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三栖评论 ” | 罗萌：风格的闪光及其豁免——谈毛尖的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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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继续推送“三栖评论”毛尖专题。“三栖评论”是《小说评论》杂志于2021年第1期开设的专栏，主持人吴俊教授。专栏旨在讨论当代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毛尖老师是位风格强烈的作者。除了幽默感和以简驭繁的才能，她迅疾、有效、态度明确，极少模棱两可。罗萌老师在文章《风格的闪光及其豁免：谈毛尖的影评》中揭示了毛尖老师“风格”闪光点背后深层严肃的驱动机制。她认为在读者眼中倍显肉感的“毛尖的风格”，甚至可能不过是“毛尖的严肃”的掩体。相比起毛尖老师的“风格”不断被发现、喜爱和引用，更希望她可以获得“风格的豁免”，或者说，更加来去自如。因为在毛尖老师笔下，再殿堂级的电影，也可以随时和大众文化里的“其它”结合起来。这是一个专栏作家的最理想状态：随时出场，也可以随时隐身于人群，从不预设自己和人群之间的门槛，对于普遍和普通没有心防。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三栖专栏”，感谢罗萌老师和“小说评论”公众号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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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俊︱毛尖：不是茶叶，是鲁迅

罗萌

“吃饱了撑的，才看得懂王家卫。”毛尖说。这句成了近期一则播客节目的标题。如果是初遇毛尖，可能会感到耳目一新；但作为多年读者，内心毫无波澜。因为早已领略到，毛尖制造金句的能力，跟张曼玉驾驭旗袍的能力不相上下。区别在于毛尖不是“花样年华”式的慢镜头，毛尖是慢镜头的反义词。而读她的评论作品，犹如登上一列快车，需要握紧扶手，暂时对她性命相托，一起奔驰：“只要你上了火车，不怕我召唤不出你内心的小魔鬼。”[1]

一、室内的夜晚

说到魔鬼，多年以前，毛尖专访罗大佑。访谈文章开头，作者说，这次夜访，让她莫名其妙想到安妮·赖斯（Ann Rice）的小说《夜访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2]。吸血鬼和艺术家、作家的相似之处，或许在于“夜晚”对他们的重要性。对于作家而言，“夜”是一个写作时刻；同时，也是一个室内时刻。在以王家卫为主题的播客节目中，毛尖这样揭示王家卫“风格的秘密”：风格滋生于空间的逼仄感。也就是说，滋生于“室内”。“室内”是王家卫的主战场。甚至有网友调侃：王家卫电影堪称家居界教科书。他拥有将日用品符号化的才能，用毛尖的话说，“他是装，不过他装出了装置。”[3]《花样年华》的房间里，煤气灶保温桶一应俱全，电台里周璇唱着歌，梁朝伟听着，手里捧着电饭煲。但谁又真正闻到过烟火味。这就是为什么，“吃饱了撑的才看得懂”。王安忆《考工记》有一句：“食物尽磬，余下清单一张，取消了物质性，纯粹的精神世界，那就是相思。”[4]这也是《花样年华》里物质的最终命运。某种程度上，王家卫电影对物质的运筹方法，正是一种“考工”。这筑就了导演艺术上的高楼——一种室内的高楼，即人物“内心的高楼”。

《花样年华》剧照

那么，像王家卫一样占领“夜晚”和“室内”的作家毛尖，是否在电影阅读中达成志趣相投的镜像关系？并非如此。揭示了“风格的秘密”之后，她很快指出“风格的危险”，尤其就导演的广泛影响而言。在她看来，恰恰因为众多导演前仆后继向王家卫式室内空间致敬，使得他们“没有办法和土地发生共鸣”“拱手让出大好河山”。对逼仄空间的迷恋，最终副作用般造成了抒情可能的逼仄。与此同时，尽管王家卫的上海影像显得那么活色生香，毛尖却嗅出了一丝生硬和呆板的气味。《繁花》的拍摄正在进行时，目前官宣的预告片，拥有一个“了不起的盖茨比”式的开场：霓虹之夜、摩天大楼、外滩、爵士乐，一个不能少。毛尖犀利地击中要害：“王家卫需要重新调整他的时间表，六十年代的上海，是早晨的上海。”上海影像的生产，几乎和电影的诞生同步发生，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是通过银幕认识上海的。换个角度而言，“上海”在电影史上有多重要，它的刻板印象就有多牢固。立足“历史上海”、同时观察着“银幕上海”的毛尖，既是共鸣者，也是不断向银幕抛出问题的人。

