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扶贫怎么也那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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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位一手拿一个土豆笑呵呵的人，可不是一般人。他叫朱有勇，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全世界植物学界是大牛级别的人物。
2015年，国家推行精准扶贫，工程院也承担了扶贫任务。朱院士当时已经年逾六十，但在院士里算是年轻的。年轻人嘛，就找个艰苦的任务。朱院士来到云南一个深度贫困村搞扶贫。云南这个深度贫困村穷到什么程度呢？人均年收入只有1000元。
如此贫困，可以想见当地各种条件一定非常恶劣，脱贫难度很大。不过，这难得住一般人，难不住院士。朱院士考察了当地的土壤、气候、水文等条件以后，打开自己的技术库，就像机器猫掏出宝贝一样，拿出了一个适合当地发展的产品——反季节土豆，也就是冬土豆。十一二月份种下去，来年三四月份上市，在全国都是最早上市的新土豆，是俏货。种植户就等着数钱吧。
没想到，当地农民根本不识货。即使朱院士和学生们百般讲解说服，农民就是不配合，不愿意种植冬土豆。什么冬土豆？没听说过，不知道，不会种。你们院士当然会，我们农民大字不识一筐，啥技术也不懂，跟你们城里人可比不了……
没办法。朱院士只好带着学生，找块地，把土豆种起来。三四个月以后，冬土豆果然种出来了，品质还很好。这不还行，还得把土豆卖出去，卖个好价钱。然后，还得开免费培训班，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手把手教当地农民种这种新型的冬土豆。种出来以后，还得教农民上网直播卖土豆……
如此带动之下，有个农民种了10亩冬土豆，卖了7万块钱。这一下，当地可算是轰动了。一年人均1000元，这一下子，十亩地三四个月，挣了7万块。谁听了不心动啊。
心动以后就是行动啊。村里其他人种植冬土豆的积极性就有了。然后其他村也听说了，都跟着种起来，全县种植面积很快超过一万亩。几年时间，这个县的贫困率从50%降到2%左右。扶贫大有成效。
类似的现象，在全国扶贫事业中，可说数不胜数不计其数。在很多贫困地区，扶贫者都感到，最困难的，就是怎样说服当地人，让他们行动起来，接受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这个过程往往很难。扶贫者要面对贫困户巨大的“惰性”“不信任”和“不合作”。
朱有勇身为院士和国际顶尖专家，在这方面同样没有简便的好办法。怎么苦口婆心说服当地农民也没用，只能花上几年的时间，亲自去种植新产品，卖出去，并且赚到了钱，当地农民才肯跟着行动起来。
看来，穷人之所以穷，主要就是因为头脑固化、不愿意接受新事物，而且很懒惰，不愿意积极尝试脱贫的新方法。为了节省这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应该让地方政府强制农民接受朱院士们带来的新产品。这样，大家的脱贫不就会快很多么？
如果你这么想，进而这么干，扶贫脱贫只会更加遥遥无期，甚至完全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因还是在于人们对穷人的真实处境不了解，想当然。
一般认为，穷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钱少。这当然是对的，但这只是全部真实的一部分。其他更重要的真实还有：由于钱少甚至根本没钱，穷人应对风险的能力，很小很弱。他们几乎经受不起任何风险。所以，穷人面对风险的态度，和其他人有很大不同。
在类似金融危机或疫情严重这种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体会到风险爆发是什么意思。好心人可能会想，穷人在这种时候肯定是更难过。其实，对穷人来说，生活基本上是一场持久的风险爆发。就算没有金融危机或者疫情，他们同样每天都要面对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
