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家族：政治言说中的历史真相丨近代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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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族：政治言说中的历史真相丨近代史论语

乱花迷眼 2019-11-07

以下文章来源于近代史论语，作者克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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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近代史论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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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六千字，刊载于2013年八月的总四八一期《凤凰周刊》。

1998年的某天，喜欢逛书店的台湾读者被一桥出版社新推出的两本小册子吸引了注意力。第一本书叫《人民公敌蒋介石》。当时的台湾已经到了政党轮替的前夜，公开抨击两蒋父子固然没有任何禁忌，不过蓦然看到如此有冲击力的书名，毕竟还是有点刺眼。

第二本书叫《蒋宋孔陈——中国四大家族》。在台湾的普通读者眼里，蒋是“总统”，宋是“夫人”，那有资格与之并称的孔、陈二人又是指谁呢？

大陆读者想必对这个答案了然于胸。

只要稍有了解历史教科书的成年人便会知道，所谓“四大家族”，指的是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为核心的“国民党封建买办寡头集团”，他们作为中国“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代表，曾统治中国二十二年之久，最后被中共及其领袖毛泽东发动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战胜，赶到了东南一隅那个小小的海岛上去。

当然，随着原作者陈伯达的入狱，这两本书自1971年开始就再也没有在大陆重版，因此年轻的历史爱好者无缘从原始文本中了解“四大家族”这一政治言说的出现、打磨和传播过程。

而随着原始档案的逐渐解密，更多的史料使得之前毋庸置疑的事实开始接受反诘和考验，随之而来的诸多说法使得人们更加无法得知，究竟何种答案才是历史的真相。

一荣俱荣

1928年底，上海一份小报发出了一道竞猜题：“今年的中国谁最有面子？”读者心目中的回答自然是花样百出，待他们看到报纸公布的答案，又个个心悦诚服——1928年，中国最有面子的人就是倪桂珍。

就在这一年，倪桂珍的二女婿孙中山生前所创立的国民党北伐成功，成为中国的执政党；而大儿子宋子文和大女婿孔祥熙分别出长内阁财政部和工商部。更重要的是，和她小女儿宋美龄才新婚十个月的乘龙快婿蒋介石，于10月10日正式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

据说这一天老太太马不停蹄地奔波于南京城，参加了女婿儿子三场就职典礼，一而再、再而三地接受全城百姓艳羡的目光。

看来，刚走上“一把手”位子的蒋介石就无法摆脱“任人唯亲”这一批评，但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另有原因。据著名的国民党史专家王奇生研究，“国民党前辈中，蒋仅服膺陈英士、孙中山等一两人”。因此，信任这两位前辈所信任的人，也是蒋氏当然的选择。

民国初年孙中山尚未迎娶宋庆龄的时候，孔祥熙已经是孙的重要干部，两人成为连襟使双方关系更加紧密。1923年孙在广州设立大元帅府，庆龄的大哥宋子文即前往襄助，后担任第一任中央银行行长和国民政府财政部长。

陈英士，名其美，是蒋介石的结拜大哥，那么他的侄子陈果夫应该管蒋氏叫“二叔”。蒋和陈果夫名为叔侄，实为至交，两人仅相差五岁，二十年代初为国民党筹集经费而在上海从事证券股票交易的时候，即是协同作战的密友。

黄埔军校刚创立，陈果夫就活跃在与之敌对的北洋政府所管辖的上海，招募学员，采购物资，并运送至广州，是国民党“秘密战线”的先行者之一。

孔祥熙、陈果夫、宋子文，尤其是前二者的政治资历和革命功勋并不输于蒋介石，也深得党内元老们的信赖。有人说，无需蒋氏提携，他们凭借自身的影响和能力也能在国民党中占据重要地位。

1925年，陈果夫年轻的弟弟陈立夫从美国学成归来，就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机要秘书，负责情报和组织工作。如此，深为世人诟病的“四大家族”渐渐成型，而使得这一指控具有事实基础的，是蒋宋联姻。

就私人关系而言，蒋对孔祥熙一直非常尊重，和宋子文之间却总是剑拔弩张，积不相能；而孔宋之间也是勾心斗角，互相排挤。

但长久来看，三者的政治利益实在纠缠至深，二十年间（1928—1947）的行政院长职位，简直为他们三人所包揽——除了谭延闿任过两年，孙科任过一月，汪精卫任过三年半之外，非蒋即孔，非孔即宋。

