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四则：造物主、玄学、美国人口变化、南周新年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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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问答：《问答一则：圣诞节真的是耶稣的诞辰吗？》
1. 如何理解“工艺必有匠，造物必有主”这句话？
2. 什么是玄学？
3. 如今美国的白人越来越少，黑人越来越多，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如何评价《南方周末》2018年的新年献辞《把孤岛连成大陆》？
如何理解“工艺必有匠，造物必有主”这句话？
这个说法出自清代回族学者刘智（刘介廉）的传道文：
『工艺必有匠，大造必有主。世间一器一物，大而宫室，纤而盘盂，莫不需匠作以成，未有舍匠作，而木质自能成屋，坯土自能成为器者。乃天如此其高明，地如此其博厚，日月星辰，山川动植，如此其照耀而充郁，岂无主宰以造化之，而天遂自成其为天，地遂自成其为地，日月星辰，山川动植遂自成其为形象也？』
当然，上述推理并非刘智的原创，而是来自西方几大亚伯拉罕一神教共通的神学传统，比如托马斯·阿奎那等中世纪神学家的著作中，都有过类似表述。
在哲学上，这类推理统称为“上帝存在的目的论论证（teleological arguments for the existence of God）”，亦称“设计论证（arguments from design）”。其基本论证思路如下：
【前提1】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诸多精妙非凡、看起来专为实现特定功能或满足特定目的而设计出来的自然事物。
【前提2】对这些自然事物的精妙非凡、看似专为特定功能或目的而设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它们确实是由某个（或者某些）具有高度智慧的力量所特意设计出来的。
【前提3】如果某个假说H是对某个事实F的唯一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H为真。
【结论】我们应该相信世界上存在某个（或者某些）设计了各种精妙非凡的自然事物的、具有高度智慧的力量。
这个论证存在许多版本，从生物学层面的“智能设计论（intelligence design）”，到物理学层面的“宇宙微调理论（fine-tuning argument）”等等，均属此类；哲学上对这些不同版本的设计论证也各有相应的反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不过不管是什么版本，其核心思路无非是上述这一套，而反驳时，也只需要抓住其所预设的前提之一，针锋相对地予以驳倒即可。
此处仅以“智能设计论”为例，说明其所依赖的【前提1】和【前提2】错在何处。
“智能设计论”的【前提1】为什么是错的呢？因为古人们以为“精妙非凡”的各种自然事物，其实细究之下往往有这样那样功能上全无必要的“缺陷”。比如人类的眼球常常被“智能设计论”的拥趸叹为鬼斧神工、非造物主之力不可为；但是与章鱼的眼球相比，人类的眼球却有着额外的毛病：比如存在盲点、视网膜容易脱落等等。
“设计论证”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造物主”非要给身为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安装一对质量比章鱼差的眼球？而且为什么偏偏是章鱼——而不是大象或者孔雀或者乌龟或者蛤蟆——享受到了特殊的待遇？莫非人类和其它动物只是“造物主”头几次失败的试验品，章鱼才是真正得到青睐的选民？不论如何，假如真的有一位“上帝”预先设计了世上种种自然事物的功能与目的，那么他一定是位手艺特别糟糕的设计师，也就当不起我们的赞叹了。
反过来，从进化论的角度看，人类与章鱼的眼球差异便很好理解了：各种动物器官的功能与缺陷，并非什么超自然力量有意为之，而是演化过程中“路径依赖”的结果，每一步骤的演化都只能利用上一步骤既有的原材料，“因陋就简”地进行优化和淘汰。章鱼眼球之所以不像人类眼球那样存在盲点且容易视网膜脱落，是因为脊椎动物（包括人类在内）和软体动物（包括章鱼在内）的眼球是从身体的不同部分趋同演化（也有人认为是平行演化）而来的：脊椎动物脑部的演化先于眼部，眼球结构来自大脑神经的延伸，导致神经束不得不从视网膜中部穿过；相反，软体动物眼部的演化先于脑部，眼球结构源出头部表皮的内陷，因此不存在脊椎动物眼球结构所面临的问题。
至于“智能设计论”【前提2】的错误，就更加明显了。“智慧造物的设计”当然不是对自然事物精妙性的“唯一合理的解释”；恰恰相反，随着进化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早就知道，进化论是比神创论合理得多得多得多得多的解释。
再以眼球结构为例：进化论除了能够解释人眼与章鱼眼的结构差异之外，也阐明了“眼球结构”这种乍看起来极其精妙复杂、似乎完全无法单靠自然演化而生成的东西，究竟是如何在不同物种之间一步一步地演化、分化而成：从涡虫那种最简单的双细胞感光结构，到某些化石生物中位置不固定的、遍布全身各处的视觉器官，再到我们如今常见的、结构精妙复杂并且集中在头部的种种眼睛（比如昆虫的复眼、人类和章鱼的眼球等等）；与此同时，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在越来越深入地揭示这些演化背后的基因机制。