在全世界，很多穷人都靠打短工度日，做一天吃一天。有固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很难理解这种短工者面临的真实压力。按天计算，短工者的收入可能并不低甚至挺高，但他们每天都在担心明天是否有工作可干。他们永远不能确定，手头的工作做完以后，是否还能找到下一份工作。
而且，由于收入低，储蓄少，风险对穷人的打击力度更大。对其他人来说，就算遭遇风险，可能也只需要削减不必要的开支，减少一些享受而已，比如减少下馆子吃饭的次数，少买几件衣服或时髦的电子产品，取消今年的旅游计划等等。
对穷人来说，一旦遭遇风险，可能立刻就要面临吃不饱饭、没法给家里的孩子付学费、没法买过冬的衣服等严重的生活危机。
所以，和其他人相比，穷人并不仅仅是缺钱，而是更加脆弱，更加禁不起风险。而为了对抗这种脆弱，避免遭遇风险，穷人要采取很多“保守”的策略。这些策略往往被指责为“懒惰”“多疑”“不积极”等“劣根性”。
比如，为了避免单一职业带来的风险，很多穷人不得不同时打几份工。而同时打几份工，显然不符合“专业化”的要求。穷人因此很难在任何一项工作上太“精益求精”。实际上，他们的最佳策略是在工作中尽量节省体力和时间。不了解这个情况的人，往往会轻飘飘地批评穷人“不求上进”“好吃懒做”。
在农村，穷人的“保守”策略就表现为尽量按老规矩耕作，不轻易尝试新型农作物或者新技术。就算他们明知新作物的产量更大，收益更高，最佳策略也是不要轻易尝试。
首先，新作物势必需要新种子。按老规矩耕作，可以使用去年留下的种子，无需另外花钱买种子。改用新种子，就要花钱。万一收成不好，就会因此欠债。穷人欠债，很可能就此翻不过身来。
其次，新作物就算看起来很好，产量很高，但谁也不能保证市场销售就会很好，一定能赚到钱。老作物就算不理想，但至少能确保有收入。还是那句话，穷人可没有冒险开拓的资本。
第三，对外来的扶贫者、好心人来说，新产品新技术就是一个工作项目，就算不成功，也不会对他们有多大影响，至少不会影响他们的衣食住行。但对贫穷的当地农民来说，这可是生活的全部。万一弄砸了，日子可就过不下去了。用自己的身家和未来，搭配别人的项目，谁会特别积极主动呢？
朱院士在云南深度贫困村遇到的农民，之所以在最初拒绝冬土豆这样的好产品，也是因为要尽量回避风险，而不是因为什么“懒惰”“不积极”。深入农民的生活环境，就会理解这种回避风险的“保守”策略才是合理的。
在扶贫中遇到困难，遇到贫困户不积极不配合，就趾高气扬地抨击人家的“劣根性”，感叹什么“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其实反倒暴露了自己的狭隘和懈怠。
当然，朱院士他们可不是如此狭隘和懈怠。面对当地农民的不配合和不积极，他们并没有怨天尤人，或者一走了之，而是积极行动起来，深入乡村基层，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亲自动手，把新产品、新技术的优越性，用实实在在的事实呈现在农民面前，同时，在技术培训、产品销售等各方面提供全套的服务和支持，和农民一起切实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
一言以蔽之，朱院士不是站在高处叉腰指挥农民干，而是撸起袖子和农民一起干，并且一干就是好几年。面对实实在在的收入增长，农民当然不会再坚持“保守”策略，而是转而接受新产品、新技术，也就实现了脱贫致富。
想要帮助，或者标榜自己想要帮助穷人的人，很多，但很多人都以居高临下、盛气凌人的态度看待穷人。他们的扶贫行动，如果有的话，也是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一日游”，而绝不会真正深入穷人的生活环境，更不会和穷人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们的这种“扶贫”当然很少会成功。而他们也就因此认定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因为穷人的种种“劣根性”。在这种贬损、贬低穷人的过程中，他们收获了极大的心理满足和愉快。如果再有人资助他们的“扶贫”，他们简直会乐此不疲。
这就是各国扶贫很多，花钱很多，但真正成功的却很少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