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王尧：《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杭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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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王尧老师的新书《“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即将面世。该书以口述的形式记录了“新时期”的重要的思潮、事件、论争和创作、编辑、出版，向我们回答了“在我们的文学史里，那些足以留名的小说、轰动一时的刊物、影响深远的会议、引发争论的讨论……它们都是怎么来的？”这个问题。本文是1984年“杭州会议”的亲身参与者对于“杭州会议”的回忆与口述，通过一众学者过后的个人回忆，我们得以了解这次事关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起到扭转文学观念作用的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坛聚会之一的“杭州会议”前前后后，会里会外的人与事。

本文节选自王尧新书《“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感谢王尧老师授权文艺批评发表！

左：王尧

 右：《“新时期文学”口述史》译林出版社2021年版

“杭州会议”口述者：

李子云（1930—2009），文艺评论家。曾任《上海文学》副主编等职。著有《净化人的心灵》、《我所经历的那些人和事》等。

李庆西，1951年生，批评家，小说家。曾任浙江文艺出版社编辑，浙江作协书记处书记等职

李杭育，1957年生，小说家，“寻根文学”代表性作家之一。曾任杭州市作协主席等职。

蔡翔，1953年生，批评家、学者，曾任《上海文学》执行副主编，时任上海大学文学院教授。

李陀，1939年生，作家，批评家。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

韩少功，1953年生，作家、学者。“寻根文学”倡导者和代表性作家之一。曾任海南省文联主席，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现为海南省文联名誉主席。

陈思和，1954年生，学者、批评家、文学史家，现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之“杭州会议”

1984年12月，《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杭州市文联联合在杭州召开“新时期文学创新座谈会”，后来称为“杭州会议”。会议开始并无明确的主题，讨论中逐渐涉及到本土文化和反思西方现代派文学等话题。因此，批评界通常认为“寻根文学”发轫、“先锋文学”崛起与“杭州会议”密切相关。

李子云：

口述于2005年11月上海

“杭州会议”我是觉得，假如大家的记忆不一样是可能的，我的记忆也搞不清楚了。开始并不是去讨论“寻根文学”，并不是有了这个主题才去开会的。那时，我们觉得“现代派”展开了，各种问题都展开了，什么“方法论”也出现了。在创作上，我们发了杨炼的《诺日朗》，丁玲批评《诺日朗》是写女性生殖器的，我们看了半天也找不出女性的生殖器在哪里。创作上各种派出来了，理论上各种方法论也出来了。我们的初衷是把理论家和作家弄在一起开个会，讨论理论和创作的问题。李陀那时非常起劲。他当时对《上海文学》寄予厚望的，他的《自由落体》就发在《上海文学》上，没有地方发他就来找我了。《棋王》他在北京推销不出去，他跟我讲的。李陀跟我讲阿城有个《棋王》发不了，他觉得很棒。我说给我看。我后来给李陀打电话说这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北京人说阴暗，小说阴暗哪能发。我说我要，你说很棒是很对的，小说写得特别，那种极端的写法我很欣赏。这个作家很有才气。杭州会议我们也请阿城来了。《棋王》很不错，有创新，我们希望有多种多样的东西。当时我们的理论也出了一批小将，当时上海有程德培，蔡翔等，北京还有黄子平、季红真等，出现了一批人。我们想批评家和作家在一起讨论，批评家会促进作家思考一些问题，作家也会促进批评家。我想大家在一起会互相有启发。作家和批评家在一起会有许多好处，也有坏处，苦恼背对背更好。外国搞评论的跟我说，你跟作家还交往啊？这很不利啊。我的初衷是想请批评家和作家直接对话。李陀是个积极分子，就想兴风作浪，他大有可为。他的才能是窜来窜去，他回点拨人，是个人才。到杭州以后，我觉得一开始阿城是个主角，好多天就是听阿城讲故事。在楼底下大厅里，坐一大圈人听阿城讲故事。这个会议开始是无主题变奏。后来集中了，从现代派到怎么关注本土的东西，提到了寻根，是从这么过来的，强调要用现代的观念观照本土的东西。你问有没有谈到马尔克斯，好像是谈到一点，当时刚出来，不是主要话题。会议的内容就是这么转过来的。韩少功对“寻根文学”很热衷，也有理论知识。还有郑万隆。“寻根”就是开始的。开始时我还有点犹豫，觉得如果全部朝后看，专门去找“异乡异闻”啊，苦恼也不妥。这个会议的作用，我觉得是作家和批评家直接对话，然后互有启发。我觉得阿城对批评家起了作用，他的一些思维方式，他讲故事的方式都有启发性。阿城讲故事的能力太强了。会议之后，包遵宪跟我讲，李子云你开什么倒车，回到深山老林里去。我那时觉得理论上不能排斥这种观点，那种观点，哪怕是我们不能接受的，各种写作的、论述的方式都可以。我们发刘索拉、张欣欣，也发韩少功、李杭育，我觉得杂志要杂。哪种声音听长了都会反感。

