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良川：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政治叙事

        直面资本形式的新变化、把握技术发展的新趋势，是当今时代我们批判资本、校正技术，并从根本上推进社会历史发展所必须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涂良川教授的《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政治叙事》一文正是对平台资本化与资本平台化问题的前提性批判及其社会历史效应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一方面，平台以技术的方式推进了数据的生产资料化、平台的资本化与垄断的平台化，为资本与技术的深度媾和创造了现实条件；另一方面，资本则以政治的方式使平台的技术逻辑具有重释主体自由、再塑资本运行逻辑和规定生命时间的能力，使平台技术获得政治的本质。由此，该文在历史发展的本质逻辑中把握了技术与资本的深层次关系。这样的研究，既延续与深化了目前国内外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成果，真正使现实问题理论化成时代问题，为我们研究经济形态与资本形式变化提供了参考路径；又在对平台资本主义的研究中创新性地敞开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力、批判力与建构力，使理论观念现实化成直面问题的具体观点，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的一种有益尝试。

——夏莹（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教授、博导）

平台资本主义技术逻辑的政治叙事

作者 ｜ 涂良川

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本文系节选，原文刊载于《南京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非经注明，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

摘

要

“

        平台资本主义作为资本应对自身危机的当代形式，既是资本寻求出路，又是技术寻求依靠的产物。平台由于技术集成度高、开放性强而深受资本喜爱与追逐，既表征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生产的深刻变化，又表征了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遭遇的最重大的增殖危机。平台资本主义宣扬技术的中立性、数据的开放性，弱化占有权和直接支配权，本质上就是以技术逻辑重建了资本的政治本性，建构了“平台生命政治”的监控与宰制体系。因此，仅以技术的方式来修正平台、以不反思平台资本主义政治本性的外在策略改变平台，根本无法真正扬弃平台资本主义的新异化。要想使“共享经济”“自营经济”“居家经济”等平台经济形式服务于现代人生活的顺达、生命的丰满，就必须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对平台资本主义进行深层次的前提性批判。

        资本平台化，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寻求出路的技术化路径，通过技术的加持来“客观”化其增殖逻辑，从而实现其政治化的目的；平台资本化，是平台技术和新经济运行形式寻求政治依靠，强化其主导社会运行的能力，实现技术政治化的路径。资本在以技术逻辑为基础的“平台”中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调适方式，本质上是以技术的“开放性”与入场的“低要求”，组建了“灵活”“透明”“协同”的“共享经济”和“自营经济”，形成了平台资本主义所倡导的经济主体自己负责、自己获利、自由进出的“平台假象”。

        从运行逻辑上讲，平台将人工智能时代的按需出售与按需服务有机结合起来，赋予资本、劳动力和产品服务极高的灵活性，这使得平台资本主义成为当代刻画资本的新范畴；从经济形式创新上讲，平台弱化了所有权，开创了盈利的新模式，这使得由技术建构的平台成为一种必须认真面对的技术政治新范式；从社会历史效应上讲，平台资本主义以技术的方式回应了资本“脱实入虚”的现实、增殖的疲软、经济增长的放缓等问题，这使得平台资本主义成为资本重获政治支配力和主导力的现实选择。

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与

               生产主体自由的重释

1

        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提出的“平台资本主义”范畴表征了人工智能时代人类社会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主体自由的重大变化。即，在人工智能时代的今天，数据成为生产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台作为一种以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集成大公司为载体的对数据进行“精炼”（refine）的组织，使社会生产从传统的工厂集中组织向网络分布式分发转变。同时，因为有平台的加持，使得生产主体从依赖工厂变成依赖网络，一部分劳动场所也从实体化的工厂转移到虚拟化的网络，生产主体在自由选择劳动时间与空间、强度与收益、进入与离开的过程中表达了一种人工智能时代的“自由”。平台资本主义基于信息技术，将经济的支配移植成劳动的“请求”，将生产者的出卖转换成劳动者的“选择”,这一方面迎合了资本去政治化的历史要求，另一方面则隐蔽化了资本剥削的过程。

