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名精解】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徇私、徇情枉法的行为。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该罪。刑法规定，犯该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中文名
徇私枉法罪
外文名
无
解 释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
学 科
法律学
犯罪主体
司法工作人员
目录
1 概念
2 构成要件
▪ 客体要件
▪ 客观要件
▪ 主体要件
▪ 主观要件
3 立案标准
4 指导性案例
5 刑法条文
6 司法认定
7 相关说明
8 相关知识
概念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1]
构成要件
客体要件
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司法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是国家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保护人民、打击敌人、制裁犯罪和保护社会主义四化建设的职能。司法工作人员，手中握有执法权，依法享有侦查、预审、逮捕、起诉、审判的权力。这就需要他们在执法时，刚正不阿，忠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忠于法律制度，忠于事实真相，严格依法办事，力求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定性准确、程序合法、不枉不纵。如果他们滥用职权徇私枉法，就会破坏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损害国家司法机关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破坏社会主义法制。
所谓司法机关是指行使国家赋予审判和法律监督权力的机关。在中国是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的总称。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依法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依法行使检察权；公安机关是行政机关，负责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拘留、预审。公、检、法三机关实行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1]
客观要件
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刑事诉讼中徇私、徇情枉法的行为。所谓徇私、徇情枉法，是指出于个人目的，为了私利私情而故意歪曲事实，违背法律，作错误裁判。
徇私徇情可以表现为以下几种形式：
（一）对明知是无罪的人使他受追诉。
所谓无罪的人，既包括根本上无违法犯罪事实的人，也包括虽有违法行为但依法不构成犯罪的人，还包括虽然构成犯罪但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依法不应追究，如犯罪已过追诉时效期限的，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
所谓使他受追诉，是指对无罪人员不应该进行侦查、起诉、审判等刑事诉讼活动，但为了徇私徇情，追究其刑事责任而对无罪的人立案侦查、起诉或审判。
（二）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
所谓有罪的人，是指构成犯罪并且应当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人。
所谓故意包庇使其不受追诉，是指故意包庇使其不受侦查（含采用强制性措施）、起诉或者审判，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犯罪事实，既可以是全部的犯罪事实，也可以是部分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此外，故意违背事实真相，违法变更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实际放任不管，致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刑事追诉的，以及司法机关专业技术人员在办案中故意提供虚假材料和意见，或者故意作虚假鉴定，严重影响刑事追诉活动的等等，都应以该罪论处。
（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
所谓枉法裁判，则是指有罪判无罪，多罪判少罪，无罪判有罪，少罪判多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等。与前两种情况不同是上述两者可以发生在刑事诉讼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过程中，侦查人员、检察人员、审判人员都可以成为行为的主体而构成该罪；而这种情况则仅发生在刑事审判过程中，只有刑事审判人员才能实施这种行为而构成该罪。
根据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施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一）对明知是无罪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明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进行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二）对明知是有罪的人，即对明知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背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含采取强制措施）、起诉、审判的；
（三）在立案后，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应该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无正当理由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四）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
（五）其他枉法追诉，不追诉、枉法裁判行为。[1]
主体要件