《棋王》，阿城著

 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李庆西：

口述于2004年7月杭州

我记得是周介人的主意。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在上海，他们说想搞这样一个会议，他们想找个地方开，问在我们杭州行不行，想找一两家合作单位。当时我是个小编辑，想到是有一定可能的，我回来跟黄育海一商量，向我们社里的头儿提出这个事情。我们领导不搞当代文学，在我和黄育海进社之前他们对当代文学不太关注。我们和黄育海想了一个主意，我们社为什么要配合这个会，找了个理由。因为要社里出钱的。我们说这次《上海文学》能请到一些小说名家，那个时候不大讲学者这个字眼，就讲评论家理论家。我们说我们想搞一个小说词典，请这些人给我们的小说词典写条目。反正《上海文学》能把他们请到，我们趁这个机会搞一点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样说服了领导。这个事另外跟李杭育讲的，杭育拉了杭州市文联，会议主办的三方就是这样的。钱我估计大头还是《上海文学》，当年文学刊物很有钱的。他们比我们出版社有钱，反正大头是《上海文学》，我们跟杭州市文联也出了点钱[1]。

当时我记得也没有好好的讨论什么主题，很空的题目，很泛。新时期文学怎样发展这样的题目，但是会议开了以后谈谈就谈到了这方面。对，后来会议开开就有比较重要的话题了。周介人在请人方面请得比较好。有代表性的作家，不同的评论家，这里面有不少院校的，黄子平，鲁枢元，陈思和，还有上海华师大的宋耀良。王安忆本来要来的后来因为有事没去，临时有事情。其实那时候大部分，八十年代没有形成后来所说的学院派，大部分评论家在作协这个系统里比较多，但是上海比较特别，院校的比较多。我的记性不好，会议的很多细节性的东西记得不多，你可以问周介人，虽然年纪只比我大了近十岁，但是在文学界的辈分上讲完全是我们上一辈，他有些想法我们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想的。这个会议客观上讲，它打破当时的体制化，因为以前文学界的很多事情都是由中国作协布置下来的，事实上，一开始中国作协也是一个思想解放的重镇，但是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它也想作为一个有组织有步骤地去思想解放。我和黄育海还比较年轻，应该说在文坛上涉世未深，有些事情我们上一辈的人怎么考虑的我们也难以猜测的。客观上周介人有没有更深层的考虑，我也很难讲。我不知道蔡翔有没有，因为他和周介人要比我更熟，蔡翔有没有想到这些问题。因为《上海文学》当时确实起到很革命的一面，按照过去体制化的那一套，《上海文学》属于上海作协的刊物，它也应该是听从要中国作协的有组织的分派任务，怎么去思想解放。但是《上海文学》他们是走在前面的。我说没有明确的议题但不等于周介人没有具体的想法。我觉得周建人这个人对新时期文学确实有很大的贡献，这个确实也很不容易。

