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 | 熊鹰：文化的政治逻辑——论冰心在日期间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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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学史上的冰心通常给人一种推崇普遍的爱的理想因而疏离现实政治的印象，熊鹰老师聚焦冰心二战后旅居日本期间的文学活动，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冰心形象。作者在战后日本这一特定而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勾连起冰心本人所携带的新文学传统、冰心和吴文藻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国民性”话语、战后东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外交博弈等诸多脉络，探讨冰心在日本围绕中国文学的系列演讲及其作品在日本的译介所具有的深刻的文化政治内涵，为我们揭示了冰心的“文化”话语与实践所包含的激进的文化民主的构想。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转载自“论文衡史”公众号，特此感谢！

文化的政治逻辑

——论冰心在日期间的文学活动

文/熊鹰

1946年11月13日，冰心作为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团（Allied Council for Japan）第二组政治组主任吴文藻的家属从上海飞抵东京。直到1951年8月在陆久之的说服和联系下途径香港回国为止，冰心夫妇在日生活了近五年[1]。注意到冰心20世纪40年代思想转变的解志熙曾言，“在抗战胜利后至新中国之初这一时期，能够亲临日本的中国作家很少，冰心几乎是唯一的一位，所以她这一时期在日本的活动、观感和写作，不仅是她自己一生的重要的篇章，而且也是中日现代文化交流的重要一页”[2]。

冰心在日的这段时期正值“二战”结束后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对日实施军事占领的时期。1951年9月，日本在美国的压力下最终签订了《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不过，五年间，冰心依然与日本的妇女、作家、学生就各类话题进行广泛的文化交流。冰心的《寄小读者》连同收录于《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作品通过日译也被日本大众广泛阅读。1948年，冰心还在东京大学做了题为“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连续讲座，向日本听众介绍中国文学和作家。这一时期的冰心明言：“日本曾以军国主义来定义国家，但民族、国家不应该是这样的，文化和教育才应该是国家。”[3]包含文学在内的广义的文化，既是五四后成长起来的女作家冰心的身份符号，也成为冰心在日时期各种对外活动的主要话语手段。然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在战后日本实践的冰心的“文化”话语有何特殊的历史意义呢？其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逻辑？本文将通过分析冰心在日本期间的一系列活动和发言揭示出，冰心一方面吸收了美国人类学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资源，突破了“文野之分”，在战后日本重新定义了中国国民性，另一方面，冰心的“文化”话语与实践也抗衡以人类学知识为依托的美国战后统治，用与弱者共生的逻辑在“第三世界”的范畴内重塑中国的内外边界。

一、国民性话语的提出

1948年6月，冰心应东京大学文学系中国文学研究室和日本东方学会东京支部的邀请，在东京大学做了题为“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连续演讲。邀请冰心演讲的是东京大学文学部教授、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怎样欣赏中国文学”讲座由四部分组成，分别题为“中国文学的背景”“中国旧文学之特性”“新文学的产生”和“新文学的特性”[4]。从《乐府》《左传》《论语》、李华的《吊古战场文》到康有为的《中国歌》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在五次演讲中，冰心广征博引地向日本听众介绍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轨迹及特征。

冰心在日本，照片中为安田作子、冰心及美国远东军事法庭代表 M.C.Cramer少将夫妇，照片由美国陆军信号兵团的战地摄影师麦克唐纳德拍摄于1948年

以新诗和问题小说而著称的冰心也曾尝试过文学批评与研究。早在1923年，冰心就曾发表过题为《元代的戏曲》的研究文章。留美攻读硕士期间，冰心曾在卫斯理学院英国文学教授的帮助下将李清照的词翻译成英文，并写作了题为《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的论文，对中国诗词的韵、格律、调、诗意、比喻等做了细致的形式分析，也对诗词的内容做了独到的解读[5]。在“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连续演讲中，冰心既沿袭了其一贯的文学研究与批评的传统，在“中国旧文学之特性”“新文学的产生”“新文学的特性”这三部分中分别详述了中国旧文学和白话新文学的特点。与此同时，冰心也在“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加入了一些新的“文化人类学”的因素。例如，她在开篇“中国文学的背景”中不断总结中国的“国民性”特征。冰心一开始就提出：“每一个国家的国民，都有它特别的遗传和环境。所以自然就有了他的国民性，由这一点来讲，假使不能理解一国的国民性，就很难欣赏一国的文学”[6]。在连续演讲中，冰心在即便“不能参看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国民性的书”的情况下，依然坚持照着自己的想法，力图阐释“关于中国的国民性的几个问题”[7]。也就是说，“国民性”是冰心在战后日本想要传达的重要内容，并且在冰心看来，文学和文化是了解中国国民性的重要手段。那么，在日本的这次演讲，冰心又将总结怎样的“国民性”特征呢？

