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季剑青：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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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

季剑青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

● 编者按

现代文学是从何时开始？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的理解。从“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形成以来，围绕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曾展开过多次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观点。40年代起，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赋予了“新文学”以合法性，并明确规定了“新文学”的性质。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现代文学”的起点就被设置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什么是“现代”不言自明。80年代以来，曾先后出现“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等概念和主张，它们通过引入更多元的研究对象和思想潮流，借助启蒙主义或文学现代化叙事，试图突破新民主主义论的规定，为现代文学确立某种自律性。本文作者季剑青老师认为，只有“五四”文学革命创立的新文学，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现代文学，运用全新的文学语言，在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人丰富多样的现代经验的同时，主动将自身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诞生起，现代文学所理解的“文学”就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范畴，而是一种自觉地与民众联结的文化实践，一个向社会生活敞开的、不断扩展其边界的空间，一个向不确定和有待召唤的未来延伸和展开的传统。现代文学也由此成为现代中国人建构自身之主体性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所在。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同时收录进了《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一书。转载自公众号“保马”，特此感谢！

季剑青

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

——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

文 / 季剑青

我们通常在两个层面上使用“中国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一是在学科意义上，中国现代文学是二级学科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作为研究和文学史叙述的对象，中国现代文学是在历史中生成和延续的一种文学形态和文学传统，我们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指的是这个特定的文学形态的历史，而不是一个学科的历史。这两个层面有区别，但也有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当我们考察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的起点时，往往会涉及现代文学学科边界的划定。现代文学是从何时开始？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史实问题，它关系到我们对现代文学性质的判定和价值的评估，关系到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时的历史视野和历史观，还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之成立的合法性理据。而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现代”的理解。从“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形成以来，围绕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曾展开过多次讨论，出现了不同的观点，近年来分歧且有扩大的趋势。梳理和考察相关的学术史脉络[1]，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对我们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所在也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从“新文学”到“现代文学”

民国时期“现代文学”概念尚未通行。个别以“现代文学”或“现代中国文学”命名的著作，并未将其作为明确的概念来使用，主要是在“现时代”、“近代”的时间意义上理解“现代”的涵义，例如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和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2]当时普遍接受的概念是“新文学”，“新文学”是其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包含着强烈的自我合法化的意图。在“新/旧”二元对立的框架中，以“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目的是在一个历史进化的序列中，赋予这一新生的文学形态以某种不言自明的合法性。“新文学”命名中明确的价值取向，为所有参与新文学事业的人们所共享，也正因为此，20世纪20至30年代有关新文学的历史叙述，常常出自新文学家自身之手，包括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朱自清《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以及《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各集导言。这些论述与其说将新文学建构为一个客观的认识对象，不如说是新文学家在新文学内部的自我论证。像胡适和周作人的著作，虽然将新文学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视野中来考察，但这只是一种论述策略，主旨仍是要确立新文学自身的合法性（尽管两人对新文学的理解有差异）。在这种自我讲述的逻辑中，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学的起点自然是毫无疑问的。

*毛泽东著《新民主主义论》

1940年发表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在新文学的自我叙述之外，提供了一个新的观照新文学的视野。《新民主主义论》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把中国革命划分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两个阶段，新文化被定义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其内涵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虽然没有专门提及新文学，但文学作为文化的一部门，自然也受到限定。《新民主主义论》对新文学的自我叙述构成了有力的冲击，特别是在起点的限定上。起点不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它关系到对新文学地位和意义的评估，某种程度上，起点本身就构成了意义的源泉，它在历史中确立了新文学的开端，新文学由此便获得了不同于之前所有文学的独特性乃至唯一性。在此前新文学的自我叙述中，新文学的起点是由其自身来界定的，这使得新文学成为一个独立和自足的主体，其意义与价值与生俱来，不假他物。然而按照毛泽东对新文化的构想，新文学的合法性就不是来自它的自我命名和叙述，而是由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外部理论赋予的，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新文学的起点就被设置在1919年，而不是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

我们从周扬40年代前后对新文学的历史叙述的微妙变化中，可以看出这两种论述之间的龃龉。在1939年3月发表的《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一文中，新文学的“开始”被界定在“‘五四’前一两年”的文学革命运动[3]；而写于1940年左右的《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则明显受到了《新民主主义论》的影响，称“新文学运动正式形成，是在‘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史主要地即从‘五四’叙述起”。新文学被明确界定为“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的一部分。[4]

建国以后，《新民主主义论》成为新文学史叙述的主要依据，新文学的性质得到了明确的规定，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学。1919年成为新文学的起点。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第一编的标题即为“伟大的开始及发展（1919-1927）”。不过既有的新文学的自我叙述已经深入人心，仍然支配着许多人的判断。1951年，教育部组织起草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规定新文学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但在分期上，则将1917年至1921年作为第一个阶段。[5]蔡仪《中国新文学史讲话》和刘绶松《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上册，都把新文学的发生定在1917年。张毕来显然意识到了两种坐标时间上的不一致，他在《新文学史纲》第一卷中，把1919年以前的文学革命也纳入“新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的历史阶段”[6]，以弥合两种论述在起点设定上的裂隙。

