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的青年，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

“实现中国梦是一场历史接力赛，当代青年要在实现民族复兴的赛道上奋勇争先。时代总是把历史责任赋予青年。”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如是说。

为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中国青年出版社联合江苏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1919-2019）》一书。好书探摘取书中《新文化运动中的新青年》一文，以飨读者。

《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胡献忠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4月版/98.00元

陈独秀与《新青年》

1915年9月，36岁的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1916年9月1日第二卷第一号起改名为《新青年》），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办刊宗旨，提出“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准则，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
陈独秀猛烈抨击保守主义和传统主义，认为这两者是当时中国罪恶的根源，在他的文章中，儒家更成为恶之渊薮。他认为，儒家思想是农业和封建社会秩序的产物，与工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现代生活格格不入，必须彻底根除。

《新青年》一经创刊，就受到当时有识青年的关注和喜爱。当时青年“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

《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为进步知识分子。非常有趣的是，陈独秀与李大钊相差10岁，1917年时陈独秀38岁，李大钊28岁；鲁迅与胡适也相差10岁，那年鲁迅 36 岁，胡适 26岁 。他们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主张破除迷信，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罗网，破坏陈腐学说囹圄”，以求得“思想之解放”。《新青年》创办之初，杂志所倡导的这些反封建的主张并没有立即得到社会各界的回应。当陈独秀1917年初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之后，《新青年》也由上海迁到北京北池子大街箭杆胡同陈独秀的住所，大批北大资深学人加盟《新青年》，这些反封建文化的理念才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使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从而成为一场规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民主启蒙运动。
新文化运动唤醒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对封建主义展开了急风暴雨般的进攻。封建卫道士们大骂新文化运动是“叛亲灭伦”“禽兽自语”，叫嚣“拼我残年，极力卫道”。而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则慨然宣告：
——“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须知中国今日如果有真正觉醒的青年，断不怕你们那伟丈夫的摧残；你们的伟丈夫，也断不能摧残这些青年的精神。”
这场文化思想战线新、旧力量的殊死搏斗，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给封建主义以沉重的打击，禁锢中国青年思想的封建枷锁纷纷被打碎，英姿勃发的中国青年开始在社会上脱颖而出。这些青年人正像新文化运动兴起时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显示出锐不可当的气势，给沉闷的中国社会带来盎然生机。
这些勇敢的青年人在向旧世界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自身新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这时，陈独秀提出的人权自主名言，成为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崇尚的信条：
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
这种离经叛道的呐喊，把反对封建政治制度和反对封建伦理道德结合起来，形成了一场彻底反封建的批判运动。而这种批判运动又反过来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从沿袭两千年的孔孟教义下解脱出来，世界近代社会的意识开始在人们，特别是年青一代人的头脑中萌生和发展，为中国青年这一新的社会群体走上社会历史舞台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前提。
陈独秀等人对传统主义的大胆攻击，在陈腐的思想界开启了新的景观，也使他们很快在受教育的青年中赢得了一批热情的追随者。

国家发展大势与中国青年

新文化运动兴起前后，由于帝国主义忙于重新瓜分世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民族资本得到较快的发展。从注册公司的数量来看，1912年至1914年为99家，1914年至1918年为377家，四年之间增加了近三倍。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直接导致了农村土地兼并、集中的趋势加剧，农村经济日趋衰败，破产农民日渐增多。他们只好背井离乡，四处谋生，从而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劳动力的来源。在政治方面，由于中华民国的建立，国家的政治体制初步具备了近代民主国家的形式，相应颁布、制定的一系列国家制度和法律，使原来的封建专制制度失去了对人的约束力。教育方面各级新式学校不断增多，也使接受现代教育的人数直线上升，从而推进了近代文明的发展，使中国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了一步。
正当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中国青年群体正在集结、形成之际，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了中国，忽地把一个崭新的社会现实摆到敏感的青年知识群体面前，一种新的思想、学说逐渐在他们中传播开来。此后，新文化运动逐步由一个资产阶级文化启蒙运动转变成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运动，中国青年产生了新的觉醒。

这幅“五四”前夕先进知识分子与多灾多难中国民众同框的画作，让世人多少明 白了新文化运动发起的社会原因和预期目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引起了世界帝国主义国家的忌恨。从1918年上半年开始，帝国主义开始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日本帝国主义乘沙皇俄国势力的瓦解，借干涉苏俄革命之机，积极推行“大陆政策”，力图扩大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势力范围，并且觊觎俄国的西伯利亚地区。为此，日本政府于1917年底，胁迫北洋军阀政府接受其提出的实行军事合作的建议。1918年4月，中日秘密谈判军事协定的消息被报界透露，引起广大爱国人士的关注。消息传到日本后，中国留日学生于5月4 日、5日先后分别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后又由各省各校留学生代表召开联合大会，组成“大中华民国救国团”，号召集体分批回国请愿。据统计，当时留日的95%以上的学生，参加了罢课抗议斗争。响应号召回国者，有2000余人。留日学生回国后，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力宣传鼓动，全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日益高涨。5月21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2000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中日军事协定。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继之也起而响应。由于缺乏政治斗争经验，这次斗争没有取得什么结果。但自此以后，北京的学生界，三五成群地议论国事成风。他们仍然密切地关注着时局的发展。（本文图文均摘自《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

来源：《中国青年运动一百年》

初审：江玉婷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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