国民性对于五四作家并非一个陌生的概念。国民性批判与国民性改造问题是包括梁启超、鲁迅在内的20世纪初中国作家的重要议题。然而，与五四时期的国民性话语不同，冰心在战后日本提炼出的中国国民性的首要特征便是“爱好和平”[8]。她列举了鲍照的《行路难》、六朝梁时代的“鼓角横吹曲”、李益的《从军北征》、李华的《吊古战场文》等诗文来说明中国“重文轻武”的传统，表明中国是一个向来爱好和平的国家。不过她也补充道：“中国人民遇到国家危险，逼而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是不抵抗主义的！”[9]因而，对于中国人民而言，“除了坚守边境，互不侵犯以外，没有别的办法”[10]。接下去，冰心又通过列举《诗经》《木兰辞》《游子吟》《古乐府》《易经》和韩愈的《原道》等篇章充分展开对于中国国民性的说明。主要内容包括：“中国的国民性偏重伦理的思想”[11]，“中国没有国教，没有以神道来说教”[12]，“中国是个人主义的民族”[13]，“在中国可说是没有一个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若是有的话就是‘个人’”[14]，“在中国，‘士’与天子是平等的”[15]，“中国的国民性是平衡、调和、中庸的”[16]等方面。很明显，冰心并非单纯地介绍中国古代与现代白话文学，而意欲归纳文学背后所隐含的国民性特征。

事实上，“国民性”概念是冰心在日期间不断提起的一个概念。她曾在1947年10月21日的日中文化协会的演讲中提到，国家政府层面的交流并不是真正的外交，“日本军阀通过工业、矿山、农业、商业、军事等方面的统计了解了中国。他们用数据式的理解方法来了解中国。但是也有从数据中推断不出的东西。这就是中国的国民性。中国的国民性通过军人是绝对无法理解的”[17]。在冰心看来，中国的国民性正隐含在文学与文化中。从与政治军事相对的文学领域传递中国的国民性似乎成了在日期间冰心的自觉。

冰心

由于冰心在日期间的特殊背景，她的“国民性”概念也因而有着很强的政治性与现实关怀。冰心的演讲由日本著名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翻译，一年后由“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现有的《冰心全集》称其所收录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便由此翻译与转录[18]。然而，《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版本信息较为复杂。冰心在1948年6月1日致赵清阁的信中写道，“东大（即东京帝大）请我去讲中国文学的欣赏，五次，六月二十一日起，苦于无参考书”，冰心接着说：“演讲稿还没有准备，大题目（五次）拟就了。我不会有稿子，将来有人速记再给你看。”[19]也就是说，冰心并未写作中文底稿。在实际演讲中，冰心用汉语演讲，仓石武四郎现场进行日语翻译，东京大学的研究生现场用日语速记，随后请熟悉汉语的日本学生将日语速记稿翻译成中文并交冰心审阅。冰心对原稿做详细删改后，将稿子交当时中国代表团的翻译阎承惠眷清，随后返还仓石武四郎，此时已是1948年末。仓石武四郎收到眷清稿后再次校译成日文稿后出版[20]。根据日本学者宫本惠的研究，《冰心全集》中所收录的《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实则依据的是中国代表团的阎承惠所眷清的版本而非最后日本雄辩会讲谈社的单行本[21]。然而，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版本。在冰心将中国代表团翻译阎承惠眷清的稿子返还仓石武四郎前，演讲稿曾分三次连载于1948年7月3-5日的《中华日报》，题为《中国文学的欣赏法——有关其国民性》。作为冰心演讲关键词的“国民性”在题目中一目了然，清楚地显示出冰心的中国文学演讲的主旨正是“国民性”。

《中华日报》是战后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华侨罗锦卿于1946年12月在东京创办的日报，是占领期日本唯一的华侨报纸[22]。《中华日报》创刊的宗旨为：正确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通过翻译中国人的论文深化日本人对中国的认识，实现和增进中日文人的共鸣与互携。《中华日报》与吴文藻所在的中国驻日代表团关系密切，接受中国驻日代表团第四组即文化教育组的指导。中国驻日代表团的官方声明常刊于《中华日报》，日报的社论也经常发表官方意见[23]。当时吴文藻作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的成员赴日，身兼政治组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作为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成员家属的冰心，在演讲中所作的中国国民性表述可以说与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希望增进中日相互理解、促进中日文化人交流的总体政治框架密切相关[24]。不过，自1942年始，蒋介石就一直反对废除天皇。即便在开罗会议上，当罗斯福坚持废除天皇、甚至主张将天皇列为战犯时，蒋介石也依然明确反对废除天皇。而“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连续演讲则用中国国民性中对“个人”的尊重、中国国民性里没有“神道来说教”等一系列民主特征直戳日本战后依然尊“神道教”、保留天皇且个人各项权利仍得不到保证的事实。可见，虽然冰心和吴文藻的发言与行动均受限于驻日中国代表团的政治立场，受到“五四”民主思想洗礼的冰心依然在“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中保留了自己的声音。

《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 著，仓石武四郎 译

（作者提供）

二、作为斗争场域的“国民性”

正像上文所言，“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中有关国民性的表述意欲在战后日本传达一个和平与民主的中国形象。与此同时，它也分享着“文化人类学”对“文化”的理解，并与美国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以日本国民性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菊与刀》构成了直接的对话。

冰心赴日前的三个月，即1946年8月16日，吴文藻就飞抵东京开始了工作。吴文藻主要旁听了东京国际审判并以顾问的身份出席了盟国对日本即将颁布的《日本国宪法》的说明会。在出入远东军事法庭、盟军总部，盟国对日委员会、帝国饭店、盟军俱乐部等场所的过程中，他了解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鲁丝·本尼迪克特的著作《菊与刀》在战后日本的巨大影响。[25]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沿用了她1935年出版的《文化模式》的方法，研究日本特有的文化和习俗模式，并由此预测日本对美国一系列占领措施的反应。本尼迪克特建议，战后美国在日本的管制应该遵循日本国民性和传统中将天皇视为最高象征的做法，保留天皇制。本尼迪克特认为，若能这样，日本将在不远的将来奠定繁荣的基础，利用优势超越目前军事化的中国，成为东方的主要力量[26]。远东占领军的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在阅读此书后直接形成了对日管制的具体蓝图[27]。1947年颁布的战后《日本国宪法》中明确保留了天皇。