*《中国新文学史稿》，王瑶著，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版

“新文学”作为其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它内在的价值指向和历史内涵与新民主主义论这一外部理论不尽合拍，尤其是涉及新文学起点的设定时，常常造成某种混乱，这就产生了使用新的概念来规范和统一文学史叙述的要求。再者，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新民主主义阶段成为历史，新文学作为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成为历史，继续使用“新文学”这一从新文学内部生成的概念已经不合时宜，有必要发明一个新的概念，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的要求，来完整地把握作为特定历史阶段中的特定文学形态的新文学。[7]第三，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新的社会主义文学被命名为当代文学，与之相对应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也需要重新命名。[8]最后，出于学科化的要求，为了把《新民主主义论》落实到大学教育中新文学史课程的设置中，对作为教学对象的新文学的历史范围、性质、分期加以清晰的描述和规定，也需要发明新的名称来指称这一新的学科。1957年，教育部审定通过了《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其中第九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文学”被明确地界定为“现代文学”，时限为1919至1949年。虽然在具体的叙述中会涉及1919年以前的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但1919年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此后“现代文学”基本上成为指称新文学这一对象的正式概念。1957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丁易《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一书，是建国后第一部使用“现代文学”概念的文学史著作，但这本书仍遵循新文学史叙述的惯例，将现代文学的起点设置在1917年，同时为了强调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间上限也划定在1917年，显然不符合《新民主主义论》的正统叙述，自然不会被接受。这可以看作“新文学”概念向“现代文学”概念过渡时期的现象。在此后的文学史著作中，1919年构成了现代文学的法定起点。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把现代文学划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时期（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七）。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革命性质的变化，中国新文学运动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9]，由此可见“新文学”与“现代文学”两者的微妙差异，“新文学运动”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在它没有“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之前，是没有资格进入现代文学史的。“现代文学”的规定性由此可见一斑。

“现代文学”概念的提出和使用是取代“新文学”这一特定历史要求的结果，至于“现代文学”概念中“现代”究竟指的是什么，并没有权威的具体的说明。有研究者认为“现代”这个限定性的名词是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在苏联的历史分期中，十月革命被认为现代历史的开端，苏联学界一般用“现代文学”指称十月革命之后的文学[10]，但仍然缺少直接的材料来证实这种影响。更重要的是，由于“现代文学”概念的内涵是如此明确和清晰，追问何为“现代文学”的“现代”就变得毫无必要，也没有意义。但是一旦支撑“现代文学”概念的新民主主义论开始失去其权威，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就不再不言自明，而成了一个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王瑶先生

//二．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

文革结束以后，现代文学研究界着手纠正一度以社会主义文学为标准来评价现代文学的倾向，恢复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11]但随着反思的深入和意识形态的松动，新民主主义论对现代文学史叙述的支配地位也不再稳固，首先就表现在对现代文学起点的重新设定上。这一时期的几部有影响的文学史著作，如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田仲济、孙昌熙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林志浩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虽仍然坚持现代文学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但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点时，则采用“五四时期”、“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前夕”等较为模糊的描述，不再以1919年为统一的标准。徐源和周音的论文，更是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开端重新设置在1917年，表现出摆脱新民主主义论的阐释框架的趋向。[12]在整个8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界逐渐形成了以文学革命发生的1917年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意见。

*《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严家炎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由于新民主主义论不再能够垄断现代文学的阐释权，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这个原来不成问题的问题，开始被提了出来。1985年，汪晖向唐弢请教如何解释“现代文学”的“现代”或“现代性”的问题，唐弢回答说很复杂，很难一言敝之。[13]按照他的理解，现代不仅仅是个时间概念，还包含着某种时代的内涵，“现代文学是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文学”，但何谓“现代意义”，也没有进一步的解释。[14]

80年代确有一些学者把“现代”当作一个时间的观念，主张将这一阶段的各种文学形态都纳入到现代文学中。严家炎这样表达他对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不满：“名为‘现代文学’，实际上只讲新文学，不讲这个阶段同时存在着的旧文学，不讲鸳鸯蝴蝶派文学”[15]，黄修己也认为“‘现代’作为时间的概念，则凡在此时间之内，包括敌、我、友的文学，都应属于现代文学史研究的范围”，虽然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新文学是现代文学的主流。[16]贾植芳在给《中国现代文学词典》写的序言中持同样的看法，主张区分“新文学”和“现代文学”，后者还包括旧派文学和通俗文学。[17]

唐弢坚决反对这样的观点，他强调现代文学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新文学”，不应纳入旧体诗词和鸳鸯蝴蝶派。[18]王瑶的立场与唐弢接近，也反对将旧体诗词和章回体小说列入现代文学。[19]问题在于，如果新民主主义论已经不能完全支撑对“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理解，又不愿意把“现代”当作单纯的时间概念，那么就需要为阐释“现代”寻找新的框架。在80年代，现代化叙事扮演了这样的角色。1986年，王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一文中，提出将“文学现代化”作为评价现代文学的尺度，认为这一尺度较之新民主主义论具有更大的包容性，也有助于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认识现代文学自身的个性。[20]王瑶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现代文学的起点，也是文学现代化的开端：“现代文学是从‘五四’文学革命开始的，而文学革命的精神扼要地讲来，就是要求用现代人的语言（白话文）表现现代人的思想和愿望（民主、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它就是要求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思想情绪在文学上的反映”[21]，这段话解释了他对文学现代化的理解。

*唐弢先生

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同时也取代革命史叙事，成为重构中国近现代史的基本框架。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文学现代化作为“现代文学”概念的新内涵，被研究者普遍接受。然而文学现代化是一个比较有弹性的观念，不像新民主主义论有那么强烈的规定性，它会溢出既定的现代文学的边界。例如严家炎和黄修己虽然主张将扩大现代文学的研究范围，但同样接受文学现代化的尺度。这一点并不难理解，通俗文学也可以是现代化的文学。在时段的限定上，也出现了不同的看法。严家炎、黄修己、唐弢、王瑶在是否容纳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的问题上有明显分歧，但都以五四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起点。同样是在文学现代化的框架下，有的学者则主张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前移，邢铁华就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从晚清就开始了，现代文学的发端不在五四，而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后。[22]宋剑华也对以1917年文学革命的发动为现代文学起点的主流观点提出异议，他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整体过程，而‘现代’的含义不能只看文学形式的演变，主要是它的思想内容方面的更新。白话文学固然大张在五四时代，但它的理论探讨和文学实践都是产生于本世纪初”，于是将从清末“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到1917年这一时段都称作现代文学的“发生期”。[23]

