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 | 以赛亚·伯林与俄罗斯 (上)

上次讲座聚焦于伯林对德国哲学的攻击，今天看看伯林如何谈论俄罗斯文学家和俄罗斯思想家。在谈及德国哲学时，伯林虽然也喜欢用刺猬和狐狸的比喻，但不是特别热衷。因为说黑格尔是刺猬说歌德是狐狸，并没有多大意义。但他面对俄罗斯文学的时候，这种比喻的褒贬意味就相当突出了。当他提及俄国那三位最令人瞩目的作家时说，屠格涅夫是狐狸，陀思妥也夫斯是刺猬，托尔斯泰则是想做刺猬的狐狸。为了把意思说得更明白，他解释道，所谓狐狸，就这些俄国作家而言，指的就是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教养的城市里的上层人物。自诩属于狐狸的伯林明确表示，他喜欢屠格涅夫，受不了陀思妥也夫斯基。按照伯林的划分，陀思妥也夫斯基显然不属于知识阶层，不是有文化有教养的城里雅人，而是贝多芬那样的粗野、暴虐之徒，伯林称之为残酷的天才，并且太基督教，太激烈云云。有着贵族家世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在傲慢的伯林眼中不过是个斯拉夫乡下人罢了。伯林表面上拿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屠格涅夫相比，骨子里却在在处处地显示着他那种身居牛津大学的优越感。此时此刻的伯林，显然忘记了他那个拉托维亚的出生地以及他的犹太家庭在当年俄罗斯的地位。当他说出屠格涅夫属于他伯林所属的知识阶层时，不言而喻地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不是；那个本来属于光荣的知识阶层的托尔斯泰，则被时不时地想做一把乡下人的念头困扰着。伯林踩着牛津大学的砖瓦，一脸的居高临下，颐指气使得不行。

深受伯林抬举的屠格涅夫，生性可能温和一些，为人行事也比较正常一些。假如屠格涅夫真的像伯林所说的那样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那么这些品质确实很讨人喜欢。但是，关键在于，屠格涅夫非常不幸地以作家闻名于世。作家的性格是否温和，脾气是否很好相处，只对作家周围的亲朋好友有点意义，与其作品是否出类拔萃毫不相干。事实上，屠格涅夫的小说所缺乏的就是不顾一切地走向彻底的品质。不知他那几部著名作品诸如《罗亭》、《贵族之家》、《父与子》等等写得是否很辛苦，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小说想要表达的意蕴始终不够鲜明和强烈。及至与《贵族之家》同年发表的冈察洛夫小说《奥勃洛莫夫》闪亮问世，读者才明白了屠格涅夫小说里的那些所谓多余人形象到底是怎么回事。

屠格涅夫

好在屠格涅夫并不只是在莫斯科大学求过学，如同冈察洛夫那样，后来又转辗彼得堡大学，再后来出国到伯林大学攻读过黑格尔哲学，最后又定居法国，与法国诸多著名作家交情甚笃。交游越广，名头越响，就像伯林先生那样？不，屠格涅夫可不是伯林那样的学界混混，而是极其勤奋的作家和思想者；著作等身不说，还有着深邃的思考和优美的文笔。我个人非常喜欢并且推崇屠格涅夫的《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但我相信精通俄文的朋友，一定会激赏他的《猎人笔记》。比起伯林从康德处抄来的积极自由、为罗斯福张目的消极自由、以及从古希腊诗人那里转手过来的刺猬与狐狸之比喻，屠格涅夫有关哈姆雷特与堂吉诃德的思考，其人文涵养的丰厚和慧眼独具的见地，足以令伯林汗颜。当然，更不用说陀思妥也夫斯小说展示的那种审美高度，乃是伯林绝对无法抵达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好比站在高耸入云的山巅，伯林只不过从山脚下匆匆路过而已。好在伯林心里明白，他并非是具有那种学识和本事的学者，而是身负犹太锡安主义者使命的文化狙击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夸夸其谈之际伺机出手，击杀德国人的哲学和俄罗斯人的文学。

