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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说 | 白先勇: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

2017-02-24 罗皓菱 原鄉書院



白先勇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近日,白先勇青春版《牡丹亭》在南京上演,这部浪漫绮丽的昆剧经典给观众带来视觉盛宴的同时,也再度掀起了读白先勇文学作品的热潮。

  

李欧梵先生曾用三个梦来概括白先勇的一生:《台北人》的文学梦,《牡丹亭》的青春梦,关于他“父亲”的民国梦。有人说有梦的人常常比较容易幸福,78岁的白先勇身体里藏着的还是那个当年趴在钢琴上,手执一杯曼哈顿,纵酒欢歌的年轻人,讲起话来两眼放光,说到兴起处从沙发上立马直起身子,用手不停地拍打膝盖。说到动情处,他的手指则在腿上轻点,就像在弹奏一首钢琴曲。问起三个梦他更喜欢哪个,白先勇说文学是他的志业。




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

——白先勇访谈


记者:有评论家说,《台北人》以文学的方式写历史,《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则是直接用历史的方式写历史,您自己有意识到吗?


白先勇:文学的作品都是在潜意识完成的,但背后那个历史架构在那里。我在《台北人》的卷首引用了乌衣巷那首诗,有民国的那个东西在那里。


记者:您更喜欢哪一种写作呢?


白先勇:文学和历史都要紧。文学当然对我来讲是我的志业,有时候文学的影响比历史还要紧,我的《台北人》肯定比《白崇禧将军身影集》卖得多,不停地重印,别人对我的印象都从那里来的。但是历史可以反观当作文学的注解,你如果把两本书合在一起看,可能就更了解了,有人说真相大白,当年为什么那样写,原来我心中还有历史的意识。


记者:嗯。确实很多人现在都会用《白崇禧将军身影集》来为《国葬》和《梁父吟》当注解。当时写父亲和今天写肯定是不同的?


白先勇:几十年前要写历史,还没到那个程度,历史需要在一些人生凝练以后。文学比较直接一点,感性一点,历史比较理性,有根有据。感性还是理性,其实两个我都有,我喜欢看《史记》,看历史、传记这些东西。


记者:你曾谈到在“五四运动”一百年的时候,希望中国能迎来又一次文艺复兴,将传统和现代结合,现在你看到这样的苗头了吗?


白先勇:我的昆曲就是一个实验,累得我啊,脱了九层皮。人家说你干吗啊,其实这等于是一个事业,一个载体,我试试看,我们的古文化还有没有。昆曲给我很大的信心,我们的古文化给它适当的养分,它可能把我们过去的源头跟现代接起来,重新“回春”。


再往深层看,我们很多问题出来,都是文化问题。我们文化的传统支离破碎,所以这个不对,那里也不对,21世纪对我们这个民族很重要,能不能复兴需要全民的共识,我们都有这个心,我想会成的。


记者:我记得您曾经谈到过在创办《现代文学》这本杂志时的背景,有一点对“五四”时期文学腔调的不满,具体指的是什么?


白先勇:“五四”以来,那个时候白话文还不是很成熟,常常受西方翻译的影响。那个年代的白话文创作的确很多很幼稚的,比如说巴金早期那些,郭沫若早期那些。巴金后来写得好了,《寒夜》就很棒,那个时候白话文有点文艺腔。


记者:但您喜欢鲁迅?


白先勇:鲁迅厉害了,很老练。他40岁才开始写,而且别忘了,他虽然是反传统的,但他自己古书念得很多的;他也很奇怪,创造出自己的文体,还蛮有味道的。《红楼梦》那个传统才是正宗的,还有三国、水浒、西游、儒林外传,我们把这个丢掉了,现在写小说的人要先看这些,不看这些不行的。现在年轻人不太爱看大部头经典,爱看连续剧,但是文字也要紧的,所以我虽然已经退休了,还被绑回台大教《红楼梦》。台湾的大学生也不耐烦看《红楼梦》,我说不行,这本天书要看的,从头看到尾。


记者:在大陆也是这样,上次做过一个调查,死活读不下去的文学名著,《红楼梦》居首。王蒙先生就很生气,他说连《红楼梦》都读不下去,是中华民族读书人的耻辱。


白先勇:我同意。怎么会这样?我以前讲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一种是没看过青春版《牡丹亭》的。现在我要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看过《红楼梦》的,一种是没看过《红楼梦》的。


记者:现在出版的新的文学作品你都看吗?


