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风土记：张帆的人类学教学“新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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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青年教师  人物专题   人类学 

编者按

张帆，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教授人类学相关课程。张帆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获学士与硕士学位，此后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和德国马普社会人类学所攻读人类学，获硕士、博士学位。2018年，张帆从海外学成归国，回到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研究领域为历史人类学、汉人民间信仰、汉藏关系、文明理论。

本学期张帆老师开设人类学专业课《人类学理论》与通选课《欧洲风土记》，均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关注与好评，在不久前公布的选课数据中，《欧洲风土记》更是以5.37的火爆指数荣登“50人以下最火爆的通选课”榜首。

本次特稿将带领大家走近这位温柔可亲、创新进取的青年教师，感受一位青年人类学人和教师对于学科和教育的理解与期待。

01

海归学人的“新世界

 对今年新开设的“欧洲风土记”一课获得了这么多北大学生的关注，张帆老师坦言自己有点始料未及：“可能是名字起得比较新颖吧？”确实，谁能不承认这门课的名字“夺人眼球”呢？但是，这五个字并不是一种广告，而是张帆对于人类学思考的一种表达。张帆告诉我们，“欧洲风土记”这个名字中的两个关键词“欧洲”和“风土记”各代表了她对传统人类学的反思：

一方面，在人类学学科视角下谈“欧洲”，便改变了西方人类学“站在欧洲看世界”的惯常模式，将视野调转到人类学的策源地——欧洲本身；另一方面，“风土记”不是一个西方的表达，而是一个中国的本土概念，用这个表达，她的意思很明确：试图用本土视角来反观西方传统学术的“东方主义”。

要理解张帆开设这门课的初衷，则可能必须回到张帆的教育经历和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史。早期，由于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中国的人类学更多关注用西方理论解决自身问题，很少把视野和脚步落到海外。到了张帆上大学的年代，“海外民族志”的说法已被提出，但在“国族营造”的大背景下，很难有方法上和理论上的突破。当时，大多中国人类学研究还在观察和思考中国文化的阶段，张帆也不例外，她本科和硕士研究也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后来，张帆负笈海外，虽然还是不得不以自己的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但是她也开始思考中国文化内部的多元性及其看待世界其他文明的方式对于人类学思考的重要性。

随着国内外格局的变化，张帆认为，人类学海外民族志的研究推进，已成为从“国族营造”到“大国营造”的必然环节：“我们不能总跟在欧美人身后观察自己，而要从自己的视角观望世界，了解人家的历史、语言与文化。”张帆强调，中国人类学家要形成自己的视角，需要对自己的文明有更多的理解。张帆再次回溯了人类学发展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初期，人们才有了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民族志，但中国人探索世界的实践至少可以追溯到《山海经》。几千年中，中国古人对世界的想象与研究，透过《大唐西域记》、《真腊风土记》等“风土记”的形式流传至今，这些记述实际上与作为现代人类学的“民族志”方法可以互相参照，形成碰撞。张帆期待通过借鉴这些叙事和文类，逐渐形成一个中国本位的观看之道：“这不是出于民族中心主义，强调中国本位，而是从学科出发，期待一个与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民族志传统不同的声音、观看视角以及写作方式，从而探索描摹文化差异的诸种可能方式。”张帆认为，如果同学们能超脱于传统学科范式来看问题，对将来的探索也有很大的好处。

以上是张帆创立“欧洲风土记”的学术初衷，不过，如果仅限于此，似乎还不能体现这门课对于各院系同学们真正的吸引力。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近张帆多元化的课堂。

02

人类学人的“新田野”

“欧洲风土记”并非张帆这学期开设的唯一一门课，今年，她还同时教授自己从2020年就接手的人类学专业课“人类学理论”。从初次执教“人类学理论”，到今年第一次开设的“欧洲风土记”，我们可以更好地看到张帆在课程教学上的思考。

关于教学，张帆谦虚地表示，自己在初来乍到时，曾遇到不少严重的困难，而至今天还在摸索更好的方式。刚教授“人类学理论”时，她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不了解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和模式。“我读书时完全没想到当老师这么难，现在角色转换，总在揣测学生需要什么、在想什么。”那时，张帆没有意识到中西方教育方式的差异，也没有很好地将外文阅读和中文经典结合起来，在和同学们的交流中，她才意识到阅读任务的布置需要调整。可第二年开课的时候，她又有点矫枉过正，对于阅读和考核的要求作了简化，但又不够清晰。今年第三年开课，她逐渐能够在大纲中更好地平衡中西文献的比例，对于阅读和考核也有了更明确的定位。

张帆感叹，要教好北大的学生，某种意义上意味着重新理解一个人文环境。经过一年的初次教学，她强烈地意识到了中国与西方教育体制的差异：对于中国大学生来说，由于学分的要求，投入在一门课上的时间和精力有限，同时，相比欧美学生，中国大学生们似乎不太热衷于课堂讨论。这既要求教师在给学生布置阅读任务时有所节制，也对课堂的形式提出了挑战。她告诉我们，在过往“人类学理论”的教学中，她常常因无法了解大家的读书与听讲情况而感到“挫败”，而增加师生问答、设置课堂展示来倾听学生们的想法时同学们在今年显得积极了不少。“学问，是要学要问，而不是我一个人闷头搞研究，我希望记住我的学生们的脸，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张帆相信，更频繁的互动能让她了解到同学们具有却不好意思直接提出的问题，因此，她也更喜欢小班上课，因为小规模的课堂是师生互动增加的重要条件。