因此，“室内”与“夜晚”，对于作家毛尖，虽然是工作常态的关键词，但绝不指向一种静态的时空体验。她拥有子弹一般的写作状态，她突破着室内也突破着夜晚。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描绘了两种类比性很强的人物形象，一个叫“G先生”，一个是“浪荡子”（dandy/flaneur）。关于G先生，波德莱尔说：“我很愿意把他称为浪荡子……但是另一方面，浪荡子又追求冷漠，因此，被一种不可满足的激情，即观察和感觉的激情所左右的G先生又激烈地摆脱着浪荡。”[5]G先生急迫地走出家门，兴致勃勃地生活在芸芸众生之中；浪荡子则对人群保持警惕。G先生属于白天，浪荡子等待日落[6]。浪荡子感到厌倦，或装作感到厌倦。G先生讨厌感到厌倦的人。作为现代都市的文化原型之一，当代的文学批评已经无数次把“浪荡子”和作家身份联系起来。不过，阅读毛尖的作品，或许更常感到，那背后有个G先生。打一个不那么严谨的比方：她是一位选择了夜晚的G先生。

对于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她都怀抱着浓烈的好奇心。她不厌倦——或者说，她管住了自己，没有陷入厌倦。没错，“不厌倦”是需要自制的。毕竟，在当下，还有什么比“厌倦”更容易发生的呢？同样地，和G先生相仿，“他的激情和他的事业，就是和群众结为一体”[7]。抑或，换句话说，她极度抗拒和羞怯于自我崇高化。但她也有英雄主义迸发的时刻。比如，2015年，毛尖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在获奖感言中，她作了这样的陈词：“这就是我理解的专栏的使命，我觉得在今天，它的纲领一点不逊于小说，专栏作家在这个凌冽的时代当有更大的作为。……本质上，我们与万事万物有着更家常的潜在情义，我们是通俗世界的一部分，是这个平庸的时代造就了我们，而我们全部的工作，就是改变这种平庸，直到时代最终把我们抛弃。”[8]毛尖假设了“专栏作家”和“时代”之间的关系，是呼应与抵抗的辩证。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或许确实是机动性的专栏文体“最好的时代”。专栏作家用白天来拥抱世界，用夜晚来为世界重新洗牌。“改变这种平庸”——“夜晚”是魔法发生的时刻。

二、纵横的夜晚

2018年，《夜短梦长》出版。整体规划层面，这可能是作者迄今为止最富于形式感的评论集。如果要为整本书定一个题解的话，可以是“数字”；当然，这个题解，更像谜面。全书共十一篇，其中六篇的标题包含数字，“3”占了四篇。另外，每一篇，都围绕三或四部影视作品为一组，并以插图的方式提示出来。作者或许更偏爱奇数。《奇数：三部命运电视剧》点名了《世界奇妙物语》、《9号秘事》和《人生七年》。它们分别对应11、9和7：挺到了11丁目的男主角，从死神手掌中逃脱；9总是诡异地浮现，仿佛宇宙的终极密码；而7，七年一季，让观众领略造物的惊喜与残酷。作者用深夜的声音盖棺定论：“11是个奇妙的数字，9是个神秘的数字，7呢，7是数字的原教旨。……11是一种多元，9是二元，7是一元。”[9]电视电影，都是造梦的场域。视觉比语言文字更加暧昧，进一步悬置了表意的透明。影评人就像解梦人，首先得是个谜语行家。   

毛尖：《夜短梦长》

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

说到顿悟时空的神秘，非常摩登的张爱玲是个中高手。著名学者李欧梵评价她“掌握了‘现时’（present，now）的深层意义”[10]。具体来说，李欧梵观察到张爱玲文字中渗透的三种时间观念：“文明的时间”“蛮荒的时间”“又加上第三种时间，逼迫的、中断的、时静时动的时间”[11]。第三种时间可以说是孤岛时期的特有体验。在张爱玲手上，转化为暂时停顿、获得了形而上意味的日常物象。有点类似于本雅明的辩证意象（dialectic image）：以微观学的技巧，将历史瞬间定格在具体的形象中[12]。张爱玲是喻体大师，她的辉煌成就，是名词性的。毛尖呢，毛尖同样擅长以具象连通抽象，不过，她惯用的，是合纵连横的战术。所以，如果把数字看作《夜短梦长》的谜面，所指向的，应该是一种纵横和叠加的可能性。毛尖制造动词和连词，奔波在天南地北的影像之间，创造时空的交错和重新联结，用梦的长度超越夜的长度。

