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若向阳 扬帆起航｜国立药专地下党员潘嘉钊的青春故事
潘嘉钊，女，1928年11月15日出生，江苏常州人。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汇文女中、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和参加学运工作。1949 年5月起，在南京市公安局、西南公安部、中央公安部任秘书、科员、编辑等工作。1960年调青海省任第九、第十七劳改支队、第二劳改总队领导成员和省劳改局办公室副主任。1975 年任云南省第一监狱副政委。1980 年到1983年任公安部办公厅副处级调研员、正处级研究员；第五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84 年离休。1992年曾任中国警察学会特邀研究员，1994年被聘为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老干部工作信息员。
我是1928年11月15日出生，江苏省常州市人。1945年参加革命，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南京汇文女中、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和参加学运工作。1948年10月赴苏北解放区，在华中党校学习。1949年5月起，在南京市公安局、西南公安部、中央公安部任秘书、科员、编辑等工作。1960年调青海省先后任第九、第十七劳改支队、第二劳改总队领导成员和省劳改局办公室副主任。1975年任云南省第一监狱副政委。1980年到1983年在公安部办公厅任副处级调研员、正处级研究员；第五届全国妇联执行委员。1984年离休后至2009年被公安部办公厅返聘，从事拾遗补缺的资料编研工作。1992 年曾任中国警察学会特邀研究员，1994年被聘为中央组织部老干部局老干部工作信息员。回顾所走过88年的沧桑岁月，曲折又艰辛、平凡而又多彩。南京是我成长走上革命路的渊源地，含有一丝丝的乡愁。目前，趁我的脑、手、眼都还可以，把我入党时期的心路历程和早年的战斗足迹用笔墨记录下来，也算实现了一个耄耋老人的心愿。
镇姐引导我走上革命路
潘嘉镇是我的二姐，我称她为镇姐。镇姐是1943年9月参加中共南京地下党的。当时的南京，是沦陷区敌伪的反动政治中心，人们生活在屈辱之中，对于日寇的虐杀暴行、铁蹄蹂躏无不刻骨铭心，凡是有血气的青年人，都怀有抗日救国的志向，要找回民族的尊严。镇姐当时是南京模范女中高中的学生，不满20岁。她入党前，即参加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一些进步活动。我印象深的是听她讲1943年夏在南京五台山小学参加了“学生互助会”举办的夏令营，营中集中了南京大、中学校几十名学生，整个暑假食宿在一起，举办座谈会、辩论会、走访群众，阅读进步书籍，唱爱国歌曲。形式新颖活泼，适合青年学生的心态，我觉得她经过学习，“开通”、“能干”、“活跃” 多了，我内心非常美慕和向往。
镇姐入党以后，曾于1943年冬参加了党领导的南京爱国进步学生发动的清毒运动，这是一场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的运动。我听她讲了一些运动轰轰烈烈、大快人心的情况，当时南京烟馆林立，我家斜对门中有一家烟馆，我年少的心里，觉得砸烟馆、烧鸦片太对了。
1944年初的寒假，“学生互助会”在南京洪庙小学办了一个寒假补习学校，镇姐让我和哥哥潘嘉璜都去了。学校有三个班,每天下午上课，老师都是南京中央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我在初级班补高一的三角，同学中许多都是向往进步的中学生，镇姐、周兰等中学党员也参加了补习。学校常组织讨论会、辩论会等启发教育青年思想的活动，还于春节(2月3日)时组织了一次爬紫金山及参观紫金山天文台的活动。女生组爬山我得了好二名。此次补习，我在思想、知识、体育上都有收获。
1943年底前后，周兰、镇姐等模范女中的共产党员，以及中大的若干女党员，发起搞一个《女青年》月刊，挂靠在“干字运动实践会”。此举是党组织意图创建一个团结教育女青年学生的平台。为了联系南京女子中学生参与工作，镇姐叫我在我所在的汇文女中物色同学投入，我和李平就分别担任该刊汇文女中的发行和编辑。1944年“三八”节，模范、汇文、市女中等一批进步同学聚了一 次会，讲解“三八” 节的意义，记得会上一个重要的口号是:“走出象牙塔，到群众中去”。《女青年》月刊上一些论述妇女解放等说理启发青年人的稿件，大都由中大中共地下党员撰写，李平和我写过一篇讽刺课堂活动的短文，还搞了些校对、卖书等活动。