毋庸置疑，在犹太裔作家或学者当中，大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诸如普鲁斯特、卡夫卡、茨威格或者维特根斯坦、哈罗德·布鲁姆等等。但伯林不在这些极具创造性的天才人物之列。他是一个身怀***主义利器的犹太锡安主义文化狙击手，其使命不在于学术研究而在于政治功利。因此，只要一涉及哲学或者文学话题他马上就会装模作样地遑顾左右而言它，摆出一副教授架势，作学者状，演文化科。不懂装懂有之，含沙射影有之。无论是狐狸与刺猬的比喻，还是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的说法，全都是东拼西凑地抄来的杂烩。而他的刻意抬高屠格涅夫，并非对这位俄罗斯作家情有独钟，而是企图藉此遮蔽陀思妥也夫斯基之于俄罗斯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审美精神的光照。令人遗憾的只是屠格涅夫，他在法国同行面前介绍得比较多的托尔斯泰，很少提及陀思妥也夫斯基。

《罪与罚》剧照

倘若可以将屠格涅夫比作莫斯科城内的一盏路灯，那么陀思妥也夫斯基则犹如乌云密布且又惊涛拍岸的大海边的一座灯塔，或者黑漆漆的山洞里的一炬火把。让屠格涅夫谈论托斯泰无疑是轻松的，但要屠格涅夫直面陀思妥也夫斯基却是困难的。屠格涅夫可以洞若观火地从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形象中窥察人类的某种天性，却未必能够从陀思妥也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身上惊觉人类的复杂历史。比如，《罪与罚》里的那个法律系大学生拉斯柯尼科夫。窃以为，世人——包括屠格涅夫在内——从拉斯柯尼科夫举起斧子砍杀那个犹太高利贷当铺老太婆的故事里，最多只能看出莎剧《威尼斯商人》的影子，那个老太婆像是莎剧中犹太商人夏洛克的转世，拉斯柯尼科夫形象则似乎综合了安东尼奥和波西娅法官，并且都与法律相关。更为有趣的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老式贵族，都处于贫穷的境地，而富贾又都有着犹太人的族群背景。因此，从表面上看，这个故事仿佛是把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重写一遍似的，除了犹太商人给社会带来的困惑，好像看不出还有更深的涵义。但是当人们把视域延长至一百多年后的美国，投向那个八爪章鱼一般控制着美国乃至全世界的金融和经济命脉的美联储，拉斯柯尼科夫举起的那把斧子顿时就有了非比寻常的意味。从那个高利贷老太婆的犹太当铺变成掌控天下的美联储，仿佛只是一瞬间的事情，严格说来，只是二战前后发生的变化罢了。令人惊悚的是，当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身陷拉斯柯尼科夫的境地时，这个国家差不多已然沦陷了。我想，惟有醒悟到这样的层面，才会发现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才。而又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才能反观出陀思妥也夫斯基的透视力度所在，才能反观出站在美联储后面的犹太锡安主义者以赛亚·伯林所扮演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而看明白了伯林为什么会那么敌视陀思妥也夫斯基。

也许会有人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当年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想得那么远吧。那是当然的。就好比在山洞里举着火把的人们，不会认为是火把照亮了他们的行进而会认为是因为他们拥有火把，他们在辨识方向。世人大可以说莎士比亚在《威尼斯商人》里只是开了个玩笑，并非具有什么警示意味；这跟伯林把陀思妥也夫斯基说成是个残酷的天才，没有文化的刺猬，似乎只有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正如当年的法利赛人坚决不认基督，如今的以赛亚·伯林们也同样坚持不向基督忏悔。当我说拉斯柯尼拉夫正在变成今日的美国人时，并不意味着世人都应该认同，而只是意指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是伯林所鄙视的那个刺猬，而是人类洞穴里的一炬火把。世人当然可以说，即便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美国人也会发现美联储的可怕。这跟陀思妥也夫斯没有关系。是的。世人完全可以如此认定。

陀思妥也夫斯基

这也是陀思妥也夫斯基与基督的差别。这个世界有没有陀思妥也夫斯基不要紧，但不能没有基督。只是对俄罗斯文学乃至俄罗斯文化来说，没有陀思妥也夫斯是绝对不行的，就好比英国文学缺了莎士比亚一样。

文学作品的景深有时是历史，有时是宗教。在艾略特《荒原》背后伫立着的无疑是当下的历史或者说历史的当下，但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罪与罚》背后呈现的却不啻是历史景观，尚有耶稣那个不无忧郁的身影：骑着毛驴走进耶路撒冷的圣殿，挑战犹太大祭司，挑战希伯来小商贩。

耶稣进入圣殿，赶走了里面做买卖的人，推翻了兑换钱币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不准人抬着货物穿过圣殿。祂教导他们说：“圣经上不是记载‘我的殿必称为万民祷告的殿’吗？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祭司长和律法教师听到这番话后，就策划如何杀害耶稣，只是有些怕祂，因为百姓都对祂的教导感到惊奇。——马可福音11