该罪的主体是特殊主体，即司法工作人员。主要是司法工作人员中从事侦查、检察、审判工作的人员。包括公安、国安、监狱、军队保卫部门、人民检察院中的侦查人员（包括铁路运输检察院、林业检察院等专门检察院的检察人员）、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非上述机关人员或者虽为上述机关中的工作人员但不负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一般不能成为该罪主体，构成该罪的必是共同犯罪。
侦查人员，即对刑事案件行使侦查权的专门机关的工作人员，如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负责侦查工作的人员。其职权是搜集证据、揭露和证实犯罪，查缉犯罪嫌疑人并实施必要的强制措施。
检察人员，主要是指检察员或负有检察职责的人员。其主要职责是对检察院直接受理和公安机关移送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补充侦查、审查起诉、提起公诉和出庭支持公诉等。根据宪法和法律的规定，对公安机关的侦查、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以及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改等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审判人员，是指在法院行使审判权的工作人员。[1]
主观要件
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过失不构成该罪。犯罪的目的是放纵罪犯或者冤枉无罪的人，动机是徇私、徇情，其具体表现多种多样。[1]
立案标准
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的规定，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
（1）对明知是没有犯罪事实或者其他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以追究刑事责任为目的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2）对明知是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人，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实事、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包庇使其不受立案、侦查、起诉、审判的；
（3）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故意使罪重的人受较轻的追诉，或者使罪轻的人受较重的追诉的；
（4）在立案后，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应当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以及违法撤销、变更强制措施，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的；
（5）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出枉法判决、裁定，即有罪判无罪、无罪判有罪，或者重罪轻判、轻罪重判的；
（6）其他徇私枉法应予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
指导性案例
杨某玩忽职守、徇私枉法、受贿案
(检例第8号)
【关键词】
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 受贿罪因果关系数罪并罚
【要旨】
本案要旨有两点:一是渎职犯罪因果关系的认定。如果负有监管职责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履行其监管职责，从而未能有效防止危害结果发生，那么，这些对危害结果具有“原因力”的渎职行为，应认定与危害结果之间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二是渎职犯罪同时受贿的处罚原则。对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实施渎职犯罪并收受贿赂，同时构成受贿罪的，除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有特别规定的外，以渎职犯罪和受贿罪数罪并罚。
【相关立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三百八十五条、第六十九条。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杨某，男，1958年出生，原系深圳市公安局龙岗分局同乐派出所所长。
犯罪事实如下:
一、玩忽职守罪
1999年7月9日，王某(另案处理)经营的深圳市龙岗区舞王歌舞厅经深圳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成立，经营地址在龙岗区龙平路。2006年该歌舞厅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2007年9月8日，王某未经相关部门审批，在龙岗街道龙东社区三和村经营舞王俱乐部，辖区派出所为同乐派出所。被告人杨某自2001年10月开始担任同乐派出所所长。开业前几天，王某为取得同乐派出所对舞王俱乐部的关照，在杨某之妻何某经营的川香酒家宴请了被告人杨某等人。此后，同乐派出所三和责任区民警在对舞王俱乐部采集信息建档和日常检查中，发现王某无法提供消防许可证、娱乐经营许可证等必需证件，提供的营业执照复印件上的名称和地址与实际不符，且已过有效期。杨某得知情况后没有督促责任区民警依法及时取缔舞王俱乐部。责任区民警还发现舞王俱乐部经营过程中存在超时超员、涉黄涉毒、未配备专业保安人员、发生多起治安案件等治安隐患，杨某既没有依法责令舞王俱乐部停业整顿，也没有责令责任区民警跟踪监督舞王俱乐部进行整改。
2008年3月，根据龙岗区“扫雷”行动的安排和部署，同乐派出所成立“扫雷”专项行动小组，杨某担任组长。有关部门将舞王俱乐部存在治安隐患和消防隐患等于2008年3月12日通报同乐派出所，但杨某没有督促责任区民警跟踪落实整改措施，导致舞王俱乐部的安全隐患没有得到及时排除。
2008年6月至8月期间，广东省公安厅组织开展“百日信息会战”，杨某没有督促责任区民警如实上报舞王俱乐部无证无照经营，没有对舞王俱乐部采取相应处理措施。舞王俱乐部未依照消防法、《建筑工程消防监督审核管理规定》等规定要求取得消防验收许可，未通过申报开业前消防安全检查，擅自开业、违法经营，营业期间不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和措施，导致2008年9月20日晚发生特大火灾，造成44人死亡、64人受伤的严重后果。在这起特大消防事故中，杨某及其他有关单位的人员负有重要责任。
二、徇私枉法罪