与此同时，张帆也积极调整了自己的授课媒介。早先她喜欢纯“讲”，今年她尝试减少幻灯片的文字，以图片和关键词为主，使大家更多地“抬头看”。“为了避免幻灯片让大家变懒——拍完照就低下了头，我在这门课上做了个大胆的实验，幻灯片上只放了图片与重要的人名、概念，尽量简短，基本上全是图。”在选修这门课的段诗霖看来，省去密密麻麻的文字，代之以精心挑选的图片和重点概念与概要，也确实极大地改变了自己在其他课上一见到幻灯片文字就赶紧埋头抄写的习惯。这些图包含绘画与雕塑等，更与“风土记”——用心去体会来自陌生世界的色、香、味——的精神相契合，

从“满堂灌”到以图片调动同学们的注意力，从单方面的解说到增加师生互动的机会，张帆感觉课堂有了真正的改变。主动前来交流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有些还甚至写了比较长的邮件来讨论与课堂相关的一些问题，这让执教两年的她感到，自己逐渐开辟出了属于自己的“教学新田野”。

03

人类学之镜与通识课之魂

尽管“欧洲风土记”激起了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的兴趣——仅从目前实际选课人上看，就包含了来自14个院系的同学，在最初设定教学计划时，张帆并没有把它设定为一门全校通选课。事实上，“欧洲风土记”的开设本来基于本文开头所说的专业考虑，后来经过院系的调整，她才临时决定把这门原来的系内专业课变为全校通选。

张帆在“人类学理论”的课堂

然而，如今回过头来看，无论是张帆还是学生，都发现“欧洲风土记”的“人类学”视角与北大通识课的精神惊人地和谐。对于张帆来说，她一开始就没有碍于任何一种学科的“门户之见”，而是希望从人类学角度出发，激起同学们的问题意识，但同时带入更多自己对于历史、文献与传统的想法：“你只要看一下这门课的书单，就会发现其实门类各种各样，民族志并不很多，反而是有不少历史研究的文献。”

这一点得到来自法学院的段诗霖的证实。在她印象里，张帆在课上经常会谈到哲学、历史和艺术，也经常会讨论当下社会科学对于实证主义、田野调查等问题的反思。她深深认同这种不限于特定学科而敏感于不同知识生产方式之间关联的思维，认为像“欧洲风土记”这样的课程能够让同学们“想象一种新的秩序，想象一种新的视角”。社会学系人类学专业的赵新灏则发现，并非所有的课程阅读篇目都是严格的、标准的人类学民族志，而是综合了史学家、民俗学者等等的著作，“这种跨学科的阅读总会有一些新奇的收获”。

对此，张帆并非刻意为之。她也不曾预设会有多少来自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选修这门课，只是把每个学生当作怀揣好奇心的年轻人：“我期待任何专业的学生来到这里，或许是出于名字有趣，很多人坐在这里对人类学一无所知——这都没有关系，对人类学的认知并不会是学习这门课的先决条件。”这种态度在“人类学理论”课上仍然如此，结果是，不同学科的背景的学生都被吸引到课堂，反过来构成了学科交叉的空间。社会学系的陈子珊犹记得，自己在“人类学理论”课上选择了《缅甸高地诸政治体系》作报告，而组内缅甸语系的学姐对她理解这个国家起了很大的帮助。来自法学院的段诗霖则将“欧洲风土记”对知识生产过程的探讨与自己所接受的法学教育结合起来，思考法学的实证研究路径。她还曾在课后联系“欧洲风土记”所介绍的“后殖民主义”与当今的环保问题，写了一首发在五四文学社公众号上的小诗。

张帆在田野考察点

回到张帆本人，开放与包容是她一路走来不变的心态。海外求学多年，张帆对国内教育制度中的一些弊端有所批评，比如她相信应该给学生更小的学分压力，以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喜爱的内容上投入更深入的学习。但是，对于北京大学允许自由选课且提供大量“非主流”选项的制度，她十分支持。当回忆自己本科阶段的经历时，她聊起自己曾经修过的工程制图课、建筑学课与地理学院的田野考察课，这些课程看似都在专业学习之外，既花时间又“不着调”，但是不仅给她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也对她至今的研究旨趣有所影响。在国外求学期间，张帆更被海外课程设置的多元丰富所迷倒：“他们的课程设置五花八门，什么都有，比如说哈佛大学有一门研究苍蝇翅膀纹路的课程，听名字我就很想听。”这段见识让张帆大开眼界的同时，也在她心中埋下了增加国内本科生课程多样性的种子。

对于学生，张帆最担心的是他们“负担太重，在最年轻有活力的年纪不得不挣扎于绩点之中，创造力常常被绩点裹挟”。学术并不是与生活分离的，在张帆看来，年轻人首先应该认识到这一点。她说，自己就是因为发现人类学与社会学训练不太一样的研究方式特别满足她“到处跑”的渴望，所以投身人类学，从来很难说有什么严格的“学术雄心”，而更多是受个人的热情与向往的推动。她说，“任何一个学科都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在某种程度上重新构成了一部分自我”，而人类学“不只是假设文化相对、文化多元，更是假设更好的方向不在自身而在别处。” 这句话固然是对人类学专业的评论，但从更宽泛地意义讲，大学本科教育的目的之一，难道不就为学生提供某些陌生却又可爱、遥远却又值得追寻“别处”？

采访丨黄昕昕 苟钟月 张正涛 刘子婧

撰稿丨苟钟月 张正涛

编辑 | 李萌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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