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总编辑眼中的好书长什么样？
在9月19日第七届北京十月文学月的“中国好书工作经验交流会”活动上，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分享了好书出版方面的心得与体会。他说：“关于好书的定义，我理解应该是内容和内容的呈现方式都臻于完美的书。”更为精准概括即好书应是思想上精深，艺术上的精湛，制作上的精良。在寻找发现、精细加工、精准推广好书的路上，他希望能够奉献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与人民的大作品。
以下是韩敬群在会上的发言。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
01
何谓好书？何谓“中国好书”？
关于好书的定义，我理解应该是内容和内容的呈现方式都臻于完美的书。最精准的概括就是“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如果要进一步细化就是立意有高度，表达有深度，情感有温度，制作有精度，传播有广度。唐代诗人司空图说，亡书久似失良朋。好书恰似良朋，可以把酒相欢。美国作家爱默生说，通过阅读，我们可能有人类中产生的最优秀的人作为我们的同伴。毛姆曾经感叹，我由衷希望年轻时能有个判断力强的人来指导我阅读。回想在那些对我没太大益处的书上浪费的大量时间，我就会发出叹息。这些中外先贤的说法，从正反两个方向都说明了读好书的必要。
“中国好书”首先当然立足在“好书”，“中国”两字也有丰富的意蕴，代表了一种标准与尺度。我理解这里的“中国”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两层含义：一是提倡原创。二是强调好书的时代性、民族性，注重反映中国生活，表达中国精神，传播中国智慧。
一年一度的“中国好书”评选秉承“为读者寻找好书，为好书寻找读者”的理念，已经成为图书出版界的一个重要风向标。郭局曾经说过：“‘中国好书’是目前在社会上具有广泛影响力的重要品牌，得到了包括知识界、出版界、读书界等各界的高度重视，也是我们出版界面向全社会展现成果的一个重要平台。做好‘中国好书’推荐工作意义重大，从现有的效果评估来看，‘中国好书’不但直接影响和带动了知识界的创作热情，同时也为出版界的精品出版工作起到了很好的样板作用。”杨平老师也说过：“‘中国好书’是一个‘国家榜单’，更是一个‘心灵榜单’。读‘中国好书’，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人类共同命运。”正是在中宣部出版局与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对“好书”的精准定义与对“做好书”的专业引领下，出版业立足原创，力推精品，出版了一批批可以体现中国当代创作与出版水准的好书。
02
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
多年来，有幸与出版局领导及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的诸位老师一起探讨，交流，因为有共同的“出好书，出好作者”的理念指导，我得以一步步清晰地理解、明白了诸位领导及师长为时代留下好书、为读者推出好书的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与时俱进不断改进完善“好书”标准的专业精神，对好题材的预判能力，对好作者的爱惜与呵护，等等。
我还记得，有一年在济南的一次会上，图书处的陈兰女士和我深入讨论过好书的标准。后来，我在西藏的时候，接到陈兰的微信，咨询我对徐则臣长篇小说新作《耶路撒冷》的看法。她告诉我局里非常关注看好这位正处于创作上升期的年轻作家。陈河的小说《甲骨时光》以独特角度处理历史题材，为历史小说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路。由于某种原因，小说没有入选“好书”月榜，张拥军副局长非常关注，他敏锐地看到了这部小说的价值，《甲骨时光》也得以入选下个月的好书榜。
我曾经多次在多个场合，听郭局阐述他对好书的理解。他以专家的眼光，生动的语言，指出了出版业在“好书”理解和操作上存在的盲区和误区，如一味拔高，追求高大上，“你先问问，这样的书，你自己会看吗？你都不看，怎么要求读者看？”郭局的语言幽默风趣，一针见血。至今回想，仿佛犹在耳畔。我曾多次到图书评论学会去拜访杨平老师，听他讲读书心得，分析书业业态。就像一个寻宝人，他如饥似渴地守望着中国原创文学的写作力量，希望从中挖到好作品，发现好作者。
我们的多部好书，如《西海固笔记》《北上》都经过杨老师的细心审读，订正了我们不少错误。《北上》出版之前，王为衡处长曾给我指出了书稿中九个细节的问题，足见他阅读的仔细。《北上》后来先后评上“中国好书”、“五个一工程”奖、茅盾文学奖，与诸位领导及师长的关心、帮助密不可分。上个月参加“出版视点”论坛，有机会听到士新局长关于作品思想性与文学性应该如何统一的意见，我想他念兹在兹的应该仍然是在新时代如何推出更多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呼共吸的好书。
这样“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过程，让我感觉到在寻找发现、精细加工、精准推广好书的路上我们不是孤独的旅人，诸位领导和师长的陪伴与引领是我们能够做出一点成绩的重要基石。
03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与“中国好书”
从《上庄记》2014年获得“中国好书”开始，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分别有《上庄记》（2014）、《如果大雪封门》（2016）、《我们的老院》《中关村笔记》（2017）、《北上》（2018）、《云中记》（2019）、《心居》（2020）、《远去的白马》《平安批》（2021））共九种图书获得“中国好书”，获奖数量在全国地方出版社中排名第一。
