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祖六：创业者要破除全球化的心理障碍
中美贸易摩擦以来，每一次两国磋商都牵动着中国企业的心弦。这也继英国脱欧、欧洲难民危机之后，进一步引发人们对全球化的悲观情绪。
全球化趋势是否将放缓？究竟将走向何方？中国企业应该如何看待全球化目前的状况？
不久前，湖畔大学邀请胡祖六博士前来授课。虽然现在的身份是春华资本集团主席，但胡博士身上还是散发着浓郁的学者味道。他说话轻声细语，讲求严密逻辑，推崇实证精神。在中国的经济学家中，胡祖六博士横跨中西方的丰富生活经历与职业履历，使其具备了难得的全球视野。尤其是担任高盛亚太区高管的十几年间，他亲身经历并参与了中国企业全球化的第一波浪潮。
课堂上，胡祖六博士分享了大历史视野下对全球化的思考。
胡祖六博士在湖畔课堂
全球化的内涵很丰富，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对此产生不同的理解。为了厘清到底什么是全球化，就很有必要从大历史的视角去重新思考全球化的发生与发展。
全球化的开端发生在五万年前，当我们现代人的祖先从非洲大陆走向欧亚大陆时，全球化就开始了。很少有历史学家或者经济学家这样来说，但在我看来，人的移动是全球化必不可少的内涵之一，一直到今天，跨国移民和人才的自由迁徙依旧是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
早在公元前，欧洲的亚历山大大帝和中国的汉高祖刘邦，都建立了疆域广阔的帝国，并且在帝国内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人员与商品流通，这是我们今天所谓全球化的最初萌芽。在这之后，罗马帝国皇帝统一了环地中海地区、非洲北部、法国乃至中东地区，罗马帝国不仅实现了贸易与市场的统一，还建立了统一的法律，将全球化的深度又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至公元六七世纪时，大唐盛世的出现，将全球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唐朝的中国，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与军事上的版图概念，更是一种文化与商业的全球化输出。
进入十五世纪，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与航海技术的进步，以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代表，全球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在这之前，全球化的发展主要依靠军事上的征服与宗教的传播来推进，但由于陆地交通工具的局限性，全球化的的扩展也进入了一个瓶颈期，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与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为了宣扬大明王朝的丰功伟绩所不同，哥伦布的大航海，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商贸目的。当时的大航海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哥伦布航海从一开始就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皇室资助，他们对回报有所求，并不只是为了宣扬功绩。哥伦布不仅发现了新大陆，而且从美洲带回了土豆，甚至对挽救欧洲文明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除了对外贸易，哥伦布大航海还有一个明确目的，那就是有系统有组织的大规模移民。欧洲土地资源有限，人口稠密，为了发展，就想去寻找新大陆殖民。两相比较，很可惜的是，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航海事业并没有延续下去，而哥伦布带着贸易和移民目的的航海时代，开创了全球化的一个新阶段。
在这之后，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包括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相继出现，直到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英国是最早将新教制定为国教的国家，从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就非常关注理性与科学。工业革命中，英国人将牛顿的力学原理应用到机器生产中，将原始的马力转变为机器动力，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1776年，是全球化进程中又一个关键年份。这一年，亚当·斯密写成了《国富论》，提出了现代市场基础的三大要素——私有产权、自由竞争、分工协作，直到今天，这仍然是市场经济的三大基础。这一年还有一个关键事件，那就是美国建国。这两件事，直到今天也在影响着我们的全球化进程。
与亚当·斯密齐名的另一位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有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书中提出的比较优势原理，奠定了全球贸易的基础，通俗来讲，只要在一个细分领域中有相对优势，就可以和别国做贸易。这两本书距今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但直到今天仍然历久弥新。
当然，全球化的进程也并非一帆风顺。1918年，一战爆发，就是全球化的一次大挑战，在此之前，英国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超级经济体，用资本纽带将全球资源配置为一体。一战之后，英国衰落，美国开始成长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而且成长速度非常之快。