也许周介人比我们更高瞻远瞩吧，当时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作协和地方作协在思想解放上有他们的一致面，但是他们肯定有不满的地方，比如评奖方面话语权力都是掌握在中国作协手里，所以地方上，尤其是上海那个地方它不同于其他省，有自己独特的个性，它对于中国作协僵化运作体制是不满的，有自己的动作是肯定的。另外中国作协推行的思想解放，在艺术上对当时的创作有一定的压制性，这个压制性不一定表现在对你的批判上发表上，包括发奖啊，导向啊，中国作协有创研部，他们的评论家看好那路作品，比较看好的是“改革文学”那一批，蒋子龙他们。《上海文学》为什么没有叫什么蒋子龙李国文他们，从人员构成上可以看出它的意思，因为人员都是《上海文学》请的，我们只是尽地主之宜，安排会务，出一点钱，所以方向上的东西都是周介人和李子云、茹志鹃他们把握的。

《上海文学》杂志

马尔克斯肯定提到的。这个我印象很深。当时我记得提得比较多的一个是寻根的层面上，地域文化的问题，地域文化少功和杭育讲得比较多。还有在宗教文化，包括儒啊道啊，阿成黄子平讲的，还有李陀对小说的表现形式这方面讲的比较多。马尔克斯是话题之一，这里不仅谈到了马尔克斯，当时李子云还把马原的《冈底斯诱惑》校样带来了，反正大家都觉得挺好，都觉得这种叙事方式很新鲜。对了，当时李子云好像有意要用，以前已经发了《拉萨河女神》。马尔克斯是肯定讲了。但是没有成为一个中心话题。

当时实际上还有个背景，就是冯骥才、刘心武李陀他们为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那个通信，他们比较关心的是西方小说的形式，意识流之类的。这个会议上，大家对于小说形式要变化有共识，但是认同意识流的太西方化的不太多，想找到自己的路子，不想按照西方现代派的那一套亦步亦趋的走，包括少功他们都是这样想的。阿城的创作就是明显的表现，当时看上去很民族的，但是又跟我们新文学不同，当时我们都觉得看到了希望，它有别于那种翻译小说的味道，又打破了以前的旧框框。

我当时不光是想民族化的问题，还想打破话语体系、打破当时定型的东西，写“笔记小说”因为它篇幅比较短小，因此也比较符合现代人阅读口味，但是比较难成气候，因为不是宏大叙事，说到底分量不是太足，写作要求很高，要有语言功底生活根基，不好写。我当时在《上海文学》上《新笔记小说：寻根派，也是先锋派》[2]，韩石山在上海的《文学报》上发文章嘲讽我，好像我的这篇文章是在炫耀我自己，既提出理论又在写作，好像我这个理论是在为我的创作开路似的。我以前没见过韩石山，后来有一个会议我们还遇到的，他说很不好意思，当年我还骂过你。

李杭育：

口述于2004年7月杭州

这个会议也没有什么主题，现在只能说是“杭州会议”，与会者思想很庞杂。我还记得一个细节，会议上茹志鹃和李子云这两个老太太都参加了，她们都是《上海文学》的，她们俩住一个屋子里，她们俩还蛮好的，后来吵架了，会议结束了，她们俩回到她们的房子里，李子云是个很激动的人，急着要和茹志鹃讨论刚才会议上的发言，茹志鹃说你等等，我还没记完，我要记下来，这个老太太很认真，一个很兴奋，一个很认真，这是我的印象。我记得有一个在大学里的教授叫鲁枢元，大谈心理学，因为我觉得从前的文学会议不大谈心理学。我在谈区域文化，乡下的农民的生活形态、民间的什么。就觉得忽然那个时候中国的小说家、评论家关注的或者说使用的语言或者说脑子里的想法，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所有的与会者都有一种新鲜感，会上谈到马尔克斯，这些都是没有中心化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说的东西都是在这个之前，杂志上也好，会议上也好，大家都不曾谈论过的。还有就是人和人私下里的交流了。韩少功呢，这个我记得很清楚的，当时《爸爸爸》还没有发表，但是《爸爸爸》已经写出来了，就是再过几个月就发表了，那种情况，那时候发表的周期要长一点，少功向我表示了一个很有信心的意思，就是你看着吧，我这个小说要发表了，有那么一个味道。

