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捧金棕榈，他把生活拍成寓言
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
俄乌战事爆发以来，西方文艺圈迅速站队。曾赢得过两届戛纳电影奖的塞尔维亚著名导演库斯图里卡，因为之前一直支持普京的立场，被西方电影圈集体杯葛。
库斯图里卡说，黑色幽默是巴尔干地区人民能够存活下来的重要原因，比如同学的父亲之所以选择在邮局工作，就是因为每天能用邮戳章狠敲“铁托”的头。
历史上只有8位导演两次斩获戛纳金棕榈，库斯图里卡便是其中之一。他的电影里有马尔克斯式的魔幻现实主义，有费里尼电影里的“马戏团式戏剧”，更重要的是有南斯拉夫特有的黑色幽默。
“1961年，尤里•加加林飞上了太空，而我踏上了去学校的路。太空飞行第一人的这次飞行准备了很长时间，而且加加林身后还有一个专家团。而我上学前的所有准备工作都落到了妈妈一个人肩上，因为爸爸那时候去贝尔格莱德出差了。我的妈妈桑卡生好炉子，烧热水，把我放在一个大圆盆里。当她往我背上打肥皂时，我听见她哭了。”
“桑卡，你哭什么呀？明天要去学校的是你还是我呀？”
“我没哭，儿子。”她边抹眼泪边说，“我只是有些难过。从明天起，就要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了。”
库斯图里卡选择用这样一段话，作为他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开头。“一种新的生活”仿佛一则寓言，不仅贯穿了他的家庭生活，也贯穿了巴尔干地区的历史。生于萨拉热窝的库斯图里卡以及他的同胞们，20世纪总是在面对“一种新的生活”。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奥匈帝国解体，1929年南斯拉夫王国成立，新生活开始了。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轴心国入侵，南斯拉夫王国再次解体，被纳粹德国、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分割占领，新生活第二次到来。
等到了二战结束，纳粹被赶出国境，约瑟普·布罗兹·铁托出任总统和总理，并一直主持到1980年去世。他去世之后，南斯拉夫逐渐分崩离析，直到1990年代解体，国家不复存在，桑卡的眼泪在20世纪数次滴进巴尔干的土地。
南斯拉夫还存在时，一些人会不时被叫去“出差”，之后就再也没回来。《爸爸出差时》是库斯图里卡第一部获得金棕榈的影片，讲述的是一个6岁男孩过着典型的南斯拉夫家庭生活：一个爱寻欢作乐的父亲，一个忍辱负重的母亲，一个私下秘密通奸的大家族。然后有一天，爸爸也被叫去“出差”了，这个家庭随之遭遇了“新生活”……
中国电影导演里最赶得上库式幽默的，应该要属姜文，其代表作比如《鬼子来了》《让子弹飞》《一步之遥》。而最靠近这种幽默的作家，则是王小波。他们都有一种好似天生的黑色幽默，让我们在观看南斯拉夫电影时觉得心有灵犀。
库斯图里卡的故事总有一个原型：男人高谈阔论，女人抱怨男人高谈阔论。孩子，总是夹在父母中间，在无休止的争吵中成长，并在儿童或少年时期遇到初恋，难以忘怀。
小说集《婚姻中的陌生人》的头篇《多么不幸》中，仅仅通过一段对话就将这个“家庭原型”体现得淋漓尽致：
妻子：“斯拉沃，我可怜的朋友……你就不能抱抱你的孩子吗？难道会抱断你的胳膊？！”
丈夫：“不卫生！”
妻子：“怎么，抱抱自己的孩子都不卫生吗？”
丈夫：“一些看不到的病毒正威胁着整个世界。受难的可不仅仅是人们想到的苏联人和美国人而已。到时候，整个世界都完了！”
妻子：“如果你说的那个世界要完了，那还真是个损失呢！”
当他们的汽车由于装满了建材而艰难地“来来回回”，开不出垃圾堆时，丈夫斯拉沃便站了出来，开始引经据典：“伟大的列宁曾经说过：‘后退一步是为了前进两步！’”
在第二篇小说《最终，你会亲身感受到的》中，差不多的家庭，差不多的幽默桥段，丈夫布拉措在家里对寒冷的天气指点道：
“这是一场来自西伯利亚的寒流，当年拿破仑和希特勒困在俄罗斯的时候，也正是遇到了这样的寒流。”说完，往两颊涂满剃须泡沫。
“布拉措……求你啦！说天气能不能不掺和政治啊？”妻子阿兹拉一边穿鞋子一边反驳道。
