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增长曲线，为何与日韩不同
2020年9月30日，山东青岛港
时间回溯到本世纪初，从2001年加入WTO到2019年疫情暴发之前，整整19年时间，中国经济每年的同比增速就没有低于6%（2019年最低，为6%），最高曾达到2007年的14%。
再把时间拉长，回到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在这40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经济的增速一直都是正增长，从没有低于过3%。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增速曾一度出现下滑，但依然保持在接近4%的正增长水平上。
经济发展，无疑是平视世界的“物质基础”。那么，中国经济的“秘诀”在哪里？
“东亚模式”的局限
在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时，西方的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会从“东亚模式”中，寻找中国经济的动力所在。可是，它并非100%地适用于中国。
东亚模式有着三个简明易懂的标签：一是政府干预，二是人口红利，三是出口导向。
2021年3月26日，新疆阿克苏，无人驾驶播种覆膜一体机在播种棉花（图源：视觉中国）
政府干预自然好理解。东亚最具代表性的三国，日韩新加坡都是如此。韩国不用说，军政府的强大执行力直接推动了国家的工业化，三星、LG和现代等财阀全都是军政府一手扶持起来的。同样，新加坡也不用赘述，离开李光耀的“强人政治”，这个国家的经济起飞与否，必然会充满变数。
日本是相对大型的经济体，更值得剖析。
在二战之前，日本的政治传统犹如一个奇特的大杂烩，综合了东方神话式皇族、地方分权传统、武士世袭残余文化、财阀垄断、军人集团专权和西方宪政等特征。这种“都不像”“都不负责”的奇特治理模式，最终将日本送上了和美国决战的不归之路。
二战之后，日本经过了美国人的制度改造，抛弃了以上那些充满史前文明和封建时代特征的传统，成为了现代性明显的国家。但日本依然有着“大政府”的痕迹，在经济领域，钢铁、汽车和半导体的崛起，背后都是日本行之有效的国家产业政策。
上世纪60年代，日本丰田汽车制作厂内
另外一个明显标志是，日本的央行独立性极差，它一度被政府几乎完全控制，它曾经从属于财政部（大藏省），货币政策完全是国家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执行的一个手段。
进入新世纪，日本对央行进行了改革，央行独立性提高，曾经的大藏省名字也被撤换，权力也被压缩。但即使现在，从国家对产业政策的影响方面来看，日本在发达经济体中依然是一个政府话语权很大的国家。
人口红利自然也不用说，人口红利除了劳动力数量、年龄结构和识字率等教育水平指标之外，西方研究者认为，东亚的儒家文化也是大工业生产的必要价值根基：一是纪律和服从，二是储蓄和勤劳。
大工业生产讲求标准化，因此纪律和服从自然重要。此外，工业化初期还需要大量的投资，而储蓄是投资最重要的来源。拉美国家为何间歇性地爆发债务危机？因为这些国家的人民热爱生活，不爱储蓄，只能用外资来进行投资。所以一旦外资对投资国经济没了信心，就会撤资，从而导致外债无法兑付，引发债务危机。
出口导向同样重要。日韩和新加坡的特点是国土狭小，尽管日本和欧洲国家相比已经算是一个大国，人口超过1亿，国土比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大不少，比如是英国的1.5倍。但其国内市场与其生产能力相比，依然太过狭小。因此，东亚国家都理性地采用了出口导向的政策。
同样是拉美，它们却采用了与“出口导向”相反的“进口替代”政策，即通过贸易壁垒阻止他国商品进入，培育本国企业崛起。最终，除了巴西的飞机制造业等少数领域外，拉美没有培育起一家像样的全球性产业巨头，很多国家陷入大面积的腐败，掌握进出口配额和信贷配额的贸易和金融部门成了重灾区。
巴西一家飞机制造厂内
二战之后，西方研究者喜欢用东亚和拉美对比，而东亚的彻底胜出，让“东亚模式”的光彩异常夺目，成为发展经济学界一个核心课题。而且，中国也被用“东亚模式”的框架来理解。
但显然，中国的故事早已大大超越了所谓“东亚模式”。为什么？
不断裂的增长曲线
韩国的经济起飞始于1960年代，从1961年的朴正熙军政府时代开始算起，韩国的增长趋势总体上已经持续了60年。如果按时间跨度来算，的确长于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时常会发生经济的负增长，比如“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然而，韩国的60年增长曲线是断裂的，至少发生过两次断裂，一次是1980年，出现了-1.65%的增长（负增长），一次是1998年（-5.13%）。但中国的增长曲线是一直持续，而没有断裂的，即使是2020年的疫情冲击，中国依然保持了2.3%的增速，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从改革开放的1978年算起，经济持续增长已超过43年。这种韧性，远远超过韩国。
韩国的两次失速，前一次主要因为国内的政治问题，1980年5月，韩国爆发了“光州惨案”，事件波及全国，直接影响了经济发展。后一次是源于亚洲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遭受严重冲击，大宇等财团破产。这是韩国的第二次负增长。
相比而言，日本经济的韧性是远远超过韩国的。日本的经济崛起始于朝鲜战争，如果从1950年代算起，到亚洲金融危机出现负增长，日本经济也保持了正增长超过40年的记录。必须注意，外界所喜闻乐道的“广场协议”被签订的1980年代，日本经济依然强劲，增速从未低于4%。
到了亚洲金融危机，日本经济终于没有能抵御冲击。1998年，其经济增长为-2%（负增长）。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日本再次遭遇负增长，当年GDP增速为-1.6%。尽管日本和中国一样，保持过超过40年以上的长期经济增长曲线，但在两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中，日本都翻了车，唯有中国可以抵御类似风险。为什么？