80年代后期，围绕包括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在内的文学史分期问题，曾经展开了一系列讨论。1986年，王瑶撰文专门讨论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他驳斥了邢铁华将现代文学起点提至1894年的主张，指出晚清的文学改革与五四文学革命之间并没有承继的关系，“‘五四’文学革命是在晚清文学改革运动萎缩、退化和偃旗息鼓之后，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更为激进和彻底的姿态，要求文学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现代化的一次文学运动”，是现代文学当然的起点。[24] 1986年9月，专门召开了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会，会上王瑶、曾庆瑞、樊骏、许志英、郭延礼、朱金顺等老一代学者都坚持“五四”起点说，反对将近代文学和现代文学合并，但也有人提出接近邢铁华、宋剑华的意见，认为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可以追溯到清末的文学改良。[25]

文学史分期和断代问题引起的争议，实际上反映了现代文学学科对自身研究格局的某种不满。虽然现代文学的起点被设置在1917年，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新民主主义论的束缚，但1917年仍然属于五四时期，讨论现代文学的发端，仍旧不可避免地要纠缠于关于五四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性质及领导阶级这一类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论辩。对新一代的研究者来说，这表明现代文学研究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隶属于革命史的地位。据钱理群回忆，1983年学术界关于五四文学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产生争议，官方曾试图压制不同的声音，这成了他和黄子平、陈平原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动机之一，即通过把时间从“五四”提前，消解这一类政治问题，摆脱意识形态的干扰，确立现代文学研究的自主性。[26]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9月版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首先意味着文学史从社会政治史的简单比附中独立出来，意味着把文学自身发生发展的阶段完整性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27]，为此提出者特别强调“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自身的完整性，抽绎出走向“世界”文学、艺术思维的现代化等命题，作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特征。然而不难看出，这些特征性的描述，仍然是以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为依据的。正如龚鹏程所注意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摆脱庸俗社会学倾向的同时，又采用了现代化的历史解释模型，文学自身的自主性并没有真正确立起来。[28]虽然革命史范式被有意屏蔽，但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现代化叙事，却内在地支配了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解。[29]

更有意味的是，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图景中，“五四”所占据的颇为暧昧的位置。提出者一方面确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从19世纪末开始的、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和完成的进程。[30]完整性和过程性两者之间充满了张力，表征之一便是对“五四”的叙述。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被上溯到1898年，但是这个进程同时包含了与古代文学的断裂，断裂不是发生在1898年这个作为上限的节点，而是一直持续到“五四”文学革命才告终。此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才“无可阻挡地汇入了世界文学的现代潮流”。[31]显然，提出者既要把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往前追溯，又不愿意完全放弃“五四”的某种中心地位，于是在一个完整的文学史阶段中，出现了长达二十年的“断裂期”，“五四”被摆在了一个突兀而又有些尴尬的位置上，这事实上造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图景内在的断裂。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没有正面涉及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甚至有意回避“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在1898年作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开端与“五四”作为与古代文学断裂的结束这两种叙述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缝隙，暴露出提出者对现代文学的起点这一问题的某种犹疑不决的态度。这牵涉到对“五四”的理解。事实上，提出者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性的描述，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以“五四”文学革命为尺度的，像“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就明显带有“五四”启蒙主义论述的色彩。启蒙主义是80年代阐释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导框架，在摆脱革命史范式的限制这一点上，它和现代化叙事具有某种同构性，这也是两者能够共存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中的前提。但它们也有微妙的差异，较之启蒙主义，现代化叙事对“五四”新文化传统的依赖程度要低得多，这种错位是造成“五四”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暧昧位置的内在原因，也使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对“五四”的处理引起了争议。从启蒙主义的视角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理论基点还是建立在“五四新文化的基本价值框架与理论预设系统”之中[32]，但放在现代化的视野中，“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把文学现代化的发端置于晚清，就构成了对“五四”的消解。[33]

文学现代化虽然为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提供了新的内涵，然而在现代化叙事的框架中，“五四”作为现代文学之起点的地位却开始显得岌岌可危，长时段的视野使得晚清的意义逐渐凸现出来，有可能成为现代文学新的开端。相比之下，80年代初期研究者在“五四”内部所作的1917年和1919年的分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都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危险。在现代文学研究界，摆脱意识形态和革命史范式的束缚，回归文学自身的努力，却在某种程度上，不期然地造成了与“五四”的疏离，这从反面提示我们，使得“五四”具有起源性意义的，可能恰恰是它与中国革命的内在关联。

同样，在主导80年代的“五四”观的启蒙主义论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一面，它诉诸集体性的社会实践从而与中国革命相联系的一面，也同样被遮蔽了。事实上，当“五四”新文化运动仅仅被理解为一个启蒙运动的时候，它为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奠基的意义，已经被削弱了。从这个角度反观毛泽东对“新文化”的阐释和构想，不得不承认新民主主义论虽然是一种外部理论，但却敏锐地抓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革命的内在联系[34]，进而确立了“五四”在现代中国历史叙述中的原点性的地位。

