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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城之下》的背后，是明朝无法克服的制度缺陷
前两天，热播剧《繁城之下》大结局冲上热搜，这部高开高走的古代悬疑剧吊足了观众们的胃口。故事发生在明朝万历三十七年，富庶但腐败滋长的江南蠹县。
在剧中，除了案件剧情环环相扣令人惊喜外，腐败现象丛生的衙门也让人印象深刻。无论是在冷捕头家中地窖发现的那满满一棺材的一万两白银，还是易捕头威胁访行打行让他们每月“孝敬”的五百两白银，都深刻展示出了明朝末期的腐败之风。
而官员腐败的一个很大的根源其实在于明代官员的低薪俸问题，我们从剧中冷捕头与林四娘的一段对话中也可以窥见。冷捕头钟情于青楼女子林四娘，但光靠他微薄的俸禄根本无法承担两人相见的费用，他攒了八个月俸禄才六两八钱银子，而他光是与林四娘喝个茶就需要付二十两银子，这也为林捕头之后动起贪污的念头埋下了伏笔。
明代至清代官员的低薪俸问题以及与此相连的贪腐问题，一直是中国历史上的热点话题。在《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一书中，刘守刚教授就明确指出明清两代表现出来的贪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道德问题，而是官俸制度出了问题；而官俸制度的问题，也不是因为制度设计者犯了错误才会这样，而是因为帝国制度发展至此已开始暴露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
摘自《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
文 | 刘守刚
明代的低官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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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先从一个历史故事讲起。在明末崇祯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他发出号召要求“文官不爱钱”。但有一位叫韩一良的低级官员，对此不以为然。他上书给皇帝说，官员上下交往到处要用银子，那点薪水怎么够啊?我交往少，两个月还收到500两银子呢，当然这钱我没拿，可别人不得不拿啊。剧中易捕头欲向宋典史行贿300两
如果考虑到明清两代政府部门有不少公务开支是由官员私人承担的，那这点官俸就更低了。比如说，科举出身的官员不通实务，要处理公务就要聘请师爷来协助。可在明代中期以后，知县聘请的师爷，年薪一般在100两白银以上，而且至少要聘请刑名(司法)和钱谷(财政)两名师爷，但知县自己的年薪最多只有45-80两。
由低官俸引发的贪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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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少的薪水，要应付巨大的开支，在现实中就不得不另辟蹊径，从财政上来说就必然要发展非正式财政体系。非正式财政体系，用来提高官员个人收入、给承担公务的师爷等人提供薪金，甚至为地方政府提供办公经费。非正式财政收入最终肯定要通过某种手段从百姓身上获取，但却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贪腐。在这些手段中，首先是由州县官员在征收田赋时收取附加，一般用的名义叫“火耗”，就是说用来补偿把收到的散碎银两熔铸成整锭银元宝时的技术损耗(一般为2%)，但实际收取的火耗可能在10％以上，有些地方甚至收到80％除了火耗之外，州县官员在办理公务过程中，还通过书吏、衙役等与民众直接打交道的人，想方设法从老百姓手中收取各种费用、捞取各种好处。
剧中捕快每月收取“孝敬”已成为惯例
可见，明清时代官员的贪腐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道德问题，而跟官俸制度规定有关。
明代低官俸标准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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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财政上看，明代之所以制定如此低的官俸标准，至少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明初物价水平比较低，朱元璋又出身贫苦，所定薪俸标准在他看来已足够维持良好生活了。但随着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物价的上涨，他定下的薪俸水平越到后世显得越低，可作为祖制又不能更改。
另一个原因是，明代以两税为正赋和主体收入，可来自农业经济的两税带来的财政收入水平并不高，前面说过，基本定额是2700万石粮食。由于正式财政收入总额基本固定，于是官俸支出总额就不得不严格控制。可是，明代国家为了扩大统治基础，大大增加了科举名额，需要财政供养或补贴的官员、候补官员甚至官学学生的总人数远超以往朝代，这样单个官员的薪俸水平就不得不压得很低。