1903年《火车大劫案》

1986年《蓝丝绒》

就来读读其中的三篇吧。《打我打我：现代谋杀艺术》提纲挈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银幕谋杀史。以1903年的《火车大劫案》开篇，1986年的《蓝丝绒》为终结，中间轮番登场的，还有《双重赔偿》《仁心与冠冕》《泄密的心》《惊魂记》《断了气》。将近一百年，发生了什么？作者机敏地抓住了最初那颗射向观众的银幕子弹，而扣动扳机的，无法确定是劫匪，还是警察。这颗子弹划下一道并不明显的分水岭，“打开了正与邪的道德灰色地带”。一个可见的结果是，1903年的子弹，和1895年冲向观众的火车（《火车进站》）一样，曾经令人不适，却让“今天的粉丝非常兴奋”[13]。凶手越来越像普通人，越来越赢得观众的同情甚至赞叹，“也越来越具有辽阔汹涌的表意功能”[14]。观众和银幕凶手的关系，就像爱伦坡《泄密的心》里的警察和犯人那样，日益演化为一种镜像。“从《火车大劫案》射出来的子弹，最终被证明为是一次来自被害者的邀请。资本主义的谋杀艺术至此完成它的圈地和自我循环。”[15]把《打我打我》放在全书第一篇，本身成就了一个具有张力的阅读开端。因为文章毫不留情地指向电影潜在的反道德本质。一百年来，对“暴力的艺术”/“艺术的暴力”的渴望，不断滋长，银幕就是它的培养皿。

《欢愉》剧照

《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可庆祝：一场欢愉，三次改编》，全书最长的一个标题，也的确跨越了最远的距离。过程中令人吃惊的壮举，在于勾连莫泊桑和东方不败。当然，文中露面的，并非羊脂球式的莫泊桑，而是建造情欲天堂的莫泊桑。德国导演马克斯·奥菲尔斯（Max Ophüls）的三段式作品《欢愉》，其中一段改编自莫泊桑小说的《泰利埃公馆》。同样是妓女故事，泰利埃公馆里的姑娘们丝毫没有受辱。从外省小镇到乡村，她们在哪都是令人着迷的桃花源。电影实现了对小说的复现。不过，毛尖敏锐地意识到，电影里的姑娘比小说里美多了：“电影中的姑娘总体颜值提升，大多不像农家女出身，……这点改动对一部短电影来说很必要，因为颜值是银幕道德。”[16]这话的意思，当然不止步于“银幕需要漂亮脸蛋”。作者接着说：美貌是一种“扩大的行为”——作为“银幕道德”，美貌“提升了妓院的秩序和精神”，保障了当它作为一种开放性的银幕形象时，不会发生任何“减损”。因为，导演第一时间让姑娘们拥有了更为普遍的美，而非仅限于法国的一个小镇[17]。如果说，奥菲尔斯把可爱的小镇姑娘扩大为“美的普遍”，那么，徐克版的东方不败，则扩大了性别的可能。而扩大性别的背后，是同样具有普遍性的饱满的欲望。在毛尖神来一笔的撮合中，我们看到了奥菲尔斯和徐克的精神互通。他们的互通之处，正在于他们对情欲和美的宠爱与膜拜。扩大美貌也好，扩大性别也好，都是一种“扩大生命的做法”[18]。这是电影实现道德的时刻。

第三篇是唯一的偶数：《二货》。“一百二十年的电影史，二货史比俊男倩女史更加生动有趣。”[19]就像进退错落的舞步，《夜短梦长》有着此消彼长的评论节奏：肯定完颜值的正义，读者立即发现，原来心里住着孩子的二货更美。电影里的二货们极具票房潜力，他们甚至帮助烂片保存了所剩无几的价值。不过，毛尖更强调的，是他们价值的“进阶”，是他们如何“攻下高级文化”[20]。二货的职能，不仅仅是打零工式的插科打诨，而是实现系统性的“二”：“当一个二货有了自己的方法论后，他就进阶了。”[21]英剧里的女二货米兰达，天真烂漫地投入一切，“保留了我们刚刚进入生活时候的样态，每一个二货都有奔腾的心，都是骨子里的堂吉诃德”[22]。

毛尖：《凛冬将至》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20年版

另一本评论集《凛冬将至》里，毛尖发明了一个词，“贱命力”，跟二货精神异曲同工：“经过最近五年的网络实践，‘贱’的传统负能量至少有一半转化成了当代正能量：低俗感和潮爆力结合，草根向贵族夺权，低级向高级鸣枪。”[23]这两个贬义词，通过大众文化的不同媒介分头逆袭，重新成为生命的原初力量。最后，扣住数字主题，画蛇添足地做个注脚：毛尖的观察中，以“二货”为代表的“二”，指向的是生命的基本元及其复归。“二”也可以指基本关系，比如作者加读者。

