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刘春勇：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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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席卷全球，标志着整个世界从持续了100多年的亚当·斯密主义自由放任的世界体系向凯恩斯主义政府干预的统制主义体系转变的开始。受诸多因素影响，中国最终被卷入大萧条当中。茅盾的《子夜》《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等一些列小说对这个时期的大萧条重灾区“江南（包括上海）”进行了全景式的文学描写，十分准确地记录了大萧条时期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地区——江南的真实面貌。文艺批评今日推送刘春勇老师《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一文。他认为，由于大萧条对世界各国及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中国社会各知识阶层都在关注和讨论大萧条及世界与中国的未来走向问题，但代表不同阶层的知识人所持的主张各不相同，茅盾由于其左翼的身份，自然而然地认同了苏联模式和苏联道路，在《子夜》等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充分接受了瞿秋白、沈泽民等左翼文艺领袖的指导意见。因此，其小说显现出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这种意识形态性同茅盾对大萧条的实际调查之间往往又会形成某种非常有意思的悖论性，从而形成了诸多文本缝隙。因此他从这些文本缝隙入手，从经济史学的角度重新将茅盾的文本放置于全球史的视野当中予以重新审视，希求某种新的解读的可能性。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感谢刘春勇老师授权文艺批评转载！
刘春勇
大萧条与茅盾的江南书写
1936年钱俊瑞在《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的开篇就讲，要研究当前中国的经济，首先得看《子夜》，“复信写得很简单，陈教授教永明要研究一下中国经济问题。‘你第一部要读茅盾的《子夜》’……”[1]由此可见《子夜》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可以说《子夜》是左翼关于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应对意见的一部总汇之作。因此，通过研究《子夜》以及同时期的《林家铺子》《春蚕》等作品，我们或许能够展开一个世界性话题的讨论，从中既可以瞥见大萧条的世界性影响，也可以由此管窥时代转换的步伐，同时也可以引出大萧条当时的中国各界思想的交锋，以及中国后来道路的选择及其价值重估等话题。论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论述：1、前人如何从经济学与大萧条的角度研究茅盾1930年代的江南书写；2、为什么要谈论大萧条；3、什么是大萧条及大萧条在中国的显现；4、茅盾的江南大萧条书写；5、茅盾江南大萧条书写所选取的角度及其指向性；6、如何看待茅盾江南书写的意识形态性；7、鲁迅如何看待茅盾大萧条时期的江南书写。
1
前人如何从经济学与大萧条的角度
研究茅盾1930年代的江南书写
就现有的研究资料来看，从经济学角度研究茅盾20世纪30年代的小说创作的文章也不少，就其讨论的内容与大萧条的关联性而言，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完全无视大萧条问题：如张田军的硕士论文《茅盾小说的经济学研究》（宁波大学，2009）通篇不提大萧条一个字。
其二，认为大萧条基本上对中国没有什么影响：宋剑华在《“乌镇”上的政治经济学——论茅盾<林家铺子>里的艺术辩证法》一文中认为，“目前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六年这十年时间，是‘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两个‘黄金’时期’之一，农业收入以每年百分之一的速度在增长。这恰恰说明了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不仅没有崩溃或衰退，相反还顶住了外来的经济压力，呈现出自强不息的发展势头。”[2]
其三，触及到了大萧条问题，但是认识框架没有更新：这方面有大量的文章，比较扎实的有孔令仁的《<子夜>与一九三〇年前后的中国经济》（《文史哲》1979年第5期），此篇算是比较早运用了经济学的数据分析的方法，对大萧条中的1930年代有较为详细的经济学分析，但结论依然在停留在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声讨中。这一类文章还有金宏宇的《文学的经济关怀——30年代破产题材小说综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3]，不过金的文章虽然停留在“帝国主义”的声讨框架中，但对于经济破产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联性及其特色做了较为独特的阐释。此外，王嘉良的《茅盾创作：经济学视角及其意义》（《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年第3期）、徐琰的《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浙江作家小说中的经济书写》（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也属于此类。
其四，认识到了大萧条的重要性，但是在阐释方面出现片面性，从而出现对大萧条与1930年前后经济理解上的偏差：如赵丹的《论<子夜>对1930年中国民族工业危机反映的真实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0期）。赵文是针对邬冬梅的论文《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有感而发的。邬文结合了大萧条与左翼意识形态两个关键方面的因素对茅盾《子夜》的创作进行了综合考察，准确地梳理了大萧条从世界传递到中国的过程，并在这一背景下讨论了《子夜》形成的经过及沈泽民、瞿秋白等左翼领导人对《子夜》定型的决定性影响。赵文在理解邬文上多少出现了一点偏差，然后通过经济学数据的考察，试图指出邬文的问题，但最终显示了自己对大萧条理解的偏差。由于下文将会对大萧条做较为详细的介绍，所以这里只是从略说明：大萧条初期，即1929-1931年中国确实有所谓轻度的通货膨胀所引起的繁荣，中国经济在大局上并未受到世界经济大恐慌的全面影响，但不排除个别行业——譬如完全依靠进口材料的火柴业，以及纯“出口替代”型的缫丝业——在大萧条初期受损严重，而这也正是茅盾在1930年构思《子夜》时最终选择这两个行业作为重点书写对象的原因。相反，赵文所重点列举的棉纺业其实在大萧条初期是没有受到冲击的，与国内其他行业以及世界同等行业相比，反而呈现出轻度繁荣的局面。但赵文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采取了纵向比较的方法，其实是有失之偏颇的地方。其实经济学的问题，必须要有全面的眼光，并且不能局限于一国或者一个区域，而必须在全球史的视野下进行阐释方才能将误差保持在一个较小的限度内，但这一点对于文学阐释者来说难度不小。就迄今为止的《子夜》或茅盾经济小说阐释史而言，大部分阐释偏差的出现都或多或少的同全球史视野的“缺席”相关。
1933年1月开明书店
出版的《子夜》初版本
《子夜》1933年
开明书店版封面
其五，结合大萧条形成了较为有冲击力的阐释的文章：这一类有李丹的《近代经济视野写的茅盾文学创作》（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该文结合大萧条中中国经济的表现，较为有力的分析了茅盾创作的经济背景及其文学表现。其创新之处是，在肯定茅盾创作的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将南京政府在大萧条中的种种补救政策做了适当的分析，并温和地批评了茅盾对此视而不见的态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该文超出了一般的“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批判的视野。王明科的《慧眼中的误读：茅盾小说的经济史角度重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则是一篇反思力度比较强的文章，尽管其中有些地方还有待商榷，但其发问意识值得肯定。该文在积极肯定茅盾经济书写的基础上接连三问：“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族经济是处于崩溃阶段吗？”“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民族经济落后是外国资本入侵的结果吗？”“茅盾的立场观点来自哪里？”[4]在第一问中，王明科从20世纪30年代全局考察中国经济问题，他认为尽管有大萧条的影响，但由于国民政府的新经济政策的支持，1931年经济下滑后，到1936年经济又重新振兴起来。这一观点当然值得肯定，不过他忽视了茅盾创作的时间其实不是整个30年代，而是30年代初期，也即正是大萧条席卷中国的时期。在第二个发问中，王明科仔细分析了外国资本之外的影响中国30年代经济的诸多因素，譬如战争、官商勾结、走私等都对中国经济形成致命打击。第三个发问，王明科虽然极力做了解释，但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邬冬梅的长文《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显然更为胜任。在现有的所有从经济学角度阐释茅盾1930年代初期的小说创作的文章当中，邬冬梅的文章算是一篇力作。该文不仅对大萧条做出了详尽而准确的解读，而且对茅盾创作同大萧条的关系也做了非常细致的考察，可以说是一篇很全面的文章。并且在经济学考察之外，邬冬梅在日本学者桑岛由美子的论文《茅盾的政治与文学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的基础上，对《子夜》创作的意识形态来源作了进一步的考察，得出了许多令人信服的结论。