《菊与刀》，[美]鲁思本尼迪克特 著

商务印书馆，1990-06

吴文藻并非此时才第一次接触本尼迪克特的研究。吴文藻1925-1929年曾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系，期间曾旁听过哥伦比亚大学的文化人类学教授弗朗兹·伯厄斯（Franz Boas）及其学生本尼迪克的文化人类学课程。回到燕京大学任教的吴文藻又利用1936年的学术休假再访过伯厄斯和本尼迪克特。1932年，吴文藻还曾撰写过《文化人类学》一文，赞赏伯厄斯一派所采用的历史及心理的观察法。他也注意到以伯厄斯为首的美国人类学批评派善于对一定的文化区域进行客观的调查，应用款式（style）与模型（pattern）的概念描述部落与区域文化[28]。伯厄斯的文化人类学提倡历史特殊论和文化相对论，通过空间视角修正了传播论的文化圈理论，提出了“文化区”的概念[29]。

伯厄斯所提出的“文化区”在四十年代在美国的国际政治和对外关系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进而转变为美国对占领区及敌区的区域及国别研究。1943年6月28日，本尼迪克特接受美国战时情报局的海外情报局的聘请，代替她的朋友、英国人类学家杰佛瑞·戈勒（Geoffrey Gorer）成为海外情报局文化研究基础分析的负责人，负责研究欧洲和东南亚各国的国民性及占领政策[30]。由于美国急于想弄清楚“敌人的性格”，自1943年起，本尼迪克特一系列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便是对美国占领区及敌区国家和民族的“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研究[31]。1944年6月，本尼迪克接受了有关日本研究的委托，成果便是9月15日提交战时情报局的题为《报告25：日本人的行为模式》（Report25：Japanese Behavior Patterns）的报告，即《菊与刀》的雏形[32]。

《我的狭岛祖国》，濑尾澄江 著

英文版封面（作者提供）

本尼迪克特本人没有去过日本，所用的材料皆是英语世界能找到的有关日本的各类历史、小说、电影等“文献”以及对在美日本人的采访与调查，即“文化”概念所包含的一切。其中，本尼迪克特所使用的一则材料便是“三岛女士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为了证明日本人性格拘谨，本尼迪克特说，接受美国奖学金到卫斯理学院学习的日本留学生三岛女士在美国时就发现中国姑娘具有的那种沉着风度和社交能力是大多数日本姑娘所欠缺的。她们的安详和沉着与日本姑娘的怯懦、拘谨形成强烈对比，显示出社会背景的一些根本差异[33]。这位三岛女士便是冰心1923-1926年在美国卫斯理学院留学时的同学濑尾澄江。在《我的狭岛祖国》中的中国姑娘便是王国秀、桂质良以及冰心等中国留学生，而冰心留美时期所写的《寄小读者》通讯九与通讯二十中所提到的“日本朋友”很可能就是濑尾澄江。

濑尾澄江在卫斯理学院就读期间和冰心交往密切，两人是室友。在所有的中国留学生中，濑尾最为熟悉的就是冰心。冰心还曾许诺要帮助濑尾澄江前往燕京大学继续深造[34]。有意思的是，濑尾在美国对西方的种族主义、理性主义和物质主义产生了怀疑。和冰心一样，在对西方文明失望后，濑尾转而在“民间”找到了西方文明真正的希望和精髓。她在自己所交往的普通美国人身上看到了宽容，理智和道德的敏感性[35]。留学归国后，濑尾嫁给了日本著名的中国历史学家三岛一，随夫姓，更名为三岛澄江。但濑尾依然与冰心与吴文藻夫妇保持着联系，她在1941年出版的自传《我的狭岛祖国》中谈到自己在日本读到了冰心作品的日译本，也听说她离开了北平的家，辗转到了昆明。在这本出版于太平洋战争前夜的自传里，濑尾勇敢地写道：“我们给中国所带来的毁坏，未来将由许多代人承担这一后果。”[36]鉴于濑尾的英语能力和反战思想，从1946年夏天开始，濑尾担任了两年半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辩护团的翻译[37]。战后代表国民政府与美国占领军打交道的吴文藻很有可能到日本后就见到了濑尾澄江。他也很可能从《菊与刀》中发现了本尼迪克特对于《我的狭岛祖国》的引用，在其中发现与日本国民性相对的中国国民性形象。

《三寄小读者》，冰心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1981-07

与本尼迪克特的方法几乎一样，冰心也直接取材于文学“文献”，意图抽象出有关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范式。不过，冰心抽象出的中国“国民性”话语正和本尼迪克特的日本国民性理论针锋相对。她重点表达的是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而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军事化的国家。来到日本后不久，冰心就发觉，“日本人民普遍对中国的情况不了解，缺乏认识”[38]。据吴文藻的学生费孝通回忆，不论在英国还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在20世纪30年代前始终是以当时被欧洲人称为“野蛮人”的人种为研究对象的，而“人类学”也实际上等同于“野蛮学”[39]。“国民性”概念则是可以清晰反应这一变化的一个话语斗争场所。早在五四时期，美国传教士亚瑟·史密斯就在其《中国人的性格》中大谈中国人的国民性，指责“缺乏同情”正是中国人国民性缺陷之一种，生活在封闭狭窄的小院子里的母亲和女儿“往往恶语相加”[40]。在史密斯看来，“中国人缺乏同情”，“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41]。虽说“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友邦人士认为显然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指导”，但在亚瑟·史密斯看来，“最深切地需要”则是自十八世纪以来就在西方得到长足发展的“人类的同情心”[42]。这种论述显然是把中国的国民性置于与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人道主义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上。这也是战后日本对中国的理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或许可以推测，冰心才努力在作品和演讲中用同一个国民性概念、同一套文化相对主义的方法回应西方人类学的偏见。