制定官俸标准的两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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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说来，是不是明初设计官俸制度时犯了错误呢?如果设计得好的话，是不是就能让官员不贪腐呢?我要说的是，朱元璋在明初并不是任意建制的，除了上面说到的两个原因外，他还受到以下两个官俸制度设计原则的约束:一是要设法降低财政成本，二是要增强对官员的激励。但问题是，这两个原则是相互冲突的。朱元璋在设计官俸制度时，吸取了宋代财政的教训，更多地倾向于前一个原则，即设法降低财政成本。官俸高低自然是影响财政成本的重要因素，官俸标准高，财政成本自然就高，反之则低。不过，除了官俸标准高低之外，影响财政成本的还有官俸制度的运行成本。帝国时期，影响制度运行成本的主要是收付形式。在实物财政体制下，官俸制度运行的成本最高，因为有大量的粮食、纺织品、盐、香料等实物的收付。在货币财政体制下，运行成本比较低，主要涉及金属货币或纸币的收付。
不过，从表面看来，制度运行成本最低的，是授予封地或分给各级官员公廨田、职田，或者给予公廨钱。只要将土地授出或钱款拨出，之后经营土地或放贷钱款并以此获利，都是官僚自己的事情，不用计入财政成本中。但是，这样做会大大减少国家手中的资源，分散国家的财力，运行效果极差，对财政而言在成本上并不合算。因此，周王朝初期以封地收入作为官员俸禄的办法，在春秋战国时代就已被改变，大多数官员没有封地，少数有封地的官员也只能获得封地上的租税。从秦汉至唐宋，国家都曾拨出职田、公廨田或公廨钱，但因公私不分和运行效率低下而产生大量问题，而且大大减少了国家(君主)手中的财政资源。因此，在南宋末年财政极度紧张的前提下，公廨田或公廨钱等一律收归中央，不再存在。
在帝国时代，给官员适当激励的目的，是要赢得他们的忠诚与工作效率，而这至少要考虑两方面因素:一是薪俸水平是高是低，关键在于它能否让官员获得高于平民的生活水平与财富积累，以便提升其社会地位与职业自豪感;二是随职务高低而调整薪俸等级，再通过君主的特别赏赐，以便激励官员的工作积极性与个人对君主的忠诚。在历史上，官俸标准有一个从爵本位向官本位过渡的过程，帝国初期以爵位等级为标准，获得以粮食或货币形式支付的薪俸。到曹魏末年以后，薪俸的获得以官位或者说行政级别为标准。爵位仍然存在，但一般只是针对军功的奖赏。
此外，官员还可能获得君主的恩赏。特别是在宋王朝，由于要与北辽、西夏等政权竞争士人的忠诚，君主除了将官俸标准定得比较高之外，还屡屡从自己控制的内库中拿出钱物来赏赐官员，赏赐的钱财甚至常与正式官俸相当。就是说，在宋代君主看来，激励的重要性超过了财政成本的约束性。不过，君主赏赐在制度上缺少理性的标准，而且激励效果如何事实上很难估计。这个不仅是今天的看法，其实早在北宋时期，司马光就屡次谏阻皇帝给官员大量赏赐。
到了明代，朱元璋基于帝国过往丰富的历史经验来设计官俸制度。最初，朱元璋也是给百官按品级授职田，以田租来抵充俸禄。鉴于历史教训，政府很快下令收回职田，改为发放俸禄。由于宋代高标准俸禄和丰厚赏赐严重影响了财政的运行，此时明朝又不用像大宋那样与其他政权竞争士人，再加上受制于偏低的财政收入总额，所以朱元璋设计了我前面说到的官俸制度。于是，明代(以及承明制的清代)官员没有职田或公廨田收入，也很少有宋王朝那样的恩赏收入，只有与官职相关的水平不高的俸禄。
由朱元璋手中诞生的官俸制度，显得更加理性，财政运行成本低，官职也更像是国家的公职，而较少君主私人恩宠或私相授受的色彩。不过，显然，该制度对官员的激励也不足，低官俸甚至不能维持海瑞这样的清官的生活，官员贪腐也因此有了更充分的动机与理由。
难以克服的制度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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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官俸制度的问题，当时的人不是没有认识到，也不是说没有君主去想办法解决。比如说清代雍正皇帝发动“火耗归公”改革，部分原因就是要纠正明代留下来的低官俸问题，特别是在制度上解决官员的贪腐问题。雍正帝宣布，原来地方官员自行使用的“火耗”名义，现在可以正式使用了。就是说，他同意各省在交给中央的正项钱粮基础上，附加一个统一比例来增加由省支配的财政收入。因火耗而获得的附加收入(“火耗银”)，一大部分用于补充官员的薪俸，这被称为“养廉银”。养廉银的数额，远超正俸，一般要高出一二十倍，甚至上百倍。不过，在雍正帝之后，官员的贪腐现象不仅没有消失，反而似乎愈演愈烈。
当然，官员贪腐问题有非常复杂的成因，在这里无法一一细说。仅仅从财政史来看，除了低官俸原因外，明清时代官员贪腐问题之所以看起来异常严重，至少还有两个原因。
剧中冷捕头藏在地窖的一万两白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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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帝国：从财政视角再看中华史》
刘守刚 著
任何时空里，财富的博弈都可以把历史撕开一个口子，读者能从这个截面上看到各方力量的角逐，理解历史向前发展的真实动力。对于中华帝国来说，钱的历史，不只是“财”，更是“政”。
来源：浙江人民出版社
初审：郭奕洲
复审：张中江
终审：张维特
排版｜郭奕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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