库斯图里卡生活的南斯拉夫，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难舍难分。他的故事很大程度上都来源于他的父亲穆拉特·库斯图里卡：信仰社会主义，曾经参与铁托的游击队，以对抗德国纳粹，后来入职波黑政府，官至信息部部长助理。穆拉特也是一位喜欢高谈阔论政治的人，会在家里大吼“铁托的头发是用鞋油染的”。
政治与私人生活交融的斯拉夫文化，使得人们常常在日常生活里拿政治开玩笑。通过幽默，自己能从高压中得到些许解脱。库斯图里卡从小耳濡目染，他就是自己故事中的那个孩子，总是夹在这些荒诞之间，同时又仿佛局外人一样，得以抽身观察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将现实化作他的剧场。
“1992年，父亲去世了。同年，南斯拉夫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库斯图里卡在自传《我身在历史何处》的同名章节里，写下这第一句话。
《地下》是库斯图里卡又一部金棕榈获奖影片。这部片于1995年上映，通过一个黑色幽默的荒诞故事，史诗般地回溯了那段南斯拉夫历史。
电影分为三部分：“战争”“冷战”“战争”。
第一部分里，纳粹1941年4月6日轰炸了贝尔格莱德。马高，一个黑市商人、投机分子，组织他的朋友和亲属一起进入一个装备良好的防空地窖。而马高自己没有完全躲进去，而是时时与外界保持联系。马高和他的朋友黑仔表面上在外面抵抗法西斯，实际上是在“摘桃子”，掳掠战后物资。在一系列“英勇战斗”后，马高将黑仔也“藏”入地窖，私占他们共同的爱人娜塔莉。
第二部分“冷战”，发生在1961年。战后马高成为铁托的亲近分子，并和娜塔莉结了婚。他们没告诉地下的人二战已经结束了，反而通过播放轰炸声和希特勒的演讲，甚至还筹备拍部电影《春风骑白马而来》，来歌颂战争中的勇士，来欺骗地窖中的人。而地窖里的人因为相信他们编造的战争谎言，主动努力在地窖里工作，为“保卫祖国”出一份力。马高则把地窖里的劳动成果，卖给外面的客户。
一天，马高和娜塔莉下到地窖里，参加黑仔儿子的婚礼。婚礼上所有人酩酊大醉，大打出手，结果把地窖墙给打穿了，发现一条通向外面的隧道。地窖里的人终得离开地窖。但当黑仔和他的儿子爬上地面时，他们却爬到了电影《春风骑白马而来》的拍摄现场。他们以为此时地上仍处于战争当中，所以杀了所有现场穿德国制服的演员。
黑仔的儿子因为生于地窖、长于地窖，不适应外面的世界，最后倒在了多瑙河里。黑仔被警察逮捕后才逐渐发觉不对劲，此时马高和娜塔莉逃跑了，并烧了他们的房子和“地下工厂”，毁灭证据。
第三部分，再次被称为“战争”。马高老了，坐着轮椅。娜塔莉，美丽依旧，正被通缉。黑仔，未能走出35年前的丧子之痛，此时他是一个准军事组织的指挥官。娜塔莉被黑仔的手下射倒，死在马高大腿上。而马高的兄弟伊凡，作为曾被投入地窖的亲属之一，花了35年才发现马高此前所作所为。他后知后觉，怒不可遏，把马高殴打致死，并挂在教堂钟上。
库斯图里卡制作《地下》时，家乡萨拉热窝正被围城轰炸。这场围城战持续了4年。他的阿姨伊萨被一颗流弹打中了屁股，虽然活了下来，但还是在1996年战争快要结束之前入了葬。
铁托在世时，正值冷战时期，南斯拉夫充满了谎言和背叛，官僚主义盛行。铁托去世之后，南斯拉夫摇摇欲坠，民族关系紧张，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都在政治宣传中煽动对对方的恐惧与仇恨。
战争初期，南斯拉夫军队占领并炮击了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和斯普利特，理由是这里有前纳粹乌斯塔莎的军队和恐怖分子。而黑山此时宣称杜布罗夫尼克历史上属于黑山，而后被塞尔维亚政府否认。民族之间不断用各自的说辞打媒体战，进而走向真正的战争与分裂。
库斯图里卡选择通过电影加入这场战斗：“拍《地下》这部电影，并不是为了记录铁托的传奇，而是为了展现那些对电视报道深信不疑的人，最后落得怎样的悲剧下场。”
在谎言与真相交织的现实中，谎言通常义正词严，冠冕堂皇，而真相往往不可言说。当人们无法说真话时，他们只能说笑话。并且，一个笑话之所以好笑，因为它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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