//三．90年代以来的现代性话语

1995年，严家炎在一篇总结80年代以来现代文学研究的文章中写道：“最近十多年来，人们对这段文学历史开始形成新的观念——着重从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和这段文学所特有的现代性质来考虑，认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是向现代化迈进的与世界文学相沟通的民族文学，是清末以来（也就是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特定的段落”。[35]尽管作者遵循惯例，把“现代文学”理解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但现代文学作为清末以来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特定阶段，已不再能垄断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题，“五四”在整个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中也不再具有开端的意义。不难发现，除了在现代文学的起点上还沿袭旧说，严家炎的论述大体沿袭了80年代邢铁华、宋剑华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论者的思路，“五四”的地位被进一步淡化了。

事实上，在经历了1989年的政治转折以后，90年代前期思想界对激进主义展开了深入的反思，保守主义随之兴起，“五四”的地位和意义遭受了更为严重的质疑。[36]颇为吊诡的是，正是在对激进主义的批判中，80年代现代化叙述刻意忽略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反而得以——尽管是作为反面——被再次呈现。针对保守主义思潮的冲击，王富仁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一文中肯定和强调了“五四”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性意义，重申“五四”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这在某种程度上等于重新确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进面向，确认了现代文学以“五四”为原点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构成了对80年代现代化叙事的某种反省。王富仁表达了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不满，认为它“把新文化和新文学起点迁移就大大降低了‘五四’文化革命和‘五四’文学革命的独立意义和独立价值”。[37]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者之一钱理群，也对这一概念中的现代化内涵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他坦言在80年代的时代氛围中，对现代化的理解充满了理想主义和乌托邦色彩。90年代现代化神话的破产，使他不得不从前提上追问究竟何谓“现代”：“如何理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中的‘现代’两个字？它是一个‘时间’的概念，还是包含了某种性质的理解？那么，文学的现代性指的是什么？”与此密切相关的正是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现代文学历史的起端：它究竟应按我们所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从上一世纪末（晚清）开始，还是从五四开始？”[38]钱理群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但显然80年代理解“现代文学”之“现代”的现代化叙事框架已经不再有效了。

钱理群在文中提到了“现代性”的概念，这是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关键词。在90年代的中国思想界，现代性话语正是作为反思80年代的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的思想资源而被引入的，在这个新的视野下，一些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作了不同于80年代的评价。[39]然而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借用现代性概念对80年代的反思，却常常是在80年代的历史延长线上，继续将“五四”相对化，消解其原点地位。如吴晓东就认为“五四”新文化传统是以“现代性”为基本价值及存在依据，这个“现代性”构成了一个“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具有强大的整合力，反思现代性就意味着在“五四”之外，寻找另外的叙述空间。[40]这是一种颇具代表性的思路，现代性话语使得现代文学史图景更加趋于多元化，旧体诗词、通俗文学和晚清文学作为现代文学组成部分的资格被进一步合法化。[41]在这样的视角下，“五四”作为“合法的、不容置疑的现代历史源头”[42]，已经显得非常可疑。正如李杨所总结的，以反思现代性面目出现的种种文化多元主义思潮，事实上为向前延伸现代文学起点的努力提供了新的理论动力。[43]

在80年代，现代化观念还支撑着关于中国文学变革的宏大叙事，90年代以后，现代性概念则更多地转向日常生活层面，成为一种常识化和弥散性的话语，被广泛地用来描述中国进入现代以后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变化，以及中国人经历这些变化时的日常式的经验，而不再具有某种方向感。王一川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实际上就是中国现代性文学，即中国现代性体验在文学中的表现，而这种现代性体验早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为此他把现代文学的起点放置到了1840年。[44]如果我们在宽泛的层面上把文学现代性理解为文学对现代经验的表达，那么确实很容易在晚清文学中发现现代性。这方面影响更大的是王德威提出的“被压抑的现代性”命题。在王德威看来，较之沉溺于“感时忧国”的宏大叙事的“五四”新文学，晚清小说中包孕着更为丰富多彩的现代性，却长期处在被“五四”正统压抑的状态。王德威把“现代”界定为一种“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表现在晚清小说中便是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文学试验乃至游戏，它们为大变革时代个人欲望和情感的倾泻提供了多重表达模式。[45]

王德威虽然大力表彰晚清小说的现代性，但涉及现代文学之起点问题时却不免犹疑，他肯定晚清小说为现代文学之肇始和发端，但又声称无意“‘颠覆’已建立的传统，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源头界定在他处”。这大概是因为他深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把起源话语本身就视为有待破除的神话[46]，但在他的论述中，晚清比“五四”更有资格“代表现代中国文学兴起的最重要阶段”这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47]“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句著名的“口号”已经将他的用意和盘托出。

*韩邦庆著，汪原放标点 《海上花列传》 亚东图书馆1926年版

王德威的论述在大陆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是苏州大学的通俗文学研究群体，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发掘不遗余力，而且较之王德威，他们更为明确地把现代文学的起点置于晚清。范伯群在“市民大众文学”的范畴里，把1892年开始连载的《海上花列传》视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起点。[48]栾梅健更是自觉地运用现代性的概念，确认《海上花列传》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性的小说，他把这部作品对上海现代都市生活及由此引发的伦理观念的变化的表现，看作现代性的特征，肯定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开山之作”的地位。[49]汤哲声也持同样的观点，他特别强调了大众媒体作为“现代文学的生产基础”的意义，将其视为现代文学之现代性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显然是由上海这样的现代都市提供的。[50]在另一篇文章中，汤哲声进一步提出，现代通俗文学作家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道德文化）作为是非的价值标准付诸于现代生活的文学实践者”，这是现代通俗文学独特的现代性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文学的发生期应该从晚清的通俗文学算起。[51]