韩国在1980年那次因为政治问题的负增长不讨论。如果看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日韩负增长，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日本经济负增长，很容易发现两个关键问题。
一是日本和韩国的国内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较高，极其容易受到全球金融市场波动的冲击，而且两个国家的“金融自主权”也相对较低，一定程度受制于美国。比如，“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升值，极大地冲击了日本的国内制造业，这一定程度是迫于欧美的压力所致。韩国也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时，韩国也被迫接受了IMF关于开放国内金融市场的一些强硬条款。
1998年，韩国街头，在金融危机中失去工作的市民参加抗议游行
金融对外开放本来是一个好事，但它有开放时机、开放程度和被动还是主动开放的选择问题。和日韩相比，中国对自己的金融体系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在面临国际金融市场冲击的时候，也有更多的政策操作空间。
比如，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效率，日韩两国显然比中国监管当局差得远。在面临资本外逃的时候，强大的监管是遏制资本流出，稳定本币币值的有效手段，只有稳住了资本外流，金融改革才具有了推动的基础，经济也才有复苏的希望。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与一些东亚国家不同，以金融自主权为代表的经济自主权的完整性，是中国经济能抵御两次国际性的金融危机，保持正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调控能力的大差异
和日韩不同，另一种中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是内需市场。一些统计数据显示，在2019年，中国的社会零售总额已经超过美国。当年，美国零售总额为6.214万亿美元，而中国社会零售总额为41.2万亿人民币，按照汇率折算，已经超过美国。
更乐观的估计认为，人民币和美元的汇率并不能反映两种货币的真实购买力，人民币的购买力其实被低估了。一些乐观者甚至说，2.5元人民币在中国的购买力应该差不多等于1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因此，中国的零售总额其实已经至少是美国的2倍。
不管是否要采用更加“乐观”的数据，中国崛起为和美国势均力敌的大国内需市场，已经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母国市场的优势，也是中国经济在遭遇全球经济危机时，依然能通过提振内需来拉动经济的核心原因。而日本、韩国并不具备这种优势。
2020年11月27日，广西南宁，第17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一名参展商在“一带一路”国际展区展示商品（图源：视觉中国）
回到文章最开始的讨论，东亚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存在政府的强力干预，但其模式与中国却截然不同，关键变量既不在于产业政策，也不在于财政政策，而在于信贷体系的本质差异。
安倍是日本近20年来任职时间较长的首相，不少日本人都认为他和小泉纯一郎一样，是少数可以有作为的首相。然而，安倍却是一位运气很差的首相，其任上一直都在和两个东西作斗争，一个是消化系统的病痛，一个是日本过低的通胀率。
通胀毁灭财富，那么通胀率低，这不是好事吗？并不对。温和的，可预测的通胀率是对经济发展有利的，它可以提高了终端商品的售价，刺激企业家的投资，因此这也是西方的央行通常设定2%~3%作为通胀目标的原因。在日本，“安倍经济学”所追求的目标就是2%的通胀率，但遗憾的是，安倍政府及日本央行，一直都很难实现2%的通胀率。
“安倍经济学”的通胀率目标难以实现
安倍的目标为何这么难实现？通胀率的提升，必须要有银行愿意放贷，并且融资者愿意借贷为前提，而安倍政府显然无法直接指挥日本的银行系统和需要贷款的企业们，因此银行不一定愿意放贷，企业也不一定愿意贷款，那么通胀就是起不来，甚至会出现通货紧缩，经济也跟随萎缩。
从国内来看，随着老龄化的不断深化，以及国内市场的饱和，日本国内市场的生意越来越难做。比如，日本的零售业之所以全球领先，很大程度也在于国内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必须不断搞花样，不断讨好消费者。
孙正义的软银集团为何全球投资，专注于中美印而不是日本，甚至不惜投资风险极高的共享办公公司，其原因很大程度也在于日本经济日益缺乏想象力，投资回报率低于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和美国。
软银集团创始人孙正义
国内投资回报率下降的结果是，除了股权投资机构向外发展之外，银行对国内企业部门的贷款会也更加注重财务约束和风险管理。同时，企业对扩大投资也很谨慎，并不愿意去借钱投资。于是信贷无法膨胀，通胀也就起不来。
然而，对中国来说，由于存在强大的国有银行体系和国企系统，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概率很低。此外，如果货币当局要达到某个通胀率目标，也并不是难事。这种独特的信贷体系特征意味着，中国对经济的调控能力远比其他东亚国家强大得多，这种能力也确保了中国可以在全球金融危机时，通过逆周期调控，依然保证国内的增长和群众的就业。当然，与此同时也必须警惕伴随信贷的膨胀，资产价格上蹿会带来各种社会问题。
显然，和其他东亚国家相比，中国经济的动力来源更加多元化，这让中国经济拥有更具韧性的、更加持久的向上增长曲线。
作者 | 本刊记者 谭保罗
编辑 | 雷墨 lm@nfcmag.com
排版 | 李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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