“寻根”呢，我倒是觉得各人有各人的考虑。当时中国文坛上有一些人也在提倡现代派，高行健，有一些人在讨论民族性的一些问题，唱对台戏。我觉得我的考虑不是这样的，至少我和韩少功是一致的。我们在会上也交流过，我和韩少功都是大学中文系出生，外国文学读了很多，也不是土包子的乡村作家，我个人更热衷于很民间化的东西， 也不是民族化，我是很民间化的，我那时候的文章就有这个意思，大致意思和我后来写的差不多，写成文章就更概括更清晰。会上反正是扯一段扯一段的，自己也没有一个联系在一起的主题，即兴式的。我更热爱中国的民间、民俗文化，它们那种很有生气勃勃的东西，当时我写作也好，平常的阅读也好，我就喜欢读县志。我也搜集了很多，每个县文化馆都有编印的油印的资料，比如说民歌啊、民间传说啊，采风的那些东西，搜集的很多，包括明清笔记野史。其实我读这些算早的，现在很多人在读这个。那时余华在海盐的文化馆，只要他们印了，他都给我寄来，都是艺术资料。我是这样一种取向的，所以我觉得寻根的取向是多样的。

《爸爸爸》，韩少功著

 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

蔡翔：

口述于2003年8月苏州

社会科学界也在讨论文化，对文化问题有些兴趣，这就谈到84年杭州会议。10月份，浙江搞了一个笔会，我们去了，在那里见到了李杭育，那时他也开始崭露头角，写了《最后一个渔佬儿》，茹志鹃老师很欣赏。最后发表在《北京文学》上。八十年代编辑部非常好，发现好作品大家都会看。我和他的哥哥李庆西很熟，所以第一次与杭育见面，很亲切。参观的路上和李杭育聊天，杭育提议，《上海文学》能不能出面搞个活动，把青年作家集合起来，让大家有个交流。当时大家想法很多，最好有个交流。周介人老师说主意非常好，应该开个会，回来向李子云老师汇报。当时有很多的新东西出来，韩少功在写，阿城的《棋王》刚出来，到底有怎么样的说法和新的可能。正好11月份我们和周介人老师到杭州参加一个作品讨论会，有杭育，庆西，吴亮，在会上又讨论了一下，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联合主办。杭州东道主，受到他们支持，《上海文学》也负责整个会议的筹备，主持了大会工作。当时住在杭州一个军队疗养院，地方不错，价钱也便宜。赶紧打电话给李子云老师。定好时间，各方面的工作都安排好。会应该是在12月开的，几号记不清楚了。周介人老师那里查得到，集子里应该有。会议上请来了北京的有李陀，阿城，陈建功，郑万隆，评论家有黄子平，季红真。湖南的有韩少功，浙江的李杭育，李庆西；上海人多，作家陈村，评论家吴亮，陈思和，南帆，许子东，还有鲁枢元，宋耀良。那时包了两栋将军楼，很简陋的，不过卧室很好，三个人一个房间。随便住，不像现在安排好的，大家都抢着住三人间的，把好的让给其他的人住，当时觉得很感动。我觉得那时是值得留恋的时代。当时的会议也没有很明确的主题，就叫神仙会，面向未来的文学。会上讨论得很激烈很热闹。记得也有相对集中的主题，反对对西方主题的简单的模仿，有一个说法，就是不能主题的横移不能把西方文学中的主题直接移到中国来。同时还在对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改革文学进行反思。认为文学性不足，太简单化了。

“杭州会议”上当时大家都提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记得《译文》上还是什么杂志上有过介绍，可能片段的翻译有过。大家都提到这个话题，说《百年孤独》怎么样，是立足本土的创作。我觉得韩少功的记忆可能是有误。提到这个话题，我有这个印象，不管大家完全的还是片段的看过，那是另外的事。《百年孤独》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足本土文化。这一点就又谈到第二个话题，就是文化，我觉得当时的作家可能蛮敏锐的，记得陈建功、郑万隆谈的胡同文化，韩少功谈了楚文化。我记得李杭育在会议上讲的是吴越文化。文化这个概念大家都有了一个共识，但不能说“杭州会议”就直接酝酿了“寻根文学”，不好这样说。韩少功也这样认为。但是后来“寻根文学”的基本概念在这次会议上已经有了一些共识，这次会上算是把大家平时想的问题明朗化，所以“杭州会议”和“寻根文学”有内在的联系。不能说直接的酝酿“寻根文学”，但是它有一个内在的瓜葛。