尼克·斯尔尼塞克 著《平台资本主义》

        从资本逻辑的表达形式上看，数据的生产资料化是当代资本主义乃至当代人类社会生产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但是数据作为对人类社会历史现状与实践成果抽象的方式，一方面以普遍化的逻辑虚拟地建构了市场运行的场所与形态，将数字技术构建的数字化平台生产要素化；另一方面，数据成为主体生产、交换产品和服务的要素性前提，成为提供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生产资料。正因为数据产生、运行、流动和生产意义与价值的过程，确立起了数据在当代资本主义劳动中的核心地位。

        但是就数据生产资料化而言，平台的技术逻辑只是外因，而真正推动这一形式变化的恰恰是人类劳动本身。因为，数据和所有劳动资料一样，在其原初意义上作为对象而自然地存在于世界之中，但是人类独特的劳动过程才真正改变了数据原初的存在状态，所以平台资本主义把数据生产资料化作为现代生产最重大的变革，恰恰是因为数据这一被平台凸显出来的对象，数据不仅真正成了“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还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平台推进的数据生产资料化，既是人工智能时代经济活动方式变革、经济生活范式转化的显著特征，更是资本以非物质产品的形式重构社会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方式。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看，数据生产资料化是生产方式变革与人类社会进步的历史必然；但从平台经济的政治本性上看，却是以“开放注册”“自由出入”“合理回馈”“免费服务”等把行动权交给行为者的方式来搜集数据、积累作为生产资料的数据。但是，这样的生产方式并没有使得生产主体占有数据，更别说拥有和利用数据了。生产主体不仅没有生产资料，而且更不可能“拥有信息”。因为平台的物质藩篱、技术壁垒和知识要求使自由进入数字劳动的个体不可能获得对数据整体的理解能力、运用能力，也就不可能在生产资料的意义上对数据进行提炼与生产。

        因此，数据的生产资料化，体现了技术对劳动对象、劳动过程和劳动成果的深层次嵌入，“用户的活动是这种原料的天然来源”。虽然数据是可以与感知、计算和分析等物理过程相剥离的信息内容，但却是人现实活动的成果，在本质上是生产主体认知活动的产物。平台所提取、精炼和使用的数据之所以具有生产资料的特质，其根本原因在于数据本身就是社会物质生产的产物。因此，当平台利用数据来再构生产关系、重释政治价值的时候，本质还是在表达物的社会历史本质。数据的生产资料化，既意味着平台对生产主体编码的完成，又意味着数据真正“成为一种全新的商品经济要素”，更意味着生产主义自由在共享、soho、零工中再度丧失。

        如此看来，数据生产资料化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时代升级“自动的机器体系”的结果，平台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优化了生产流程，并深入理解消费者偏好、控制员工、为新产品和服务提供基础，产生“零工经济”“无合同经济”“共享经济”等全新经济形式，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生产主义的自由追求与资本主义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平台经济所赋予生产主义的自由，只不过是推卸资本责任的个体自主负责的自由。即，生产主体与平台绝对两极分化、生产主体再度贫困的自由。

平台的资本化与

                资本运行逻辑的再塑

2

        平台作为人工智能时代跨越主体与客体、形式与内容的技术性架构，是“客户、广告商、服务提供商、生产商、供应商，甚至实物”聚集起来的中介，它以“数字化的基础设施，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能够进行互动。”在平台的作用之下，不仅“数据已经为一些关键的资本主义功能提供服务”，以数据建构虚拟场景的方式训练工人、压缩成本，以数据分析制定优化策略、分解生产过程、外包服务内容以减少生产开支，以数据包装“将低利润的货物转化为高利润的服务”以实现价值转移；而且平台本身也成为资本，一方面通过提取数据实现数据增殖，实现数据的资本主义功能；另一方面则通过数据的资本主义功能实现平台自身的增殖，实现资本的功能。

