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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刊速递 | | 2024年第4期

南京社会科学 南京社会科学
2024-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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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NO.4 2024


中国式现代化研究

  •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批判与超越

余达淮  高 

  •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

    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陈浦秋杭 陈清华


哲  学

  • “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概念再考察

    周嘉昕

  • “颠倒”的辩证法: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陈治国


经济学

  • 中小银行规模、地方政府负债与创业活力

    赵昕东 吴炜聪

  • 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舒 欢 黄婷婷


社会学

  •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

    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杨 

  • 电商经济赋能乡村再组织的

    路径探索与实践逻辑

    房冠辛


公共管理

  • 社会政策中的利益分配、

    阶层分化与国民生存境遇

    ——基于2017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魏 姝  朱茂莹


法  学

  • 新型数据信托机制的创新价值与构建路径

    周 辉 张心宇


新闻传播学

  • 数字记忆的“有机性”连接:

    新记忆生态下的多维实践

     

  • 从控制到免于打扰:

    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范式转变

     


教育学

  • “天职”的“日常”感召:

    教育读取的社会学意义

    马维娜


长江文化论坛

  •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

    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张鸿雁

  •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路 璐  李胜疆


文章摘要


ABSTRACT→ 







中国式现代化对资本主义的

现代性批判与超越

余达淮   

资本主义文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衍生出自身无法克服的现代性痼疾,必然会面临高质量发展动力不足、协调性失序、包容性不够、环保性欠缺、互惠性不强等问题。中国共产党通过继承和发展马克思资本主义现代性批判理论成功破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现代性困境,最终走出一条以人民为中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富裕、和平发展的多元现代性之路,为人类文明新形态贡献东方智慧。







中国式现代化德治建设的

逻辑理路与实践路径

陈浦秋杭 陈清华

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德治建设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渊源但治理理念的创新和社会转型的张力使得传统德治遭遇现代挑战,这对新时代德治建设提出新要求。一方面,要求革新传统德治,依托法治、平等、自由的现代价值观,推动个体不仅要做一个好公民,还要成为有新时代治理能力的主体另一方面,要求社会不同主体在平等参与的前提下广泛深度互动,打造上下一体联动的居民自治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此外,新时代德治在理论上同国家治理体系深度契合,推动其融入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充分合理性和必要性。因此,深化新时代德治建设实践路径,在个体层面以社区文化空间建构为抓手,推进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在社区层面以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为依托,促进党建引领与社区道德教育相结合;在社会层面以城镇德育文明空间为载体,融合新时代德治建设与文化建设“三位一体”系统发展。







“全球化”“反全球化”“逆全球化”

概念再考察

周嘉昕

党的二十大报告出了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的重要论述。“全球化”概念是20世纪下半叶提出并在90年代以来得到广泛使用的。在直接的意义上,“全球化”指的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我们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坚持用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来理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必然结果。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相并行,世纪之交出现了以“西雅图风暴”和世界社会论坛为代表的“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之所以出现,并非由于经济全球化,而是这一客观进程中所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模式在全球治理方式上的缺陷。“逆全球化”概念最初是在“反全球化”的意义上提出的,但2016年以来获得了新的含义。这就是在新自由主义破产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民粹主义倾向与“再全球化”要求相媾和的产物。辨明基本概念旨在穿透意识形态迷雾。今天的问题不在于要不要“全球化”,而在于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共同应对全球治理挑战,共同开创人类美好未来。







“颠倒”的辩证法:

重新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的超越

陈治国

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颠倒”与超越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了长期的、全面的反思与批判。从总体上来看,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超越,经历了哲学立场的“主谓颠倒”即倒转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立场;市民社会思维方式的“改造”即拨正了黑格尔关于经济学范畴与现实的关系;现实社会结构的“翻转”即颠倒黑格尔资本逻辑背后“颠倒”的世界结构等三个阶段。经过哲学立场、经济学方法与资本逻辑结构的“颠倒性”批判,马克思最终实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彻底超越。这种不断超越的过程,既是马克思不断深入理解黑格尔哲学思想内在价值与局限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哲学思想不断走向科学与成熟的过程。