对于王德威和苏州大学通俗文学研究群体挖掘晚清小说现代性并将现代文学起点前移的努力，学术界反响和评价不一。[52]不难看出，他们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理解，相当程度上侧重于晚清都市（特别是上海）繁复多样、混杂多变的生活经验，正是现代都市的日常体验和文化生产条件为晚清小说的新变和繁荣提供了温床，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晚清小说的现代性来自于作家自身“自觉的求新求变”的意识，来自于作家对置身其中的现代世界的能动而富于创造性的反应，仍然是一个疑问。

*王德威著《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英文版《世纪末的华丽》

//四．晚清文学有多“现代”？

9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者对晚清的关注，并非都出于现代性的问题意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提出者之一陈平原，很早就致力于晚清小说的研究，在他那里，晚清主要是作为一种视野和方法，用来建构更宽阔的语境来理解“现代文学的地位和作用”[53]，他并不否认五四作为现代文学开端的地位，只是强调不应被新文学的自我叙述所限制。陈平原无意将现代文学的起点往前延伸，相反，他对以“五四”为标尺，在晚清文学中寻找新文学的源头的倾向，实际上持警惕的态度。[54]有意味的是，一些研究者将现代文学的起点移至晚清的时候，恰恰是以“五四”新文学为衡量的标准。范伯群、汤哲声对晚清小说现代性的阐释，除了强调都市现代性的层面外，也包含了对晚清小说启蒙主义特征的发现和辨认，这种启蒙主义论述带有明显的“五四”印记。[55]另外一些学者则关注梁启超、鲁迅等思想家的表达。章培恒发现，“五四”新文学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对人性解放的关注，融入世界文学的自觉，在梁启超、鲁迅晚清时期的论著中就已经出现了。因此他认为应该把现代文学的开端提前至20世纪初。[56]郜元宝更强调鲁迅早期论著中体现的现代文学观念，他倾向于将现代文学的起点限定在1907年左右。[57]这些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接近“五四”新文学的观念，也被视为现代性的表现（或可称为“启蒙现代性”），它们与同时期晚清小说的都市现代性一起，共同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58]

*《中国现代通俗文学史》，范伯群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版

这样一种混合着都市现代性和启蒙现代性的现代性观念，被孔范今和严家炎自觉地落实到文学史的叙述中。在孔范今看来，梁启超提倡的“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和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都具有丰富的现代性意味，都可以看作现代文学的起点。[59]在孔范今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他作了进一步的区分，前者代表了主流文学的现代转型，后者代表了通俗文学的现代转型。前者借助了域外的异质性资源，后者则是承接古典小说的传统，在上海这一现代都市环境中自然演变生成的。两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文学的发端，时间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60]

严家炎主持编撰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在处理现代文学的起点时也是类似的思路。这部著作涵盖了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末约120年的时段，虽然题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但“其实就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就是说，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就在188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之前的若干年”。[61]严家炎的依据是三个方面的史实，一是1887年定稿的黄遵宪《日本国志》一书中已经提出“言文合一”的主张，比胡适的类似观点早了三十年；二是陈季同现代文学观念引导下的法语文学创作及“世界的文学”观念；三是标志性的文学作品，包括陈季同1890年在法国出版的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长篇小说《黄衫客传奇》及1892年开始连载的韩邦庆的小说《海上花列传》。[62]除了陈季同这一人物的身份较为特殊外，黄遵宪和韩邦庆作为晚清文学改革运动和通俗小说创作的代表人物，恰好分别体现了启蒙现代性和都市现代性，这与孔范今的思路如出一辙。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引论中，严家炎明确提出“现代性”构成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也即现代文学）的重要特征，他对现代性的理解是：“所谓‘现代性’，除了现代物质生活条件外，更指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新的知识理念与价值标准”[63]，这一看似全面的定义，将现代性化约为处于同一层面上的一系列指标，忽略了现代性内部不同层面间可能存在的冲突和张力。事实上，启蒙现代性所凭借的五四启蒙主义论述，和晚清小说的都市现代性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紧张关系。因而不难理解，王德威在着力表彰晚清小说的现代性的同时，对严复、夏曾佑、梁启超及早期鲁迅的启蒙论调却大加挞伐，认为与“五四”正统一脉相承。[64]李怡也发出质问：“在晚清的世俗情欲与‘五四’的文化启蒙之间，矛盾力量究竟是怎样‘整合’的？”[65]将不同层面的现代性强加“整合”和通约，实际上把现代性下降为某种类似最大公约数的东西，从而稀释了现代性概念可能具有的理论含量（如对现代化叙事和启蒙主义论述的反思），现代性几乎成为“现代”的同义反复，逐渐失去了价值指向和阐释效力。

再者，严家炎提出的三条史实相互之间缺乏有机的联系，尽管它们都被贴上现代性的标签。这进一步说明，这里的现代性是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指标，可以脱离具体的历史进程而存在。现代文学不再是一个从诞生起便自具形态且不断在历史中绵延生长的文学传统，而成了一系列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现象的集合。如果是这样，那么现代文学的起点便只是一些可疑的时间标记，而不再具有赋予现代文学自身以价值和方向感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逻辑下，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不断地向前延伸，只要我们能找到更早的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现象。吴福辉就感慨：“在晚清要寻找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是如此顺理成章，而确定一个公认的起点却难而又难”[66]，刘纳也不无忧虑地指出，如果以“现代性”作为界定的依据，现代文学的起点可以不断往前移动。[67]造成这种令人困惑的局面的，正是新世纪以来把现代性当作一系列抽象的指标这一颇具普遍性的倾向。现代性逐渐蜕变为一种描述性的概念，不再具备分析、反思和批判的效力，也无法为现代文学史的叙述提供内在的动力。