也许有人会对我在谈论《罪与罚》之际联想到耶稣会感到不可思议。那个拉斯柯尼科夫能跟耶稣相比么？当然不能。我能够说的只是，这个杀死了犹太高利贷老太婆的大学生，最后皈依了耶稣。联想到作者本人临终之前所说出的最后一句话乃是引自《马太福音》那般的虔诚，世人应该可以看出，信仰耶稣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和他笔下人物的共同归宿。就此而言，伯林指责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了，倒也不算说错。伯林弄不懂的是，一个内心深处追随着耶稣的作家为何会塑造了那么极端的人物？

也是。按照世俗观念，一个法律系学生毕业后，理当成为律师或者法官之类备受尊敬的上等人，完全没必要沦为一个杀人犯。换句话说，这个大学生在屠格涅夫小说里，肯定不会被安排到这样的命运当中，而是按部就班地融入社会，然后成为诸如罗亭或者巴扎罗夫那样的多余人。假如陀思妥也夫斯基这么安排拉斯柯尼科夫，那么屠格涅夫就有可能如同他谈论托尔斯泰那样地在法国作家面前介绍陀思妥也夫斯基了。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似乎本能地拒绝如此构思，从而毫不犹豫地将拉斯柯尼科夫推向令人不可思议的极致。

尽管这种极端绝对得不到耶稣的认可，但这种对犹太商人的决绝却又与耶稣当年走向耶路撒冷时的坚定不无相似。就此而言，耶稣也罢，陀思妥也夫斯基也罢，都不在屠格涅夫所谈论的哈姆雷特和唐·吉诃德的那个范畴里面。耶稣自编自导自演的那一幕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悲剧，能够读懂的人并不多。四福音书里呈示得也非常有限。但陀思妥也夫斯基仿佛天生就明白个中三昧似的，非常执拗地让他的拉斯柯尼科夫去做了让犹太商贾们非常不爽的事情。

米兰·昆德拉

此时此刻，突然想起，那个聪明伶利的米兰·昆德拉曾经有言：“陀思妥耶夫斯基令我反感的东西，是他的书的气氛；一个什么都变成感情的世界；换句话说，一种感情被提升至价值和真理的位置。”昆德拉真是太聪明了，难怪他会荣获以色列颁发的耶路撒冷文学奖。因为那些犹太复国主义者也会如此这般地看耶稣，而这种看法与伯林的鄙视陀思妥也夫斯基又极其吻合。不知道昆德拉心目中的价值和真理由什么构成，但他那种以知识分子自居的口气与伯林倒是极其相像。伯林看不懂的事情，相信昆德拉也同样不明白。昆德拉不会明白陀思妥也夫斯基为何让一个法律系学生去砍杀一个高利贷犹太老太婆，一如伯林就像当年的那些法利赛人一样不会懂得耶稣会何中止进行了多年的布道，只身来到耶路撒冷挑战犹太商贾挑战犹太教权威。

倘若可以将耶稣掀翻圣殿内的商摊视作一个象征性的动作的话，那么其中的象征意味在文学作品中被重复了两次，尔后又在历史上被一再回荡。文学的审美座标有时会出现奇怪的重合，比如《威尼斯商人》与《罪与罚》。前者是一个相当温和的戏谑，后者是一种极其暴烈的耀眼，如同梵高的绘画。在莎士比亚只是开了个玩笑的地方，陀思妥也夫斯基点燃了火焰。因为是个玩笑，所以结局并不惨烈。火焰的焚烧却完全不同，有着同归于尽的指向。但就在拉斯柯尼科夫走向末路之际，陀思妥也夫斯基伸出一双温暖的大手，将他牵引到耶稣身旁。

相比于可以在文学作品流露这样的温情脉脉，历史却是残酷得毫无回旋余地。上世纪三十年代犹太财团在德国上演过的那一幕，于二战前后又在美国重新拉开序幕，并且越演越烈至今依然处在进行时态。其中的轨迹是清晰的，从俄国到德国，从德国到美国。当年摆在圣殿里的商摊，如今赫然壮大成了君临天下的美联储。这其中的隐秘和难言的复杂，有待于将来的各种解密，有待于不知何时到来的真相大白。眼下只能猜想一下，当陀思妥也夫斯基将那位犯案的拉斯柯尼科夫带到耶稣身旁时，能否获得宽恕？然后继续猜想一下，美国民众最后是否会将作恶多端的美联储交给上帝审判？