1933-1945，富兰克林·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美国GDP占全球份额由19%上升至36%。而且，美国率先建立了全球治理体系，政治上的联合国，经济上的世界银行、国际关贸总协定（世贸组织前身）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以及包括亚洲开发银行、欧洲银行等区域性组织，为今天的全球化治理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我们做过一个研究，发现二战以后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峰值，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英帝国鼎盛时期全球化峰值的2.5-3倍，明显提高了一个量级。
中国经济真正参与全球化是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在这之前，因为闭关锁国政策，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而日本明治维新则参与了全球化，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红利。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开启，中国也加入了全球化行列。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全球化的红利之一。这十几年来，中国工业品关税从平均40%降到15%以下，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但是，我们的开放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比如金融，2008年，外资金融占中国金融业的2%，现在十年过去了，这个比例不仅没有提高，反而下降到了1.6%，而这一比例，在世界上主要经济体甚至很多发展中国家是40%。2017年，中国接受跨境直接投资1360亿美元，美国是2750亿美元，而新加坡是620亿美元。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回顾历史，我们总结一下，到底什么是全球化？我想至少有四个要素：
第一、 贸易的全球化，自由贸易是全球化的核心基础；
第二、 资本的全球化，资本的跨境流动是开放的重要标志；
第三、人才的全球化，有两个数据，现在有145万名中国学生就读海外大学，硅谷25-44岁的精英人群中有72%出生于美国境外；
第四、数据和科技的全球化，这一点常常被忽略，现在，跨境的数据流量正在以比过去十年快50倍的速度飞速增长，全球有25亿人拥有电子邮箱，3.6亿人参与跨境电子购物，4400万人从事跨境在线工作。
今天，全球化又遇到了一些新的挑战，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法国极右势力上台等等，反全球化的浪潮在兴起。我们去看这背后的经济因素，从1900年开始，美国就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但随着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崛起，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大幅下降，加之全球金融危机让它的制造业雪上加霜。美国中产家庭的收入，最近十年几乎没有增长；发达经济体中产家庭的实际收入，在过去20年中几乎没有增长；欧元区青年失业率在过去十年中，最低是23%，最高达到了60%。在此背景之下，中东、北非难民对于欧洲的冲击波，反移民浪潮兴起，全球资本的跨境流动在逐步减少，数据、新信息和技术保护主义争相抬头。
现在，很多人对全球化持悲观情绪，但我想说的是，去全球化的成本要远远高于继续推进全球化的成本。拨开云雾，这些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表面看是经济和贸易，背后深层原因是技术革命，尤其是信息化与智能化，推动了全球产业链的重新整合，使得全球资源配置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此背景之下，政策的偏差、文化的冲突等因素叠加，导致全球化遇到了一些暂时的困难，但从长远看，我仍然看好全球化，这是大历史的趋势。
我们回头看，每一场大的技术革命到来，都会面临一波三折的过程，都会对资源配置产生深刻影响。比如当初汽车的发明对陆上和海上交通的冲击，比如Uber的出现导致的出租司机罢工，但市场经济是一个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我们应该更加理性地去看待，去反思，去寻找差距。现在，全球500强中，前20位企业的国际收入平均占比是61.1%，而中国前20位企业中国际收入平均占比是19%，我们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现在，以新经济为代表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向全球。虽然也面临很多挑战，但我想说的是，创业者首先要破除全球化的心理障碍，无论是语言的障碍，还是文化的隔阂，只要我们保持开放心态，带着好奇心去理解，去认知和接受，不要害怕失去什么，就会变得更自信。真正的自信，是容纳别人与丰富自己。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的背景之下，作为创业者，更应审慎地去准备，从中长期去看全球化，危机之下，理性应对，往往也意味着更好的机会。
*本文封面图为潘石屹为胡祖六博士拍摄的肖像
创业者应该如何看待未来的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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