1944年暑假，镇姐让我去参加一个劳动生活营。这是组织上研究安排的。这个劳动营，上层是反动人物，而中共地下党员打入掌握了实权。大队长尚渊如、负责宣传的曹昭云以及一些部门和小队的队 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营址在大方巷口，每天上午到清凉山去筑路、开荒，下午日程安排上常常有反动政治课,晚上夕会小队活动。历时三个星期，结束前在清凉山露营三天。我所在小队的队长是张一尘、 庄佩琳，都是1942年的共产党员。在营内，反动政治课听不进去，我受到的是朝夕相处的老党员先进思想的言传身教，熏陶默化，加上酷暑骄阳下的艰苦劳动，也确有收获。
也是1944年暑假，周兰、镇姐及模范女中为主的一批党员进步同学，在石鼓路培育中学举办了一个妇女补习学校，专门吸收贫困妇女入学。起步维艰，为招生访贫问苦，后来成效颇好，团结教育了一批清寒妇女。这一年，周兰、镇姐都高中毕业，假期一过，将奔赴各方为党工作，于是我、李平等就成了接班人。1944年秋开始，我们接着在附近莫愁路一教堂内办起妇女补习夜校，我担任初级班的数学老师，兼了一段总务主任，负责领经费，买马灯 、灯油、教具、结算收支等。 夜校除上课外，还曾组织妇女诉述白己的悲惨身世，开座谈讨论会；学文化、学政治，宣传民主思想，启发阶级觉悟。对于夜校教课，我非常认真，不论刮风下雨或有其他事情缠身，决不缺课。特别是当时南京防空演习，下课后七八里路回家，黑灯瞎火，一片漆黑，逢雨天路更难行，我逐渐总结出黑的是泥，亮的是水，择道而行。妇女补习夜校教书，从1944年秋直至1945年暑假抗战胜利前，记得最后1945年暑假，校址迁到洪武路附近。这一年的妇女补习学校任教实践，使我明白，办朴习学校是一种顺民意、扩大党的力量的载体。在那里，看上去是我教了人，实际上也锻炼教育了我，使我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进步革命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镇姐大概一度撤退到江宁县茅山新四军根据地。她是悄悄地离家的。她走前留给嘉璜哥及我一封长信，信中讲 了形势大局，最要是热切鼓励我们走为群众服务的道路。这封信嘉璜哥和我反复阅读，都心领了。
经过中共地下党两年多的培养，期间曾读过一些来自镇姐、李平等处的进步书籍，如《大众哲学》、《青年修养》、《萍踪寄语》、《延安一月》、《奥斯维辛集中营》，鲁迅、高尔基的一些作品及《石炭王》、《煤油大王》等。抗战胜利后又耳闻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掳掠和昆明“一二·一”镇压学运的暴行，还有幸看到了《新民主主义论》、《评中国之命运》等书，终于于1945年12月由李平同志介绍，我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国立药专的学生生活及革命活动
1946年夏我从南京汇文女中考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于当年的12月中旬入学。从此，我一方面开始了药专的学生生活，另方面开始了药专党的工作。公开身份是用功读书的学生，在学校里先后担任级代表和学生自治会副常务理事，有合法的领导职务，在党内从事学运工作，团结教育组织群众，扩大党的影响，发展党的组织，在反对国民党的第二条战线上同国民党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
1948年5月，南京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同学战友
（左起林翘翘、余友岑、韩娟、潘嘉钊）
由于南京中共地下党组织对药专师生员工政治上的情况不清楚，所以我一进校，首先要调查研究这方面的情况，做好基础工作。组织上布置，要不断分析本班的逐步到全校的左、中、右力量情况。药专迁校前校长是药学专家薛愚，迁校不久，国民党政府委派孟心如当校长。教务长王殿翔同情学生运动，原训导长王殿之公开支持学生运动，很快被换成了周质民，他是破坏学生运动的头子。学生大概200多名，多数是专科生，学生中读书氛围很浓。校内进步、反动势力都有一定基础，中间分子数量不少。进步势力方面，老师中有教语文的奚老师（女），高年级即专三、专四级的有周正平（1947年毕业、中共党员）、韦志民（1947年毕业、中共党员）、蔡预、蔡颀、李廷元、谈一中、李乃明、汤纲等。同年级及高职科的有:林翘翘、尹宗靖、韩娟、汤光、余友芩、黄道胜、孙道章、方藕英、何志渊、薛啟昌、张滇娥等。在这些同志周围还有一批类似进步的群众， 如欧阳子倩、戴兰馥、王永芳、邵国贤等。学生中进步、反动势力两方面对比，高职科是进步方面的占绝对优势，专科的反动势力在校方扶持下，则深厚一些，但进步势力也在发展中。