白先勇:我都看的,那是一种新的风格。比如韩寒我也看的,再年轻一些的就看不过来了。


记者:有您比较喜欢的吗?


白先勇:我还是比较喜欢中生代的那批作家,莫言、余华、贾平凹、苏童、王安忆他们这一批。


记者:对于这批作家,似乎现在有一种现实焦虑症,读者也习惯性地批评说现实太精彩了,作家在这个荒诞的现实面前输掉了修辞。


白先勇:作家现在确实需要一种特别的形式来表现现实,现实确实变化太快了。这三十年,可能在人类史上也没有这么大的变化,目不暇接,不怪作家赶不上这个变动。以前我们讲记忆,现在写一个城市的东西,过两年就不见了。北京,我来过很多次,好像过几年就是一个新城。


这种情况下,作家要自己想办法。我的看法是,文学是写人性人情,人性人情是不变的,除非哪天发明一种药,人变成外星人了。喜怒哀乐,生老病死,抓住永恒的东西来写,总是会触动人的不变的东西。比如我的小说《孽子》在台湾改编成舞台剧,轰动得不得了,观众哭成一团,连我自己都被自己感动了。自己写的东西,自己也掉泪,真要命。我想,那就是因为它里面抓住了一些不变的东西——人伦。


年轻人不了解古典文化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记者:从1980年代起,你就为推广昆剧做起了“义工”,在海内外推崇“昆曲之美”。昆曲最让你痴迷的地方是什么?


白先勇:昆曲结合了文学、音乐、舞蹈、美术、书法等,是一种综合的精致的优雅艺术,难度很高。对我来讲,昆曲的意义,跟青铜器、秦俑、宋瓷的意义一样。所以每次演出不是演戏,而是一种文化的展示。


记者:于是10年前青春版《牡丹亭》就成了你推广昆曲的一个着力点?


白先勇:制作昆曲《牡丹亭》,主要是想借一两部经典大戏来训练一批青年演员。昆曲最大的危机就是演员的断层,老一代演员都上年纪要退休了,而昆曲最讲究的就是口传心授,一旦断层就接不上了,所以当务之急就是将年轻人推上一线。而在观众中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年轻人对古典文化还是很喜欢的,他们不了解古典文化,只是因你没让他看到。


记者:我们知道你对昆剧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改良,在把传统跟现代结合方面遇到了哪些挑战?


白先勇:每个时代的表演艺术之所以能够引起那个时代观众的共鸣,一定是它合乎当时的审美观。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尊重古典但不因循古典,利用现代但不滥用现代,一切现代元素都是为表演服务。要跟随时代的审美,但不能将文化遗产完全交给市场。昆曲要是为了迎合观众,越来越往通俗的方向走,就可能丢掉传统文化的特质,我们看过无数失败的例子。


记者:你期待昆曲以什么样的状态活在当下?


白先勇:我希望昆曲能以一种高雅的姿态回到观众面前。从明朝发展至今,有大量的文人、音乐家、表演艺术家投入昆曲创作,昆曲的音乐、表演方式等各方面已达到高度的精美、精致。无论是实景版昆曲,还是厅堂版昆曲,我觉得,很多都是旅游伴宴性质的演出,更偏重于休闲娱乐。我还是想将昆曲还原为高雅艺术,将昆曲本来的艺术面貌呈现给当代观众。


记者:昆曲接下来还有哪些计划?


白先勇:北大的昆曲课程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个课程很贵,一年一百万。我又帮他们找了钱,美国一个基金会。我希望北大能够一直接续下去。以前,俞平伯他们本来就在北大教昆曲,我帮助恢复北大的传统而已。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又设立了一个,内地、港台都有昆曲中心。我希望在校园里头,把昆曲当做一个文化启蒙课程,学生喜欢嘛,又有戏看,又有课听,潜移默化地,5年在北大教了好几百学生出来了。西方谁不学古典音乐、歌剧?我们真的缺少这些。对自己文化,文化复兴,要从教育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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