*《严家炎全集》

随着对现代性的理解日趋宽泛，晚清文学的现代性和晚清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也变得越来越不容置疑。然而，晚清的凸显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模糊了之前以五四为基点的文学史图景，它本身并没有生产出一种具有内在的清晰视野的文学史叙事，就此而言，即便晚清作为现代文学起点的地位被普遍承认，它也无法获得“五四”曾经具有的原点性的意义。如果我们还愿意把“现代文学”看作一个伟大的文学传统，一种以其持久的意义生产能力深深介入现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文学形态，那么晚清真的足以担当它的开端么？

//五．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再思考

伴随着现代文学起点的不断前移，现代文学在空间上的范围也在扩大，如果说80年代，旧体诗词和通俗文学能否纳入现代文学尚引发争议，到了新世纪，“尽管目前仍有学者坚持绝对排斥的立场，但现代文学界越来越趋于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组成部分”。[68]现代文学领域的扩展，使得其整体面目和价值取向日益模糊，“‘现代文学’之‘现代’，越来越趋近于一种历史概念、时间概念，而非一种排斥性的价值概念”。[69]这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疑虑，甚至认为会危及学科的合法性。在陈国恩看来，把晚清文学当作现代文学的起点，实际上“取消了学科独立存在的基础”[70]。温儒敏注意到，现代文学的起点向晚清前移，通俗文学等“非新文学”登堂入室，这些趋势使得“五四”新文学的地位日渐下降。如果不能确立某种价值评价标准，多元共生就会流于相对主义，这会牵涉到现代文学学科“安身立命”的问题。[71]陈平原的态度相对平和，他认为“现代文学”从哪里开始，可以自己确定，只要言之成理即可。不过他也提醒道：“学者必须有自己的价值立场，拣到篮里都是菜，凡20世纪生产的文化产品，全都等量齐观，那不是学者应有的态度”。[72]

事实上，在关于现代文学起点的讨论中，一直有学者坚持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现代文学的起点[73]。除了孔范今和严家炎主编的文学史外，大多数现代文学史著作和教材也都固守着这一立场。[74]然而，要提出新颖且有说服力的阐释，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仍在于，如何理解“现代文学”的“现代”？

一般情况下，大部分人都同意，“现代”不只是个时间的概念，或者不应该只是个时间的概念，然而在现代文学研究界，“现代”确实有向单纯的时间概念滑动的趋势，这是因为既有的新民主主义论、现代化叙事、现代性话语都不再能够令人满意地解释“现代”了，新的研究成果也未能赋予“现代”以新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学者提出放弃或搁置语义含混的“现代文学”概念，重新启用内涵明晰的“新文学”概念[75]；或者对“现代文学”和“新文学”做出新的区分，用“新文学”指称“发端于文学革命的一个新的文学传统”，“现代文学”则“包容源于二十世纪初年的一切文学, 是多个传统的集合”。[76]

如前所述，“新文学”是新文学创立者的自我命名，其隐含的新/旧二元对立的结构包含着强烈的价值指向，这种价值指向是由其自身赋予的。这样便带来一个两难的局面，如果我们在历史现象的层面上，把“新文学”作为对一个研究对象的命名，就意味着放弃它内在的价值指向，那么“新文学”之“新”便充满了不确定性而无法落到实处。[77]如果我们在使用“新文学”概念时还想兼顾对象的意义与性质，那么我们就只能回到新文学内部，而无法获得一个从外部考察和评价的立足点。命名本身应该包含着我们对对象的认识和理解，“新文学”作为概念无法满足这样的要求。

另外一些学者则试图发明新的概念，如“现代中国文学”[78]、“民国文学”[79]等，但它们显然无法取代“现代文学”这一概念，也不能真正解决“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问题。我们终究还是要面对这个具有原理性的问题：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

在这里笔者尝试给出自己的粗浅的回答，并由此对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作一些初步的再思考。首先我们可以把现代理解为西方15至16世纪发生的一系列巨大的全方位社会变革的结果，伴随着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的兴起，西方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与古代和中世纪断裂的意义上，这个历史阶段被界定为“现代”，它一直绵延至当下。而对中国这样的非西方国家来说，现代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入侵而来临的。这样来看，可以说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进入了现代。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身处在一个与此前截然不同的现代世界，但这种意识充分地表现在文学上却相对滞后，大概要等到1890年代以后。如果我们把现代性不是当作一系列指标，而是看作一个历史过程及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带来的变化的话，那么可以说18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学获得了某种现代性。

然而，是不是具有现代性的文学就可以被称为“现代文学”了呢？答案并没有那么简单。当晚清的思想家和文人意识到中国所经历的前所未有的巨变，而且这种巨变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尝试用文学来应对和表现这种变化。但是这种应对和表现自觉或不自觉地仍是借助于传统的文学体裁和表达模式。梁启超对小说寄予刷新中国政治的厚望，将其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这一期待却是以小说固有的感染读者的效力为前提的。另一方面，依托于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生产的条件，晚清的小说繁盛一时，但现代都市文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小说的形态，恰恰相反，它使得小说作为一种文化消费品的传统功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实现。晚清的小说家对现代中国的表现虽然也融入了一些新观念，但这些观念大多是以“文明”面目出现的现代都市生活赋予他们的，很难说是一种自觉的倡导。换言之，他们更多地是在被动地适应变化，而不是主动地寻求改变。因而，无论是梁启超、黄遵宪的理论主张，还是晚清小说家的创作实践，都没有完全脱离中国文学既有的传统。传统成了他们应对和表现“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工具和资源。

