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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知识分子，这个概念颇为混乱。现在有知识的人很多，文盲反倒是不好找。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吗？主持西电东输项目的工程师，他掌握的知识之多，大部分人一辈子也学不会；程序员编写的代码，非常复杂，一般人看上去如同天书。但我们常说的知识分子，应该不包括这些技术专家。思考一番以后我意识到，界定了知识分子的范围，知识分子的问题出在哪里，也就清楚了。宋朝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很有文化的一个朝代，其实，宋朝人的识字率不超过15%，这还是已经有了印刷术的情况下。在那时，知识分子或者说读书人的概念肯定很清晰，不像今天这么模糊。那么再往前推呢，一直推到不但没有印刷术，连纸张都没有，文字也很原始的时代，比如西周，谁是知识分子呢？在那个文明的早期时代，掌握文化是如此困难，识字的人是如此之少，基本上可以说，西周的知识分子和统治者或者说贵族是同一帮人。因为知识分子同时也是统治者，他们所学的知识首先要满足统治、治理国家的需要。西周到春秋的贵族，都要学习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是一个文武兼备的知识体系，培养出来的人，上阵能打仗，平时能治国，是全面发展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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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国开始，国家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统治者和官员的要求越来越高。文武兼备、全面发展固然好，但在激烈而残酷的国家生存竞争中已经不够用了。知识必须分工。这时需要的是专业型人才。首先就出现了文武分家。有运筹帷幄、出谋划策的文官，也有能征惯战、统带千军的武将。文武兼备的人才，不能说彻底没有了，但肯定不是主流和多数。这时候，那个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文无第一，武无第二。
武人之间较量，有客观标准，无论是个人之间的打架，还是两军在战场上的交锋，胜负都是明摆着的，没有争议。应该主要是因此，武人的气质一直比较质朴。能言善辩、口齿伶俐之辈，在这种较量中占不到什么便宜。纸上谈兵的赵括成了千古笑柄。文人之间水平高低的比较，可就麻烦了。你写一本书，我也写一本书。哪本书的水平更高？没有客观标准啊。但文人也要步步高升、发财当官啊。怎么办呢？就只好拉大旗扯虎皮，用各种大词彰显自己的重要性。应该主要就是因此，文人的气质容易流于油滑，并且互相看不起，谁也不服谁，也就是所谓文人相轻。但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因为没有客观标准，文人没有武人那种“是骡子是马拉出去遛遛”“高下立判”的噩梦和压力。这就导致了一个重大变化，文人成了社会中的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无须为自己表达出来的观念承担责任。由此就可以界定知识分子的范围。凡是当众发表观念，而且无须为自己的观念承担责任的人，就属于知识分子。文武兼备的西周春秋时代，掌握了知识的人同时也是统治者，承担着治理国家的重大责任。这个责任足够沉重，能够有效地约束这些人，让他们不敢胡说八道。这些人不属于知识分子。后世，随着印刷术等各种技术的发展，知识的范围扩大了。后来还有了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些人虽然拥有大量知识，但他们的处境其实更类似于武人。说得对不对，对多少，错多少，有清晰的客观标准，不容易抵赖。掌握这些知识的人也不是知识分子。只有那种兜售观念，但又不必对观念负责的人，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所有问题，都源于这四个字——“不必负责”。为了确保不必负责，知识分子充分发挥自己摆弄辞藻、组合概念的特长，发明出一大堆神圣概念。学术自治、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几个核心概念。此外，知识分子还乐于用玄学式的形容词描述自己和同行提出的观念，比如“创新性的”“优美的”“令人激动的”“震撼性的”等等。这些形容词的共同特点是，你不可能用某个客观标准揭穿或者推翻它们。难道你能客观证明某本书并不让人激动吗？别以为这种知识分子是中国特产，不，这是全人类的共同现象。托马斯·索维尔在其巨著《知识分子与社会》中毫不客气地写道：“（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不负有责任，这并不仅仅是个偶然事件，而是一个原则。”“知识分子一个让人惊讶的特权，是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极度愚蠢，而丝毫无损于他们的声誉。”（第11页）