在熟悉情况，不断分析左、中、右力量变动的基础上，研究斗争策略，并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发展扩大党的力量。近两年间，药专在斗争中发展的中共党员，据我所知有林翘翘、尹宗靖、韩娟、何志渊、张滇娥可能也是这个时期入党的。当时积极培养，不久后即入党的有顾泳玉、余友苓等。
1946年底1947年初，刚开学不久药专同学参加了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同学沈崇的抗暴游行。1947年五二〇学生运动前，积极争取我校学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游行，虽全校学生开大会未获多数通过，没能参加。但当5月20日上午，学生游行队伍遭到国民党暴力镇压，造成流血事件后，我们立即在校园内用口头、大字报大力揭露惨案真相，揭露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同学们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部分中间同学转过来了，终于在当天下午起争取到全校性的罢课来响应五二〇“反饥该、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罢课期间，主要是组织不少同学到中央大学去参加受伤同学控诉国民党暴行的会议，去听民主人士罗隆基、章伯钧支持学生运动的报告，去音乐院、剧专参加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镇压学生运动的文艺晚会等。以后，在1948年中央大学礼堂举行的“五四”纪念晚会和中大操场举行纪念五二〇运动周年的焰火晚会时，又先后组织同学去参加。在晚会上，同学汤光参加演出了讽刺控诉蒋政权的活报剧（汤光饰演蒋介石）。梁希教授讲了话，会议被特务破坏。当英国警察在九龙城杀害我同胞的事件发生后，我们开展了争取我校参加抗议九龙事件的罢课活动，这些活动，特别是五二〇运动，深深地震撼着国民党统治下年轻人的心，不少人觉醒了，一些原来就倾向进步的同学，逐步投入了党的怀抱。
在校内，与旨在镇压学生运动的训导处，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1948年春，训导处决定，校内壁报出刊前要登记，稿件要审查，批示后才能贴出，其用心是要扼杀进步言论。当时校内壁报联合会主席是进步同学余友芩。为了抵制训导处这一无理决定，我们发动了一次相当规模的签名抗议。同年六七月，校方无理勒令学生运动中比较活跃的六名同学退学。有林翘翘（已加入中国共产党），尹宗靖（已加入中国共产党）、薛啟昌以及孙时良、戴克逊等。我们为了抗议校方的迫害，组织了声援被迫退学同学会，发动同学，伸张正义，揭露反动派的阴谋本质。此外，还支援了下一班同学（即1947年入学的专科生）为国民党政府停止公费待遇的绝食抗议活动。
1947年春,舍友兼战友在国立药专门前合影
（左起潘嘉钊、林翘翘、余友芩、戴兰馥、韩娟）
1947年五二〇运动不久，党组织部署为了继续团结教育运动中涌现出来的进步同学和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要以各种社团为纽带，扩大党的影响，进行经常性的活动。针对当时同学针对当时学生中的情况，先后组织了:
歌乐剧艺社: 1947年五二〇运动后不久即成立，社长林翘翘，社员30人左右，前述许多同学都参加了。分舞蹈、歌咏、戏剧几个组。每次唱歌、跳舞都是和中大丁家桥分校的同学一起学，教唱歌的是英专的廖一鸣，唱的歌大多数是揭露讽刺蒋政权的，也有民歌，如《新年颂》、《古怪歌》、《猴戏》、《插秧谣》、《垦春泥》、《望郎归》等，跳舞是跳集体舞、民间舞。1948年春夏，歌乐剧艺社组织了一个晚会，节目多是配合学生运动的，寓政治于文娱之中。
《虹》壁报社: 1947年“五二〇”罢课期间出刊，社长是我，实际搞的还有余友苓、林翘翘，韩娟，余友苓出力最多。一共出刊过几期，内容是配合学生运动进行宣传，张贴在食堂大门的东侧，有一期贴后即遭到反动分子的摧毁。但他们撕了我们再贴。
工读服务社：1947年下半年成立，社长陈鑫，是个有正义感的同学，这个社是由同学入股组成，贩卖一些文具日用品，赚的钱分红，以解决某些清寒学生之困，全社有三四十人，成员大部分是进步和清寒学生。还有个别是混进来别有用心的反动分子。该社后来被校训导处无理解散，通过抗议此无理行径，社员进行了不少斗争。
科学社：1948年7月组织，当时学运处于低潮，一些社团被训导处无理解散，科学社以研究学术为旨，团结一部分比较用功钻书本的“好学生”。社长是欧阳子倩，参加的有十多人，余友岑、我等都参加了。这个组织成立不久，即因国民党镇压学运，大肆抓人而无形中停顿了。
