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乡村居民来说，积年累月中，乡土社会里养成的习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弥，他们习惯了货郎担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他们安心于去某一家熟悉的店面购买物品。
而炸串摊、小商超、货郎担……这些乡村生意，勾连起无数乡村人，承接着乡村文化，也深藏着乡村难题。一边挑起百般活计，一边向往更好生活，他们肩上扛的是一份辛苦，心里回应的是一份期待。
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近这些在江北农村不懈奋斗的生意人，了解他们身上真实的乡村故事。
寻找城市边缘的落处
“老板，两串淀粉肠一串里脊。”
开摊二十多分钟，摊主王大姐迎来了当日的第一单炸串生意，手起串落、油锅开炸。“要辣吗？”捞起串、刷酱、装袋，从炸串新手到此番一气呵成，王大姐用了193天。
从去年十月起，除了过年及狂风骤雨等恶劣天气，几乎每天都能在小镇中央的十字路口见到她。
没有网传那般“日入9000”，在农村开炸串摊，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用时间换收入。
“生意算不上好，比不了在市区的，但每天两三百还是有的。”王大姐每天四五点出摊，最迟摆到晚上十点，赶完学生的放学潮，再候候晚归的年轻人，拾些零碎生意。
王大姐不怕寒冬酷暑、夜间孤守，最怕的是学生放假：“ 在这小镇上，生意主要靠学生撑着，学生一放假就赚不上钱了，本来还有些外地工人，但周边几个厂陆续关停，客源更少了些。”当地产业转型阵痛期对域内小生态的影响格外深刻，连王大姐的炸串小摊也感受到了震动和压力。
生活不易，摆摊本就是无奈，选择驻留农村开摊则更是艰难。
“为什么不去市区呢？”面对这个问题，王大姐给出了几乎能代表半数农村中年人的答案——为了孩子上学。“我老家在安徽，作为外地人，想在南京市区买房、解决孩子学籍问题，太难了！”
年近 50 岁的王大姐，没有学历加持，年轻时也并未赶上什么风口，只能打些零工。看着日益高昂的房价，买房留在都市不可行，返乡也毫无发展，面对生活抉择和现实之重，王大姐和丈夫最终选择在城市边缘安家落脚。
“离开家到了大城市，没谁还想呆在农村，没办法，在这生活成本低一些，也方便照顾孩子。”
在农村谋生，一样要拼尽全力。
王大姐每天一面忙着购货、制串、看摊，一面操心着家里事，要最大程度平衡生计和家庭，身体里的发条就绝不能松懈。
如王大姐一般散落城市边缘的异乡之客还有很多，他们是城市的漂泊者，始终坚持着破除万般困难，在各个角落寻找属于自己的位置。
今年三十岁的季女士算得上是村组里最年轻的商店老板之一，家里的小商超也在她的打理下井井有条，与诸多乡间老人经营的店铺风格迥异：六七十平方米的店面干净清爽，并被分隔为里外两间，里间放置洗发水、油盐酱醋等日用刚需，外间则是烟酒饮料及零食，琳琅满目的商品遵循着季女士头脑中的商业逻辑各归其位，年轻力量的承接给小店带来了更多的生命力。“主要挣钱的还是烟酒，以及米油等‘硬通货’。当然，不少人奔着刚需来的，逛完里间出来也能捎上几件零食，这也算是商品摆放的一些‘小心机’。”就是眼前这间有活力、有策略的小商超，在季女士接手前也是垂垂老矣。“我父母在村里开了半辈子的小店，眼看互联网越来越发达，无论是订货还是收款流水都化为了线上进行，他们老人家不会，但又舍不得丢下半辈子的营生，就让我回来‘继承祖业’了”，季女士笑着说。让季女士这只飞入城市的小燕子“归巢”的另一重要因素则是父母养老问题。作为独生女，季女士必须独立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不仅仅是金钱上的照顾，更重要的是生活上的陪伴。“目前主动留在乡村发展的年轻人还是少数，村里不少老人在生活上都是‘自助式’养老。