有人之所以仍然觉得自然演化不可思议，一是因为对相关研究了解得太少，二是因为人类心理机制中的固有偏见之一，正是对极大尺度与极小尺度的不敏感，而这又导致难以接受各种“精妙非凡”的生物器官完全可以在远超人类寿命尺度的时间内（比如数十万年、数亿年等等）自然演化而成的事实。
由于“智能设计论”的前提实在错得太过低级，因此它在当代哲学中早已遭到抛弃，只有那些不懂科学也不懂哲学的神学辩护士们，还在洋洋自得地用它来宣道传教。
什么是玄学？
在汉语发展史上，“玄学”这个词至少在三种语境下使用过，含义也相应各有不同。
第一种意义上的“玄学”，是魏晋时期流行的一股哲学思潮。两汉的经学强调对儒家典籍的注疏训诂，这种学问在发展几百年后逐渐变得细碎繁琐，丧失了智识上的吸引力；东汉末年及魏晋之间的政治乱局，特别是几次以“禅让”为名的篡代，令许多士大夫齿冷，一方面不甘心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又找不到出路（《大象无形》）；此外，魏朝开始实施的“九品中正制”，造成了两晋“门阀世家”的崛起及其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寒门”失去了上升渠道，而世家子就算不通庶务只知高谈阔论，也仍然可以拜官进爵。前两点刺激了玄学在魏末的出现，最后一点则是玄学在两晋期间流行一时的社会土壤。
魏晋时期的玄学，其“玄”字出自《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即幽深微妙之意。一开始持玄学立场者，反对的是两汉儒家繁琐的礼乐“名教”，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在政治上推崇道家的“无为之治”。这背后其实暗含的是对司马氏篡权与打压政敌的不满。不过玄学很快被包括门阀世家在内的既得利益集团化为己用，堕落为高层内部的靡靡之风，一味推崇“清谈”、“玄谈”，贬低对政策细节的了解与对国计民生的关心。因此后世对其有“清谈误国”之讥。
到了二十世纪初的民国期间，“玄学”一词又被拾起，在另一种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先是张君劢借用了魏晋玄学中的若干元素，提出“新玄学”的主张，由此衍生出的论点有自由意志超越于客观规律之外、“人生观”问题不能仅从“科学”中求解等等。
这些论点本身倒未必大谬（我在之前的问答《哲学与三观》、《哲学宗教物理》等中，也讨论过哲学和科学在对象与意义上的区别和互补），但一来张君劢在当时情境下提出此说，很大部分动机是对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的反弹，因此将中西文明与“人生观/科学”的分野强行挂钩，暗示中国虽然“物质文明”不如西方，但自孔孟以来的“精神文明”成就卓绝，足以与西方抗衡云云；二来张氏的哲学论证工夫过于粗疏，加上科学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本来又极易引发广泛的兴趣和误会，而他的论敌又太急于曲解。各种因素结合，便爆发了二十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也称“科（学）玄（学）论战”。
在这场争论中，张君劢的朋友、代表“科学”一方参战的地质学家丁文江，主张并不存在什么超出科学以外的、科学不能解决的人生观问题，并将张君劢骂作“玄学鬼附身”。“玄学鬼”这个说法不胫而走，“玄学”从此带上了一层“否定科学、故弄玄虚之学”的意思。这第三种意思，也是如今网络上“玄学”一词的最常见用法。比如在关于中医的争论里，许多人会说中医是一种“玄学”，实际上就是指的中医“假托哲学之名故弄玄虚”（《中医所谓「上火」》、《中医与伪科学》、《中医古书说吃异性毛发可治疗蛇咬》）。
如今美国的白人越来越少，黑人越来越多，这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首先需要指出，题中“如今美国的黑人越来越多”的部分，基本上是不成立的。美国黑人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过去几十年间的变化幅度非常小：根据美国每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数据，黑人在1940年占总人口的9.8%，1950年占10.0%，1960年占10.5%，1970年占11.1%，1980年占11.7%，1990年占12.1%，2000年占12.3%，2010年占12.6%（数据参见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cspan/1940census/CSPAN_1940slides.pdf）；此外，根据人口普查局2012年的估算，到2050年时，黑人占美国人口的比例将是14.4%——这样的涨幅，并不会对美国政治造成实质性的影响。
变化稍大的，是白人的人口比例，从1940年的89.8%降到2010年的72.4%。这种变化，主要是来自1965年移民法改革之后，亚裔等非白人移民的数量增长。
不过这里需要注意统计口径的问题：在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定义中，白人、黑人、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美洲原住民等等被称为“种族（race）”，而拉美裔（hispanics/latino）则被称为“民族（ethnicity）”，这两个概念相互交叉的，一个人既具有“种族身份”（是不是白人、黑人、亚太裔、原住民、不同哦你种族混血等等）又具有“民族身份”（是不是拉美裔）；于是普查下来，既会得到关于（所有）白人/（所有）黑人/（所有）亚裔/（所有）混血……的结果，又会得到关于“不属于拉美裔的白人（non-Hispanic whites）”/“属于拉美裔的白人（Hispanic whites）”/“不属于拉美裔的黑人”/“属于拉美裔的黑人”/“不属于拉美裔的亚裔”/“属于拉美裔的亚裔”/“不属于拉美裔的混血”/“属于拉美裔的混血”……的结果。在美国政治中，除了“不属于拉美裔的白人”之外的其它人口群体（包括属于“拉美裔的白人”和除白人之外的其它种族），又被合成为“少数族裔（racial & ethnic minorities）”。