        平台虽然不建构生产、交换与流通的市场，但是却通过调节不同群体之间的需求，在用户之间建构了用户活动的基础，是资本中立表达自我逻辑的舞台。平台的这种技术逻辑完成了资本与技术的深层整合，既使平台的发展获得技术发展逻辑之外的资本逻辑的支持与保障，又使资本深度地主导乃至“绑架”平台，形成了平台资本主义。平台资本主义其实就是资本增殖“滞涨”的时代，通过“三高一低”的“零工经济”和“无合同经济”，在推进日常生活商品化的过程中重构了人工智能时代的政治逻辑。

        平台的资本化重构了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运行的“生态系统”。平台的低门槛和灵活运作，使得平台不再具有传统资本所有权集中的高门槛、强义务和明对立，以分散性、交互性和民主性，“强化”平台的监管性而非支配性、平台成员之间的协作性共享性而非竞争对立性、平台利益的透明追溯性而非隐性剥削性等。平台基于数据生产资料化的技术逻辑及其以数据精准决策为据的方案，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平台“拥有”数据的事实。平台在远离具体生产与消费中，通过数据实现对劳动力的有效组织与分配、生产利润的多层剥离与分配、运行权力的虚拟与分散，从而实现了平台自我发展、自我强化的目的，直接而非间接地表征了建构平台的资本调动资源、影响政治、塑造规范的能力。因此，平台资本化，本质上是以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形式的方式，强化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逻辑。

        “平台是数据的提取装置”，其资本化一方面是数据成为平台间流动的硬通货，另一方面则是在把平台打造成新型公司的过程中，实现“网络效应驱动的垄断倾向”“控制交互的可能性”，从而真正打造一个以数据收集、提炼和应用为基础的权力逻辑体系。平台通过数据实现与资本的深层次绑定，使得基于物质生产的社会与政治运行逻辑围绕着平台转，因为“重要的因素是资产阶级拥有这个平台，而不一定需要产生实体产品。”平台在自身资本化的过程中占据从广告到数字云，建构了由数据支配和控制的信息空间；从工业到产品，形成了将制造转化成数据、将产品转化为服务的现实性网络；从“交换平台”到“精益平台”，实现了资产所有权最低而利润收益权最大的获利网络。因此，平台实现了交互增殖与赢利的普遍化，实现了资本长久以来的重要梦想，将社会活动的所有内容都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之中。

        平台资本化是通过开创不同的平台商业模式来完成的，这既没有在共享经济模式的表象中消灭资本逐利的本性，又没有改变平台作为资本对现实经济运行的支配与管控，更是创造了资本增殖的全新形态。其一，平台资本化，在实现商业模式创新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收益高、利润大、活力强、便于复制的资本运营模式。其二，平台的资本化，“就是建立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以一种出租给他人的方式获利，同时为自己的使用收集数据。”其三，平台资本化并不局限于平台自身的强化，同时也通过平台对传统工业的深层介入而形成全新的增殖模式。其四，平台通过资本化，将产品转化成服务，以“新型的按需平台”的方式，将资本运行逻辑彻底生活化。从而不断实现对社会价值观念的输入与政治逻辑的干预，建构满足平台自身的政治逻辑。其五，平台资本化依赖于软件与数据分析，既解决了平台资本对物质资本的依赖，也形成了对社会更全面介入的信息体系，从而改变了资本表达其政治本性的方式。

        因此，平台在技术推动社会网络的过程中实现了数据的生产资料化，进而走向平台的资本化，在平台的“精准生产”“准时配送”“按需组织”中，资本支配社会运行的显性权力转化成数据的隐性网络，产生了“几乎没有资产的形式来产生利润”的增殖模式，既呈现出“可被剥削的工人与低利率世界的大量剩余资本交织在一起”的怪象，又表现出一种不剥削工人而实现了平台繁荣与资本涌现的假象。这其实和马克思笔下工业资本与商业资本生产剩余劳动力、强化工人之间竞争的政治后果完全一致。所以说，平台资本主义不过是资本在人工智能时代穿上的一件新马甲，而这恰恰依赖于垄断平台化的生命政治后果。