2
为什么要谈论大萧条
在我们的历史叙事中，大萧条和1931年一样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其实在某种层面上限制了我们的视野，并且令我们对区域以外的共识视而不见。而这种“视而不见”同时又反过来遮蔽我们对自身的认识。我们对1931年远没有1937年重视，源自于中国史学界一直以来以“八年抗战”和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节点来划分现代史时期，而普遍没有将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以重视。可是，1931年满洲事变无论对于日本史、韩国史，还是东亚史或者全球史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节点。鹤见俊辅认为，“以历史的区分而言，我们在此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肇始设定于1931年中日战争的爆发。1931年日本的陆军领导者在中国的满洲开启战端，并进而在这个地区建立日军的德偶政权。这种方法对整个世界而言，实乃前所未见。因而后来也导致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和德国的希特勒都加以仿效。因此我们可视1931年始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中日战争，为一个全新趋势的开始，影响着整个世界。如此1931年至1945年的日本历史，对全世界而言虽说不过是地方史，但已然成为20世纪日本史与世界史连接的一个环节。”[5]韩国史学家也同样敏锐地捕捉到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对于韩国史的重要性。[6]但对于中国人乃至中国史学界而言，1931年“九·一八”似乎还仅仅停留在“国难纪念日”层面上，并不清楚其分界的意义在何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背后是20世纪30年代冲击整个世界的“大萧条”。换言之，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大萧条的“果”之一，并且是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多米诺骨牌的最初的“那一个”。因此，我们重视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其实是重视扭转世界的大萧条。尽管大萧条最初起源于1929年，但1931年其恶果开始“开花”了，而且是从中国这片土壤开始了整个世界的“康德拉捷夫周期”[7]的大转换。从这一周期理论来看，大萧条的最大意义在于，整个世界最终从持续了100多年的自由放任的世界体系（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转变为政府干预的统制主义体系，也即从亚当·斯密主义的时代转换到了凯恩斯主义的时代。因此，过去时代所流行的“个人”、“自由”等观念则多多少少被“统制”、“计划”、“组织”、“审查”等观念所替代，整个时代风气为之一变。在中国现代史中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从五四“个人”话语向此后的“集体”话语转换。但国人似乎很少知道这种大转换背后的世界体系转变的问题，而常常只是归结于一国的变故问题，最经常的解释，就是所谓“启蒙压倒救亡”的论调。这种论调不能说不对，但是在史学阐释上还是有诸多的局限，并最终将问题区域化，从而忽视了全球的波动性。其结果则最终会使得我们在看待历史问题的时候发生有意无意的曲解。
从某种层面上讲，“一战”是亚当·斯密主义的时代终结的开始，1917年十月革命的胜利释放出了下一个时代来临的第一个信号。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直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大爆发，才最终为上一个时代画上了句号。中国的五四时期可以说抢上了一个亚当·斯密主义的时代一个僵死的尾巴，像一颗耀眼的流星一般划过夜空，然而终究抵挡不住全球历史的滚滚洪流，1921年的中国共产党的创立、1925年的五卅运动、1927年的“大革命”都无不预示着下一个时代的来临。1927年“大革命”中的国共合作与分裂，两方中无论哪一方代表的都是下一个时代的声音，或者统制主义（国民党）或者计划主义（共产党）。具体到文学而言，在反映时代转换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其实非常的出色。1931年，丁玲从“革命加恋爱”的个人主义叙事（以《韦护》为代表）走到了以《水》为代表的集体主义叙事——所谓“新小说”的诞生——可谓是时代转换的一个标志。与此同时，茅盾的创作也同样发生了巨大的转变，1932年连续写作的《春蚕》《林家铺子》《子夜》等完全放弃了此前《蚀》三部曲“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而进入到以经济写作与全景式社会描写为主的“社会剖析”小说的创作道路上来了。[8]可以说，这些小说同丁玲的《水》一道成为了新时代小说创作的“风向标”，而且又无不同大萧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然而，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却常常忽略大萧条的影响，在文学阐释方面尤其如此。“大萧条是现代中国形成过程的分水岭，而这一点常常被现有的研究中国现代史的文献所忽略。”[9]“意味深长的是，尽管大萧条引发了重大的变化，但它却一般不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严重事件。”[ 10]
3
什么是大萧条及大萧条在中国的显现
1929年10月24日，以美国纽约股市暴跌的“黑色星期四”为起点，开始了几乎长达十年的世纪经济大萧条。在此期间，世界各国股票市场崩溃、产量与物价大幅下降、失业率高居不下、农村大面积衰败、工厂纷纷破产、社会矛盾急剧上升、战争乌云笼罩……
对于大萧条的起源，学界有各种争议，从宏观上来说，是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霸主大英帝国的衰落，而新崛起的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又不愿意承此前英国的世界盟主的角色，致使国际政治经济缺少一个平准的尺度。而“一战”后，德国战败，陷入战争赔款与领土纷争的泥淖，美国实施道威斯计划，以经济的方式插手欧洲内部事务，但同时又并不想承担政治的国际责任，从而导致各大国之间的复杂的债务关系。而此时，各国又纷纷恢复了“一战”期间所中断的“金本位”货币制度，由此，形成了一场国际“吸金”大战，最终导致德国后期拒绝偿还美国道威斯计划中的一大部分贷款。这种宏观层面的问题自然影响到经济的微观层面，按弗里德里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1867-1960》[11]中的解释，即是“大萧条”是因为货币供给的外生性变化，即直接由20世纪30年代初期货币供给的收缩而引起的。与此不同的是，凯恩斯则认为大萧条起源于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的急剧下降，从而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经济措施刺激消费与投资。这两方面的解释当然都很重要。“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深深地影响及改变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强调了总需求的不稳定性，他认为‘大萧条’之所以出现，正是由于总需求的急剧下降，而总需求的急剧下降又是由人们心理上的消费倾向下降趋势、灵活偏好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期所造成的，总需求不足是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不足的结果，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趋势使消费的增长赶不上收入的增长，从而引起消费需求不足。而灵活偏好及资本未来收入的预期使预期的利润率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与利率水平不适应，导致了投资需求不足。据此，凯恩斯提出了通过需求管理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的主张，为政府干预经济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也由此占据了战后经济学的主流地位。”[12]
具体到中国而言，目前的货币主义解释更为流行。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即是当大萧条发生期间，中国是唯一一个还坚持使用银本位货币制的国家。其致命之处在于，银这种贵重金属在中国之外只是一种商品，而在中国却是把握国家命脉的货币。按照“现代”的原则，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必须要有一套建立在中央银行基础上的政府可控制的国家国币管理体制，但中国由于历史原因，因循相习，自明代中期以后一直到民国，都是大量依靠国际白银（主要来源于秘鲁、墨西哥和日本）的输入和自铸铜钱形成所谓银钱复本位的货币制度，但由于铜钱只限于小额交易并且区域性限制极强，因此，所谓的复本位制，最终其实就是银本位制。1860年前后，西方国家纷纷放弃金银复本位制而改用金本位制，于是将此前的大量银币熔铸为银条作为商品流通，从而导致国际银价持续下降，而这些白银则绝大部分流向中国和印度（作为首饰和藏品），致使中国市场货币充足，形成了1860年直至大萧条前的轻度通货膨胀和经济的相对繁荣，中国民族工业也正是在这个时候起步和发展的。
