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特文 | 我们目前最需要什么（小约翰）
唐玄奘西天取经，表明当时的中国需要佛教。而历史证明，佛教后来也成了中国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今天已没人认为因为佛教是外来的，就不适合中国。
那佛教为何要引进中国？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中国以儒道为支撑的传统文化缺少了对彼岸和天国的关注。中国传统向来强调以道德代替宗教，但道德能否代替宗教？我认为不能。所以，佛教才以轮回、修行、涅槃等教导来抚慰国人痛苦的灵魂。只不过，佛教强烈的宗教色彩慢慢被中国文化同化，从小乘走向大乘，从修行走向顿悟，越来越圣俗不分，越来越功利化和世俗化，最后并没完成抚慰灵魂的神圣使命。
其后，中国被迫开门，再次向外学习——
我们先是要人家西方的器物，觉得只有西洋历法、钟表、世界地图等是好东西，是我们所没有的，其余的，中国哈都不缺，且天下第一；
其后，我们才知道自己技术落后，所以要学人家的技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即学习蛮夷的先进技术，然后制服蛮夷；
最后，我们才痛苦地反省到：是不是祖宗的制度和文化本身出了问题？
于是，有识之士才提出要“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陈独秀在一九一九年初的《新青年》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一文提到：“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我们都不推辞。”
否定自己非常困难，但“五四”有志之士却有这么大的勇气和眼光，直面导致中国落后的文化和宗教原因，这是多么宝贵。他们并不是中国文化的罪人，而是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
这本是很好的反省。但这种反省常被内在和外在因素打断，太多人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多好多好，说我们不能忘本，应回到传统，至今还认定传统能救我们。
中国传统文化的确非常优秀，但那是一种农业的、静态的、专制社会中的文化形态，它本身并没有突破和更新成为现代文化。就像一个孩子，他小时候穿的那件衣服非常适用、美观，但这个孩子长大了，再穿那件衣服已不可能，也没必要。文化如衣服，并不是一成不变。文化是为了人，人不是为了文化。人只要更新了，就会有更新了的文化。
这些道理很简单，但在中国传播遇到的阻力却非常大。这是因为我们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和隐蔽的阿Q“精神胜利法”。
然而，民主和科学，并不是西方最好的东西，也不是导致西方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主导因素。对西方历史真有研究者，大都认为真正导致西方文化产生革命性变革，从古代社会更新到近代社会的，不是“文艺复兴”而是宗教改革。新教给西方民主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好土。它们之间关系密切。
而且，陈独秀犯了一个错误，他把民主和科学当成了宗教，把民主本身当成了目的，把科学当成了万能的，甚至想以民主和科学取代宗教。
邱吉尔说，民主并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最不坏的制度”。民主只是手段，本身并不是目的。民主甚至可能带来多数人对少数人的压制。而科学，更是局限重重，并不能搞定一切和研究一切。民主和科学绝对无法取代道德和宗教。
近些年有人提出，应以“宪政”和“自由”这两者来代替“民主”与“科学”。
其实，不管民主和科学也好，还是宪政和自由也好，都只着眼于人的社会层面的需要，而没有把人看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不只有社会层面的需要，还有自然层面的需要和宗教层面等的需要，不只有建功立业的需要，也有追求永远和意义价值等的需要。
还有，宪政和自由本身是目的还是手段？为自由而自由的话，很容易走向任性。
“宪政”和“自由”也只是某种文化因素结出的果子，而不是其根本所在。
我们目前最大的需要，在我看来，是对“信仰”和“真理”的需要。
不管民主和科学也好，还是宪政和自由也好，都离不开信仰与真理。民主和科学，宪政与自由，不过是信仰与真理开的花、结的果。有了信仰与真理为根基，才能有更美好的社会制度和更健全的人类生活。人类带着信仰，根据真理创设社会制度，制度本身并不是目的，幸福和自由甚至也不是人类生活的目的。我们需要求信、求真，然后才采取一些设计来帮助我们。自由是人们按照真理而活的一种状态。信仰和真理带来人生和社会的更新，带来幸福和繁荣。
单有信仰还不够，我们所信的还必须是真理才行。否则，信从者就很容易陷入自欺和狂热，也就很难说不是迷信。
孔子早知道“民无信不立”，他认为信仰精神对民众来说，比有军队和能吃饭更重要。“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但真理是什么呢？他承认他不知道，他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所以，我们当然要去问问那些拥有了为之生为之死的真理的人们。
我们需要孔子这样的眼光，需要玄奘那样的大勇精神，需要“五四”志士们的献身魄力，然后再次西天取经。只是，这次取的不是西方文化，而是“经”，是种植在西方文化中的宇宙信念和普遍真理。我们得先有勇气承认我们没有，才能有谦卑的心去学人家。学了之后，才会发现这不是用西方文化取代中国文化，而是要超验信仰和绝对真理，自上而下地注入我们的语境，从而更新和转化我们，使我们在这块土地上更幸福、美好地生活。我们要取来种子，而不只是运来果子。信仰和真理的种子，在任何文化土壤中都能开花结果，否则它就不是信仰与真理。
我们失败已太多。屡败屡战，我们需再次出发。真理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它不在我们里面，也不在我们过去，历史已向我们证明了这点。我们需要再次出发去寻找它。
我们需要真理，我们也需要对真理的信仰。我们要继承先人那种伟大的信仰精神，继续去找真理。因为人是不能离开真理的活物。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乏信仰精神，我们缺的是为真理的信仰。我们只有活得真，才能活得好。不能只为活得好，就不管真不真。
真理比我们大。错过了真理，到头来受损失的并不是真理本身，而是我们。真理没了我们，还是真理，但我们没了真理，就什么都不是。(摘选自齐宏伟《与上帝拔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