由此联想到的是，怜悯。耶稣是怜悯的化身。那个被陀思妥也夫斯基推向极端的拉斯柯尼科夫在冲动之下丧失的恰好就是怜悯。也是因为怜悯的丧失，陀思妥也夫斯基最后将拉斯柯尼科夫交给了耶稣。在《罪与罚》那种梵高式的炽热和耀眼之中，耶稣宛如清风拂面般的清凉。当伯林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基督教时，他多说了一个字。倘若把那个“教”字去掉，那么伯林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评说就比较准确了。是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很基督。

换一种说法便是，陀思妥也夫斯基是个充满怜悯的伟大作家。怜悯的有无，是衡量作家作品的根本法则。昆德拉的小说写得很聪明，但他的小说写得再多，也只能屈居二流。因为他始终抵达不了一流小说《好兵帅克》中的那种怜悯。笨笨的好兵帅克，让昆德拉笔下的那些所谓知识分子男女，再聪明，也苍白。其实屠格涅夫小说的问题也在于此：非常聪明地探讨着琢磨着，一不小心就不知不觉地出离了怜悯。什么时候屠格涅夫不探讨不琢磨了，他的作品就精彩了，比如《猎人笔记》。相对于屠格涅夫想得太多想丢了怜悯，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天才恰好在于，怜悯仿佛是其与生俱来的品质。昆德拉看不懂这样的品质，将这样的品质嘲笑成了为感情所苦。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从来不像昆德拉那般在《玩笑》、《笑忘书》、《生活在他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绕来绕去，欲言又止，而是直截了当地诉诸《穷人》、《被污辱被损害的人》、《白痴》、《妖魔》、《罪与罚》、《卡拉马佐夫兄弟》。昆德拉小说里的人物，仿佛是欲擒故纵地被作者一个个放出来的，而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的人物，却像是迫不及待地争先恐后冲入读者的视域。当昆德拉在耶路撒冷说出那句希伯来名言“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时，真不知他是在揶揄他人，还是嘲笑他自己。当然，我不相信上帝真的会对昆德拉的小说发笑。那些小说不好笑。但我相信上帝会朝着好兵帅克哈哈大笑，一如上帝会将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读得泪流满面。

我所说的上帝，当然是耶稣，而不是别人。耶稣可能不会很在意不知怜悯为何物的昆德拉小说如何如何，但耶稣应该会始终静静地看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写作。耶稣当然不会不关切无神论者昆德拉，但耶稣从来不曾驻足过昆德拉们或者伯林们的思维平面。因此，昆德拉的说陀思妥也夫斯基太情感，其实就是伯林所说的太基督教，准确表述理当是太基督。个中奥秘乃是：爱，是不思考的；爱，从来不在思维的平面上。基督是爱，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竭力展示的，也是爱。基督关爱底层民众，陀思妥也夫斯基坚持不懈地在小说中为被侮辱被损害的穷人、女人、还有诸多孩子般纯洁的人物伸张正义。不管作为一个父亲，陀思妥也夫斯基是否很称职，但他在痛失三岁的爱子阿辽沙之后，索性以爱子的名字命名了《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幼子，那个纯洁得有如天使般的少年。

天使，乃是陀思妥也夫斯基小说里频频出镜的人物形象，也是陀氏小说爱意满满的亮点所在。在陀氏的成名作《穷人》里，天使是一位将身世不幸的孤女当作天使挚爱的慈祥老人，小公务员杰符施金；在《罪与罚》中，拉斯柯尼科夫被判罪之后成为他的精神支柱并且跟随他去西伯利亚服刑的那位索尼娅，闪烁着天使般的光泽；天使在《白痴》中，就是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天使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由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一老一少共同扮演。陀氏小说大都呈现为伦勃朗画面上的那种暗色调，而这些天使形象则犹如照亮那片伦勃朗式暗色调的一道顶光。这样的顶光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试想，倘若《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没有了佐西马长老与阿辽沙呈现的光泽，那么就会降格成《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原生态小说叙事。原生态小说虽然草木蓬勃，人声鼎沸，但没有神明般的彩虹挂在天空，就好比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缺了第五乐章，朝向天空的祈祷和呢喃。一部小说是否超凡出俗，天空的有无乃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顶光照亮的《静静的顿河》，仅止于俄罗斯文学的范畴；而《卡拉马佐夫兄弟》所呈示的审美景观，却不啻于俄罗斯大地的广袤，更在于整个人类精神时空的浩瀚。