1929-1931年世界经济大萧条开始的头两年，由于只有中国实行银本位货币体制，所以除了个别的同国际市场密切相关的行业（缫丝业等）受到冲击外，整体产业反而因为国际商品价格在大萧条期间的大幅下降（当然包括白银）而受益，此间有更多的白银流入中国，甚至形成了商品与货币（白银）双入超的奇观。“然而，1931年9月以后，许多国家放弃金本位并使本国货币贬值，企图刺激本国经济。英国率先放弃金本位，其他国家也紧随其后，日本在1931年、美国在1933年、意大利在1934年、法国在1936年相继放弃金本位。各国从金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纷纷脱离给处于银本位的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物价随货币贬值上涨，继而国际银价抬高，中国货币的汇率也随之上升。较高的汇率使中国商品与外国商品在国内外的激烈竟争中均处于不利。于是，贸易逆差增加，同时，来自海外的外汇输入和国外企业投资下降。中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净白银外流和商品价格下跌。1934年6月美国通过了《白银收购法案》，进一步加剧银价上涨，造成大量白银流出中国。中国陷入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之中，而此时世界他地方的经济却在复苏。”[13]也即1931年之后，白银的流向呈现出相反的方向，导致中国货币总供给短缺，引起通货紧缩，从而导致农村凋敝、工厂破产，最后影响到金融行业震动。
表1：1927年-1936年，纽约大条银价波动
资料来源：张晓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萧条的传导、影响以及应对》（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1）
而且，也正是这一年，日本为了摆脱大萧条所带来的困境，在中国东北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即满洲事变，完全控制了中国东北地区的贸易市场，并同时加强了对朝鲜半岛的控制。但因为战争而引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导致日本国际贸易在中国大陆受损，于是又紧跟着发动了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对上海纺织工业重地的闸北地区进行了重点打击，致使中国民族工业遭受沉重打击，并且在《淞沪停战协定》中要求国民党政府取缔一切抵制日货的运动。加之1931年夏秋之际，中国发生了席卷17省的特大水灾，从四川、湖南、湖北、河南、安徽，一直到江南地区都遭受严重灾害。以上诸多因素综合起来，对中国经济，尤其是江南经济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对于以上这些影响中国1931年经济的因素，钱俊瑞在《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中讲得很清楚，“民国二十年后爆发急性的不景气”，“原因为（一）世界不景气潮流激荡远东；（二）长江大水害的发生；（三）沈阳事变的突潮和沪战之继起。”[14]
但大萧条对中国的影响有一点必须明确，即1931-1932年之交，大萧条汹涌来袭，最初冲击的是内地和农村，白银如潮水般汇聚到上海（见表2），反而致使上海货币过于充足而金融市场显示出一派繁荣景象，直到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出台以后，上海白银大量走私外流，才引起金融恐慌。因此，内地或者江南农村最先感受到大萧条的冲击，其次是小城镇，再其次才是大都市，尤其是上海。
表2：1929年至1934年上海内地间白银移动状况
资料来源：《中国银价物价问题》，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4
茅盾的江南大萧条书写
及其与大萧条实际状况的比对
茅盾描写江南大萧条的小说主要集中在《子夜》及其周边，《林家铺子》、“农村三部曲”、《当铺前》等，其实，这几篇中短篇都可以算作是《子夜》创作的副产品，基本上都是为写作《子夜》而准备的材料或生活体验，最终因没无法写进《子夜》中而单独成篇。除此之外，1936年发表的《多角关系》也涉及到大萧条中的各阶层经济关系问题。另外，茅盾的散文与速写《故乡杂记》《上海——大都市之一》《上海大年夜》《大减价》《人造丝》《香市》《桑树》等也都集中描写了1930年代初期的乡村、城镇以及上海的大萧条状况，可以同前面几篇小说对读。
对照历史上中国大萧条的实际状况来阅读茅盾的这些文本，我们确实会惊讶于其反映的全面性和准确性，难怪钱俊瑞会在《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一书中推荐年轻人首先要阅读《子夜》。其实又何止是《子夜》，以上所列举的篇目又有哪一篇不跟大萧条时期的中国经济政治生活紧密相关呢？就历史的某一侧面而言，我们甚至可以称茅盾为中国大萧条时代的文学代言人。
《大萧条时期的中国》
作者: 【日】城山智子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副标题: 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 (1929-1937)
译者: 孟凡礼 / 尚国敏
出版年: 2021-10-1
页数: 361
为了更方便地理解茅盾大萧条书写的全面性与准确性，下文将逐一梳理《子夜》及其相关作品中的大萧条文学书写，并逐条同实际历史中的大萧条状况进行比对（参照城山智子的《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其文如下：
（1）乡村破产：
Ⅰ、茅盾的描述：
A、银根紧缺，没钱，穷：乡下人太穷，没钱：“‘货色是便宜，没有钱买！’”“‘货色是便宜，钱不够。’”“他知道不是自己不会做生意，委实是乡下人太穷了。”（《林家铺子》，卷8，P251）[15]“上海客人顿了一顿，又接着说下去：‘贵镇上的市面今年又比上年差些，是不是？内地全靠乡庄生意，乡下人太穷，真是没有法子……’”（《林家铺子》，卷8，P265）
B、农产品价格过低，亏本，债台高筑：“老通宝他们实卖得一百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春蚕》，卷8，P336）“就是这么着，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蚕，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饥熬夜还不算！”（《春蚕》，卷8，P337）“我给这位‘丫姑老爷’算一算，觉得他的自耕农地位未必能够再保持两三年。可是他在村坊里算是最‘过得去’的。……他的债终于也是一年多似一年。他是在慢性的走上破产！也就是聪明的勤俭的小康的自耕农的无可避免的命运了！”（《故乡杂记》，卷11，P118-119）“后来我听说他的蚕也不好，又加以茧价太贱，他只好自己缫丝了，但是把丝去卖，那就简直没有人要；他拿到当铺里，也不要，结果他算是拿丝进去换出了去年当在那里的米，他赔了利息，可是这掉换的标准是一车丝换出六斗米，照市价还不到六块钱！”“东南富饶之区的乡下人生命线的蚕丝，现在是整个儿断了！”（《故乡杂记》，卷11，P119）“甚至一个多月前乡下人收获的晚稻也早已被地主们和高利贷的债主们如数逼光，现在乡下人不得不一升两升的量着贵米吃。这一切，林先生都明白，他就觉得自己的一份生意至少是间接的被地主和高利贷者剥夺去了。”（《林家铺子》，卷8，P251-252）
C、农民所不知道的原因：“把蚕丝看成第二生命的我们家乡的农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这第二生命已经进了鬼门关！他们不知道上海银钱业都对着受抵的大批陈丝陈茧皱眉头，是说’受累不堪’！他们更不知道此次上海的战争更使那些搁浅了的中国丝厂无从通融款项来开车或收买新茧！他们尤其不知道日本丝在纽约抛售，每包合关平银五百两都不到，而据说中国丝成本少算亦在一千两左右呵！”（《故乡杂记》，卷11，P115-116）
Ⅱ、城山智子的叙述：农产品同生活必需品及工业品之间出现相反的剪刀差，购买力指数急剧下降：
A、蚕茧购买力指数急剧下滑：“与1910-1914年的基准年份相比，蚕茧的购买力抱数已经下降到1932年的69。由于农民要用卖出蚕茧的现金收入来购买食品，尤其是大米，蚕茧和大米之间相对价格的下降表明农民正在遭受困苦。”“在无锡，每担蚕茧的大米兑换量从1930年的7.35担下降到1934年的4.15担。由于每担蚕茧的生产成本以大米计算的话已经达到4.2887担，养蚕已经变得无利可图。”[16]
B、农工产品剪刀差增大（见表3）：“农产品价格的降幅大于工业品价格的降幅，这一差距在1931-1933年间扩大。”[17]“由于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村地区的购买力从1931-1932年降低了约30%，到1933年又降低了30%。”[18]
表3：上海和天津工业品和农业品价格指数表（1926=100）
资料转引自：张晓宇：《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萧条的传导、影响以及应对》（南开大学博士论文，2011）
（2）市镇萧条：
Ⅰ、茅盾的描述：
A、底下，乡村破产，农民没钱，如前所述。“生意清淡，早已各业如此，并不是他一家呀；人们都穷了，可没有法子。”（《林家铺子》，卷8，P252）“我就直感到只从一般人的服装上看，大不如十年前那样整洁了。记得十年前是除了叫花子以外就不大看见衣衫楼的市民，但现在却是太多了。”（《故乡杂记》，卷11，P113）
B、上面，银根收紧，现银紧缺：“‘不行了！东洋兵开仗，上海罢市，银行钱庄都封关……’”“‘刚才敝东吩咐过，他得的信，这次的乱子恐怕要闹大，叫我们收紧盘子！’”（《林家铺子》，卷8，P261）
C、市面萧条，店铺倒闭、街道冷清：“一条街上冷清清地简直没有人行。自有这条街以来，从没见过这样萧索的腊尾岁尽。”（《林家铺子》，卷8，P264）“ 凄凉的年关，终于也过去了。镇上的大小铺子倒闭了二十八家。内中有一家“信用素著”的绸庄。欠了林先生三百元货账的聚隆与和源也毕竟倒了。”（《林家铺子》，卷8，P269）“一九三二年的中国乡镇无论如何不可与从前等量齐观了。农村经济的加速崩溃……”（《故乡杂记》，卷11，P113）“街道上比前不同的，只是在我记忆中的几家大销子都没有了，一一即使尚在，亦是意料外的潦倒。……农村经济破产的黑影重压着这个曾经繁荣的市镇了！”（《故乡杂记》，卷11，P113-114）“在不景气的现在，小商店的挣扎更加困难；左拉所写的那些现象，也许终于要在我们这里出现罢？不过同是大资本压倒小资本，意义却又各别；我们这里所演奏的，不是繁荣的向上发展，而是向下的仅能自保，整个市面在衰落着！”（《大减价》，卷15，P519）