按照中共党组织的意思，一方面支持和安排进步同学当社团群众组织的领导，另一方面党员也要积极争取合法的职务。
进校不久，支持当时思想进步但未入党的林翘翘当选为女同学会会长和级代表，也支持其他进步同学任公开领导职务。1947年五二〇运动前，我被选为药专改院促进会的委员，这个组织是在同学们要求把“专科”改为“学院”的情况下成立的。主席是李廷元、谈一中。党组织的态度是，既选上委员就好好干，从中了解情况。这个组织曾出动全校同学向国民党的教育部去请过一次愿，改院促进会主席和委员还找法部有关方面谈判了一场。1947年下半年，我被选为班上级代表，1948年2月，我被选为校学生自治会 副常务理事。担任班上和学生自治会的合法领导职务，对于进步力量在级代表联席会中和学生自治会中的斗争都是有益的。由于1947年秋至1948年夏期间，正值学运低潮，党组织指示，在合法职位上，要多为学生谋福利，1948年5月曾经发起和参加专科学生分科斗争获成功：1948年7月，我曾代表学生自治会加入声援被迫退学同学会，同校方作斗争，还组织同学参观紫金山天文台欢迎新同学准备暑期为考生服务等。
撤离金陵城 苏北华中党校学习
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破坏国内五二〇运动以来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挽救其垂死的命运，1948年8月19日，南京高等特种刑事法庭发出传票147张，传讯179人，逮捕、关押中大、金大等校学生50人。蒋介石发表讲话，要人民“检举匪谍、清除乱源以保障安全”。南京情况紧张起来，8月20日，《中央日报》刊出《首都高等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匪谍名单》，药专名单中的韩娟，是我联系的同班同学。
当时她因事回了南通老家，我在校内，可不是与组织接头的日子，我不能擅自离校，即在宿舍坚守。21日近午，我的领导人翁礼巽（中大学生）机智地出现了，他把我叫出宿舍。通知我即刻撤离学校，同时告诉韩娟不要返校。那一刻校内阴云密布，已经开始要抓人了，敌特四窜，校门及通道都有人暗中监视。我琢磨中午食堂开饭时可能松乱一点。即于正午手中拿着个茶缸，佯装出门买东西，悠然地溜出校门。出去时我用余光扫了一下门房，无可疑人。随即捷足快步脱离险境。
1949年的潘嘉钊
离开学校后，我直奔镇姐的住处。那是在一个尼姑庵里，地址在南京唱经楼附近的卫巷18号，门口要经过一个皮匠摊，再深深地往里走。庵内有一间小屋，是镇姐和她的“干妈”姜伯母（其女姜秀英，1940年加入党的南京地下党，已经撤退去新四军）租住的。实际是南京地下党小教系统的一个联络点。因此，镇姐不同意我长期居住，怕引出麻烦。后报经组织同意，约好联络方法，于8月下旬回到常州老家。不几天，韩娟从南通赶到常州，她已接到我“校内有传染病，不要回来”的信，问我有了传票，该怎么办。我一人无法决定，即偕同韩娟一起返回南京，找到组织上，交出了韩娟的关系。我暂住镇姐处，闲时帮她用小字抄一些党内文件。不巧我又忽感染了副伤寒病，为了养病加上镇姐的“赶”,于9月上旬再次回到常州。9月26日，《中央日报》发表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匪课学生”的补充名单，内中有我。我哥嘉璜（中央大学学生，中共党员）从南京打电话转告我；我也从报上看到了。当晚，我即离开了家，次日一早，我带着病体，由弟弟嘉玢护送去了宜兴和桥我同班同学余友芩家，小憩三天。返南京时我梳了刘海，留了长发，特地坐回南京的慢车，不去下关站在和平门站下车。以后，同领导人接上了关系，组织上指示，可撤退到苏北解放区。我也从领导人口中知道韩娟已于早些日子撤退到中原解放区了。
1948年10月10日，我在党的交通员徐瑞卿(中央大学学生、中共党员)的带领下，到达江阴，同行的有陈布丁（化名）。因国民党反动派封江，只好借住在江阴花育成（中央大学学生、中共党员）家中。过了二三天，10月14日，我们过长江继续前进，由于交通员情况熟悉，过封锁线未遇麻烦，走得飞快，为了照顾我和掩护需要还让我坐了一段人推的独轮车（一边坐人一边放行李），很顺利地到达靖江县境的中共华中一分区江南办事处 。
2007年9月，60年前的战友相会北京
（左起余友芩、戴兰馥、林翘翘、潘嘉钊、韩娟）
江南办事处并非想像中的定点机关，而是在老百姓家中办公和住宿的，同群众完全融为一体。我和陈布丁到后，办事处让我们暂住，待南京再有撤退下来的同志一起去华中工委。因此，我即随工作人员同住在百姓家中。由于办事处与敌占区犬牙交错,常有“情况”（即敌人骚扰等），随时搬迁，我也跟着转移了几处。我在等人的十来天中，闲来无事，随笔写了一点“东西“，反映了我当时的思想。10月23日，在靖江的北小庄，我信笔写下了两篇短文。