1947年3月，蒋介石的亲信张治中也忍不住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公然抗议：“二十年来，总是蒋、孔、宋轮流任政院，何以无第四人可做？！”

若蒋宋没有联婚，那么蒋氏和孔宋二人即无姻亲关系，或许对此批评还有转圜解释的余地，但就像国民党元老丁惟汾所感叹的那样，“如蒋先生不以亲属当政，公私犹易分明”，似乎将抗战之后中国的种种社会乱象和政经弊端，统统归结到了蒋氏的私心自用上。

时至今日，蒋、宋、孔三者的私人日记和家庭档案都已公诸于众，任人查阅，但学者仍然无法还原当时蒋介石的动机和判断，不明白他何以在内心非常厌恶孔、宋的时候仍然重用二人。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宋美龄为了姐夫或大哥的前程，而左右了蒋氏的决策。

相对于孔、宋而言，蒋介石和陈氏兄弟的关系要简单得多。

陈果夫居于幕后，推行农村合作事业和县政干部训练等行政业务，陈立夫居于台前，掌控党内组织系统和对敌情报工作。从表面上来看，后者分别于派系斗争和反共斗争中不断为蒋氏清除内外敌人，显得更加重要；其实，陈果夫的作为对历史影响更为深远。

五十年代初，陈诚于台湾厉行以“耕地三七五减租”为出发点的土地改革，其所用人才，大多是陈果夫在江苏省主席和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任上所培养的地政、县政干部。

早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期，蒋介石两次下野和复出，宋子文、孔祥熙和陈氏兄弟必然与他共进退，政治评论界已经将他们目为一党，但孔、宋交替掌握着国有金融机构和全国的经济命脉，声名赫赫，因此就民间影响力而言，陈氏兄弟比他们落后甚远。

虽然党内反对派常讥讽说“蒋家天下陈家党”，但实际上，蒋氏自1932年3月第二次复出时，已经主动放弃了党权和政权，一意军事工作，因此这时候的陈立夫在帮助其实施情报组织的完善，于官场和民间默默无闻。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改任教育部长，依然没有什么全国性名声。

但此时更加默默无闻的陈果夫倒是冒了出来。他在着力于农村合作运动的时候发现，必须建立专业进行农业小额贷款的国有银行，整个国家的农村合作事业才有资金保障和人才保障。

于是，1933年四省农民银行成立，两年后改称中国农民银行，并拥有了法币发行权，成为了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并列的国有银行。到1942年，其他国家金融机构的农贷职能全部移交给农民银行接管，使其正式成为唯一的一家中央农业银行。

1945年，陈果夫担任农行董事长，成为能够和孔、宋并称的国家级金融家。

一损俱损

1946年5月，国共内战全面爆发。10月11日，国民党军攻陷了中共所占有的关内城市之最大者——张家口。几天以后，参谋总长陈诚向《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非常自信地认为内战“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能解决”。

作为回应，中共于同一时间出版了陈伯达所著的小册子《中国四大家族》，显示出毛泽东和其领导的延安政权更加壮阔的雄心和深远的眼光。从现在看来，当时中共中央对付国民党而策划的一系列宣传战，其用心之精巧，定位之精准，步骤之精密，效果之精良，非常令人叹服。

这一切还得从1943年3月说起。

当时抗战已经进入了第六个年头，胜利在望的形势中，作为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长和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必须要为未来的中国设定一个奋斗目标。

因此他撰著发行了《中国之命运》，以坚持传统文化的保守主义立场来解释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从而批评了个人主义、共产主义和帝国主义，并提出了战后的建国纲领和具体措施。

这本书一传到延安，毛泽东就对其秘书陈伯达说：“看来，蒋介石给你们出了题目了。”陈遂奉命反驳。这篇题为《评<中国之命运>》的驳论文章陈伯达不眠不休写了三天三夜，据说情绪激动处还流泪不止。

7月，毛泽东批准将此文发表于《解放日报》，并用密电发至重庆，以印成小册子在国统区大规模散发。

抗战时期虽然国共双方龃龉不断甚至兵戎相见，但至少表面上维持着和平的合作关系，所以此文虽然措辞严厉，针锋相对，但还是称蒋介石为“先生”，即口头上仍尊重其战时领袖的地位。