D、导致以上的原因及城镇绝望的未来：“林先生冷了半截身子，瞧情形是万难挽回，只好硬着头皮走出了那家钱庄。他此时这才明白原来远在上海的打仗也要影响到他的小铺子了。”（《林家铺子》，卷8，P262）“我想：要是今年秋收不好，那么，这镇上的小商人将怎么办哪？他们是时代转变中的不幸者，但他们又是彻头彻尾的封建制度拥护者；虽然他们身受军阀的剥削，钱庄老板的压迫，可是他们惟一的希望就是把身受的剥削都如数转嫁到农民身上。农民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他们盼望农民有钱就像他们盼望自己一样。然而时代的轮子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向前转，乡镇小商人的破产是不能以年计，只能以月计了！”“我觉得他们比之农民更其没有出路。”（《故乡杂记》，卷11，P123）
Ⅱ、城山智子的叙述：关于城镇，城山智子并没有专门叙述。
（3）乡镇金融崩溃：
Ⅰ、茅盾的描述：
A、当铺倒闭：“在我的故乡，本来有四个当铺；他们的主顾最大多数是乡下人。但现在只剩了一家当铺了。其余的三家，都因连年的营业连‘官利都打不到’，就乘滑大前年太保阿书部下抢劫了回的借口，相继关了门了。”（《故乡杂记》，卷11，P114）
B、当铺止当、封关：“小学徒从清早七点钟就去那家唯一的当铺门前守候，直到九点钟方才从人堆里拿了两块钱挤出来。以后，当铺就止当了。两块钱！这已是最高价。随你值多少钱的贵重衣饰，也只能当得两块呢！叫做‘两块钱封门’。” （《林家铺子》，卷8，P269）“‘再多些也只当得两块钱。——两块钱封关！’‘阿土的爷那半车丝，也只喝了两块钱；他们还说不要。’”（《故乡杂记》，卷11，P115）“这是雪白光亮的一车丝，朝奉拿在手里攧了一攧，也喝道：‘一块钱！’丝的主人略迟一些回答，那朝奉早就撇下丝。”“‘怎么？不过一管烟的功夫，一百二十元就当满了么？今天就止当了么？就停当候赎了么？’”（《上海——大都市之一》，卷11，P358）
C、金钱都流入上海：“农村破产，又不太平，金钱都逃到上海来。”（《当铺前》，卷8，P411、412）
Ⅱ、城山智子的叙述：
A、白银从农村倒流入上海：“1929-1931年，农村地区曾享受过从上海流入的白银净盈余。到1932年，国内白银流通呈反向态势。白银大量流入上海，却很少能回流内陆农村地区。”[19]“雪上加霜的是，农村的不安全导致农村地区白银进一步外流。”“白银大量涌入城市，农村地区因而遭遇现金和信贷的双重缺乏。上海和农村地区的利率差在扩大：在上海甚至可以取得无息贷款（‘白借’），而在农村，贷款需要每月2%-3%的利息，更有甚者，有时以任何利息都无法获得贷款。”[ 20]
B、当铺资金运转困难，纷纷歇业破产：“许多当铺经营者发现很难再取得周转资金，这使当铺的困境进一步恶化。”[21]“在1931-1934年的三年间，江苏省361家当铺出款的总额下降了20%——从4000万元降到3200万元。”[22]
C、农村信用的下降：“随着农产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开始下降，农民逐渐丧失了作为债务人的信用。”[23]“1930年，土地价格比1920年高2.5倍。但是，1931年，跌了8%，1932年跌12%，1933年跌34%。”[24]
D、典当品价格超低：“商品价格下跌使当铺很难再接受衣物、家具和农具，以及农产品等物品作为抵押。……许多当铺调低了典当品的价格，有时甚至只有其原始价格的20%。”[25]
E、钱庄运转困难：“钱庄遭遇大城市削减信贷，获得贷款变得更加艰难。”[26]城山智子在此处忽略的一点就是，钱庄其实是链接上海与农村的重要的中国传统的中间金融机构，但在1933年3月国民政府《废两改元令》颁布后，其实对传统钱庄造成了致命打击，这也是导致大萧条期间农村金融崩溃的一个主导因素。
（4）产业倒闭：
Ⅰ、茅盾的描述：
A、缫丝业生存艰难：“‘我们丝业而论，目今是可怜的很，四面围攻：工人要加工钱，外洋销路受日本丝的竞争，本国捐税太重，金融界对于放款又不肯通融！你想，成本重，销路不好，资本短绌，还有什么希望？我是想起来就灰心！’”“朱吟秋也来发牢骚了。在他眼前,立刻浮现出他的四大敌人，尤其是金融界，扼住了他的咽喉；旧历端阳节转瞬便到，和他有往来的银行钱庄早就警告他不能再‘通融’，他的押款定要到期结清，可是丝价低落，洋庄清淡，他用什么去结清？”（《子夜》，卷3，P42）
B、上海丝厂大多倒闭停业：“‘丝厂么？大都在闸北。全上海据说有一百靠十个厂，丝车总数是二万四千多，女工数共约五万多人；可是现在只有十几厂不死不活地还在开工；其余的全是烟囱里好久没有烟了你想：中国的缫丝工业不是全部破产了么？而且一百多家丝厂只剩十多家，货是出得少了，你以为存货总可出清了罢？然而不然。上海现在还有许多陈丝堆在栈里，银行家放出的押款还是结不清楚！’”（《上海——大都市之一》，卷11，P362）
C、丝厂破产的原因：“中国“厂经”在纽约和里昂受了日本丝的压迫而陷于破产（日本丝的外销是受本国政府扶助津贴的，中国丝不但没有受到扶助津贴，且受苛杂捐税之困)……”（《我怎样写<春蚕>》，卷23，P214）“‘但是中团丝到了外洋,织成了绸最，依然往中国销售。瑶姊和珊妹身上穿的，何尝是中华国货的丝绸！上月我到杭州，看见十个绸机上倒有九个用的日本人造丝。本年上海输入的日本人造丝就有一万八千多包，价值九百八十余万大洋呢！而现在，厂丝欧销停滞，纽约市场又被日本夺去，你们都把丝囤在栈里。一面大叫厂丝无销路，一面本国织绸反用外国人造丝，这岂不是中国实业前途的矛盾！’”（《子夜》，卷3，P148-149）“搀用些日本丝和人造丝,我们也是不得已。譬如朱吟秋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进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畅销税，通过税，重重迭迭的捐税，几乎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有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我们厂家要维持销路，就不得不想法减轻成本，不得不用些价格比较便宜的原料。……大家都说绸缎贵，可是我们厂家还是没有好处！”（《子夜》，卷3，P44-45）
Ⅱ、城山智子的叙述：
A、大萧条对中国丝业的影响：“英国于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中国货币对英镑的汇率大幅上升。中国与欧洲的生丝贸易以英镑结算，因此欧洲市场上中国丝价随之上升。10月，这些市场的交易开始缩减。当日本也于1931年12月放弃金本位后，中国缫丝企业遭受了更大损失，因为他们的日本同行可以给出更低的价格。”[ 27]“日本大幅下调生丝价格令中国缫丝企业感到恐慌。1931年，中国纱的价格是700-800两每担，而日本纱仅售600两每担。由于每担纱的生产成本需要1000多两，中国缫丝企业不得不承受每担至少200两的损失。”[28]
B、资金短缺，工厂倒闭：“由于丝价下降，加上市场不景气，经营者很难再从银行获得贷款。缫丝企业无法以己之力购买蚕茧或赎回抵押在银行仓库的蚕茧，不得不停产。”[29]
C、丝厂破产的社会影响：其一，对江南桑蚕种植区打击非常大，导致农村养蚕户和养桑业的倒闭和破产，“农民纷纷放弃种植桑树，改种水稻；江苏省估计有30%的桑田改为稻田”[30]。其二，由于国际价格下降过快，丝厂抵押在银行仓库的蚕茧贬值，而丝厂又无力赎回，最终导致金融业瘫痪的局面出现。[31]
（5）上海地产疯狂、金融繁荣：
Ⅰ、茅盾的描述：
A、地产疯狂：“‘现在南京路一带，他们叫做中区的地价，一亩要值三十多万块呢！’”（《上海——大都市之一》，卷11，P342）“‘寸金地皮，这里大家诠释这样挖算的呢！’房主人看见二老爷眉头一皱，就笑着说明。”（《上海——大都市之一》，卷11，P365）
B、银行林立：“他跟住了父亲，从宁波路、天津路那一带走来，一路上他约略数一数，大大小小的燥行钱庄就有三四十家在一个转角上他朝四面一看，只见高大洋房全是银行，再过去又是银行。在家乡时只见过中国、交通、中央三家银行钞票的他，真想不到上海还有那么多的名字也没听见过的银行！这些都是中国人的资本！然而为什么还听说许多中国工厂缺乏资金。以至倒闭呢？”（《上海——大都市之一》，卷11，P356-357）
C、公债投机：“‘从去年以来，上海一埠是现银过剩。银根并不紧。然而金融界只晓得做公债，做地皮，一千万，两千万，手面阔得很！碰到我们厂家周转不来，想去做十万八万的押款呀，那就简直像是要了他们的性命；条件的苛刻，真叫人生气！’”（《子夜》，卷3，P43-44）“‘十二三万，你还说数目不大！我只要五六万，可是也没有办法。金融界看见我们这伙开厂的一上门，眉头就皱紧了。但这也难怪。他们把资本运用到交易所公债市场，一天工夫赚进十万八千，真是稀松平常——’”（《子夜》，卷3，P74）
Ⅱ、城山智子的叙述：
A、白银过量涌入上海：“1931年9月，纽约银价下降了51.1%，伦敦下降了50.5%”，“那时中国白银的价格始终高于英国和美国”，因此，“大量的白银被从国外运送到中国”。[32]“因为国外和农村地区的白银流入，上海银行的白银储量在1929年达到创纪录的新高，并且持续增长到1933年。”[33]
B、上海房地产繁荣：“资金的充裕在上海金融市场体现出来；借贷与储蓄的利息率下降，银行信贷扩张。但这些并不必然表明对工商业企业投资的增加，相反，金融扩张的很大一部分助长了房地产领域的投机性投资。”[34]“由于农村需求萎缩，工业品价格也开始下降，使产业的进一步扩展变得不可能。面对这一暗淡前景，投资者将闲置资金用于投资政府债券，而不是投向工业企业。他们还把钱投向上海的房地产业和房地产公司的股票。”[35]“1929年之后，上海公共租界的房地产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土地价格上涨，建设蓬勃发展，房地产周转迅速。中国银行将这种情形称之为‘热狂’，这毫不夸张。”[36]
C、债券受青睐：“另一项受到青睐的投资是政府债券和国库券。一部分政府债券被作为发行货币的储备金，它的年利率平均高达12%-15%，也许正是这种高回报率吸引了银行。”[37]
D、上海金融恐慌：自1934年6月美国通过《白银收购法案》起，至1935年11月国民政府成功实行币制改革，两年多的时间中，上海金融市场大震荡。白银大量外流，走私严重，引起金融大恐慌。“面对白银储备迅速减少，外商银行开始限制、随后是拒绝签订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这种做法迫使中国银行针对未偿付的贷款，限制借贷数额，要求更多抵押，并拒绝延长贷款期限。在这样的金融气候下，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崩溃了。”[38]“大量卷入房地产抵押的钱庄面临着严重的经营危机。”[39]