除了“怎样欣赏中国文学”中的国民性概念外，冰心在战后日本的文学译介情况也很好地回击了这样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中国国民性描述。冰心自身的文学，尤其是《寄小读者》，也同样阐释了中国国民性。《寄小读者》是冰心1923年赴美留学期间为《晨报》的“儿童世界”专栏所撰写的“通讯”散文，共计29篇。1926年5月由北新书店出版单行本。它在日本的译介是1940年。在日本翻译和介绍《寄小读者》的正是邀请冰心到东京大学演讲的汉学家仓石武四郎。据仓石自叙，着手翻译是1939年，当时是为了给参加京都帝国大学中国语讲座课程的学生们选择后续研究的课本。1940年，《寄小读者》又被用于兵库县立丰冈中学的中国语教材。在《寄小读者》自费印刷成41页的小册子后，又“慢慢整理翻译出了一本书”[43]。

“我去的地方，是在地球的那一边”，可醒来时，却发现自己躺在疗养院的病床上——《寄小读者》的大部分内容写于冰心在美国卫斯理学院身患肺病后先后住进大学的医院及青山上的沙穰疗养院时期[44]。据《寄小读者》的《四版自序》称，“书中的对象，是我挚爱恩慈的母亲”，“我提笔的时候，总有她的颦眉或笑脸涌现在我的眼前”[45]。病中的冰心，“深深的觉出了宇宙间的凄楚与孤立”[46]。《寄小读者》于是成为一个初次离家赴美求学的中国女儿，一个只身在美国医院中求生的病人，一个“落伍者”“弱者”“最弱的一个”，一个无法控制自我情绪的“闲人”对母亲的诉说。然而，冰心在病中接受着不同国家的朋友们所馈赠的鲜花与礼物，在院中与不同国籍的女病人“同病相连”，度过了与她们“互相怜惜，互相爱护的光景”[47]，最终在苦难中发现，“无论贫富，无论贵贱，造物者都预备一个母亲来爱他”，“人类在母亲的爱光之下，个个自由，个个平等”[48]。《寄小读者》也因此成为任意一个弱者对一个热爱全人类的母亲的普遍呼唤。

《寄小读者》写作时正处于中国文学面临根本转换的时期。冰心自述，“我在中学的时候，所学的国文都离我们太远”，“作文的题目是‘富国强兵’，文章的头一句总是‘人生一世’”，而那些风对雪、日对月的文章，“拆开来都是空空洞洞没有什么东西的”[49]。因而，与经世济国的文章相对，冰心在文学中探索着母女之情以及寄语“小读者”的表达形式。冰心尤其看重文学中的“情”。与“文以载道”的中国旧文学不同，她认为新文学“本来是应该用来抒发各种感情”的[50]。在形式上，冰心采用了通讯的形式，因为“觉得用通讯体裁来写文字，有个对象，感情比较容易着实。同时通讯也是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说许多零碎的有趣的事”[51]。从20年代的《寄小读者》，到50年代的《再寄小读者》，直到七八十年代的《三寄小读者》，书信体一直是冰心偏爱的写作形式。在这些书信体的散文中，冰心坚持用亲切而充满感情的语言，书写自己的亲历和见闻[52]。

这种坚持真情实感与沟通对话的文学让译者仓石武四郎感动不已[53]。他在译者序中写道：“我反复地读这本书。普通的书读第二遍时是不会流泪的。但是，这本书越读越使人感动，每次都不禁流泪。这恰好印证了无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人与人的灵魂深处潜存着一种能够共鸣的东西。也许某一天，在我的灵魂深处，会像重叠的照片那般共同映射出冰心女士的‘母亲’和我的‘母亲’。我作为‘母亲’的孩子一遍又一遍地诵读了这部作品。”[54]和仓石相似，阅读《寄小读者》的日本中学生对于冰心所描写的母亲和女儿形象也惊叹不已，连连发出原来“中国也有这样的文学”或“中国人的心中也有这样的一面”的感叹[55]。据赴日后的冰心自己介绍，“我去时许多记者，妇女，还有小读者都来访问，《寄小读者》一书在日本销路极广”[56]。可见，冰心的作品已经被大量日本读者所阅读。如果说“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的连续演讲提出了不同于欧洲文化人类学理论标准中的中国国民性概念，那么《寄小读者》则用具体的文学创作鲜活地证明了，这样一种国民性是实实在在存在于中国文学与文化之中的。