《静静的顿河》剧照

同样是呈示俄罗斯广袤的大地，《静静的顿河》场面开阔，人物众多，却显得单一。相比之下，《卡拉马佐夫兄弟》人物没有那么多，故事场景也不过一个小镇而已，但由于在精神层面上的各种挣扎和博弈，致使整个小说呈现出了极其丰富的内涵，有如伦勃朗画面上那片说不尽道不完的暗色调。其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有着难以概括的个性，但又具有十分明确的主题色彩犹如一部交响乐中的各个相对独立又互相呼应的主题旋律。老卡拉玛佐夫，德米特里，伊万，阿辽沙，这父子四个一出场就活蹦乱跳的，连口中喷出的气息，都能感觉到。最后，是阿辽沙身上闪现的光泽，照亮了所有的人物。当然了，假如让昆德拉担纲这部小说的构思，最闪亮的那个形象应该是那个怀疑神明的无神论者伊万。父子四人之中，伊万显然最知识分子，会赢得屠格涅夫的好感，会让昆德拉喜欢得列为整部作品的第一主题，也会让伯林在这个人物身上寄托一下摧毁东正教的希望。但陀思妥也夫斯基让他们全都失望透顶，把充满爱意的目光投向了那个如同梅什金一样不谙世事的阿辽沙。顺便说一句，这个故事要是交给肖洛霍夫讲说，肯定会把老大德米特里作出核心人物隆重推出。谁都料想不到，这个从刑场上逃生出来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就是这么的偏执，毫不犹豫地将光环投在了老幺身上。

文学作品的高低优劣通常会在爱情叙事上见分晓。陀思妥也夫斯基并非情圣，涉笔爱情有时会像梵高一般的笨拙，但也如同梵高一般了无世俗趣味。《穷人》中的爱情故事，出手非凡，杰符施金爱得出人意料，并且那么的圣洁无瑕。相形之下，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的一男二女，爱得相当油滑，倘若将那个男主换作福柯，或者萨特，也不过如此罢了。难怪昆德拉喜欢将自己称作法国作家。当然，爱情叙事的把握难度，也不啻让昆德拉捉襟见肘，即便是三位顶级的犹太作家，茨威格、卡夫卡、普鲁斯特，也有些力不从心。

茨威格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中，与其说是讲说了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不如说是展示了男主如何被人家爱得死去活来。不能说茨威格在炫耀被爱的享受，但至少读不出男主有什么柔肠。卡夫卡对人类困境的揭示无疑极其深刻，但从来没有写出过像样的爱情故事。在生活中，卡夫卡两度拒绝与恋人的婚姻，说是不敢承担，骨子里却是不知道拿爱他的女人怎么办。当卡夫卡说出人类的最大毛病在于没有谦卑和没有耐心时，显然没有抬头看一眼天空，而只是俯首大地上的世俗世界。人类的最大毛病其实是缺乏怜悯，丧失慈悲。但这是要感受到来自天空的光芒才能够有所领略的心胸，或者面对耶稣时才能幡然醒悟的觉知。相形之下，谦卑和耐心的有无，是在其次的品质。

《斯万的爱情》剧照

卡夫卡都没能拥有的心胸，在普鲁斯特当然更加不可能。马塞尔虽然有声有色地讲说了斯万的爱情，但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罢了。一旦让这位巴黎的犹太小少爷面对自己的爱情时，除了没完没了地把那个可怜的阿尔贝蒂娜作得死去活来，根本不知道如何向对方表达自己的爱意，或者马塞尔内心深处根本就没有那付柔肠。马塞尔熟读的《圣经》是其中的《旧约》部分，相当于希伯来人的《塔纳赫》。那里面有上帝有十戒有先祖有列王，但就是没有男人如何爱一个女人的教诲。女人在亚伯拉罕那里，是与他的牛羊之类的财物并列的。换句话说，女人在犹太男人看来，是物，不是人。因此，马塞尔会有身处诺亚方舟的自我感觉，但不具备呵护关爱一个女人的柔软心肠。不知道这是不是犹太作家天生的短板，致使最顶级的这三位，都不曾写出过动人的爱情故事。按说，不少法国作家都有点情圣的意思，无论是夏多布里昂，还是乔治桑，还是巴尔扎克、梅里美，司汤达，甚至通俗小说家大仲马小仲马父子，都不会在爱情叙事面前不知所措。偏偏比上述所有法国作家都更具叙事才华的普鲁斯特就是不知道让马塞尔如何与阿尔贝蒂娜相爱。就此而言，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爱情叙事即便在一众法国作家面前都毫不逊色，不说鹤立鸡群，至少别具一格。顺便说一下，陀思妥也夫斯基对法国文学一点不陌生，早年翻译过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