从以上比对来看，茅盾的江南大萧条文学书写基本上同大萧条的实际情况吻合。只是在最后一项中，由于茅盾的《子夜》、“农村三部曲”、《林家铺子》等多写作于1931-1932年，所反映的是1930年至1932年初期大萧条危机的状况，因此，上海金融危机（恐慌）基本上没有涉及到。但，《子夜》的文学书写却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公债市场的投机及民族资本在其中的崩溃问题，似乎给人造成了一种金融危机的印象，并且赵伯韬这个形象设计背后明显有一个“美国”资本的所指。而通过比对我们发现1934年美国《白银收购法案》才是构成这个大萧条时期上海金融恐慌的元凶，但这是发生在《子夜》写作之后的事情。很显然，这构成了《子夜》的一个文本的缝隙，那么，构造赵伯韬这一文学形象，是茅盾的未卜先知，抑或是另有缘由呢？下面我会作进一步分析。
5
茅盾江南大萧条书写
所选取的角度及其指向性
关于茅盾大萧条时期江南书写的角度取舍问题，茅盾本人的回忆录[40]中其实都已经讲得比较充分。而对这类题材进行理论剖析的文章当中，就我的视野所及，最好的两篇要算王彬彬的《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和邬冬梅的《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而且两篇的立论其实在某个侧面有“会心一笑”的一面，我在下文会详细论述。尽管有这些前人的优秀研究成果，但有几点我还是想在此处稍作说明。
首先，借用一下邬冬梅整理的一个图表，以方便下文更为清晰的论述，其表如下：
表4：《子夜》原写作大纲与实际出版作品的关键细节出入的比较
资料来源：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
根据图表可知，最初《子夜》计划是写棉纺业，即纱厂，但后来调整为丝厂。这个调整，茅盾在回忆录中只是含糊地说了一句，“其次，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决定将纱厂改为丝厂。因为，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经（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부已站稳脚跟，但此时受日本丝之竞争而新趋于失利之地位。”（《<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卷34，P488）对于为什么将纱厂更换成丝厂，茅盾并没有做详细解释，只是说“我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那么，他到底研究了怎样的经济状况使得他会做出这样大的调整呢？我们一会会重点分析，在此之前，先回顾一下《子夜》最早的雏形“都市三部曲”[41]之一的《棉纱》的大体构思：
第一部叫《棉纱》。在此部中拟写:一、趁欧战(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强国一时无暇东顾的机会，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了抬头的希望;轻工业的棉纱纺织工业时有发展之前景。二、但在初期资本主义的轻工业勃兴之同时，农村的破产以加速度进行;受地方军阀压迫、剥削及洋货的掠布之农民，早已不能生活，本国生产的纱、布，价钱比洋货高，农民没有能力购买。于是，三、中国轻工业的嫩芽旋踵即受日本纱之竞争而濒于破产。（《<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卷34，P482-483）
对比两段引文，可以看到无论写纱厂还是丝厂，茅盾大体的思路是不变的，即最后民族轻工业都是受日本（帝国主义）竞争而破产。从时间上看，构思《棉纱》应该是在1930年的夏秋之际，即9月底，然而到了该年的11月，茅盾在写作中篇小说《路》的中途忽然“眼病又第二次发作”，于是又休息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的休息期间，眼虽不能多用，我的思想却大活动。我暂时抛开了《路》，又回到城市—农村三部曲上来了。我决定改变计划，不写三部曲而写以城市为中心的长篇，即后来的《子夜》。”（《<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卷34，P487）并且正是在这个三个月中，茅盾“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所以时间应该是在1930年的11月到1931年的1月之间。从我们前面的大萧条叙述来看，这段时间仍然属于1929-1931年的大萧条的初期阶段，中国以外的各国受大萧条影响极大，但中国由于种种原因，在这个时期并未受到很大的冲击，有些行业反而因为国际白银的大量流入，而呈现出轻度繁荣的状况。这些受益的行业中，其实就包括棉纱业。对此，城山智子有如下描述：
中国的棉纺企业在1929-1930年进入了繁荣期，部分是因为抗议日本侵略济南而发起的抵制日货运动使对中国纱的需求突然增加，中国纱厂增加了国内市场的占有份额。但更重要的原因来自国际白银贬值的影响。对中国棉纱的需求进一步增加，而从金本位国家进口纺织品的数量减少，因为其价格按照银本位的中国通货计算上涨了。为了满足这一总体需求的增长，许多棉妙厂扩大其产能,最终达到4223956枚纱锭，比1928年增加了1828164枚。
对中国纱厂来说，另一个比较幸运的是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从印度和美国购买原棉。1929年中国棉花歉收。而1929年10月金融危机后，包括原棉在内的美国产品批发价格下降。印度原棉的价格也有所下跌，因为其不但易受国际市场趋势的影响，而且也面临着国内需求萎缩。尽管中国通货相对金本位通货的低汇率使价格下跌带来的益处打了折扣，中国纱厂发现进口棉花还是有利可图。印度棉是短绒棉，正好可与国产棉配合，而美国棉是长绒棉,适合纱厂纺出更细的纱。[42]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
（第三卷）
作者: 许涤新 / 吴承明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 2007-5
页数: 201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也几乎有相似的描述：“1925年‘五卅’惨案，抵制日货，华沙畅销，各厂纷纷增加生产。直到1929年，纱业都受抵货之利。1930-1931年，受金贵银贱影响，物价上涨，纱市仍见繁荣。”[43]城山智子认为，“直到1931年夏，棉纺工业总的来说是繁荣的。”[44]但此后，由于以下几个原因，纱业急剧衰退：其一，1931年夏秋席卷17省的大洪水，使得国内购买力大大下降（棉纱业主要依靠的是国内市场）。其二，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32年3月伪满洲国成立，“对中国棉纱和中国棉纱织成的布克以重税，但却免除日本纺织品的税负，……结果，对华纱华布来说，满洲市场几乎就是关闭的，上海纱布交易会上再也见不到东北三省商人的影子。纱布的东北市场就这样失去了，而这一份额在1930年占总销售的5%。”[45]其三，1932年一·二八事变，上海纺织业集中的地区遭受严重摧毁，此后，许多纱厂也没有回复生产。其四，日本纱厂在中国的竞争，“1920年后，用细纱织成的机织布所占市场份额在中国国内呈上升趋势，这些机织布或进口自国外，或主要由在华日本纱厂生产。实际上，1932年日本纱厂已经复苏，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们在江苏、上海的中国同行则严重低迷。”[46]（参见表5）其五，中国棉纺业的原棉一大部分依靠美国进口，“1933年夏天，美国政府对本国原棉价格进行保护，这给中国纱厂造成致命打击。”[47]
表5：中国纱厂与日本纱厂的盈利能力，1927-1935年
资料转引自：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
综上所述，茅盾放弃“棉纱”作为《子夜》中主要的产业描写对象是“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之后必然的结果。不但如此，其最后选中的缫丝业不仅仅是因为熟悉的缘故（从茅盾的各处回忆录都可以看出来），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自己说的“当时中国的工业产品以外销为主要业务的，唯有厂经（即机器缫成的丝），而且在法国里昂、美国纽约市场早已站稳脚跟”，但茅盾只是说了一个半句话，以他“进一步研究当时的中国经济现状”的态度，他不可能不知道当时中国缫丝业在大萧条中所受到的冲击，换句话说，他一定知道中国的缫丝业遭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并且他还应该知道导致这种巨大冲击的原因有很多，最为重要的原因当然是大萧条所带来的法国和美国丝业市场的疲惫，其次则是日本丝业的竞争，最后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丝业技术改良得非常好，丝质“均匀而有韧性，更符合美国市场的需求”[48]，而中国则相反，技术陈旧，丝的质量普遍不高。[49]然而，在这诸多的原因当中，茅盾最后只聚焦一个原因，即日本丝业的竞争，其行文的指向性不可谓不明显。
同“原料依赖进口，市场依靠国内”的棉纺业不同的是，中国的缫丝业是纯粹的“出口与替代”产业，市场严重依赖国外，尤其是法国和美国。从传统来讲，法国一直以来是中国丝的进口大国，但“一战”之后，法国经济委顿，对中国丝业造成不小的影响，因为与中国丝出口欧洲的传统不同的是，日本丝主要出口美国，“一战”后美国对生丝的需求量已经超过欧洲，[50]然而美国市场早已经被日本占领。当法国生丝需求萎靡，中国丝商转而开辟美国市场时却发现挤进美国市场非常艰难，“中国蚕丝很难大举进入美国市场：在1920年代，中国蚕丝在美国市场所占份额大约在10%-20%之间，而日本是70%-85%之间”[51]。1929年10月大萧条来袭之后，中国其他行业大多都享受了银本位所带来的利好，在1929-1931年间甚至呈现出轻度繁荣的局面，唯独缫丝业大面积受损，感受到大萧条的冲击最早最大，“1929年，中国对美国的生丝出口从23202担下降到4769担，降幅为80%，对法国的出口从23874担下降到8709担，降幅为64%。以此同时，由于国际市场上生丝供过于求，日本的缫丝企业开始降低价格。当时，日本生丝产量占世界总产量的80%-90%，纽约市场上出售的生丝90%都来自日本。日本生丝降价，中国生丝也不得不跟着下调价格但1930年下半年纽约市场上日本生丝每磅的价格始终低于中国。” [52]因此，江南地区的桑蚕养殖户遭受沉重的打击（参见表6）。这也就是为什么茅盾在1930、1931年间能够连续创作《春蚕》《子夜》这一些列以“丝业”为主的破产题材的原因。可以说，茅盾用文学的方式将大萧条在中国大陆最早的冲击表现了出来，但是，因为其意识形态指向性的问题，他主要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所谓帝国主义，从而使得自己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主义特色，而失去了一种全球性的宽广的视野。这种结果，从某一层面说是“得”，但从更高更为广阔的层面说，则又有所“失”。