三、文化民主时空的建立及其边界

当然，《寄小读者》里的困境不单是冰心个人的困境，也是“第三世界”的政治困境。颜海平曾指出，为了寻求“先进知识”，像冰心那样的中国知识分子从农业古国前往工业国留学。他们的世界在工业强权的扩张运动中困境重重。现实困境构成了他们斗争的一部分[57]。对于20世纪中国的国家困境，冰心自然并不陌生。她曾描写赴美途中所搭乘的约克逊号上的中国广东侍者所诉说西人的歧视。她也描写了自己的船到美国后如何出现了又是国旗又是国歌的情形[58]。冰心甚至在《寄小读者》第十八篇通讯中记叙自己在东京参观战争纪念馆时“心中军人之血，如泉怒沸”的情景。[59]冰心的父亲谢葆璋曾驾驶“来远号”参加过甲午海战。[60]战争纪念馆中的“战胜”纪念品对于冰心来说自然能引起切身的痛苦回忆与愤怒。然而冰心很快就发现自己“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我心中虽丰富的带着军人之血，而我常是喜爱日本人”，自己更在意普遍的“正义”问题，更关注“人类欺压人类的事”[61]。

上述《寄小读者》第十八篇通讯写于冰心病后1923年底在青山疗养时期，正值吴文藻1923年圣诞节后去青山看望冰心。此时吴文藻正在为大江会的成立做准备。冰心谈及对于国家主义的思考可能与此相关。冰心后来也曾参与过大江会在美国的国剧演出，亲自上演《琵琶记》[62]。冰心还参加过大江会1925年9月2日在雪拉鸠斯的年会。该年会的主题便是国家主义与中国。但冰心对国家主义的思考明显迥异于大江会的知识青年。大江会是1924年清华留美学生在芝加哥成立的团体，参加者除吴文藻外还有罗隆基、闻一多、吴泽霖、潘光旦、钱宗堡、刘聪强、何浩若、浦薛凤等。大江会宣言中第一部分便是国家侵略主义与国家主义。宣言称，“任何国家，其国家观念不发达者必被帝国侵略主义所歼灭。换言之，任何国家，不托命于国家主义之下，必为帝国侵略主义所淘汰”[63]。而今日中国紊乱的原因，“谓之为缺乏国家主义”，即“有天下主义而无国家主义”、“有个人主义而无国家主义”[64]。基于这样的现实，大江的宗旨便要“对内施行改造任务，对外反对列强侵略”[65]。所谓内部改造运动，即“促起中华人民对国家之一种自觉心，在提倡中华人民成仁取义死节赴难为国牺牲之气节耳”[66]。

1925年9月留美学生在雪拉鸠斯举行年会，左起第七第八是恋爱中的吴文藻和冰心（作者提供）

正如冰心在同一时期所表述的自身“是没有主义的人，更显然的不是国家主义者”那样，吴文藻、冰心在思想上与他们所参与的大江会有着分歧。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完成了《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一文，意图从学术脉络上梳理国民性、国家主义等概念，以划清“国家与邦、国邦，或国民邦之区别，国家与种族、民族、人民、政府、主权、社会等之区别，国家与国民性、国家主义之分别”[67]。吴文藻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后又进一步在《民族与国家》一文中区别了民族、国民和国家，即所谓“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而“一团体之得怀抱同一生活态度之理想，实以伟大之文学形成”。[68]

在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的文化圈视野中，国家并非唯一的核心观念。抗日战争爆发后的30年代末，吴文藻在昆明主持“人类学讲座”时，曾就民族问题与主张“中华民族是一个”的顾颉刚与傅斯年有过争论。[69]40年代到重庆后，吴文藻作为西北建设考察团的团员，对新疆民族问题和西北民族问题进行考察时又因为坚持自己一贯的民族主张而与团长罗家伦及蒋介石《中国之命运》一书中的观点不和[70]。由于对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各民族存在的客观事实”不满，吴文藻连西北调查报告也没有完成就退出了[71]。与官方的国家—民族主义不同，冰心、吴文藻夫妇的民族主义更接近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描绘的那种基于语言与文化的、非官方的、民众的文化民族主义。冰心在战后日本的文学活动中所秉承的也是这样一种以文化为核心的民族主义。

在分析五四思潮时，杨念群曾指出，民初的首要问题是如何面对清朝灭亡后遗留下来的政治真空以重建国体政体。但民国建立后，“军阀交替主导政权的结果使得民主改革的美好愿望迅即破灭，短短数年，民初知识人中就已累积形成了深刻的心理危机”[72]。“一战”和俄国十月革命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社会问题也暴露了出来，西方国家曾代表的“具有普世意义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标准形象”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和动摇[73]。在这种国内外局势下，“五四”之后，与上层“国家”改造相对持的“社会”变革概念日益显出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说，冰心的文学创作和活动便是在“五四”以后这种民间与社会愈发具有革命性的历史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寄小读者》中所塑造的母亲一方面是一种理想的母亲形象，代表了“更适合弱者利益的、不带侵犯性的信念”或者某种“抵抗、削弱、控制乃至消除强者的侵犯性和权威”的爱[74]。冰心以母女共情、爱为中介的文学在五四时期——正像孟悦所指出的那样——最终表达的是五四时代的文化命题。但是，和五四时期大多数的以个体反抗秩序的女性作家不同，当母亲的爱和一种造物的意志相结合时，冰心的“母亲”也代表了一种新秩序的可能，母女之间的共情世界可能会转化成“一个世人共有的也可以为世人接受的抽象观念”，即新的秩序世界[75]。在五四时期文化和民主熏陶的基础上，冰心夫妇又在随后的三四十年代理解和接受了人类学中的文化区和文化社区理论。当这样的一种母女共情的文化主义话语越过五四以后，它也将变成对于现代性秩序所暗含的权威与霸权的反拨，继续更生为一种更为广阔的新秩序。作为人类学和文化研究的分析范畴，“国民性”事实上被用于分析各种规模的社群，包括家庭、宗族、民族、性别群体、社会经济范畴内的阶层，甚至种姓阶层。[76]它被冰心用来构建中日间并非基于上层政治、而是基于民间普通人经验的文化空间。