说到爱情叙事，世人马上联想到的俄罗斯作家一般都不会是陀思妥也夫斯基，而是托尔斯泰。要读懂陀思妥也夫斯基确实不太容易，世人通常喜欢谈论托尔斯泰，仿佛他们都很懂托尔斯泰小说在写些什么一样。以前，中国人谈论托尔斯泰是跟那位政治狂人的一句话有关：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如今，轮到伯林谈论托尔斯泰，索性将他编派成了想做刺猬的狐狸。那么这只狐狸如何想做刺猬的呢？伯林胸有成竹地悄悄透露道：《战争与和平》里的那个彼埃尔，其实就是托尔斯泰本人。听上去感觉像是托尔斯泰如同伯林潜入思想文化界一般潜入了自己的小说，很神秘，很特工。

《战争与和平》剧照

当然，在《战争与和平》的众多人物之中，确实有托尔斯泰本人的影子，但恰好不是彼埃尔，而是两个截然相反的人物：一个是安德烈，一个是阿纳托利。这可能很出乎世人意料，即便托尔泰本人都有可能不曾细想过他与这两个人物的神秘关联。因为那是作者本人的下意识操作，就像赛场上的球员想也不想地将飞来的足球一脚射进球门，托尔斯泰想也不想地将自己分别显现在了安德烈和阿纳托利身上。这可以说是一种下意识，也可以说是一种诚实。

在这两个托尔斯泰的分身之中，安德烈显然寄托了托尔斯泰之于崇高的向往，即便在战场上受了重伤，托尔斯泰依然让安德烈看着天空，进行有关死亡的形而上思考，而不是思念他的那个可爱的恋人娜塔莎。这并非托尔斯泰此时此刻丧失了诚实，而是他太过醉心于通过安德烈来升华他的灵魂。相比之下，托尔斯泰在涉笔阿纳托利时诚实得如同在向神甫忏悔自己的罪过一般。其实，阿纳托利不过是托尔斯泰年轻时代的一段荒唐人生罢了。许多后来成为严肃伟人的通常都有过那样的青葱岁月。当然，为了表示忏悔的虔诚，托尔斯泰假借阿纳托利和盘托出的青葱岁月写得有些刺眼，竟然勾引天真烂漫的娜塔莎。虽然托尔斯泰并没有将娜塔莎写成安德烈的灵魂伴侣，但那样的纯真也很让人心疼。由此可见托尔斯泰对自己年轻时的反省有些不管不顾，不管自己以前有没有像阿纳托利那样勾引过娜塔莎式的少女，都毫不留情地写将出来。

小说写到这里，托尔斯泰面临着非常虐心的选择，是继续跨前一步还是稍稍退后一步：倘若阿纳托利的勾引成功，那么小说就会具有不无残酷的暗色调。阿纳托利的勾引一旦成功，接下去的小说叙事再怎么温情也不得不撕心裂肺。但托尔斯泰最终还是退了一步，实在舍不得。与其说是舍不得让娜塔莎蒙尘，不如说是舍不得让阿纳托利得逞从而将自己的青葱岁月弄得太过烂污。就此而言，彼埃尔算是一个妥协，既是托尔斯泰不让阿纳托利走得太远的妥协。也是他不想让安德烈太过痛苦的一个妥协。他让彼埃尔将娜塔莎给救了。从这样的妥协中，人们可以看到的是，托尔斯泰并不怜爱娜塔莎，他可怜的是他自己。他既可怜阿纳托利太过分，又可怜安德烈走向死亡之际还要面对娜塔莎的无知和因为无知而导致的背叛。

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个故事当中，托尔斯泰因此而有了一个心结：娜塔莎太无知。托尔斯泰虽然制止了一场悲剧，但悲剧的女主角却让托尔斯泰有些耿耿于怀。而这样的耿耿于怀，刚好就是下一部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的源起。

