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谈 | “去人世间的苦难中寻找幸福”
“到底什么更好？是平凡的幸福更好，还是崇高的痛苦更好？”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地下室手记》中提出的一个问题。
幸福，谁都向往。痛苦，不可避免。
《山顶上的金字塔》中的男主人公文恒一始终在渴望幸福，年轻时的他鼓起勇气追求美丽、挚爱的初恋维佳怡，可他面临的障碍不只是两人出身之间的差距，明明知道只要跨出最后一步就可能与心上人携手同行，他却无法突破那层障碍。障碍不是来自世俗偏见，而是来自他的内心。那是一层心障，薄如蝉翼，一捅即破，却又坚不可摧，如高山绝壁般难以逾越。这就产生了卡夫卡式的荒诞，甚至与之相比更加荒诞：卡夫卡笔下的“城堡”是外部世界拒绝你进入，而文恒一则是明明可以轻易突破内部世界的那层障碍，却始终不敢跨出那小小的一步。
那是一种心灵悲剧。
可以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心灵悲剧。不同的是，文恒一是个写作者，可以在漫长的时间里将悲剧和痛苦消化掉之后，再升华为文艺作品。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轮回：曾经也许是触手可及的幸福，变成了令人备受折磨的痛苦，最后又凝结成文艺结晶，生成另一种带有缺憾的幸福。
文学艺术是一个以痛苦为养料的怪物，对其而言，崇高的痛苦胜过平凡的幸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说文恒一就是我。当然，文恒一离我比包法利夫人离福楼拜更近。“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尽管郁达夫此言不无绝对之嫌，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无道理，正如一句话所说：文如其人。尽管小说中的很多情节都是虚构的，可谁说只有现实中发生过的事情才是真实的，才属于自传，而徘徊于心间的虚构幻想的东西就不是真实的，就不属于自传？故事可以虚构，其中蕴含的爱痛、思考、诚挚与深情却是无法虚构的，那是灵魂的气息。就这个意义而言，我认为荒诞如《变形记》也是卡夫卡的心灵自传，孤独如《边城》也是沈从文的精神自传，正像深渊如《地下室手记》堪称陀翁的心理自传，深情深沉如《红楼梦》是曹雪芹的灵魂自传，救赎如《复活》是托尔斯泰的人性理想自传——当然，皆是就某种程度而言，不宜用绝对化去理解。
《山顶上的金字塔》傅兴文著
作家出版社2022年2月版/46.00元
这部小说最初写于15年前，当时写了7万字觉得不满意就放弃了。后来的十几年里，又反复构思、酝酿，这两年将初稿删掉5万字，并在此基础上重写。相当于把一座烂尾楼推倒，重新设计，重新筑造，并反复修改打磨，尤其是在结构、语言等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在这十几年的搁置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又读了数百部世界文学经典，看了数百部经典电影，而艺术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借鉴。此外，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对爱情、人生、社会等各方面的认识自然也非当初可比。因此，搁置的这十几年时间，看似虚度，其实不尽然，漫长的时间与酝酿赋予了小说新的内容，新的意义，新的叙事结构，新的情感深度，最终使这部小说跟初稿相比有了脱胎换骨之变：如同陆九渊的“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如果说当初是“我注初恋”，站在初恋里面写初恋，现在则是“初恋注我”，因为除了当年身陷热恋时的一重视角，如今又生长出了另一重身份和视角，即隔着十几年的时间与心路历程去回望初恋，并用初恋来映照我自身。故而，小说的主题除了初恋、爱情、纯真、心灵、心障，还有时间，从中可以一窥时间是如何跟其他主题相互生发关系、相互影响的。
从表面看，小说写的主要是纯真初恋，其实，无论“纯真”还是“初恋”，都只是显微镜与手术刀下的解剖对象，目的是为了将探针与刀尖伸向情感与人性的隐秘幽暗处，探究一种难以用言语道尽的内心挣扎，呈现灵与肉、理想与现实的冲突、撕裂与艰难和解。
我愿意花10年时间写一部大家想看多遍的小说，而不是用相同时间写10本别人只会看一遍的作品。我相信，面对一坛封藏20年的烈酒，读者朋友们不会无动于衷。
关于本文开篇那个问题，陀思妥耶夫斯基其实已在问题中给出了答案，后来又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人生哲学：“去人世间的苦难中寻找幸福。”
人生一世，苦难不可避免，即使没有大环境造成的普遍苦难，每个人的心灵深处也潜藏着大大小小的暗礁与渊壑。我们不应感谢苦难，因为很多人会由于无力承受而被碾为齑粉。但是，如果苦难无法绕开，那就去承受，像阿特拉斯、孙悟空、西西弗斯那样扛起自己的命运，扛起自己的五指山，将那永无止息滚下来的石头重新推上去……
尽管，包括爱情在内，哪怕再美好的事物也多少蕴含着痛与苦，但毕竟，美好也是生命中最顽强的底色之一。只要沉浸下去，只要挺住，就能在痛苦与美好的交织中寻到生命的真义与幸福。（傅兴文）
来源：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童 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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