因此，这篇文章对蒋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层面的批判，务虚而高调，显示出中共在中国革命领导权的争夺中，已经意图争取正统性地位。

抗战胜利后，中国成为“战胜国四强”和联合国五大创始国之一，蒋介石的国际地位和政治地位也随之如日中天。所以，如何对蒋氏进行政治道德层面的批判，从而在全国人民面前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争取正义性地位，成为中共中央必须研究的课题。

毛泽东很快就发现了，“四大家族”之说是个很好的切入点。

因为如今孔、宋、陈三家掌握着四大银行系统，即是掌握了国家的金融大权，蒋介石还是四行联合办事总处的主席，正是列宁主义所要打倒的“金融寡头”、“封建买办”和“垄断资本主义”。

而且事实上，这四家的确依靠私谊姻亲，结成了牢不可破、共生共存的利益团体，而且无论攻其哪一点，都能给蒋介石带来伤害。很多年以后，宋子文的一位密友还对中共的“四大家族”之说耿耿于怀，他气愤地评价道：

“此乃利用大众盲从之心理，实为分化国民党之毒计。淆惑观听，莫甚於此！盖陈立夫职司党务，孔祥熙、宋子文则先后掌握经济，三人皆得蒋先生之倚畀，故欲打倒蒋先生，必先攻击陈、孔、宋等，彰彰明甚。”

1945年10月，毛泽东结束重庆谈判后回到延安，即布置陈伯达按照上述思路编著《中国四大家族》。令人难以理解的是，陈用了整整一年才将文章完稿付梓，或许是中共一直地缘战略未定，到1946年10月才决定在宣传上将蒋介石的形象摧毁。

不得不说，陈伯达的这篇文章非常成功，其中所提供的一些数据和事例，至今还被蒋介石及其政权的敌对者们反复引用，本文开头提及的台湾一桥出版社，也正是看中其价值，才于1998年将这本书再版，并特意为之加了导读：

“宣传的力量比大炮还厉害。尽管他（指陈伯达—引者注）引用的资料必须有所考证。但作为宣传品，这是一本绝佳的小册子。我们可以从书中脉络看到四大家族如何违法敛财的一面”。

那么，四大家族究竟“违法敛财”了多少呢？陈伯达明确地答道：“至少当在两百万万美元左右。”其实整本书就是为了论证这一数字而存在的。但读者若有足够的细心，怕是会不理解陈伯达的算术究竟如何加减。

陈氏将四大国有银行的资产总额都算作是四大家族可以任意提取、挥霍、转移的个人财产，那么有多少呢？文中介绍，有近四十三亿元法币，相当于十多亿美元。

陈氏又认为，“自抗日战争以来到现在……，美国政府曾给蒋家朝廷十四项借款，总计约十四亿一千四百五十余万美元”。

此美国战争借款就算“四大家族”在抗战中分文未用，全部中饱私囊，再加上前面列举的银行总资产，也不过三十亿美元，和作者反复强调的两百亿美元，差距很大。

为了增加可信度，陈伯达援引了“美国华盛顿州民主党议员沙瓦治”的“指出”，说抗战时期“中国官场要人”（倒没有点明是“四大家族”）在美国的存款，“达到十万万到二十万万美元”。

可惜这条消息的提供者，是陈伯达的“同门师兄”苏联塔斯社，其可信度如何，相信每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一年多以后中共又将宣传战升级，于1948年2月出版了仍由陈伯达编撰的小册子《人民公敌蒋介石》，火力更加猛烈集中，试图从个人经历层面入手来批判蒋氏，以确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当性地位。

台湾一桥出版社的重版导读认为，这本书“把蒋介石的德行一一暴露，在1949年以前可算是一大著作。他（指陈伯达—引者注）历数了蒋介石的发迹，对帝国主义的奴颜婢膝，对异己的残暴”。

那么，中共这些不断加码的心理打击究竟结果如何呢？“受害者”蒋介石应该最有发言权。1948年11月，他在日记中认为，中共的宣传是“阴毒与深入”的，如此“倒蒋手段”，使得“社会对宋孔豪门资本之攻讦几乎成为全国一致之目标”。