《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托尔斯泰虽然拯救了差点沦落的娜塔莎，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原谅了这个无知少女。在这场诱惑中，托尔斯泰制止了阿纳托利，却并不怪罪这个花花公子。因为托尔斯泰是个极度自恋的男人，绝对不会为了这场流产的诱惑怪罪年轻时代的那个青葱自我，而将责任断然丢给了那个可怜的无知少女。为了让少女接受他认为应有的惩罚，首先让少女长大，并且嫁为人妇。这便是安娜·卡列尼娜这个少妇形象的由来。因为少妇沦落通常可以归之于无知，但少妇堕落却是无庸置疑的放荡。不管在别人眼里的安娜·卡列尼娜是好是坏是正是邪，在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衷就要是惩罚一个邪恶的女人。所谓“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就是托尔斯泰报复差点出轨的娜塔莎的一句恨恨不己的内心独白。可怜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本是因为替娜塔莎背黑锅而产生的一个人设。

但作为作家的托尔斯泰的可爱又恰好在于，一进入小说写作，便诚实得如同一个种地的农民，从来不向他的庄稼撒谎。不管他有多么憎恨安娜·卡列尼娜，但他的那支笔却极其忠实地跟着这个人物行走，既不夸张，也不抹黑。正因为如此的忠实于人物本身，故而在《战争与和平》里的阿纳托利相应地变身成了渥伦斯基，那个勾引者仿佛一下子长大了，从纨绔军官升格为多情种子。

十分有趣的是，原本那位忠厚老实的彼埃尔莫名其妙地成了僵硬刻板的卡列宁。托尔斯泰似乎本能地感觉到，假设安娜与彼埃尔那样的男人在一起，出轨的可能性不太大。惟有碰到卡列宁那么无趣的丈夫，安娜才会断然离家出走。出于形象塑造的忠实，原先的惩罚不知不觉地转化成了同情。亦即是说，托尔斯泰被自己的叙事导引着，一面咬牙切齿，一面暗自点头：安娜离开那个傻逼官僚还是情有可原的。托尔斯泰由此悄悄地用卡列宁报复了彼埃尔，当初把娜塔莎交以彼埃尔手里，再出于无奈，也并非心甘情愿。把傻乎乎的彼埃尔变成蠢乎乎的卡列宁，托尔斯泰忍不住窃笑不已。你小子竟然夺走了我的娜塔莎，那么好吧，我让你变成卡列宁，让那个长大了的娜塔莎抛弃你让你蒙羞。这，便是整个长篇巨制《安娜·卡列尼娜》之创作构思的来龙去脉。

当然，读者最难忘的安娜最后的自杀：我要在那个中点惩罚他！安娜盯着铁轨上开始滚动的车轮坚定地告诉自己。安娜不自杀是不可能的。首先，托尔斯泰不允许；其次，安娜自己更加不允许。托尔斯泰不允许是暗中的，安娜自己不允许是明摆着的。一个为了爱情而飞蛾扑火的女子，哪有最后一刻畏惧火焰的道理呢？托尔斯泰再忠实于自己的叙事，最后时刻还是情不自禁地轻轻推了安娜一把：跳下去吧，我可爱的娜塔莎，这不就是你当初想要的么？虽然托尔斯泰一开始并没有设计过安娜的自杀，因为他没想到安娜会自杀，但最后他发现安娜只剩下自杀的选择时，既有些意外，又不无惊喜：原来如此啊。

就托尔斯泰的创作初衷而言，这庶几便是大功告成：该惩罚的惩罚了，该报复的也报复了。但必须提醒读者的是，不要忘了，托尔斯泰是一个很作很作的并且专作女人的男人。就女人的角度而言，无论是那个女人叫做娜塔莎还是安娜·卡列尼娜，托尔斯泰作到这种地步，理当满足。让她们万万想不到的是，托尔斯泰还不肯放手。安娜毫无悬念地自杀之后，托尔斯泰突然发现：良心，他的良心怎么办？就这么把安娜推下去给碾死了？托尔斯泰毕生追求道德自我完善，安娜的死，让托尔斯泰觉得自己很不完善。他必须想出一个让自己完善的办法，于是就有了玛丝洛娃及其叫做《复活》的第三部长篇巨制。