李陀：

口述于2003年9月苏州、扬州

我当时对地域文化特别感兴趣，我记得地域文化在杭州会议上，形成了讨论，好像大家都不太记得了[3]。但不管怎样，就我个人而言，地域文化开始作为一种文化资源，如何被我们现代小说，或者创作新的小说利用，始终是我思考的一部分。这种考虑受什么刺激呢？就是汪曾祺的小说和比较早期的拉丁美洲小说。读了以后，就想中国作家怎么办？好像是1984年到解放军艺术学院去讲课，我就讲了两个斯，马尔克斯和博尔赫斯。当时给他们说的时候，他们都没听说过马尔克斯。我就说我们要重视南美的作家，他们给我们提供一个完全新的视野，把现代主义和他们本土的文化有一个很好的结合，形成拉丁美洲既是现代小说，——符合我对现代小说的想象，又不是现代派小说的再版，不是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再版，是拉丁美洲自己的小说。据他们说，后来对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都产生了影响。总而言之，这一段我一直在考虑中国的文化资源，如何跟中国的小说结合起来，可我的苦恼是我自己找不到合适的结合点。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百年孤独》（1967年西文首版）

韩少功：

口述于2002年11月苏州

当时大家对外国文学很感兴趣，有模仿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有的模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短句型，有的模仿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那种嬉皮风格，作为学习的初始过程，这些模仿也许是难免的，也是正常的。但以模仿代替创造，把复制当作创造，用我当时的话来说，叫“移植外国样板戏”，这就很让人担心了，其实也失去了西方现代文化中可贵的创造性精神。还有一种现象，就是某些批“文革”的文学，仍在延续“文革”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作者笔下只有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政治坐标系，没有文化坐标系。“寻根”话题就是在这种语境下产生的。八十年代中期，全球化的趋向已经明显，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和深度交流正在展开，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我想说的是，尽管当时的文章并不成熟，缺乏理论深度，但这一主旨在时隔十多年以后我觉得依然有效。因为这个问题依然存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缠绕依然存在，模仿与复制依然是创造的大敌，特别是当中国处境越来越显出特殊性以后，更是思想创新和文化创新的大敌。我们对此应该有一个清醒的把握。当然，有些人批评，你们的“寻根”本身就是模仿，来身就是舶来品，不就是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吗？[4]在这里，我不想否定这种影响的存在，正如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可以孤立地发展，从来不认为一种创造、即便是最高明的创造，可以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这不是我对“寻根”的看法。我记得，在一九八四年杭州会议之前，我们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获诺贝尔奖的消息，看到了有些新闻中对他的评介。不过，当时他的作品还没有中译本，我想没有任何中国作家读过他的作品。在杭州会议上，据我的记忆，谈论马尔克斯的并不多，更没有什么人提到美国小说《根》。参与者当时主要感兴趣的还是海明威啊，萨特啊。《上海文学》的周介人先生有一个杭州会议纪要，发表在几年后的《文学自由谈》上，大体上是准确的。人们可以从那个纪要看出，“寻根”在会上是一个很次要的话题，会上更没有什么“拉美”热。周介人是当时的主持人之一，他的纪录是可以相信的。退一万步说，如果几条消息能够引发一个新的文学浪潮，那也只能证明中国已经有了足够的内部动力。欧洲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的作品在中国已经车载斗量，为什么没有引发什么运动？