表6：以美元和中国元计算的中国生丝出口价格指数，
1928-1935年
资料来源：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53]
其实，茅盾虽然把导致中国丝业破产的原因一股脑归因于日本帝国主义，但其小说中却有时候又不自觉的消解了这种指向。“譬如朱吟秋的厂丝，他们成本重，丝价已经不小，可是到我们手里，每担丝还要纳税六十五元六角：各省土丝呢，进来也跟着涨价了，而且每担土丝纳税一百十一元六角九分，也是我们负担的。这还是单就原料而论。制成了绸缎，又有出产税，畅销税，通过税，重重迭迭的捐税，几乎货一动，跟着就来了税。自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什么都有买客来负担去，但是销路可就减少了。……”（《子夜》，卷3，P44-45）这是茅盾借《子夜》中的陈君宜说出的一段话，上文已经引过一次。从这段话其说出了一个中国丝业的致命伤，就是政府课税太重，导致成本过高，而日本采取的重商主义，对丝业采取的政府扶持的政策，税费非常少，因此成本就低得多。同样低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日本照样可以盈利，而中国就亏本。因此，这里并不存在所谓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也非帝国主义问题。更多的问题出在中国自身，而茅盾的“主题先行”往往把这些都钉在“帝国主义”入侵之上了。
至于《子夜》中次重点描写的火柴业，同样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茅盾也不知不觉地在某些地方拆解了自己的“帝国主义入侵论”：
……唐云山笑了一笑，随手取过那盒瑞典火柴来又燃起一根茄立克，喷出一口浓烟，在周仲伟的肩头猛拍了一下说：
“对不起，周仲翁。说句老实话,贵厂的出品当真还得改良。安全火柴是不用说了，就是红头火柴也不能‘到处一擦就着’，和你仲翁的雅号比较起来，差得远了。”（《子夜》，卷3，P43）
对此，邬冬梅做过一段非常恰当的分析：“因此，生产技术落后和质量差是国产火柴业竞争失败的主要原因。而曾抢占中国市场的日本火柴业最终也是由于生产技术被后起之秀瑞典超越而被取代。瑞典不仅抢占了日本的海外市场，还进入了日本国内市场。南京政府在1931年将火柴的进口关税由7.5％提高到40％， 阻止了瑞典火柴的进入与国产火柴业竞争。从这一点来看，火柴业的破产更多原因在于生产技术，而政府对于民族工业的保护是有着积极的态度的。”[54]
将普遍问题“狭窄”成“阶级话语”或者“帝国主义话语”，确实是茅盾创作中经常存在的一个现象。就《子夜》而言，不仅表现在以上的两个行业的描写上，在其他的方面也有非常明显的表露。对于表4中的第五点，王彬彬是这样评价的，“小说第14章吴荪甫奸污王妈的细节，本身无可厚非。但瞿秋白的理论却大有问题。瞿秋白的理论是：‘资本家’在愤怒绝望之极时，会‘兽性大发’、会想要‘破坏什么’。但这实在是人性的一种普遍表现。坐‘雪铁龙’的资本家会这样，拉黄包车的工人也会这样；锦衣玉食的地主会这样，饥寒交迫的贫农也会这样。在‘阶级性’与‘普遍人性’之关系的认识上极其偏执，是瞿秋白这类政治家和理论家的一大特征。”[55]王彬彬这里所说的瞿秋白同《子夜》之间的关联自然是指瞿秋白对《子夜》写作的指导性意见，“《子夜》某种意义上是茅盾和瞿秋白共同创作的，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常识”[56]，甚至王彬彬认为，《子夜》“算是瞿秋白的‘心血之作’”[57]。而众所周知，瞿秋白在影响《子夜》最重要的痕迹在于表4的第四和第六点上，即指出吴荪甫和赵伯韬之间的斗法不是资本家个体之间的斗争，而是民族资本同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资本之间的斗争，最后矛头直指美国。而表现在小说里，则是通过公债交易这一形式。在《子夜》所有匪夷所思的情节当中，这一点是最令人匪夷所思的。“（《子夜》）修改后的结局为买办资本家的胜利和民族资本家的破产。突出了美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民族工业的绞杀和吞并，并表现了政府的对外勾结。美国资本的侵略在小说中没有太多事实。小说只在几处由旁人的话语提到赵伯韬有美国资本支持，指出美国金融资本吞并民族工业的大计划，‘大计画的主动者中间，没有你；可是大计画的对象中间，你也在内’，‘有美国的经验和金钱做后台老板’，这些语言的简单描写对于验证美国资本吞并民族工业是比较单薄的。”[58]在1930年代的中国，公债其实也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政府公债从北洋政府时期开始成为中国银行业发展的‘筹码’”[59]。发行公债的用途很多（参见表7），目的也很多，并不一定
表7:1927-1931南京国民政府发行公债用途分析表
资料转引自：李丹《近代经济史视野下的茅盾文学创作》
（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
就是搜刮民财，还有用于救济的公债。因为是资本运营，公债交易当然具有投机性。并且按照城山智子的说法，[60]中国产业资本最后纷纷挤进股票和证券市场参与投机而不是老老实实干实业，其实是有先天因素在作祟。即中国的产业先天不足在于，产业资本的筹措一般都是通过家族关系而非社会筹资，相当于合资，最后无论经营好坏，盈利的绝大部分都被硬性分红，根本不可能进行技术更新。同时，中国产业普遍采取的是产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方式运营，也就是厂房甚至机器设备皆通过租赁制的方式获得，并且企业运营资本严重依赖钱庄的长期或者短期贷款，导致产品成本中的利息额过高，从而形成产品成本居高不下的特点，在国际竞争中始终处于劣势。当大萧条来临时，产品销售价格急剧下降，而成本不变，于是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会因为资金短缺而面临停业破产。因此，这样一种运营方式最终会导致实业家门冒险进入债券和股票等“投机”领域，成则一飞冲天，毁则，一败涂地。《子夜》所反映的正是这一问题，“吴荪甫本不赞成投机公债，然而为迅速的扩充资本，实现自己的’双桥王国’之梦，便也钻到公债里去，以益中公司为大本营，与美国资本家的‘掮客’赵伯韬展开了公债市场上的斗法。”[61]“而从企业和金融活动的事实来看，吴荪甫的失败其实更多地源于自身的盲目投资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吴荪甫的商业决策和刚愎自用的性格即使放在和平年代，也同样会遭到失败。同时，提高投机市场保证金的做法也是正常的金融市场整顿，危机中美国政府也出台过类似政策。因此，小说对美国的经济侵略与政府对外勾结的展示具有一定程度的主题先行。”[62]
一个疑问是，茅盾小说更多的矛头指向是日本帝国主义，而从实际情况看，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威胁更大，就《子夜》而言，所谓中国民族工业竞争的对手也始终是日本，即便如茅盾自述所言“操纵标金市面者是国际资本主义”（《关于买卖公债》，卷15，P513），那么，为何不将赵伯韬设置成日本“掮客”，而是美国“掮客”呢？其原应该同茅盾江南书写的意识形态性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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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茅盾江南书写的意识形态性
关于茅盾江南书写的意识形态性、《子夜》的写作同沈泽民、瞿秋白及第三国际的关联性等问题，前人的研究，如桑岛由美子的《茅盾的政治与文学侧面观——<子夜>的国际环境背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3期）、邬冬梅的《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王明科的《慧眼中的误读：茅盾小说的经济史角度重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王彬彬的《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等多多少少都涉及到了，甚至在某些方面解析得非常到位，不过，总体感觉还是有可以打开的阐释空间。下面我想尝试做另外一番解析。
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一战”至“二战”结束的这段时间，是整个国际体系大转型的过渡时期。原先的以亚当•斯密自由放任思想为根底的围绕着英国霸权主义为中心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走到了尽头，新的“康德拉捷夫周期”开始发生效应，而未来的国际体系虽然尚处于未名状态，但总体而言，是朝着自由放任的相反方向奔驰，即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体系慢慢浮出水面。大萧条催化了这两种体系的转化速度。但这个大转换并不是从英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平稳地转换到以美国为主的世界体系那么简单，而是充满了张力与角逐。而大萧条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张力的场域。
大萧条首先激起是劳资关系的问题，即资本同劳动力之间的阶级关系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从意大利、法国到德国，从美国、日本到中国，无不充满了压迫与反抗的场景，所谓红色三十年代正是因为大萧条所引起的生计问题而席卷全球。因此，苏联的共产国际在三十年代最为活跃。
而在阶级问题活跃之时，民族问题同时也成为当时世界的最大问题之一，其重要性甚至不亚于阶级问题。但民族问题并不如阶级问题那样单纯，而是分为两个基本层面：第一个层面为殖民地与反殖民地的民族问题，譬如印度、中国、朝鲜、拉美、东南亚、非洲等，这一层面的民族问题的核心是民族生存权与民族独立问题；第二个层面的民族问题则为后发的资本主义第二、第三梯队成员国，在面对第一梯队成员国的超越与被超越问题，这一层面的民族核心问题是荣辱（日本）与复兴（德国）问题。