然而，新的文化空间的边界在哪里？像吴文藻所设想的那样彻底厘清民族、国民和国家是否可能？仓石武四郎在1942年《寄小读者》日译本后记中写道，自己翻译《寄小读者》是在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此时，日本知识界和民众对于中国及中国语言的无知尤为明显[77]。通过介绍冰心和中国现代文学，仓石要做的便是让中国和中国语成为日本普通大众的知识，提高一般日本人的中国认识。对于在日本汉学内部进行改革的仓石武四郎而言，与忠君爱国的日本的传统汉学相比，冰心的作品是抒发真实的儿女之情；与男性主导的儒学话语相比，冰心的作品代表了女性及弱者的对话精神，与诗文刻板的格律及八股形式相比，冰心时而寄语、时而独语的写作风格传达了现代白话活泼与民主的形象。这正是冰心作品所构建出的文化民主时空。不过，仓石也对40年代“即便不上中学，未来的青年，也一定会去中国大陆”的中日政治与现实也有相当的自觉[78]。在仓石看来，冰心的文学所从属的有关现代中国的知识无疑是“文化新兵器的工厂”，是“为了融合东亚民族的化学实验室”，是日本的中国研究无论如何都应该肩负的国策的一部分[79]。正如“兵器”、“工厂”“化学实验室”所显示的那样，仓石译介冰心文学、连同其将传统汉学研究转换到对于现代中国认识上的努力，也未逃出40年代日本现代武力扩张的脉络。

事实上，冰心的作品在日本受到关注正是1940年前后，是在一个日本人感觉到“东亚新秩序”即将到来的时刻。除了仓石的译介外，1939年《繁星》和《超人》由中国文学研究会翻译出版。同时，《一个兵丁》由土井彦一郎译注，收入1940年出版的《西湖之夜：白话文学二十讲》。自诩为民间外交官的土井彦一郎在序言里明言，“在这个东亚形势一路迈向日中亲善，日中提携的秋天”，自身更感受到学习白话文和中国语的重要性[80]。而他这本书以北京沦陷后用日本外务省资金筹建的北京近代科学图书馆所编辑的《中国现代文学读本》为底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前外务大臣佐藤尙武的推荐[81]。冰心的另一篇小说《冬儿姑娘》则由中山樵夫翻译，收入1941年的《苦闷的中国》。在该书中，中山樵夫在“东亚的非常时刻”选择了鲁迅、周作人、林语堂、郭沫若和郁达夫等著名作家之外的、“卑微”的女作家或籍籍无名的作家的作品。像《冬儿姑娘》一样，《西湖之夜：白话文学二十讲》中所收录的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底层老百姓“苦闷的”生活。这些著作在收录冰心作品时，多少都体现了日译者在东亚新的政治和时局下，向日本国民传达所谓的“真实”中国的自觉。颜海平曾说，20年代冰心作品中的那种情感理性的认知感知及其隐含的共生关系“似乎不仅与一个暴乱的时代相脱节，而且与特定环境中的特定人性及其可能相脱离”[82]。冰心作品所具有的那种普遍和抽象人伦感情较易越过国界，为日本的读者所共享。作品秉持的非官方的文化民族主义也较易在日本民众中得到回应。代表普世和底层的母亲形象为伦理道德体系重建中的中日两国所共享。只是，与此同时，冰心20年代以来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对于绝对国家主义和暴力的警惕、对于民主文化区域的构想也都较易被日本40年代超越一国地理与政治边界的对外扩张政策所挪用[83]。

结语

自“五四”以来，冰心和吴文藻就坚持基于民间共同体的文化与民族主义理想，这种理想在战后短暂的在日工作时、在与美国人类学家的对话中树立了一个民主中国的形象。这种构想也在新中国建立后的人民外交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续。冰心于1951年回到祖国，在新的政治体制中重启她的文化外交工作。1953年公开出来活动后出访了印度、日本、埃及、瑞士等国。1953年底访问印度后，冰心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少年儿童作了《与小朋友谈访印之行》的广播辞。1956年发表了《给国外华侨小朋友的一封信》，1957年发表了《国庆寄语海外的母亲们》。1958年在出席了亚非人民团结大会及在塔什干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后，冰心在《人民日报》上开始了《再寄小读者》的连载，并在同时期的诗歌中向广岛的母亲、华沙的母亲、黄金海岸的母亲、塞浦路斯的母亲、地中海和红海的母亲呼唤，“我们不要氢弹，原子弹，我们不要毁灭世界的祸灾！我们要和平，幸福的生活，我们要保卫千千万万的婴孩”[84]。冰心用“五四”所开启的“对话体”重绘了一个美苏两极之外的广阔“第三世界”，用“母亲”的形象再次呼唤着一种新的秩序的建立。