陈思和：

口述于2013年10月上海

1984年的“杭州会议”，是《上海文学》的茹志鹃、李子云组织的。副主编李子云是理论家，她有意识地在周围培养了一批理论家。一批是社会上的，一批是高校的。我的印象是以华师大教师为主，青年人大多是在读研究生。这样就慢慢形成了一支理论队伍。这支队伍没有什么任务，没有什么名称，就是定期开会。有些人开过会就算了，有些人会依依靠编辑部的活动。我觉得与《上海文学》走得比较近的就是吴亮、程德培、蔡翔，李子云后来把吴亮、程德培、蔡翔调到作协去了，蔡翔留在编辑部做编辑，作协搞了理论室，就收留了吴亮、程德培两个人。

“杭州会议”之前，吴亮、程德培受浙江《西湖》杂志邀请，参加浙江一个作家作品讨论会。会上跟浙江作家李庆西及他的弟弟李杭育等一些人聊得很好。后来决定，《西湖》编辑部跟《上海文学》编辑部联合在杭州开一个会，有作家和评论家参加，主题为“新时期文学：回顾与预测”。

《上海文学》编辑部请了一批上海的作家和评论家，另外从北京请了一批，这些人都是1984年最活跃的一批作家，是比较前沿、先锋的。北京来的是李陀、郑万隆、陈建功、阿诚等；还有几个评论家，季红真、黄子平、鲁枢元、南帆等，也有韩少功；上海有吴亮、程德培、蔡翔、我、许子东、宋耀良，作家陈村、曹冠龙，作协领导去的有李子云、周介人和徐俊西等。参加会议的还有编辑部的几个编辑。

1982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时，批判了很多作品，主要是批判西方现代派和人道主义异化观念。1983年，“清污”基本停止了， 文学出现了新的气象，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北方的河》、贾平凹的《商州初录》，韩少功发表的《归去来兮》。《上海文学》发了阿城的《棋王》，张承志的发在《十月》，贾平凹的发在《钟山》。

会议讨论这一年里出现的新气象。这些小说不太像小说，贾平凹的小说完全是一组随笔，像《世说新语》体式的笔记体；张承志跟“知青文学”不一样，写到哈萨克文化了；阿城《棋王》更神奇了，跟我们理解的完全不一样；李杭育发了一篇《最后一个渔佬儿》，叫“葛川江系列”，当时还不被人承认。很显然，文坛出现了一批新作家，他们创作上有自己的特色，很新鲜。所以想开这样一个会。

阿城

张承志

贾平凹

韩少功

当时为什么请理论家开会，我只是参加者，不太清楚。他们的意思或许是希望新的理论家对新的文学现象进行解读。张承志给李子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阐释他的想法，他当时正处在世界观转变的时期，他到六盘山去了。王安忆在徐州探亲，也没有参加。

这个会留下了很开心的印象。参加者主要是年轻人，是个神仙会。住在部队里，住了三四天都没出去，天天开会，从早开到晚，吃在里面。晚上都不睡觉，通宵聊天。会议随便聊，完全没有形式，聊的过程渐渐出现一点东西，但跟“寻根”一点关系没有。

头两天主要是李陀和季红真他们讲。那时“清污”刚过去，人们都松了一口气，尽情谈一些新的东西。李陀讲很多北京文学创作情况，主要是介绍西方现代派的东西。原来讲小说都是很规范的，那几天讲出许多不规范的东西。季红真一个上午滔滔不绝讲当代文学的儒家、道家、佛家啦，这些后来写成了文章，分上下两篇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

有意思的是阿城的发言。在我发言之后，他讲现代主义。他认为现代主义不完全是西方的，中国古代就有。他举了个例子：西安霍去病的墓，墓边有很多石雕，有的石雕是一根线，几个洞，很抽象，完全是是西方抽象化的东西。在这之前他讲了很多故事，故事引起了大家的解读。吴亮、黄子平就开始讲故事了，大家都讲故事了，每个人讲奇奇怪怪的故事。黄子平讲的故事，我印象很深。他说：一个老和尚讲禅，小和尚问老和尚什么是道，老和尚举了一个手指，说这就是道。过了几天，老和尚问小和尚什么是道，小和尚也举出手，老和尚不说。过几天，老和尚手里揣了一把刀，去问什么是道，小和尚又把手举出来，老和尚就把小和尚的手指砍了。又问什么是道，小和尚把手举出来，一看，手指没了。大家都是这样讲奇奇怪怪的故事，但会议气氛越来越好。