中小银行规模、地方政府负债与创业活力

赵昕东 吴炜聪

提高创业活力已经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力。本文利用2005-2019年全国29个省自治区的面板数据,用地方商业银行以及股份制商业银行资产总值占银行业资产总值的比重反映中小银行规模,研究其对地区创业活力的影响。结果发现,中小银行规模扩大可以有效促进创业活力;地方商业银行在地方政府的发展偏好影响下,可以通过提高信贷可得性促进创业,而股份制商业银行因为市场化程度高,只能通过提升银行竞争促进创业。异质性分析发现,中小银行规模扩大对生存型创业的促进作用大于机会型创业。此外,在放开中小银行分支机构数量限制后,中小银行规模扩大对创业将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存在着地方政府负债会挤出地方商业银行规模扩大产生的创业促进效应等。为此,应适当放宽中小银行的准入原则,促进银行业的公平有序竞争,支持金融服务较弱地区的中小银行发展,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债务规模,遏制隐性债务,健全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






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

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欢 黄婷婷

提高企业绿色化、低碳化水平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对此,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从融资约束缓解、金融资源错配减缓和政策精准匹配三个方面分析数字金融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机制,并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数字金融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对绿色技术选择的偏好,且数字金融对企业实质性绿色技术创新效应更显著。从异质性角度看,数字金融的绿色技术创新激励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西部地区企业以及重污染行业企业中更明显。因此,应当借助数字化技术完善金融供给体系,纾解企业融资困境并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强化政策精准匹配,引导重污染行业企业向绿色技术方向转型。






社会资本构建与社区公共品供给:

易地搬迁安置社区治理中的

社会组织行动逻辑

杨 慧

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措施,易地搬迁安置社区如何创新社区治理,以满足居民生产和生活方式变化带来的各种挑战与需求,是一个重大问题。实证研究发现,社会组织在社区中的社会资本建构至关重要,如社会工作机构、社区自组织等通过社区服务提供、社区公共性建设、社区参与促进以及情感能力培育等路径,可以助力共建共治共享社区治理机制的实现。这也为破解我国当前基层治理的普遍困境提供了经验借鉴,当然其前提和基础一定是社会组织自身能力建设的持续跟进。






电商经济赋能乡村再组织的

路径探索与实践逻辑

房冠辛

当前乡村面临再组织滞后导致的治理困境,主要表现为治理过程中的失能与超载并存等问题,而针对如何构建乡村再组织长效机制这一关键议题,相关研究未能提出具体的分析思路。通过案例剖析发现,以“电商经济”为核心的创新实践从赋能农民切入,立足行动主体、关系网络、价值理性等关键环节展开了有益探索。赋能家庭主体使其成为生产经营核心,以此吸引外出青年与村社人才回归,通过升级不断放大家庭单位的引领带动效应;赋能关系网络以强化乡村社会关联,在地缘联系的基础之上叠加利益交往,完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的集体行动功能;赋能价值理性以重塑村社集体意识,电商经营倒逼农民形成信誉文化意识,重塑再组织的价值基础与文化共识。这一探索实践立足乡村社会独特的共同体特征,以产业创新带动赋能农民实现了传统要素与现代要素的互动耦合,继而推动乡村再组织的实践逻辑创新,展现出在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推进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新可能。






社会政策中的利益分配、

阶层分化与国民生存境遇

——基于2017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

魏 姝  朱茂莹

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关系全局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要求党和政府在保持经济平稳运行的同时,更加注重民生建设和改善国民生存境遇。国民生存境遇受到哪些因素影响?其作用机制是怎样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本文基于社会政策视域,在整合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了“利益分配-阶层分化-生存境遇”分析框架并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国民生存境遇的好坏取决于利益分配结构和社会相对位置。在初始性分配中,文化资本的作用相对更强,而空间资本和社会资本的作用相对较弱。在制度性再分配中,政府相关工作对国民生存境遇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阶层在利益分配与国民生存境遇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存在差异。改善国民生存境遇,关键在于初始性分配和制度性再分配的良性互动以及政府主导的“再商品化”和“去商品化”策略的优势互补。通过降低概念测量的笼统性、即时性和波动性,在致因分析中贯通从“资本”到“惯习”再到“境遇”的研究路径,既为理论上检视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视角下国民境遇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提供经验证据,也为实践层面进一步改善民生建设提供有针对性的决策参考。






新型数据信托机制的创新价值与构建路径

 辉 张心宇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已快速融入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管理等各环节。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对数据要素流通利用提出更高要求但在当前数据流通实践中,依然存在“获取难、流通难、保护难”等问题。基于“数据二十条”健全个人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在“信息受托“中间件”与既往的数据信托理论上进行创新改造,吸取现有数据第三方中介机构的有益经验,提出新型数据信托机制。在新型数据信托机制下,受托者作为不直接处理数据的独立第三方,在个人数据主体的授权下与数据处理者的需求进行匹配,并站在个人数据主体立场监督数据处理活动,保护其合法权益。在明确定位的前提下,通过组织、法律、激励、技术等方面的架构设计,构筑切实可行的新型数据信托实现路径