从五四作家到留美学生，从40年代的驻外代表家属到50年代文化外交工作者，贯穿于冰心写作与活动的始终是一种认可弱小主体，在现有主流强权世界之外重构文化圈的民主精神。以弱势个体、民间为基准，而不是以政府、军事、商业、工业等现代性基本元素为基准的对于文化的重视使得冰心能在1951年回到新中国后顺利地过渡到新中国的“人民外交”中。从《寄小读者》到1958年再提笔的《再寄小读者》，其中正蕴含着20世纪中国抵抗霸权在广阔底层世界中寻找连接的一贯政治逻辑。与弱者共生、在霸权之外别求新生的路径正是战后重建中日关系的起点，也是冰心所参与的50年代“人民外交”的核心策略。

冰心和吴文藻对于文化和民族主义的理解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亚非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在理解政权形式上所具有的开放性。特里·伊格尔顿曾指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形式是一种个别与普遍协调后的产物，“要想脱离实践的因果律并且被提升到必然性的地位，民族需要国家这个普遍化的媒介”来使文化得以展现并不断发展[85]。但是，在法国大革命后诞生的欧洲国家，民族国家首先就是一种理性化身，体现了对于人权、公民权和平等的信仰[86]。而国家对外的含义又不可避免地指向“殖民主义”，一种统一世界、统一法律、统一人类、消除野蛮的“普遍观念”[87]。这便是欧洲民族—国家的宿命。而冰心、吴文藻以及20世纪中国诸多的文化话语事实上曾试图突破欧洲民族—国家的这种普遍与特殊的模式，尝试从这种模式占据现代性霸权地位的世界结构的内部出发，打破原有的边界，建立新的秩序，因而可被看作是一种比已有欧洲民族—国家传统更激进的定义与追求。这种新型民族—国家的理想在他们看来并非仅仅由行政单位来定义，也并非仅仅为了统合民族文化，而是包含了反抗现代性霸权和暴力的核心精神，包含了重要的文化民主的面向。它的普遍性不在于对于欧洲民族—国家历史的肯定，也非对于欧洲18世纪以来启蒙人道主义同情观的肯定——正是阿瑟·史密斯那样自诩继承了18世纪以后欧洲启蒙人道主义传统的国民性话语占据了文明论的高地，宣扬了欧洲文明的优越，在文化领域实施现代性的暴力——而在于在中国历史和民族的特殊性中找到了以正义、弱小者生存权为追求的普遍性，并由此重绘了“第三世界”文化民主的时空。这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留给20世纪中国的宝贵经验，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资源在20世纪上半叶外交领域中的成功实践。

本文原刊于《文学评论》2021年第5期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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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51页。

[2]解志熙：《人与文的成熟——冰心四十年代佚文校读札记》，《鲁迅研究月刊》2010年第1期，第86页。

[3]冰心：《重启中日文化交流》，《我自己走过的路》，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39页。

[4]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481页。

[5]冰心：《李易安女士词的翻译和编辑》，《冰心全集》第2卷，第279-319页。

[6]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7]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1页。

[8]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2页。

[9]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10]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5页。

[11]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57页。

[12]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13]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1页。

[14]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页。

[15]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3页。

[16]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3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64页。

[17]发表在1947年11月《日中文化协会会报》第2号上，引自冰心《文化交流才是通向自由和平的道路》，《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70页。

[18]《冰心全集》第3卷中所收的《怎样欣赏文学》最后标记的出处是日本的单行本。

[19]冰心：《致赵清阁》，《冰心全集》第3卷，第416-417页。

[20]谢冰心：『中国文学をどう鑑賞するか』，倉石武四郎译，前言，第1页，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9年版。

[21]宫本惠：《关于冰心讲演记录<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爱心》2017年第63期，第58页。

[22]島田大輔：『占領期「中華日報」「内外タイムス」の研究：一九四六―一九五三(上)経営と紙面分析』(上)，『メディア史研究』第41期，2017年，第45页。《中华日报》前身是1946年1月创刊的《国际中日公报》，12月起改为日报《中华日报》。

[23]島田大輔：『占領期「中華日報」「内外タイムス」の研究：一九四六―一九五三(上)経営と紙面分析』(上)，『メディア史研究』第41期，2017年，第45页。《中华日报》前身是1946年1月创刊的《国际中日公报》，12月起改为日报《中华日报》。

[24]当时《中华日报》内部的成员也相当复杂。例如，代表《中华日报》采访冰心的韩庆愈是思想进步的华侨，1949年后多次担任中国访日团的翻译，并在廖承志的指示下在日本创办了《大地报》，不遗余力地帮助中国引进日本工业技术。又例如，《中华日报》的负责人之一陈辉川则是后来帮助冰心夫妇在日收集日本情报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南光的好友，曾任1947年在东京创刊的《中国通信社》的社长，毕生致力于中日友好事业。虽然冰心所表达的对中日关系和平大方向的理解与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政治框架有重合，但重建中日民间信任是当时国共双方一致的政策，在继承国民外交传统的同时，也蕴含了迈向未来“人民外交”的可能性。韩庆愈：《留日七十年》，学苑出版社2013年版，第7页。

[25]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45页。

[26]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83页。

[27]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79页。

[28]吴文藻：《文化人类学》，《论社会学中国化》第42-48页，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1945年初吴文藻曾作为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中国代表及秘书出席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温泉小镇召开的以“战后盟国对日管制问题”为主要议题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九次年会。趁此机会，吴文藻第三次回到了哥伦比亚大学。正是在此次访问中，吴文藻得知本尼迪克特接受了美国政府的委托，正带着她的研究生开展日本课题的研究。

[29]孟航：《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页。

[30]ChristopherShannon，“A World Made Safe for Differences: RuthBenedict's‘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American Quarterly，Vol.47，No.4，Dec.1995，p.644。推荐本尼迪克特参加美国战时情报局工作的杰佛瑞·戈勒自身就是“国民性”研究的专家。他曾于1942年发表了《日本人的性格结构与宣传》，战后又发表了《美国民族：国民性的研究》一书，1951年他和本尼迪克特的学生玛格丽特·米德共同编辑了《国民性的研究》。

[31]Judith SchachterModell，Ruth Benedict: Patterns of a Life，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3，p.278.