于是，当单纯的阶级问题在碰撞到及其复杂的两个层面的民族问题时，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其一，当阶级问题同民族问题的第二个层面碰撞时，往往阶级问题被压抑（如日本30年代的“转向”现象），最后内部的阶级问题消融在一致对外的民族问题之中（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日本所呈现的状态以及纳粹德国的民众状态），换言之，民族问题最后彻底消融阶级问题，形成一种极右的状态。这一种碰撞的结果可以称之为“阶级问题民族消融化”。其二，但，相反的是，当阶级问题碰撞到民族问题的第一个层面的时候，则一方面，在国内，阶级问题继续保存，而另一方面，在面对殖民主体的时候，则民族问题化解为整体的阶级问题，即一国（被殖民的）变成了受压迫的阶级形态，而殖民主体则成为了压迫阶级，在这个时候，一国之中的阶级问题同民族问题完美无缺地融合在一起而以阶级问题为核心，反倒是殖民与被殖民的国家内部的阶级问题可以暂时放置在一边——譬如“中国抗日统一战线”即属此类，这一类结合大多数以苏联第三国际为中心，形成所谓的左翼阵营，可称之为“民族问题阶级化”。
通过以上几类组合，国际势力在“二战”之前，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三大集团：其一，以英美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利益集团；其二，以苏联为中心的左翼（阶级论）集团；其三，以德国、日本、意大利为核心的右翼（民族论）集团。“二战”实际上就是这三种国际势力的角力场，但实际上在“二战”之前，无论是哪一方集团，在经过大萧条洗礼之后，基本上都迈向了集体主义或半集体主义的道路：美国“罗斯福新政”的统制经济体系、苏联的计划经济体系、日德的法西斯统制经济体系。面对世界局势，中国各阶层也意识到实施“统制经济”的必要性。“当30年代初期世界经济大萧条波及中国，导致中国的经济日益困窘之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也认识到统制经济实为加强经济建设、抵御外来入侵的救国方策。这一统制经济思潮很快便被中国一部分经济学者所接受，并传播到国内来。”[63]中国最早明确主张实施统制经济的是中国经济学社会员武堉幹[64]，1932年10月10日他在《申报》撰发《实施统治经济》一文，认为，“我觉得今后中国要自救的话，至少需要定下一个基本原则：便是‘彻底改造政治，然后实施统制经济’。”[65]随后，呼吁在中国实施统制经济几乎成为社会的共识。但不同的阶层各怀衷肠。
首先，当时所谓统制经济其实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尽管相对于自由主义经济而言都呈现为政府干预，但所谓统制经济（Controlled Economy）与计划经济（Planned Economy）其实有本质性的区别，“所谓计划经济就是一个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从生产到消费）均不受价格的支配，完全由国家依照一定的计划而实行，也就是说，在这种体制下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国有资产，处于政府的绝对控制之下，不具备独立的自由经营的特征。而统制经济与计划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前者仍然承认资本主义私有制，只是补充或纠正现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计划，而不是对其加以根本改造；它只是强调经济活动中的某一部分（主要是生产方面）计划，并不对所有的经济活动统加干预。”[66]因此，通常来说，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施统制经济，而社会主义国家（其实就是苏联）实施计划经济。但在就资本主义世界所实施的统制经济而言，在当时有可以区分为折中自由主义经济与政府干预的英美式的有限统制主义经济和德日法西斯式的国家之上统制主义经济。
当时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和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代表的亲美派极力主张在中国实施类似于罗斯福新政一类的统制经济政策，即有限干预经济。[67]而蒋介石与孔祥熙（1935年币制改革后取代宋子文成为新的财政部长）则倾向于德国国家至上的统制主义经济，希望藉此机会“树立所谓的领袖权威，在中国建立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独裁政府”[68]。关于蒋介石同德国法西斯之间的关联，美国历史学家柯林伟在《德国与中华民国》一书中有较为详细的论述，尤其是该书的第六章“朴素、法西斯主义和‘新生活’”将蒋介石1934年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同德国法西斯之间的关系讲得极为透彻。[69]如果不是1937年的中日战争及之后的“二战”的全面爆发，中国国民政府很可能在法西斯的道路上越驰越远。应该说是战争才最后将蒋介石政府拉到了英美阵营中。
《德国与中华民国》
作者: [美] 柯伟林
出版社: 江苏人民出版社
原作名: Germany and Republican China
译者: 陈谦平 [等]
出版年: 2006-9
而大萧条中的中国共产党当然是苏联政策的忠实拥趸及其执行者，并且由于苏联在大萧条中是唯一一个不但没有受到冲击而且还创造了举世瞩目经济成就的国家，——自1928年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以来成绩斐然[70]，因此，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大多被苏联道路所吸引。只要阅读大萧条中各种出版物，这一点就一目了然。而茅盾的《子夜》及同一时期的江南写作正集中代表了这样一种走苏联道路的中国社会的倾向，于是进入以苏联为核心的国际左翼势力集团的“民族问题阶级化”的话语体系中也是应有之义。如前表4所显示的，第4和第6条中，茅盾根据瞿秋白的意见将赵伯韬形象最终定格为美帝国主义的“掮客”也正是这样一种话语的文本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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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如何看待
茅盾大萧条时期的江南书写
文章最后想简单讨论一下鲁迅对茅盾大萧条时期的江南书写的态度，并以此作为收束。由于文字已经过长，只简单列举一些事实，将鲁迅的态度托出即可。
（1）对于《春蚕》的态度：1933年9月7日，鲁迅在《电影的教训》中写道，“幸而国产电影也在挣扎起来，耸身一跳，上了高墙，举手一扬，掷出飞剑，不过这也和十九路军一同退出上海，现在是正在准备开映屠格纳夫的《春潮》和茅盾的《春蚕》了。当然，这是进步的。”[71]鲁迅的文章虽然针对的是电影版《春蚕》，但毫无疑问对茅盾的作品是称赞的。但据藤井省三考据，很爱看电影的鲁迅似乎并没有去电影院看过《春蚕》，“鲁迅很可能也没有看过电影《春蚕》。《申报》9月6日《<春蚕>之试映》报导称‘9月1日晚，茅盾原著小说《春蚕》改编为影片之《春蚕》在中央大戏院试映。程导演步高特请茅盾及新文学家如田汉、叶灵凤等十余人往院参观’， 并没有提及鲁迅的名字。之外可能也举办过《春蚕》的试映会，但是鲁迅日记里没有任何关于该影片试映的片言只语。”[72]称赞而不看，并且“晚年在上海生活的十年中，鲁迅无视同时代的中国电影，专门只看外国电影，尤其喜爱好莱坞电影……”[73]藤井省三的这段话当然不完全对，但也说出了一部分真理，颇赖人寻味。
（2）在一些地方称赞过《子夜》，但明显有保留：“我们在两三年前，就看见刊物上说某诗人到西湖吟诗去了，某文豪在做五十万字的小说了，但直到现在，除了并未豫告的一部《子夜》而外，别的大作都没有出现。”[74]“《子夜》诚然如来信所说，但现在也无更好的长篇作品，这只是作用于智识阶级的作品而已。能够更永久的东西，我也举不出。”[75]
（3）《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文中将《子夜》同《红楼梦》《阿Q正传》并举，隐含了称赞的态度。但众所周知，这篇长文是鲁迅病重期间由冯雪峰代笔，鲁迅修改而成的，将三部作品并举是冯雪峰的原意，而非鲁迅。
（4）《子夜》出版后，瞿秋白先后写了两篇重要的评论文章：即1933年4月3日以“乐雯”的笔名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子夜>与国货年》和同年8月13、14日以“施蒂尔”的笔名在《中华日报》副刊《小贡献》上的《读<子夜>》。[77]“《<子夜>与国货年》则是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一篇评论《子夜》的文章。瞿秋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十日写就本文，经鲁迅修改后，请人誊抄，署上自己的笔名‘乐雯’，发表于同年四月二日和三日《申报·自由谈》。”[78]有意味的是，“在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十四篇杂文中，十二篇都经鲁迅收入自己的杂文集中”[79]，而唯独《<子夜>与国货年》与另外一篇《“儿时”》鲁迅未收录进自己的文集。“一九三三年三月初，秋白跟鲁迅开始合作杂文，三月五日作《王道诗话》，七日作《伸冤》，九日作《曲的解放》。这三篇杂文都在写成后即交给鲁迅，鲁迅在当天或隔一两天修改，托人登抄后发出。《<子夜>与国货年》情况有点不同，从写作到发表隔了几近一月。可能是瞿秋白在写成后压下了，没有立即交给鲁迅，也可能是瞿秋白写出后交给鲁迅，鲁迅将它放了若干时日。鲁迅作了文字修改后，于三月三十一日连同其它两文一起寄给《自由谈》编辑黎烈文。”[80]
如果丁景唐、王保林二人的考证属实的话，那么，将鲁迅的不收录《<子夜>与国货年》同以上对《春蚕》和《子夜》的几则态度综合起来考察的话，我们似乎可以看到鲁迅在对茅盾大萧条时期的江南书写的评价态度上的两面性，即在审美上的保留，在伦理上的认同。而这似乎也正印证了李欧梵在《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一文中所首先发现的鲁迅生命中始终交织着审美与伦理的二重性及其悖论。[81]