“中国好书”的加持，使这些图书取得了“双效”突出的业绩。如社会效益方面，《北上》《云中记》获第十五届“五个一工程”奖，《北上》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云中记》获第五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等。经济效益方面，《我们的老院》发行10万册，《北上》发行近40万册，《云中记》发行16万册等。
“中国好书”也成为培养名编辑的摇篮。《我们的老院》《北上》的责任编辑陈玉成今年不过34岁，已经责编过多种好书，现在是我们公司的副总经理。《云中记》《平安批》的责任编辑是王淑红。她跟踪阿来创作六年，终于争取到这部阿来继《尘埃落定》之后创作的最重要的小说，《云中记》也是中国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领域标志性的收获之一。王淑红是一位极有亲和力，能给作者带来信任感和信心的编辑。有一次外出开会，见到陈继明老师，陈老师被她的耐心体恤打动，主动把《平安批》签给了十月文艺。王淑红现在是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通过编辑“中国好书”，两位正值盛年的中青年编辑的职业经历都得到了提升。
04
毫发无遗憾，打磨出精品
总结我们在好书出版方面的工作，有如下几点心得体会：
第一，精品图书的出版必须有体制与机制的保障，以应对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应对高速快捷的社会运行节奏，应对网络时代读者阅读习惯与偏好的变化。而在为精品图书出版提供保障方面，北京市可以说是开全国风气之先。由市委宣传部主导，联合市文联、市新闻出版局、北京出版集团，早在2003年就设立了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资金。此外，北京市新闻出版局还曾经推出了“出版原创推新工程”，专力扶持年轻作家的成长。如《云中记》得到了市宣传文化发展基金的支持，《北上》得到了北京市优秀长篇小说创作出版基金的支持。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能够在原创文学精品的创作出版上持续有所作为，与这一系列工程的扶持保障密不可分。
第二，聚合各方人才，形成精品团队。一些意义特别重大的扛鼎式出版工程，在谋划之初，就举全市之力，集中全市各领域的精兵强将，形成以创作者为核心、各环节精诚合作的精英团队，一路为精品的创作与出版保驾护航。如《北上》的创意就来自于2014年某一天宣传部出版处原处长侯健美女士和我与徐则臣在当代商场附近一家咖啡馆的三人脑力碰撞。《北上》《云中记》的编辑过程，集合了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十月》杂志社最精干的编辑团队，书刊互动，彼此受益。
第三，创意在先，策划在先。对于当前急需有所突破的现实题材的创作，要改变等米下锅的被动，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策略，加大策划的力度，主动关注社会大趋势，捕捉时代鲜活的旋律，创作反映中国百姓真正关心、感同身受的优秀作品。《北上》酝酿于2014年，在京杭大运河这个概念广泛为人所知之前，充分体现了领先一步的眼光和策划优势。而《云中记》的构思则有十年之久。在创意产生之后，出版社还要和作者密切沟通，提炼题材的重大意义。如《北上》，经过反复讨论，我们达成共识，这部作品的主旨不是仅仅写一条河，而是要通过写一条河的兴衰起落写我们民族与文化的“旧邦新命”。书前原来作为题词选的是白居易的诗“事往唯余水，人非但见山”，我们觉得这两句诗比较平淡，提振不起全书，后来换成了龚自珍《己亥杂诗》中的第八十三首，底蕴与气势与全书非常合拍。
第四，立足“原创，当代，北京”，打造具有鲜明时代特色、体现人文北京精神气质、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的原创精品力作，记录、承载乃至延伸、发展首都深厚的文化底蕴、雍容大气的性格和旧邦新命的生长性，以此作为北京文学创作与出版在全国安身立命的优势所在。这方面亟需抓出精品力作，也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着重点。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与一些作家如石一枫等沟通，希望他们能写出关于北京的大手笔作品。
第五，主旋律作品的创作与生产，只是特定题材的艺术生产，与其他门类的艺术生产，本质上没有不同，一样需要，由于有“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高标准，甚至更加需要尊重艺术生产的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个性。一定要防止出现这样的偏向：主题积极，题材有意义，但艺术上乏善可陈，市场上无所作为。在这方面，艺术生产工作者，对自己要提出更高的要求，不能形成题材优先，其他可以降格以求的局面。而在具体的艺术生产过程中，更需要我们秉承“毫发无遗憾，打磨出精品”的职业精神，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奉献出无愧于我们的时代与人民的大作品。
博尔赫斯说过：人类的各种工具之中，最令人叹服的莫过于书籍。白居易诗中写道：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不妨把这里的“诗”字换成“书”字：人间要好书。我们要把出好书作为一生的志业，争取每年都能推出一批中国文学的原创好书，力争每年都有好书进入“中国好书”年榜。
来源：十月文艺出版社
初审：孟祥辉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孟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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