全可以追溯到那段充满暴力的殖民历史”。这种“生存心理症结”自然更感性地体现在文学和影像文本中。刘禾更强调帝国的政治话语与诸如欲望、与法农所谓的“心理症结”、与情感记忆、生命政治、伦理道德，尤其是主体性建构之间的深层联系。这也是历史叙事和文学叙事之间的内在关联以及内在差异。一方面，历史是主体得以生成的最后和最基本的依据，但是历史叙事往往很难自我意识到历史自身的无意识。这种历史的无意识以及情感主体性内容在文学细节和影像记忆中得到了更好的显形。而刘禾对帝国的幽灵的捕捉，经由自己的“双重曝光”，烛照的正是历史无意识的魅影。

本文原刊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2012年第12期

注释

[1] 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三联书店2009年版。

[2] The Clash of Empires，哈佛大学2004年版。

[3] 刘禾等：《关于〈帝国的话语政治〉的讨论》，《读书》2010年第1期

[4] 中文翻译成《燃烧镜底下的真实——笛福、“真瓷”与18世纪以来的跨文化书写》，《视界》第10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5] 萨义德：《文化与帝国主义》，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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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法国梧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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