本文原刊于《现代中文学刊》2021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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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7页。
[2] 宋剑华：《“乌镇”上的政治经济学——论茅盾<林家铺子>里的艺术辩证法》，《东吴学术》2017年第3期。
[3] 作者另一篇《“经济破产”作为叙事来源》（《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8年第2期）跟此篇大同小异。
[4] 王明科：《慧眼中的误读：茅盾小说的经济史角度重释》，《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5] [日]鹤见俊辅：《战争时期日本精神史（1931-1945）》，邱振瑞译，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四川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6] 他们由此将日韩合邦后的35年亡国时期以1919年和1931年划分为三个时期：武断统治时期（1910年合邦-1919年三·一运动）、“文化政治”时期（1919年三·一运动-1931年满洲事变）和法西斯战争时期（1931年满洲事变-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参见[韩]姜万吉：《韩国现代史》，陈文寿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3-4页。
[7] “康德拉捷夫周期”是一个经济学术语，又名康德拉捷夫长波，是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捷夫1925年在其著作《大经济周期》中提出来的，即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周期为50年左右的景气与萧条交替的长期波动。一般将长波分成两段：上升的A阶段与下降的B阶段。沃勒斯坦和弗兰克在他们的论著中皆运用到了这种理论。参见[德]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刘北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336页。
[8] 这个转变也可以参考茅盾对阳翰笙小说《地泉》三部曲的批评。参见茅盾：《<地泉>读后感》，载茅盾：《茅盾全集•中国文论二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331-335页。
[9]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孟凡礼、尚国敏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页。
[10] 同上，第243页。
[11] [美]米尔顿•弗里德曼、[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美国货币史：1867-1960》，巴曙松、王劲松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2] 艾洪德：《<大萧条>中译本序言》，载[美]伯南克：《大萧条》，宋芳秀、寇文红译，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序言第2页。
[13]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第5页。
[14] 钱俊瑞：《怎样研究中国经济》，上海：上海生活书店，1936年，第31页。
[15]由于茅盾文本引文过多，在此只随文注释作品名称、全集卷号与页码，两段及两段以上引文在同一页，只在最后一段加注，下同。
[16]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第101页。
[17] 同上，第101页。
[18] 同上，第102页。
[19] 同上，第103页。
[20] 同上，第104页。
[21] 同上，第111页。
[22] 同上，第110页。
[23] 同上，第111-112页。
[24] 同上，第112页。
[25] 同上，第110页。
[26] 同上，第111页。
[27] 同上，第119页。
[28] 同上，第119-120页。
[29] 同上，第121页。
[30] 同上，第126页。
[31] 同上，第125页。
[32] 同上，第144、145页。
[33] 同上，第148页。
[34] 同上，第148页。
[35] 同上，第148-149页。
[36] 同上，第149页。
[37] 同上，第150页。
[38] 同上，第165页。
[39] 同上，第166页。
[40] 《<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春蚕>、<林家铺子>及农村题材的作品》等。
[41] 指《棉纱》《证券》《标金》，“我本来打算以《纱厂》、《证券》、《标金》三部曲作为新小说都市部分……”(《<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卷34，P488)
[42]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第127-128页。
[43]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44] [日]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第128页。
[45] 同上，第129页。
[46] 同上，第131页。
[47] 同上，第131页。
[48] 同上，第59页。
[49] “不断攀升的蚕价诱使无锡、武进和宜兴的蚕农在现有桑叶供应的条件下饲养更多的蚕。这样做增加了蚕茧数量，却牺牲了质量。”同上，第59-60页。
[50] “19世纪末期，美国就成为重要的生丝消费国，进入20世纪前则已是最大消费国:美国生丝进口总量超过3100万磅(约23.3万担)，约占国际生丝贸易的60%。到1920年代末，美国每年进口生丝总额达45万担。”同上，第59页。
[51] 同上，第60页。
[52] 同上，第117-118页。
[53] 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54] 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55] 王彬彬：《两个瞿秋白与一部<子夜>——从一个角度看文学与政治的歧途》，《南方文坛》2009年第1期。
[56] 同上。
[57] 同上。
[58] 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59] 戴建兵：《白银与近代中国经济（1890-1935）》，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22页。
[60] 参见城山智子《大萧条时期的中国：市场、国家与世界经济（1929-1937）》第三章“公司债务：资本积累问题”。
[61] 李丹：《近代经济史视野下的茅盾文学创作》，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5年，第9页。
[62] 邬冬梅：《民国经济危机与30年代经济题材小说》，《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
[63] 宋智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38页。
[64] 孙大权：《中国经济学的成长：中国经济学社研究：（1923-1953）》，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246页。
[65] 武堉幹：《实施统制经济》，《申报》1932年10月10日（第二张第七版）。
[66] 郑会欣：《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第3-4页。
[67] 参见宋智丽：《20世纪30年代中国经济思想的转变与发展研究——基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冲击的视角》，第39页。
[68] 同上，第41页。
[69] [美]柯林伟：《德国与中华民国》，陈谦平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1-220页。
[70] 郑会欣：《国民政府战时统制经济与贸易研究（1937-1945）》，上海：上海社科院出版社，2009年，第6页。
[71] 鲁迅：《准风月谈·电影的教训》，载《鲁迅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0页。
[72] [日]藤井省三：《鲁迅与刘呐鸥“战间期”在上海的<猺山艳史>、<春蚕>电影论争》，燕璐译，《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1期。
[73] 同上，第54页。
[74] 鲁迅：《伪自由书·文人无文》，载《鲁迅全集》（第五卷），第19页。
[75] 鲁迅：《书信·331213致吴渤》，《鲁迅全集》（第十二卷），第516页。
[76] 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载《鲁迅全集》（第六卷），第551页。
[77] 参见《<子夜>写作的前前后后》，卷34，P509。不过茅盾关于《<子夜>与国货年》发表的时间应该是记忆有误，他说是1933年3月12日，但实际时间应该是4月2日和4月3日连载的。参见楽雯：《<子夜>与国货年》、《<子夜>与国货年》（续），上海鲁迅纪念馆编，《上海鲁迅研究》（12），上海：百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400-403页。
[78] 丁景唐、王保林：《谈瞿秋白和鲁迅合作的杂文——<<子夜>与国货年>》，《学术月刊》1984年第4期。
[79] 同上。
[80] 同上。
[81] 李欧梵：《鲁迅与现代艺术意识》，载李欧梵：《铁屋中的呐喊》，尹慧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37-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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