见的太多，让爸妈单独在这，我放心不下。”“地方小但动静不小，经济环境上有任何风吹草动，经营的各个环节都会响起警报。”8年的乡村营商经验让季女士显得格外老练。“像最近，绝大多数货物成本价都在上涨，涨价的源头不在供货商，而是最底层的基础原料，最难受的是只涨不跌，加之居民消费意愿和信心还未恢复，很多东西都是能不买则不买。”乡村生意绝不是简单地守着固定的邻里客源，还需察言观色、应时而变，前端物价涨跌、后端消费变化，乃至电商冲击，链条上的每一处都至关重要。商场虽艰，但季女士也的确凭借自己的头脑和能力在村组的商铺中立下了足：“能搏过疫情，把店开到今天的都是狠角色，当然我也是。”手持拨浪鼓，肩挑货担，边走边摇……这是乡村对于货郎担的集体记忆。他们曾走乡串村，走走停停，辗转在人们的琐碎和情感联结中，挑起了旧时江北乡村的日常。现如今，货郎担也已经淡入人们的视野。这些平均年龄在60岁左右的老人，将所有古老的手艺都珍藏在担箱里，拖着略显沉重的脚步，挪动在平坦的水泥小道上，开始了一复一日的营生。“叮叮当，叮叮当……”如往常一样，早晨六点，皮肤黝黑的马伯，戴着一顶编织草帽，敲响了吆喝的歌谣。走街串巷、雨淋日晒是他的常态。每天挑担步行，左肩累了换作右肩，来回腾挪，这样一整天下来，少说也要走两万多步，而因为积年累月的从事这样劳苦的营生，他双脚的骨骼早已肿大变形，“一到下雨天，又疼又痒。”不仅如此，据马伯自述，丁丁糖利润微薄，制法却极为考究，“从麦子发芽、发酵，到历经十几个小时的熬煮，至最终的锤打定型，历时约为5天。这两天暖和，发酵快，做的时间也短些。”对于今年已经64岁的马伯来说，做如此耗费体力的活计并非易事，但即便历经这么复杂的制作步骤，丁丁糖一两的利润也不到3元：“我知道城里有些人一两丁丁糖卖15块，但在我们农村，这个价格不会有人搭理的。”马伯告诉记者，为了迎合乡村的消费水平，他一两只卖5元，碰到运气好的时候，一天可以售完10斤，运气不好的时候，一天也只能售卖二两。当记者询问马伯，为什么不寻找其他营生，而独独坚守这份辛苦时，他摇了摇头，脸上流露出一种复杂的神色：“别的我也不会，现在儿女去大城市打工，老伴也去世了，我一个人闲在家里面，心慌。不如找点事做。”据了解，丁丁糖的手艺是马伯祖上传下来的，他曾用制糖的手艺供家里的两个孩子念书上学，还把老屋装修了一遭。等孩子们独立后，家里面清冷了许多，作为留守乡村的老人，他还是决定继续挑着担做买卖，让生活没那么孤寂。“我那最小的孙子刚上城里的幼儿园，最喜欢吃我做的丁丁糖。”提到孙子，马伯语气里不由得带了些欣慰：“我提前几天就把麦子泡上，等搅糖时就在堂屋前的桌上倒弄，孩子一直仰着头看我，还跟我讲‘爷爷，你做的糖最好吃了！长大了，我也想卖这个赚钱！’”年幼的孩子，觉得糖甜，也想做这份手艺。说到这，马伯不由得回忆起了几十年前。那时通讯不发达，乡间小卖部也少，丁丁糖是人们寡淡生活中难得的甜蜜：“村里小孩一听见声音就知道是我来了，一遛弯围在我周围跳！”在马伯的记忆中，经常有小孩拿巴掌大的废铁和他换一小块糖果，看孩子们吃的开心，他也高兴。而如今，货郎担之所以没有完全式微，靠的是人们儿时情感的回忆和一份浓浓的乡愁。这些年代久远、近乎失色的味道仍能激发60后、70后人甚至是85后人的口水。“每次回老家，看到马伯来了，我多少都会买点，毕竟是童年的快乐。”马集镇的青年小赵感叹道，货郎担挑起的是苦涩，但回应的是一份期盼。 乡村生意有无奈、有艰难，也有挑战和希望，它传导着经济大势、直接影响乡村群众的生活，也是独特温柔的民众记忆，更作为指示剂反应着乡村治理中的不足和城乡间的差距。乡村要发展，不能单靠一老一小揪着人心，如何乘好乡村振兴的东风，让高质量服务落地，让更多产业生辉，让人愿意回、留得下，是仍需多加思考和深入实践的问题。
来源| 新江北报/江北新时空深度报道记者 张玉莲 郑思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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