垄断平台化的生命政治后果

3

        垄断是资本获取高额利润的方式。平台资本主义不是弱化或消解了垄断，而是以技术进入的高门槛强化了垄断，并且将平台从数据中获得的“知识”用于对人与社会的政治规训之中，创造了算法规训的全新生命政治。平台以技术的封闭性和算法的独特性构筑了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圈地”的新形式，强化了算法权力而非数据权利，实现了数据采集与积累的低成本乃至无成本化、数据分析和开采的加密化和垄断化，从而以数据增长的需要形成对数据创造群体、数据运用群体的“定制”，将垄断与生命生产深层结合起来，产生了一种以数据需要为目的的生命政治学。

        垄断平台化首先体现为技术性的操作系统、标准化的开发结果和集约化的销售分发平台，其根本目的就是以“带围墙的花园”形成平台资本对数据这一核心生产资料的绝对拥有权。平台首先依靠存储力和运算力构筑拥有数据的第一道屏障；其次，平台依靠数据编码和接口的标准形成拥有数据的第二道屏障；最后，平台以算法的复杂独特性保障了对于数据拥有的绝对权力。平台的垄断实现了对数据私有制的全新政治界定，即以“用”的能力和程度定义了支配能力的大小，并以“用”来界定主体的能力与价值、规训主体的生成与发展。

        垄断平台化在于以先进的技术对数据进行深加工，在把数据转化成商品的过程中，使之成为吸取“行为剩余”的“黑洞”，在活动自动化与场景自动化的表象中实现交易方式的“市场化”与“公平化”。其一，个体生命及其活动可以通过数据的记录、分析和运用，成为可以售卖的产品，从而真正实现身体及其活动的商品化。人成为比阿甘本“赤裸生命”更加“赤裸”的存在。今天“平台的生命政治”不再是装置的生命政治，而是售卖的生命政治。其二，个体生命本质、活动方式、价值追求都在数据这一“普照光”的照耀之下，不断地沿着由数据“精炼”而来的存在逻辑、认识逻辑与价值逻辑的轨道“自然”前行。垄断平台化后，平台从根本上掌控着数据，但是平台精炼数据本质上是不断精准地把握个体的偏好、兴趣和行为，并精准地给予“个体化”的满足。

        垄断平台化一方面技术化并精准化了数字资本的积累过程，并以平台分散了相对过剩人口，在“数字殖民”的过程中，转化了平台生命政治的政治叙事结构，自然化了垄断的过程、美化了垄断的平台；另一方面则从根本上改变了数据自由流通的本性，在“数据割据”与“数据领地”中，封闭与孤立的前提再度单一化、抽象化和异化了生命存在本身。“数字殖民”是平台资本主义必须采用的资本增殖模式，此时的资本增殖不再简单地表现为货币、商品等实体资本的集中与聚集，更表现为数据这一现代性资本形式的集聚。而且，垄断平台化所建立的数据孤岛造就了一种似是而非的生活场景，“无数人的个人生活被圈在一个固定的小天地里，看个性化推荐的新闻，阅读个性化定制的消费指南，他们感觉很舒服，事实上，我们出让的数据正在成为我们的电子脚镣和枷锁。”因此，如果说传统垄断资本造就了一个又一个生命生产的物化实体的话，那么垄断平台化则使生命生产彻底数字化、信息化和完全抽象化了，即生命不过是参与并表达数字指定的方式而已。

        因此，垄断平台化是平台DNA发展链条的必然结果，是通过数据的虹吸效应、标准的固化策略、法律的保护规则，“将平台变成了垄断组织，并对越来多的用户和他们产生的数据，进行集中控制。”这样的垄断既改变了竞争的方式与市场争夺的策略，更从根本上形成了全新剥削与宰制。从数据运用的角度看，平台垄断化在技术上是必然的，但是垄断平台化却是平台资本主义实现政治权力剥削与宰制的不二选择。也正因为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自我剥削的必要性，都因平台的垄断性质、网络效应的主导地位以及这些公司背后的巨大资源，变得更加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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