[32]吕万和：《附录一：鲁思·本尼迪克特小传》，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91页。

[33]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吕万和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4页。

[34]Sumie Seo Mishima,My Narrow Isle: The Story of a Modern Woman in Japan, New York: The John DayCompany，1941，p.113-115，p.139.

[35]Sumie Seo Mishima,My Narrow Isle: The Story of a Modern Woman in Japan, New York:The John DayCompany，1941,p.119.

[36]Sumie Seo Mishima,My Narrow Isle: The Story of a Modern Woman in Japan,New York:The John DayCompany，1941,p.279-280.

[37]Sumie Seo Mishima,The Broader Way: A Woman’s Life in the New Japan, London:Vitor Gollancz Ltd,1954,p.105

[38]冰心：《日本人应该阅读的中国书》，《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76页。

[39]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从马林诺斯基到费孝通：另类的功能主义》,谢立中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43页。

[40]亚瑟·亨·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75页。

[41]亚瑟·亨·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5页。

[42]亚瑟·亨·史密斯著：《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学苑出版社1998年版，第215页。

[43]倉石武四郎：《中国语五十年》，岩波书店1973年版，第52页。

[44]冰心：《寄小读者》通讯一，《冰心全集》第2卷，第61页、

[45]冰心：《<寄小读者>四版自序》，《冰心全集》第2卷，第337页。

[46]《寄小读者》通讯十一，《冰心全集》第2卷，第104页。

[47]《寄小读者》通讯十九，《冰心全集》第2卷，第213页。

[48]《寄小读者》通讯十二，《冰心全集》第2卷，第110页。

[49]冰心：《今日中国女作家的地位》，《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21页。

[50]冰心：《怎样欣赏中国文学》，《冰心全集》第三卷，第466页。

[51]冰心：《我的文学生活》通讯十，《冰心全集》第三卷，第11页。

[52]王炳根：《序》，《我自己走过的路》，第17页。

[53]谢冰心：『中国文学をどう鑑賞するか』，倉石武四郎译，前言，第1页，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9年版，第1页。

[54]谢冰心：《をとめの旅より子どもの国のみなさまへ》，倉石武四郎訳，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9年版，第3页。

[55]谢冰心：《をとめの旅より子どもの国のみなさまへ》，倉石武四郎訳，大日本雄弁会講談社1949年版，第3页。

[56]《冰心女士讲旅日感想》，原载1947年7月16日北平出版的《现代知识》第1卷第6期，转引自解志熙：《补遗与复原:冰心四十年代佚文辑校录》，《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2期，第109页。

[57]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25页。

[58]《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全集》第2卷，第207页。

[59]《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全集》第2卷，第203页。

[60]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61]《寄小读者》通讯十八，《冰心全集》第2卷，第203页。

[62]冰心英译李清照的诗词也可能与大江会旨在介绍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有关。

[63]《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2页。

[64]《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16页。

[65]《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24页。

[66]《大江会宣言》，《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2期，第28页。

[67]吴文藻：《一个初试的国民性研究之分类书目》，《大江季刊》1925年第1卷第2期，146-180页。

[68]吴文藻：《民族与国家》《留美学生季报》，1927年第11卷第3期，第15-39、31-32页。

[69]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20页。

[70]王炳根：《玫瑰的盛开与凋谢：冰心吴文藻合传》，福建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38页。

[71]吴文藻：《吴文藻自传》，《晋阳学刊》1982年第6期，第50页。

[72]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7页。

[73]杨念群：《五四的另一面：“社会”观念的形成与新型组织的诞生》，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87页。

[74]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59页。

[75]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102页。

[76]William O.Beeman，“Introduction: Margaret Mead，Cultural Studies，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in MargaretMead，Rhoda Métrauxeds(eds)，The Study of Culture at a Distance, New York: BerghahnBooks,2000,p.xxiii.当然，它也可以被用于分析整个“国家”与“民族”。

[77]倉石武四郎：『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28页。

[78]倉石武四郎：『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117页。

[79]倉石武四郎：『支那語教育の理論と實際』，岩波书店1941年版，第29页。

[80]土井彦一郎，『西湖の夜:白話文学二十編』，白水社1940年版，序第23页。

[81]冰心《一个兵丁》还被佐藤春夫选入1941年《新日本少年少女文库》第14卷的《中国文学卷》。

[82]颜海平：《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2页。

[83]冰心夫妇和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学术相亲”也是一例。

[84]冰心：《莫斯科的上空》，《冰心全集》第4卷，第557 页。

[85]特里·伊格尔顿：《文化的观念》，方杰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8页。

[86]茨维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袁莉、汪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63页。

[87]茨维坦·托多罗夫：《我们与他人：关于人类多样性的法兰西思考》，袁莉、汪玲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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