一般的刑事犯罪是先奸后杀，但托尔斯泰不是罪犯，而是一个道德自我完善者，方式是先奸后悔：先把玛丝洛娃给奸污了，然后使劲忏悔。这是一种在精神上先将自己置于有罪的境地，然后开始长长的自我忏悔历程。据说这是基督教的精髓所在：即便没有原罪也要制造原罪。当然，基督本人从来不认同这种方式。但托尔斯泰喜欢。这种忏悔方式与托尔斯泰在现实生活中一再向妻子提出要散尽家财赎罪的疯疯颠颠如出一辙。做托尔斯泰的妻子是非常不容易的，需要满足他的许多种角色，一会儿贵族，一会儿纨绔，一会儿作家，一会儿又是追求道德自完善的圣人。而托尔斯泰又从来不把身边的女人当回事，一会儿想像被人家勾引，一会儿猜测有出轨嫌疑，一会儿又很不高尚地拒绝他那种捐献全部家产的圣人善举。当托尔斯泰的妻子苦口婆心地说明这一大家子也得活的道理时，托尔斯泰恨不得杀了这个他在眼里世俗透顶的女人。事实上，托尔斯泰也确实在中篇小说《克鲁采奏鸣曲》中过了把杀妻的瘾。遗憾的是，世人只知托尔斯泰很高尚，完全无视托尔斯泰的妻子活得多辛苦。

 《复活》

相比《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得非常枯燥。这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拙劣的构思，先做主人，对女仆随心所欲；再做忏悔者，像狗一样跟在被污辱的女仆后面各种屁颠。最后算不算得道成仙，读者也只能见仁见智了。托尔斯泰的自我忏悔，其实是自我作践。可以说他的小说成功就成功地作天作地的作劲上，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最后被他的作给败坏了。从托尔斯泰八十多高龄出走最后死在一个乡间小站上，似乎可以判定，他最后并没有得道成仙，至少他自己觉得并没有成道，否则没必要作到那种地步。比较可笑的是，后世的读者被他的这种作给感动得五体投地：原来作家是如此这般修炼的，托尔斯泰原来是如此的伟大。他的最后一幕，比他的小说还要高尚。然后有人反驳：哪里，他在《复活》里已经非常高尚了。另一个忍不住挺身而出：他的《战争与和平》是最伟大的小说；又一个补充道：他的《安娜·卡列尼娜》写出了最让人感动的爱情悲剧。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面革命的镜子。

从娜塔莎到安娜再到玛丝洛娃，从阿纳托利到渥伦斯基再到聂赫留朵夫，从彼埃尔到卡列宁再汇集到聂赫留朵夫，这些人物仿佛轮回转世一般，在托尔斯泰小说里转来转去。这让我突然想到了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由四部长篇组成的超长篇小说，是专门写转世轮回的，其中数《春雪》最为著名。相比之下，三岛写的转世故事一点都不像转世，而托尔斯泰无意于转世故事，却把他的三部小说写得很像灵魂转世。一次又一次地来到小说里，仿佛要了结什么，却又始终了结不了。

托尔斯泰隐藏在小说中的那个灵魂，最后有没有获得救赎，恐怕只有上帝知道，他自己知道，没有其他人知道的，因为从小说里根本读不出来。但他折磨女人的本身却是一目了然的。那个可怜的娜塔莎一会不小心被勾引，一会痛苦地忏悔不已，好像比弥留之际的安德烈还要悲惨。安娜就不用说了，跳下去自尽都没能一了百了，还要被托尔斯泰转世成女仆玛丝洛娃。那个可怜的女仆即便逃到西伯利亚，还是逃不脱托尔斯泰的追寻。因为托尔斯泰不能没有这些女人，托尔斯泰需要进入天堂的拐杖，而他身边的女人也罢，他小说里的女人也罢，全都是他的拐杖。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小说，其实就是他和拐杖之间的恩恩怨怨。至于被伯林断定为托尔斯泰本尊的那个彼埃尔，连根拐杖都算不上。总之，罪与罚也好，善良与邪恶也好，伟大与渺小也好，就如此这般地在托尔斯泰身上纠结着，既成全了他的小说，也满足了他的灵魂救赎。这是个既跟女人过不去，又跟自己过不去的男人，同时又是个从来不撒谎的作家，坦率到令人讨厌的地步。尤其是他在《战争与和平》里有关历史宗教或者道德之类的喃喃自语，可以悉数跳过，不必当真。(未完待续)

——节选自新著《二战后欧美思潮审视》，本篇由2021年9月28日演讲整理而成 

李劼：旅美作家，思想文化学者，文艺评论家。生于上海，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并在该系执教十多年。1998年赴美，现居纽约。80年代至今，发表大量文章，在海内外出版有文学评论集《个性•自我•创造》，专著五卷本《李劼思想文化文集》，《中国文化冷风景》、《百年风雨》、《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论〈红楼梦〉》、《美国风景》、《木心论》等；以及历史小说《吴越春秋》、《商周春秋》、《汉末党锢之谜》，长篇小说《丽娃河》、《上海往事》、《星河流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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