拉美裔是从1965年移民法改革中受益最多的群体，其人口比例从1970年的4.5%跃升到2010年的16.3%，并预计将在2050年达到28.0%；但这种变化对美国“种族人口比例”的影响，则要看采取哪种统计口径。
比如对于白人群体来说，如果考察的是“所有白人”（不论“民族身份”是否为拉美裔），则预计到2050年，其比例仍能维持在70.8%，是美国毫无疑问的“主体民族”。
反过来，如果只考察“不属于拉美裔的白人（non-Hispanic whites）”，则其比例从1970年的83.5%已经降到2010年的63.7%，到2050年预计会降到46.6%，不再超过人口总数的一半（换句话说，所有“少数族裔”加起来将会数量过半）；当然，与任何其它单个族群相比，“不属于拉美裔的白人”的数量仍然占优，尽管不构成人口的“过半数（majority）”，却依旧是人口比例的“第一名（plurality）”。
所以严格来说，本题应该表述为“如今美国身为多数族裔的那部分白人越来越少，少数族裔越来越多”。
至于这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就是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我个人认为这对美国是一大好事，将为美国文化带来新的活力，促使其变得更加多元和包容。事实上，即便在“不属于拉美裔的白人”占人口绝对多数的时代，“白人”内部不同群体也一直在此消彼长，比如德裔和爱尔兰裔的比例逐渐超过盎格鲁撒克逊裔（《年轻的「大老党」》），而意大利裔、波兰裔等等新移民的比例又奋起直追（《向左走，向右走》）等等；每次人口变化的趋势，都会引来保守主义者“国将不国”的惊呼，但从事后看来，这些惊呼都只不过是神经过敏而已。
如何评价《南方周末》2018年的新年献辞《把孤岛连成大陆》？
在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和本世纪的最初几年，互联网在生活中所占的比例还微不足道，平面媒体仍然是人们获取资讯的重要途径；而在那时，《南方周末》无疑是中国平面媒体的标杆之一，无论从理念的进步程度，还是深度报道的技术水平，都在国内居于佼佼者的行列；从《南方周末》培养走出的记者编辑，在全国各地媒体开花落叶，成长为行业的中坚力量，一时有“南方系”之美谈。
在这样的背景下，《南方周末》1997年年底的“主编寄语”，和1999年年初的“主编寄语”（《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和“新年献辞”（《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虽然从文字风格上说并未摆脱新中国排比式文宣与八十年代抒情“美文”风的窠臼，但单单这几篇文字的出炉，作为事件本身，就足以给无数读者及同行带来强烈的感动与激励。也正是从这几篇文字开始，《南方周末》确立了“新年献辞”的传统。
接下来几年的“新年献辞”，从《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爱得深沉》、《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到《愿自由开放的旗帜高高飘扬》、《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虽然立意的初衷依旧，但文字风格上的毛病同样一直未有改善，并且这些毛病在不断的自我重复、拾掇拼凑中逐渐放大；如果说这个阶段的“新年献辞”还有什么价值，可能就是在山雨欲来愈发逼仄的媒体空间中，通过愚公移山式的反复发声，宣示体制缝隙中“非钦定”视角与立场的存在。
但这种宣示在2013年“新年献辞事件”后戛然而止。报社工作人员与主管部门在编辑自主性方面的分歧，引发了收编整改、人事变动、以及对声援者秋后算账罗织罪名等等远超出媒体界范围的更广泛余波。此后的《南方周末》，已经不再是此前的《南方周末》了，“新年献辞”自然也不再是过去的“新年献辞”（更何况新媒体的崛起，本来也在让此类“新年献辞”失去曾经万众瞩目的地位）。
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的献辞中，毫不意外地出现了『有的国家将国门打开，有的却关门“退群”；有的经济体高歌猛进，有的增长缺乏后劲；有的可能遍地黄金，有的满目战乱贫病』、『新时期勇猛精进的图景，依然让人怦然心动。曾经念兹在兹近40年的“下个世纪中叶目标”，终于在2017年秋天正式由“基本实现现代化”变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之类谀词。其实《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很多年前就已经是食之无味弃之不甘的鸡肋了，倘若借当年“事件”之机为其彻底作结，倒能给后人留下一点追想的余地；如今重新拾起，不得已连本来难得的风骨也一并丧尽，则一向有造作之病的文字，便愈发难以令人下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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