大多数社会成员，都无法摆脱责任的重负。尤其是在职场中，他们必须要为自己的主张负责。主持西电东输项目的工程师，如果随随便便乱做决策，电力系统会用故障和损失来回报他。哪怕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也要受到成本收益的压力，不敢胡作非为，必须勤勤恳恳谨慎小心地经营。知识分子可就不同了。他们摆弄的那些大词，神圣而伟大，让人望而生畏，觉得社会须臾不可理，可又无从检验和证伪，结果就是，他们拥有超脱的地位，不必为自己发表的观念负责。知识分子确实很“自由”。正如托马斯·索维尔辛辣讽刺的那样（这位很会损人）：这种不必负责“如果没有导致知识分子的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那倒会令人惊讶。”（第12页）是的，我们在现实中看到了太多知识分子的这种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放肆、恶毒和贪婪，他们的沽名钓誉和左右逢源，他们对社会其他成员的蔑视和漠视，常常达到惊人的程度。但要承认，这是人性使然。任何无须为自己观念负责的人，早晚都会堕落到这种状态。
但社会毕竟还需要观念研究者，他们其实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困难之处在于怎么落实这种责任。为此，中国古人想出了很多办法，主要就是通过反复的劝诫、倡导和教化，让知识分子意识和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
“一言以兴邦，一言以丧邦”“文章千古事，得失寸人心”，都是这方面的教化之语。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张载的那句千古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教化以外，中国传统社会还设计和演化出了一整套约束和奖励读书人的机制：约束严厉到灭门九族挫骨扬灰，奖励优厚到入阁拜相流芳百世。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责任牢牢地捆绑在个人身上。你别想“不负责任”！古人敏锐地意识到，不负责任、摆脱责任，很快就会带来堕落和任意胡为。而有知识的人如果这么干，社会危害尤其大。所以，中国古代文人虽然也有类似的痼疾，但并没有特别泛滥。责任这个紧箍咒，始终套在他们头上。可惜的是，这套机制被现代化、被西化冲击得七零八落。天赋人权、个人主义、个人自由是主要的冲击工具。在这些神圣的名义之下，知识分子终于摆脱了身上沉重的社会责任，自由自在了。在社会上大部分有知识的人仍然被种种责任约束的同时，知识分子却拥有了“不负责任”的特权。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知识分子的丑恶表演，很大程度上，是个现代现象。市场经济和互联网从两方面加剧了这种糟糕的局面。市场经济让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可以变现，互联网让知识分子可以迅速传播自己的观念。这两件工具当然可以用来做很多好事，但当它们和“不负责任”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空前激发出了一些人的私欲和贪婪，形成了不可小视的社会破坏力。
由此，我们也就知道如何鉴别人们的观点和言论。隔行如隔山，人不可能掌握各门学科的具体知识。当情况复杂、真伪难辨的时候，我们就要转而关注“责任”属谁。责任才是最好最严格的监督。正如夫子所言：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意思就是，既然您没承担那个责任和风险，就别胡乱指手画脚了。您的话啊，难免轻浮。承担责任的人，虽然也会犯错，但他会全力以赴。制约他的只有人类现有知识的极限。而那些无需承担责任的人，即使学富五车，也不必盲从和轻信他们，因为根本无法保证他们会用出全力，更何况还有那么多其他的、不见得能拿到桌面上来的考虑和目的。当然，现实情况也不是那么糟糕，不必过分悲观。中国厚重的责任传统和现实中必须承担无限责任的各级政治组织，不会长期容忍这种“不负责任”的特权。责任伦理在中国有极其深厚的土壤。在这个国家的所有历史遗产中，这是最宝贵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