印象比较深的是阿城他们讲故事。围绕“什么叫荒诞”的命题，当时是陈万隆或是陈建功讲了一个故事。后来讲故事跟打禅一样，大家在那猜谜。故事讲：医学做实验的人，有很多身体器官，有一个容器里，器官放了男性的，一个容器里，器官放的是女性的，有生殖器官，什么都有。做实验的时候，就把器官打乱了。到走的时候，再把它分开，一定要男的归男的，女的归女的。说这就是荒诞。

第二天，有些年纪大的人感觉不好，说这样下去会变成自由化的。特别是鲁枢元，他忧心忡忡，说做了个梦，梦的征兆他觉得很不好。他梦见一房间的人坐在那开会，忽然屋外飞来一只大鸟，五彩的鸟，像凤凰一样，吴亮说要去抓这个鸟，大家都去抓这个鸟的羽毛，宋耀良跳得最高，然后鸟就飞掉了。鲁枢元就解梦，感觉很不好，觉得这个会很可能是昙花一现，因为美丽的鸟飞掉了，最后一场空。吴亮解读这个梦，却觉得很好。

开会就是从打禅说到做梦。

我当时发言的内容，就是发在《上海文学》的那篇文章，题目是《中国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我认为西方现代主义并不可怕，现代主义在今天可能是进步的。我举了五四时候的例子，那时凡是提倡现代主义的都是五四激进主义的作家，像郭沫若、鲁迅、茅盾啊！文章还说了一个理论：五四时候，正好是文化的逆向对流，中国文化急于去吸收西方的五四以来的这个文化；西方抛弃传统文化，想从东方文化寻求审美主义现代主义意识的东西。我说过后，他们蛮受鼓舞，阿城后来就说了霍去病墓的故事，支持我的想法。

这个会本身没有讨论“寻根”的问题，但有一个基本想法，就是阿城他们认为的，现代主义不一定都是西方的，中国也有，像中国的话本艺术等等。

这个想法在会结束以后，由阿城、韩少功、李杭育等这一批人进行了实践。说明这个会是很好的会，是一个解放思想的会，完全是无拘无束、任意想象的场合，让大家有一次充分张扬个性的机会。次年，阿城在写《遍地风流》。张辛欣也有自己的作品，开始转向文化，沿着大运河走，写一百个人的口述实录，叫《北京人》。韩少功写《爸爸爸》、《女女女》。李杭育写了一组作品。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文学要打破一切条条框框。

1985年，稀奇古怪的文学一下子进入到文坛，很多小说很奇怪的，笔记小说都出来了。85年涌现出一大批作家，当时我觉得“杭州会议”跟“寻根”也没太大的关系。这个会宗旨也不是讨论寻根，宗旨是讨论83年出现的新文学现象。

当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已经翻译出来了吧。我记得领风气之先的是李陀，他讲了川端康成，也讲了马尔克斯，意思是说现在不要纯现代派，还可以回过来从民族文化中找到一些现代的东西，说川端康成是把日本精神与西方结合，马尔克斯也是被讨论的。第二年，整个文坛轰动了，韩少功带头写了《文学的“根”》，后来慢慢“寻根”就被推出来了。当时对“寻根”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阿城是强调维护中国文化传统的，有点反思五四，觉得“五四”反传统太过分，但也有人是坚持“五四”的做法，像韩少功的《爸爸爸》，批判传统文化。

“杭州会议”在被人回忆时，很多事被人撺掇到一起。会议当时是没有具体目标的。

到了85年，文学很轰动，连续开了好几个会。春天在厦门开了个会，那时刘再复当所长，开始搞方法论。然后在扬州开了个会。刘再复他们开了三个会，第三次会不知在哪儿开的了。年底，上海作协跟江苏作协、浙江作协在杭州开了第二个会，所谓金三角会。江苏的赵本夫，周梅森、储福金一批作家都来了，浙江到了一批作家。会议讨论到王安忆的《小鲍庄》，李劼、毛时安，邹平也参加了。