2008年8月12日凌晨，江某、汪某、赵某等人在舞王俱乐部消费后乘坐电梯离开时与同时乘坐电梯的另外几名顾客发生口角，舞王俱乐部的保安员前来劝阻。争执过程中，舞王俱乐部的保安员易某及员工罗某等五人与江某等人在舞王俱乐部一楼发生打斗，致江某受轻伤，汪某、赵某受轻微伤。杨某指示以涉嫌故意伤害对舞王俱乐部罗某、易某等五人立案侦查。次日，同乐派出所依法对涉案人员刑事拘留。案发后，舞王俱乐部负责人王某多次打电话给杨某，并通过杨某之妻何某帮忙请求调解，要求使其员工免受刑事处罚。王某并为此在龙岗中心城邮政局停车场处送给何某人民币3万元。何某收到钱后发短信告诉杨某。杨某明知该案不属于可以调解处理的案件，仍答应帮忙，并指派不是本案承办民警的刘某负责协调调解工作，于2008年9月6日促成双方以赔偿人民币11万元达成和解。杨某随即安排办案民警将案件作调解结案。舞王俱乐部有关人员于9月7日被解除刑事拘留，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三、受贿罪
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杨某利用职务便利，为舞王俱乐部负责人王某谋取好处，单独收受或者通过妻子何某收受王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30万元。
【诉讼过程】
2008年9月28日，杨某因涉嫌徇私枉法罪由深圳市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10月25日被刑事拘留，11月7日被逮捕，11月13日侦查终结移交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08年11月24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杨某犯玩忽职守罪、徇私枉法罪和受贿罪向龙岗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期间，延期审理一次。2009年5月9日，深圳市龙岗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杨某作为同乐派出所的所长，对辖区内的娱乐场所负有监督管理职责，其明知舞王俱乐部未取得合法的营业执照擅自经营，且存在众多消防、治安隐患，但严重不负责任，不认真履行职责，使本应停业整顿或被取缔的舞王俱乐部持续违法经营达一年之久，并最终导致发生44人死亡、64人受伤的特大消防事故，造成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其行为已构成玩忽职守罪，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杨某明知舞王俱乐部发生的江某等人被打案应予刑事处罚，不符合调解结案的规定，仍指示将该案件予以调解结案，构成徇私枉法罪，但是鉴于杨某在实施徇私枉法行为的同时有受贿行为，且该受贿事实已被起诉，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应以受贿罪一罪定罪处罚;被告人杨某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非法收受舞王俱乐部负责人王某的巨额钱财，为其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被告人杨某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即主动交代自己全部受贿事实，属于自首，并由其妻何某代为退清全部赃款，依法可以从轻处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第一款，第三百九十九条第一款、第四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六十四条，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杨某犯玩忽职守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总和刑期十五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追缴受贿所得的赃款人民币30万元，依法予以没收并上缴国库。一审判决后，被告人杨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上诉，检察机关也没有提出抗诉，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1]
刑法条文
第九章 渎职罪
第三百九十九条 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在执行判决、裁定活动中，严重不负责任或者滥用职权，不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不履行法定执行职责，或者违法采取诉讼保全措施、强制执行措施，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工作人员收受贿赂，有前三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百九十九条之一 依法承担仲裁职责的人员，在仲裁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决，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司法认定
一、司法工作人员
司法工作人员如果不是出于徇私、徇情动机，造成错押、错捕当事人的，一般不构成该罪。但应根据不同情节，区别对待。对于出于严重官僚主义，极端不负责，草率从事，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按玩忽职守罪论处；对于情节严重，造成一定后果，可由所在单位酌情给予行政处分；对于因缺乏经验，思想方法主观片面，或因任务紧，案件多而粗枝大叶，调查研究不深入细致，事实证据不清，或因政策水平低，缺乏专业能力等原因而造成的，则应作为一般工作错误，给予批评教育，使其总结经验教训，提高政策水平和业务能力，改进工作，必要时，予以纪律处分。
二、徇私枉法罪到的既遂与未遂
该罪属于行为犯，即司法工作人员只要对明知是无罪的人实施了足以使他受到追诉的行为，或者对明知是有罪的人实施了足以使其不受到追诉的行为，或者实施了违背事实私法律的裁判完成了全部法定行为，无沦上述行为是否达到目的，均为该罪既遂。若司法工作人员在实施徇私枉法、徇情枉法行为的过程中，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如被他人发现检举，或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首，或者行为人工作发生变动而未能继续完成法定行为，其已经实施的行为又不足以达到徇私枉法、徇情枉法的目的，为该罪未遂。
三、徇私枉法罪与诬告陷害罪的区别
（一）犯罪的主体不同。前者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而后者主体为一般主体。
（二）犯罪的客体不同。前者所侵犯的客体是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后者虽然也妨害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但主要侵犯的是他人的人身权利。