他清醒地看到，对孔祥熙和宋子文的攻击必然会牵涉到宋美龄，具有足以毁灭蒋氏“全家之信用与人格”的效用。

荣辱全消

如上所述，陈伯达的三篇檄文完成了对蒋介石及其亲贵集团在思想上、政治上、伦理上的全方位批判，从而为中国风起云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打下了正统性、正义性、正当性的基础。自兹之后，中共对蒋介石和南京政府的批判，大多遵循这一路径。但毛泽东在公开发布的文告、讲话中，却很少涉及“中国四大家族”这一概念。

到陈伯达同名文章发表一年以后，毛才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中提出如下口号：“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四大家族”这个词汇于是正式进入中共的官方政治言说，直至进入官方历史教科书，进入一代代大陆人民的记忆中。

与之相对的是，台湾人民对权倾一时的孔、宋、陈却知之甚少。

在抗战胜利前后的1945和1947年，孔祥熙和宋子文已分别退出了政治中枢。宋氏又在广东省主席的位子上呆了一年多才去美国，在此遇到了早就隐居于纽约的孔祥熙。令他们没想到的是，陈立夫竟然也因反对陈诚任行政院长和反对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在1950年8月负气出走，来到美国，并找到孔氏借钱，说要在新泽西州开设养鸡场。

陈氏二十五岁即跻身国民党中央，二十五年来一直位高权重，长期担任重要职务。但去美国后却不畏辛劳，凡事亲力亲为。办养鸡场的时候，陈立夫亲自扛着两百斤重的饲料去喂鸡，开点心店的时候，他又亲手制作糕饼、粽子和皮蛋，并忙于送货。

据说蒋介石听到陈立夫出国后，悻悻然地说：“立夫之短，在於统驭无术，致使今日党内纲纪之毫无。”似乎两人之争只是一时意气，蒋对其并无深责。

当时陈果夫贫病交加，困居于台北，蒋氏还特意送去五千元使其改善治疗条件。一年之后果夫病死，立夫回避和蒋见面，遂没有回台致祭。在两蒋遗留的书信中发现，蒋经国与陈当时经常书信来往，信中常提起蒋氏父子对陈立夫在美生活的关心。

蒋介石从他人得知陈在美养鸡的生活非常艰苦，曾多次托人汇款给陈，帮助其渡过几次生活上的难关。

抗战时期孔祥熙和宋子文都负责接洽美援，据说靠着侵吞华府这些援助，宋氏成了“世界第一富有家族”，而孔氏则私藏了七八亿美元。既然所谓的“中国四大家族”中有三位全家来到了美国，倒是给杜鲁门政府以调查真相的机会。

不料经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累年的详细调查，美国所有华侨、华裔家庭——其中有些家庭已经移民好几代，早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的总资产，不过五千万美元，远低于华府传说的七八亿美元，更远低于塔斯社所报道的“十万万到二十万万美元”。

1971年7月，宋子文在旧金山去世，其后家属把五十多箱宋氏档案都捐给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这些资料中包括：1950年宋子文致美国国会和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愿意公开个人财产的有关信件，1968年宋氏自列个人财产记录，1971年纽约遗产法庭关于宋子文个人遗产分割执行书等。

从遗产分割书来看，宋去世时，非固定财产只有一百多万美元，加上经过二十年时间大为升值的房产，税后也不过四百多万美元，当然远远算不上什么“世界首富”。

对于1950年之后的台湾政坛，孔、宋、陈事实上已被除名，而从他们后来有没有回台，可以看出其和蒋介石之私交的亲疏远近。

宋子文最为强项，终身未回台湾定居；孔祥熙于六十年代回来了四年，但又因病去美国治疗；陈立夫则于1967年放下架子回到台湾，但专门从事文化复兴和中医传承工作，不再过问政治。

对于他们的名字，七十年代之后的台湾人当然会略有耳闻，尤其是陈立夫，活到了2001年才去世，知道他的人更多。但台湾人不知道的是，这些看似只会种花莳草、写字养生的风烛老人，当年竟然和蒋介石齐名，他们曾并肩作战，荣辱与共，为恢弘沉郁的中国近代史一起绘制过气壮山河的丰美画卷。

克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