数字记忆的“有机性”连接:

新记忆生态下的多维实践

刘 晗

传统记忆议题所涉及的社会框架关乎个体与社会之间的有机关系问题。连接转向之后数字记忆呈现的种种迹象,暴露出其反记忆、表浅化、晦暗性等无机性发展趋向,需要从新记忆生态视野构建整合媒介与认知模式的实践模型,以阐明数字记忆“有机性”连接的多维路径,使其形成一个循环、自足的生态系统。为此,物质维度上以平台汇集特定主题对象的记忆数据,平衡技术与人文、工具与价值的关系;精神维度上以同质性因素勾连微观记忆行为与宏观社会文化结构,以共同体汇聚共享记忆的群体;知识维度上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知识联结中,通过动态化的生产与再生产流程,构建一个以“意义”为核心的记忆世界。






从控制到免于打扰:

数字时代隐私保护的范式转变

李 凌

基于自主控制的积极隐私观奠定与发展了隐私保护的当代范式,但这一范式混淆颠倒了隐私的核心价值以及对其保护的恰当策略,由此陷入“越控制越侵犯”的逻辑怪圈。隐私所捍卫的核心价值在于人格尊严、自我建构与生活安宁而不是占有、控制与自决,其存在样态具有消极性、防御性、排他性与具身性。我们要转变隐私保护的范式,回归隐私保护的原初概念和人性基础,从“免于打扰”的消极隐私观出发,不求自主掌控而求消极防御,摒弃放任离身转向切己具身,划定清晰界限构筑物化保障,发展具身化、切己性和防御性的隐私保护技术、制度体系和道德能力,才能更好地保护隐私。






“天职”的“日常”感召:

教育读取的社会学意义

马维娜

达成“日常的要求”的“天职”感召发现,不同语境的天职日常”与教育本原性之间,不同演绎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多样性之间,不同张力的天职“日常”与教育的复杂性之间,存在深度相似、深层相联与深透相通,并为理解教育决不仅是“教育自身”之事,提供更为本真的思考和更为还原本真的可能。教育“日常之事”,怎样集聚起社会的诸多要素与诸多关系?“日常课堂”之事,怎样见微知著并成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教育中的“日常学生”,怎样作为社会行动者存在并互动于多重社会?关注并做好普通持常的“日常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真实”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每天要做好的“日常课堂”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恒常”的教育日常努力;关注并做好始终要做的“日常学生”之事,就是在作一种回归“常人”的教育日常努力。






构建扬子江创意城市群的

内生动力与成长策略

张鸿雁

江苏首创建设扬子江创意城市群,这是一种新的制度型创新和地域生产力结构优化的前瞻性探索,是作为长江经济带“龙头城市群”的必然担当,是主动参与全球竞争并介入全球城市文化价值链高端环节的战略创新。城市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人文区位”价值空间的基础,即城市人文区位的“城市文化资本”属性。江苏沿江八市以长江为“轴”和纽带,虽然隔江相望,但是都已经提出全面跨江发展的具体要求和战略,而且能够明显地看出,在地域生产结构和格局上,以南京和苏州作为沿海八市城市群中的两个“发展极”,形成了一个在空间区位上具有特殊优势、在文化地理空间又有共性——“江南文化”作为同一性的文化底蕴,构成了一个中国经济最发达城市群的地域空间结构可以通过创意产业的“淬火”与“城市文化资本”再生产,创造高质量发展的世界级城市群(带)关系,形成一个被发现、被创意和被整合创新的区域性经济文化共同体,构筑高端产业发展的世界级创意产业城市群。






大运河国家文化形象的

时代价值与符号传播

路 璐  李胜疆

国家文化形象是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维度,而大运河对国家文化形象的传播具有积极意义,它历史悠久、沟通南北,蕴含联通价值、大一统意识以及开放包容的民族精神等文化内涵。这些丰厚的历史文化富矿促使大运河作为特殊的巨型文化符号,在当下时代精神的征召下积极建构国家文化形象,有助于我国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陷阱中寻回文化意义上坚定的自我,进而担负起新文化使命的价值引领。符号是形象传播的重要载体,大运河这个巨型文化符号进入国家文化形象传播的实践场域,可具体分类为“联通性文化符号凝聚文化认同”“凝缩性文化符号建构记忆之场”“转换性文化符号推动现代转型”三重面向,并在古与今、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的多重张力中将深刻的文化主体性意识浸润到国家文化形象传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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