晚清小说及此后的通俗小说仍处在古代文学的历史延长线上，“五四”新文学的创立者虽然发明了“新/旧”二元对立的模式，强调新文学取代旧文学的正当性，但这不过是为了确立新文学的合法性而采用的论述策略，实际上新文学并未取代传统文学。新文学兴起后，传统体式的旧体诗文、通俗小说依然存在和发展。[80]这样看来，晚清文学和“五四”以后的传统文学可以看作古代文学在现代的延续，它们可以具有某种“现代性”，但却还不能称为真正的“现代文学”。

只有“五四”文学革命创立的新文学，是在已有的传统之外自觉地开辟的全新的文学形态，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与晚清文学不同，以1917年“五四”文学革命为开端的现代文学，运用全新的文学语言，在创造性地表达了中国人丰富多样的现代经验的同时，主动将自身与中国的现代进程紧密地联系起来。现代作家有意识地赋予个人的文学事业以意义，这种意义并非西方的话语所能限定，也不是既定的传统所能涵盖，它来自主体能动的实践。从诞生起，现代文学所理解的“文学”就不是一个完全自律的范畴，而是一种自觉地与民众联结的文化实践，一个向社会生活敞开的、不断扩展其边界的空间，一个向不确定和有待召唤的未来延伸和展开的传统。现代文学也由此成为现代中国人建构自身之主体性的努力的一部分，这就是现代文学之为“现代”的所在。

当我们把现代文学的开端界定在“五四”的时候，我们针对的是作为研究对象的“现代文学”，至于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则没有必要受此限制，固守“五四”的边界。至少，我们在处理和把握现代文学的诞生这一课题的时候，晚清仍是不可或缺的参照和背景。作为学科的“现代文学”，可以也应该容纳一切对“现代”有所意识的文学形态，不必为缺少一致的价值取向而感到焦虑。或许，只要摆脱了因价值立场多元化而生的学科危机感之后，我们才能够平心静气地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发生的问题。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4期，收录自《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一书。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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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程金城《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与历史分期问题》（《社会科学》1990年第4期）和殷齐齐、王爱萍《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研究述评》（《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先后对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做过学术史的梳理，但这两篇论文较为简略，且发表时间较早，不可能涵盖近十年的相关研究。本文涉及文献发表时间下限为2014年12月。

[2]黄修己、刘卫国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9页。

[3]周扬：《从民族解放运动中来看新文学的发展》，原载《文艺战线》第2期，1939年3月16日，《周扬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266页。

[4]周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文学评论》1986年第1期，第21页。

[5]参见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述评》，王瑶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51页。

[6]张毕来：《新文学史纲》（第一卷），北京：作家出版社，1956年，第27页。

[7]参见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3页。

[8]参见洪子诚：《“当代文学”的概念》，《文学评论》1998年第6期，第41-42页。

[9]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学生集体编著：《中国现代文学史》（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10]参见黄修己、刘卫国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下册），第540页；贺桂梅《“现代文学”的确立与1950-1960年代的大学教育体制》，《教育学报》2005年第3期，第88页。

[11]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王瑶、樊骏、赵园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4-5页。

[12]徐源：《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孕育、诞生、转化的初步探讨》，《江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4 期；周音：《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端年代应在一九一七年》，《丹东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1年第1期。

[13]汪晖：《我们如何成为“现代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1期。

[14]唐弢：《<求实集>序》，严家炎《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序第4页。

[15]严家炎：《从历史实际出发，还事物本来面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一》，《求实集——中国现代文学论集》，第1页。

[16]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4年，第6页。

[17]贾植芳：《序》，《中国现代文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序第1-2页。

[18]唐弢：《既要开放，又要坚持原则》，《文艺报》1983年第8期。

[19]王瑶：《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工作的随想——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4期，第10-11页。

[20]王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王瑶、樊骏、赵园等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历史与现状》，第6页。

[21]王瑶：《在现代文学研究创新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4期，第20页。

[22]邢铁华：《中国现代文学之背影——论发端》，《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23]宋剑华：《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期》，《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第76页。

[24]王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讫时间问题》，《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第181页。

[25]李葆琰、王保生：《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7年第1期。

[26]钱理群：《“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和80年代的现代文学研究——答来访者问》《中国现代文学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8-189页。

[27]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9页。

[28]龚鹏程：《“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之解析》，陈国球编：《中国文学史的省思》，香港：三联书店，1993年，转引自李杨：《文学史写作中的现代性问题》，第95页。

[29]参见贺桂梅：《“新启蒙”知识档案——8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04-313页。

[30]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11页。

[31]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14-15页。

[32]吴晓东：《直面新的文化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第90页。

[33]在1986年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座谈会上，孙玉石就表示“不能忽略五四在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用”，见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漫谈文化》，第97-98页。

[34]参见汪晖：《中国的“五四观”：兼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的历史前提》，《无地彷徨：“五四”及其回声》，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223页。

[35]严家炎：《新时期十五年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1期。

[36]关于90年代初对激进主义的反思，参见汪晖：《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历史根源——再论当代中国大陆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第124-129页，2008年。

[37]王富仁：《当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若干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第75页。

[38]钱理群：《矛盾与困惑中的写作》，《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3期，第48-49页。

[39]参见陶东风：《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二十一世纪》1999年6月号。

[40]参见吴晓东：《直面新的文化挑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4期；《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文艺理论研究》1999年第1期。

[41]姜涛：《“重写文学史”与90年代的学术进展》，温儒敏等：《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42]贺桂梅：《80-90年代对“五四”的重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第8页。

[43]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91页。

[44]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清末民初文化转型与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90-391页。

[45]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载《想像中国的方法：历史•小说•叙事》，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17页。