变革
迫害的号角在蒋管区吹得更声嘶力竭了，拘捕“匪谍学生”的传票再印一批，使得我亦加入了被传拘的人流。
以大病初愈的瘦弱身躯，携带着简陋的行装，匆匆的离开家园，踏上新的人生征途。
经过了火车轮船，跋涉了田埂小桥，叩响了解放区的大门，一片自由乐土展现在我的眼前。
小鬼、民兵先后见着了，我们到达了江南办事处。
生活是不会中断的，旧的死去，新的接踵而来。离开了狭小的药园，会见了真诚的泥土的儿子。
迫害迫害,垂死的反动派你迫害不了全中华的儿女，仇恨的种子终有一天会汇成巨浪，予蒋家王朝以猛烈的还击。
算清这笔无底的血债!
念药园战友
真挚的友谊,培养在两年药园生活中。
我们一同读书、实习、思讨、歌唱，以及对付敌人。
无稚地、同声息地呼吸在特务布满的人群中。
同样的憎恨,同样的爱好,追求着同样的人生目标。
而如今,天各一方,各人找到了同志们开创的乐土。我们该还记起“和平民主重担在肩头”的歌声。在为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大旗帜下，我们是不会分离的。
坚信，当胜利重聚的那一天，我们的信念将更坚强，躯体将更健壮!
快到10月末了，我们终于在江南办事处等到了南京撤退下来的同志，他们是中央大学的潘光（潘茂祥）、千军（李均仁）、丁镛镛，还有伍德成和宗纪泽。于是，从月底起，即从靖江动身前往位于阜宁的华中工委，11月初到达。工委在招待所组织我们学习了多天后，嘱我们去盐城华中大学正式学习。可刚学4天，校方通知党员的关系已由南京转来，应去中共华中党校学习。这样，我们中除两位不是党员的外，立即前往淮安河下镇党校所在地。从靖江出来，辗转几个地方，路上都是步行，有交通员员带路，晚上安排在村民家住宿。路上费时不少，到达华中党校时大约已是1948年；12月下旬了。到中共华中党校后，我们被编入十六大队。这个大队的学员公日从南京撤退下来的地下党员，主要是大学生，有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国立剧专、药专、音专、东方语专的等等。从1948年12月底到100年4月中旬，在党校的近4个月中，学习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上西政策、城市政策、党的建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等，最后每个同志回际了地下时期的表现，认真作了自我鉴定。这段学习期中，我先后担任了生活组长、学习组长（即党小组长）。学习非常紧张，我也尚能抓紧，因此自感取得不少收效。使我对中国革命的特点开始有了较系统的认识，政策观点有了一定提高，对自己的优缺点也能稍作解剖。
在结束党校学习后，我们与兄弟的十五大队——全是上海地下党撤退下来的同志，临分手前相互留恋，依依借别。我所在的学习组，即向他们专门写信致意。现将信的内容，简摘几句，折射出当时的心态。
亲爱的十五队的同志们:
在今天，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下,我们这两支来自不同地区、在同样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兄弟队伍，要暂别了....这暂时的别离不是别的，正标志着中国人民将接近全面解放。落在我们身上的任务很深重。不久我们要回到大城市去，要和不拿枪的敌人作策略性的斗争，要面临到重重困难问题的考验……只要我们站稳立场,善于学习，多多思索，一切城市工作中的复杂问题都可谋得解决……对于你们寄予我们的热忱欢送，我们谨致崇高的谢意。致
布礼
南京队十六组
1949. 04. 13
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雷鸣教授拜会潘嘉钊、林翘翘等校友
注：文章摘录自《革命者口述历史》，录入时增加了部分照片。本文发表经潘老师本人同意。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周雷鸣教授提供材料；感谢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整理资料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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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学院
编辑｜朱逸凡 秦俪玲
指导｜王琳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