（三）犯罪的客观方面不同。前者表现为利用职权使无罪的人受到追诉或者使有罪的人不受到追诉，其行为一定与职务活动有关；而后者行为人表现为捏造他人犯罪的事实加以告发。它与行为人是否担任职务或担任何种职务无关。如果司法工作人员不是利用职务之便，而是捏造犯罪事实诬告陷害他人，则不能构成徇私枉法罪，而只能以诬告陷害罪论处。
四、徇私枉法罪与包庇罪区别
（一）主体不同。前者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即特殊主体；而后者为一般主体，即只要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可以构成。
（二）犯罪手段不同。前者的包庇手段，必须是利用职务之便，通过办案活动实现包庇罪犯的目的。而后者通过作假证明、帮助毁灭罪迹、隐藏或毁灭罪证等手段实现包庇行为，不要求利用职务之便进行包庇。
（三）犯罪发生的时间不同。前者的包庇行为，一般发生在判决之前。如果司法工作人员在判决生效之后，实施舞弊行为，放走罪犯使其逃脱惩罚的，则构成私放在押人员罪。而后者实施包庇行为，可以在行为人犯罪后的任何阶段实施，既可能在侦查、预审、起诉、审判阶段实施，也可能在判决之后实施。
五、徇私枉法罪与伪证罪的区别
（一）主体不同。前者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但可以构成共犯；后者主体是在侦查、审判过程中出现的四种诉讼参与人，即证人、鉴定人、记录人和翻译人。
（二）客观方面不同。前者在客观上须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实施徇私、徇情枉法的行为；而后者除鉴定人、翻译人、记录人具有一定的身份，并有可能利用职务之便作伪证外，证人只是具有证人的身份，了解案件情况的人，不要求身份条件和具有利用职务之便的行为。前者犯罪手段广泛，除在制造伪证、隐匿、销毁证明材料上与后者相同外，还可以在起诉、审判过程中曲解或滥用法律条文，玩弄或违反诉讼程序，使无罪的人受追诉、使有罪的人不受追诉。而后者行为人只能在侦查、审判过程中作虚假证明、作不符合事实的记录、作违背事实的鉴定、作不符合原意的翻译。
（三）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而后者侵犯的客体主要是人身权利。[1]
相关说明
一、本罪的犯罪主体只能是司法工作人员，包括有侦查、检察、审判、监管职责的工作人员。本罪的主观方面只能是故意。本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徇私枉法，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
二、徇私、徇情枉法行为不以情节严重为要件，有情节严重是本罪的加重情节。所谓“情节严重”，一般是指不止一次徇私、徇情枉法的；案发后拒不认罪的等等。“情节特别严重”，一般是指徇私、徇情枉法犯罪行为造成重大冤、假、错案的；故意包庇重大犯罪分子的；包庇多名犯罪分子的;造成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的。
相关知识
徇私枉法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情私利，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实施了使无罪的人受刑事追诉，或者包庇有罪的人不使其受刑事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中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本罪客观方面存在一些疑难问题，争议较大，如利用职务便利的范围、刑事追诉的含义等，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到对本罪的正确认定，需要作深入探讨。
一、利用职务便利是否包括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虽然徇私枉法罪罪状中没有利用职务便利的规定，但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都要利用职务便利，对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在理论上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对本罪的利用职务便利只能作狭义理解，即只能是利用本人职权，而不包括利用与本人职权相关的便利或他人职务便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对利用职务便利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利用本人职权，也包括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两种观点的分歧之处就在于对利用本人职权和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是否属于徇私枉法罪的利用职务便利的范畴。
徇私枉法罪的实质是行为人利用了国家赋予司法机关的司法权，即侦查、检察、审判等权力来进行枉法。作为司法机关，必须赋予其工作人员以相应的职责和权限来保障权力的实现。然而，并不是每一个司法机关的成员都具有司法权的具体职能，换句话说，只有特定的从事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的人员才有利用司法权进行枉法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利用职务便利只能是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然而，在司法机关对司法权的行使，是按照层级来实现的，即侦查、检察、审判权是分属于多人共同行使的，比如，公安机关对某个案件的侦查，有主管侦查工作的局长、副局长，负责某个部门侦查工作的队长、副队长以及具体承办某个案件侦查工作的主办、协办侦查人员。在这里，既有对案件具有指挥决定权的上级领导，也有具体执行的经办人员；既有直接利用职务进行枉法的可能，也有领导间接通过第三人实施枉法的可能。因此，利用职务便利在不同的管理体系中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具有决定权的领导通过第三人进行枉法，也应当认定是利用了本人的职权，而不是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