三、召唤读者，松懈风格

《夜短梦长》给读者留了位置。书中文章基本来自此前一年的《收获》专栏。由于写作的连续性，我们发现，作者在文章的结尾，常常预告下一期，有点像深夜故事广播的主持人。这也是作者召唤读者的时刻。举几个例子。《二货》在上一篇《奇数》的末尾被点名，作者昭告的方式非常随意：“《七年》的意义独一无二……这就说到二了。下次讲2。”[24]类似的随意出现在最后一篇《结尾》：“到了说再见的时候，那就讲一下影视剧的结尾。”[25]而在《老K，老A，和王：三场银幕牌局》的最后：“新的一年来临，祝所有的朋友都能摸到一手好牌。下次来讲11，9和7的故事。”[26]像这样无主语且随口道来的语句，可以毫无障碍地抛入寻常情境。

这样的开头和结尾，打个比方，很像魔术表演前后的还原：无论过程是否奇幻，永远始于平常，终于平常。还原的时刻是梦醒的时刻，准确地说，是读者被作者唤醒的时刻。这一刻，作者从壮丽的影海中抽身，向读者伸出手。从读者的角度，也许会意识到，看起来武功高强单打独斗的作者，并没有选择神龙见首不见尾，最终还是和自己站在一起。不知作者是否有意为之。不过，与正文对比，这样的开头和结尾，让我们看到，风格松弛下来，好像快车进了站。

毛尖当然是风格强烈的作者。除了幽默感和以简驭繁的才能，她迅疾、有效、态度明确，极少模棱两可。而这些感受性的结果，是可以从她的语法习惯上找到根源的，那是“风格”的深层驱动机制：毛尖抵制长句，拥护句号，对感叹号谨言慎行，并节制地使用形容词。作为以文字为主要社会存在形式的写作者，语法层面的正直，即是对职业和专业道德的实现。当然，语法最终转化为直观的美学吸引力：除了隐喻、意象和蒙太奇，毛尖文章具有感染力的物质因素，集中体现在她的节奏感——阅读过程中，会产生字幕敲击般的颅内回音。但无论毛尖文字的肉身是多么值得的恋物对象，这都不是最重要的，至少远不如那肉身背后的严肃驱动重要。那种严肃，对于走过二十多年影评之路的作者而言，早已是写作活动的先决条件。在这个意义上，读者眼中倍显肉感的“毛尖的风格”，甚至可能不过是“毛尖的严肃”的掩体。而《夜短梦长》里每一篇的结尾，风格经历松弛的那一刻，或许正说明了，对风格的投奔并非终极选项，也并非难以抗拒，无论对于读者，还是作者。

因此，虽然用“风格”来界定毛尖的写作，非常合适，换个角度看，却未必是唯一的选择。固然，她的作品特征鲜明；但“风格”一词，永远太过轻易地指向“个人”，比如性别、偏好或职业身份。一旦成为“自我的特殊性”，未必不会陷入王家卫式的“逼仄”。另一方面，更倾向于一个美学形容词的“风格”，常常易于导向对事物表层的周旋。作为老读者，相比起毛尖的“风格”不断被发现、喜爱和引用，更希望她可以获得“风格的豁免”，或者说，更加来去自如。这样或许会成就和保持一个专栏作家的最理想状态：随时出场，也可以随时隐身于人群，从不预设自己和人群之间的门槛，对于普遍和普通没有心防。用她的话说，“生机勃勃就是美”[27]。就像毛尖笔下，再殿堂级的电影，也可以随时和大众文化里的“其它”结合起来。

本文原刊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6期“三栖专栏”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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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尖：《只要你上了火车》，《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3页。

[2]毛尖：《夜访罗大佑》，《新民周刊》2003年第10期。

[3]毛尖：《三个梁朝伟和爱情符号学》，《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0页。

[4]王安忆：《考工记》，《花城》2018年第5期。

[5][7][德]波德莱尔：《现代生活的画家》，《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81页、481页。

[6]朱康：《正午的忧郁，或现代生活的英雄》，《上海书评》2021年7月10 日。

[8]毛尖获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https://news.ecnu.edu.cn/e3/5c/c1837a58204/page.htm.

[9][24]毛尖：《奇数：三部命运电视剧》，《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2页、173页。

[10][11]李欧梵：《张爱玲笔下的日常生活和“现时感”》，《重读张爱玲》，陈子善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版，第2页、12页。

[12]《单向街》是“辩证意象”书写的极佳范例。关于这一概念的出处，参见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H. Eiland and K. Mclaughlin trans.，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 461-463.

[13][14][15]毛尖：《打我打我：现代谋杀艺术》，《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3-4页、16页、19页。

[16][17][18]毛尖：《我们并不是每天都有事情可庆祝：一场欢愉，三次改编》，《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109页、121页。

[19][20][21][22]毛尖：《二货》，《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184页、188页、189页。

[23]毛尖：《万万没想到》，《凛冬将至》，北京三联书店2020年版，第114页。

[25]毛尖：《结尾》，《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13页。

[26]毛尖：《老K，老A，和王：三场银幕牌局》，《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45页。

[27]毛尖：“后记”，《夜短梦长》，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40页。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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