[46]见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93页。

[47]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第29-24页。

[48]范伯群：《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 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界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1年第4期，第15-17页；范伯群：《<海上花列传>：现代通俗小说的开山之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3期。

[49]栾梅健：《<海上花列传>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2006年5月2日《文汇报》；又见栾梅健《1892：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论<海上花列传>的断代价值》，《文艺争鸣》2009年第3期。

[50]见陈国恩、范伯群等《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中汤哲声的发言，《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第8-9页。

[51]汤哲声：《通俗文学入史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第46页。

[52]较为深入的剖析见李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两种读法》。批评的声音可见刘成勇《“没有晚清，何来五四”与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陈美兰：《晚清小说的“现代”辨析——兼议“现代文学的起点在晚清”一说》，《长江学术》2013年第3期。

[53]陈平原：《走出“现代文学”》，《书生意气》，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6年，第170页。

[54]陈平原：《学术史上的“现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年第1期，收入《假如没有“文学史”……》，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16-17页。

[55]见范伯群：《论中国现代文学起点的“向前移”问题》，《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汤哲声：《通俗文学入史与中国现代文学格局的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1期。此外，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一书把晚清小说放置在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期，也是着重其启蒙主义的内涵，见第54-83页。

[56]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57]郜元宝：《尚未完成的“现代”——也谈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分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

[58]朱立元、王文英：《以现代性为衡量的主要尺度——也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开端》，《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59]孔范今：《论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与文学史重构》，《文学评论》2003年第4期。

[60]孔范今：《中国现代文学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5-6页。

[61]严家炎：《拓展和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5页。

[62]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7-13页。又见严家炎：《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

[63]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册，第3页。

[64]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第30-36页。

[65]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71页。

[66]吴福辉：《寻找多个起点，何妨返回转折点》，《文艺争鸣》2007年第7期，第56-57页。

[67]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68]秦弓：《现代文学研究60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69]姜涛：《“大文学史”与历史分析视野的内在化》，《文学评论》2013年第6期，第12页。

[70]见陈国恩、范伯群等《百年后学科架构的多维思考——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起点问题的对话》中陈国恩的发言，《学术月刊》2009年第3期，第7页。

[71]见温儒敏：《现代文学研究的“边界”及“价值尺度”问题——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现状的梳理与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72]见陈平原、王德威、藤井省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方向》中陈平原的发言，《学术月刊》2014年第8期，第162页。

[73]除了前面提到的王富仁以外，持这一立场的还有朱文华、许志英、翟业军、施军、陈国恩、温儒敏等人，见朱文华：《我的几个基本观点》，《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5期；许志英：《量变起点与质变起点》，《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翟业军：《现代文学史起点小议》，《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施军：《谈中国现代文学的起点问题》，《齐鲁学刊》2004年第2期；陈国恩：《文学革命：新文学历史的原点》，《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1期；温儒敏《再谈现代文学史写作的“边界”与“价值尺度”——由严家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所引发的研讨》，《学术月刊》2011年第12期。

[74]如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黄修己主编《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郭志刚、孙中田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高度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程光炜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朱栋霖、朱晓进、龙泉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

[75]朱寿桐和刘纳持这种主张，见朱寿桐：《“汉语新文学”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学术研究》2009年第1期；徐志啸、朱寿桐：《宏观认识中国文学——关于文学史若干问题的对话》，《文艺研究》2014年第4期；刘纳：《新文学何以为“新”——兼谈新文学的开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5期。

[76]王风：《文学革命的胡适叙事与周氏兄弟路线——兼及“新文学”、“现代文学”的概念问题》，《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6年第1期，第53页。

[77]李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指出了“新文学”概念的有限性，“新/旧”的二元对立关系在历史中总在不断移动，很难将对象的性质确定下来，见李怡：《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叙述范式》，《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2期，第166页。

[78]“现代中国文学”的提出者有周晓明和朱德发，见周晓明：《从“中国现代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关于现代文学基本学科意识和文学史观念的思考》，《文学评论》2000年第4期；朱德发《重构“现代中国文学”学科意识》，《福建论坛》2002年第2期。

[79]“民国文学”最早是由陈福康提出的，见陈福康：《应该“退休”的学科名称》，原载1997年11月20日《文学报》，收入《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后来经由张福贵、李怡、丁帆、张仲良等人的阐发，影响逐渐扩大，在近年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界颇为引入瞩目。需要指出的是，张福贵和丁帆直接把“民国文学”的上限1911或1912年作为现代文学的起点，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见张福贵：《从“现代文学”到“民国文学”——再谈中国现代文学的命名问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7期；丁帆：《给新文学史重新断代的理由——关于“民国文学”构想及其它的几点补充意见》，《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1年第3期。

[80]参见刘纳：《五四能压抑谁？》，《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期。

▲《新文化的位置：“五四”文学与思想论集》

（季剑青著，上海文艺出版社2021年6月）

● 本书目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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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第一辑 语言和文体

近代散文对“美文”的想象

语言方案、历史意识与新文化的形成——清末民初语言改革运动中的世界语

“声”之探求：鲁迅白话写作的起源

第二辑 文学之观念

胡适与《新青年》的相遇：从文学翻译到文学革命

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新青年》与新文学的思想性

从文类视角看现代“文学”的构造——读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

第三辑 社会互动的图景

地方精英、学生与新文化的再生产——以“五四”前后的山东为例

国家与道德：民初共和危机与新文化人伦理关切的发生

新文化运动是启蒙运动吗？

激活历史的方法——读陈平原《作为思想操练的五四》

第四辑 长时段的视野

什么是“现代文学”的“现代”?——中国现代文学起点问题的历史考察和再思考

“早期现代中国”论述的谱系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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