那么，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践中也有不同的看法，主要包括制约关系说、制约关系否定说以及横向制约关系说。制约关系说认为，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的便利条件应当包括上下级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和不同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间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制约关系否定说认为，职务上的影响力不包括行为人职务与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间的制约关系；而横向制约关系说肯定不同部门、单位间存在制约关系。横向制约关系说因肯定不同单位间存在的职务上的制约关系，超出了徇私枉法罪利用职务便利的范围。比如，公安局长请求同级检察院的检察长不起诉犯罪嫌疑人，依横向制约关系说，这属于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显然，这是不合情理的。制约关系否定说因否定制约关系的存在，也不适合解决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的问题。而制约关系说则对正确认定徇私枉法罪中利用职务便利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事实上，司法实践中司法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务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进行枉法的情况并不鲜见。比如某市公安局的监察室领导因其亲戚与他人有经济纠纷，遂请求派出所所长以涉嫌贷款诈骗罪将没有犯罪事实的对方当事人予以立案侦查，追究其刑事责任。按照制约关系说，职务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就是一种制约关系，包括纵向、横向两种。前者是指上下级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后者则是指不同部门人员间职务上的制约关系。在徇私枉法罪中，共同享有司法权的上下级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关系是属于本人职务范围内的职责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并不是利用职权或地位的便利条件，而不同部门间司法工作人员职务上具有的隶属关系，虽职责分工不同，但具有制约关系，这种制约关系就是利用职权或地位所形成的便利条件。司法工作人员基于这种便利徇私、徇情进行枉法的，应当属于利用职务便利的范围，以徇私枉法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如何界定刑事追诉的含义
根据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的规定，徇私枉法罪主要表现为枉法追诉、枉法不追诉和枉法裁判三种行为方式。司法实践中，对枉法裁判比较易于掌握，但对于追诉的含义则看法不一。
所谓追诉，是指国家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诉讼活动。不同的司法机关因所承担的职责不同，其追究刑事责任的方法也不一样。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侦查，包括专门的调查活动和强制措施，检察机关对被告人追究责任，主要是通过提起公诉的方式进行，而法院对被告人进行审判则是实现追诉的途径。因此，这里的追诉并没有特定的含义，而是针对不同司法机关职能活动的一种统称。虽然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所规定的三种行为方式部分区分了司法机关的职能，但从本质上来说，其最终目的是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如果因不同司法机关的职能不同而在条款设置时采用枉法侦查、枉法检察和枉法裁判等法律用语显然是荒谬的。因此，徇私枉法罪中的追诉，应该体现在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不同阶段的不同职能之中，即包括侦查机关的立案侦查、检察机关的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和审判机关的刑事审判活动。
三、不作为是否构成徇私枉法罪
司法实践中，大部分的犯罪都是以作为形式出现的，但也存在不作为形式的刑事违法行为。就徇私枉法罪而言，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以及在刑事审判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行为只能由作为构成，但是，在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的行为中，却可以由不作为构成。比如，某市公安分局经侦支队在对某保险公司总经理杨某职务侵占、挪用资金案立案后，承办民警王某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徇私情，故意不履行职责，包庇犯罪嫌疑人，不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以致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最终移居澳大利亚，使得杨某所侵占的400余万元无法追回。本案中王某的行为就是典型的不作为的徇私枉法行为。
构成不作为的徇私枉法罪，必须具备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不履行法定作为义务是徇私枉法罪不作为犯的本质特征。刑法理论中，构成不作为必须是以特定义务的存在为基础，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决定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的主要依据。徇私枉法罪中，作为掌握国家司法权的工作人员，担负着代表国家实现司法公正的神圣职责，公正司法是基于其职务要求而产生的特定义务。如果不存在这种特定义务，也就不存在不作为犯罪。
第二，发生危害结果是徇私枉法不作为犯罪的必要条件。在不作为犯罪中，并不是违反作为义务即构成犯罪，就要受到刑法的否定评价，而是只有发生了与作为犯罪同样的危害结果时，刑法才将其作为评价的对象，才会对其进行处罚。同样的道理，徇私枉法罪的不作为犯罪也是以产生一定的危害结果作为成立的必要前提。如在上述案件中，承办案件的民警王某虽然故意不履行自己的职责，应该采取强制措施而未采取，但是，如果杨某仍然在公安机关的监控范围内，就难以认定其逃脱了法律追究。对此，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中对徇私枉法罪的不作为犯作了合理的解释，即“在立案后，采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或者其他隐瞒事实、违反法律的手段，应当采取强制措施而不采取强制措施，或者虽然采取强制措施，但中断侦查或者超过法定期限不采取任何措施，实际放任不管，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际脱离司法机关侦控”。以发生危害结果作为徇私枉法不作为犯罪的成立条件，是符合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基本要求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