本文节选自《“新时期文学”口述史》

《“新时期文学”口述史》

作者: 王尧
出版社: 译林出版社
出版年: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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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庆西《开会记》中记载：“这次会议由《上海文学》编辑部、浙江文艺出版社和杭州市文联三家联合主办，地点在杭州西山路（现杨公堤）解放军一二八医院（又称陆军杭州疗养院）。有些回忆文章把地点写成‘空军疗养院’或‘海军疗养院’，都不确。我是主办方之一浙江文艺出版社的参加人员，确定会议租房时还参与过意见。选择那儿主要是看中租金便宜，会议包了两幢二层小楼－－过去是将官休养的住所，那时已显窳败－－时在冬季，室内连暖气和热水都没有。” “与会者总共三十余人，来自三个主办单位和一部分特别邀请的作家、评论家。受邀人员是李陀、陈建功、郑万隆、阿城、黄子平、季红真（以上北京）、徐俊西、张德林、陈村、曹冠龙、吴亮、程德培、陈思和、许子东、宋耀良（以上上海）、韩少功（湖南）、鲁枢元（河南）、南帆（福建）等。上海作协和《上海文学》方面有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蔡翔、肖元敏、陈杏芬（财务）等人出席；浙江文艺出版社仅我和黄育海二人；杭州市文联有董校昌、徐孝鱼、李杭育、高松年、薛家柱、钟高渊、沈治平等人。会议由茹志鹃、李子云、周介人主持。”“这次会议事关寻根文学发韧，先锋小说崛起，可以说起到扭转文学观念的作用，是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坛聚会之一。会上一些详细情况，周介人、李陀、韩少功、蔡翔、吴亮、黄育海等人曾撰文或是在接受采访时作过不少回忆，这里就不再赘述。”“有一个跟我本人有关的情况，好像别人的回忆都未提到，那就是周介人叫我提前一天赶到上海，第二天与上海和北京等地与会人员一起来杭。为什么先把我召到上海，现在想不起来有何具体原因，只记得他们把我安排在文艺会堂住宿，在那儿见到了北京来的李陀、黄子平、阿城等人。我去黄子平房间叩访，见他手里正握着一册新出的《管锥编补编》，这个细节印象很深。当晚《上海文学》宴请将赴杭参加会议的作家、评论家，出人意料的是王元化先生来了。那时王元化还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似乎是编辑部特意安排的一个礼节性会见，他没有吃饭就走了。李子云把与会者一个一个向王元化做了介绍，他走过来跟大家一一握手问候，见到吴亮很亲切地问道，‘你在《上海文学》上的对话录还写不写了？’他们聊了一会儿，还扯到了黑格尔什么的。我想，有关这次会议的筹备、酝酿情况，李子云跟王元化不会没有沟通吧。”“第二天上午，一辆租用的大客车把大家拉到了杭州。车子驶入一二八医院，冬日里‘将军楼’前依然树影婆娑，阿城一下车就大声说好－－‘好！这地方太好了！’”《书城》2009年第10期。

[2]《上海文学》1987年第1期。

[3] 参与筹备杭州会议的批评家蔡翔著文说：“这次会议不约而同的话题之一，即是‘文化’。我记得北京作家谈得最兴起的是京城文化乃至北方文化，韩少功则谈楚文化，看得出他对文化和文学的思考由来已久并胸有成竹，李杭育则谈他的吴越文化。而由地域文化则引申至文化和文学的关系。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的《百年孤独》对中国文学刺激极深，由此则谈到当时文学对西方的模仿并且因此造成的‘主题横移’现象。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家和评论家都曾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像李陀，曾是‘现代派’的积极鼓吹者和倡导者，而此时亦是他们对盲目模仿西方的现象作出有力批评。”蔡翔进一步说，“我已无法回忆具体的个人发言内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把‘文化’引进文学的关心范畴，并拒绝对西方的简单模仿，正是这次会议的主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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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 掉了脑袋的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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