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观察|我国绿色经济相关政策规划及实践

2017-09-04 绿金会

作者：中债资信绿色债券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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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日益受到关注。本报告旨在梳理绿色经济的基本概念、典型的绿色经济形式、国内政策规划及实践、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未来发展的展望。

绿色经济概念，伴随着人类认识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问题而出现，通过探索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过程而形成。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在呼吁经济范式变革的意义上提出了绿色经济新理念。而典型的绿色经济形式，可以划分为三类：低碳经济、生态经济和循环经济。

在我国与绿色经济相关的宏观战略及具体政策方面，党中央自十六大以来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提出“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2007年我国出台《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之后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战略均为我国绿色经济发展规划了方向。《十三五规划纲要》、《中国制造2025》、《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等系列文件，则为我国明确了实施路径。并且，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均已经开展了绿色经济核算等绿色经济方面的实践。

中国转型到绿色经济发展形式，仍然面临着一些问题，包括（1）传统粗放的经济形式比重仍较大，传统发展的思维惯性仍很强烈；（2）不同形式的绿色经济盈利模式需要开发和完善，市场需要拓展和培育，对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成熟需求迫切；（3）传统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仍将存在；（4）社会全体消费者亟需建立起绿色消费模式。

绿色经济的未来发展，可重点关注：（1）通过绿色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引导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带动包括各类型绿色实体经济的全面发展；（2）建立绿色GDP核算与企业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建立完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使用制度；（3）抓住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契机，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4）推动全社会的绿色消费。

我国自建国以来，数十年间实现了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到工业化大国的快速转变。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快速发展，我国目前已经具备门类齐全的工业行业部门，以数十年时间走过西方发达国家逾百年的工业化历程。与此同时，中国也消耗了大量的能源与资源、付出了相当的生态环境成本，资源消耗、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影响已经不断显现。我国开始重视环境保护工作，以1989年《环境保护法》颁布为重要标志，但这仍主要局限于以末端治理为主的被动措施层面。为从根本上转变国民经济的发展模式，发展可持续的绿色经济，我国之后开展了诸多的探索，包括中央发展战略的调整优化、发展规划安排、相关的研究和各型经济形式的试点探索。

国内绿色经济政策规划及实践一、国内绿色经济相关的宏观战略

1、中央宏观战略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总结中国发展实践，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中国发展要求，提出了科学发展观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其中明确提出了“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要求。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以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建设，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提出，加快实行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实行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改革生态环境保护管理体制”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制度建设。

2、国家层面的方案安排

2007年6月，中国发布与温室气体减排相关的《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该方案明确到201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具体目标、基本原则、重点领域和政策措施，使得我国成为第一个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的发展中国家，亦是我国第一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面政策性文件，并成立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及节能减排工作领导小组，部署全国范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次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议》，强调要立足国情发展绿色经济、低碳经济，把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长期任务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在十多年的探索中，我国逐步建立起以绿色发展为核心的工业转型方向和配套经济体制。2015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中提出建设节能、碳排放交易制度。同年9月，在印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再次明确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推广绿色信贷，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绿色经济迎来前所未有的政策支持。

党中央、国务院以及相关部委领导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阐述了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性。2016年8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会议指出，发展绿色金融，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措施，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要通过创新性金融制度安排，引导和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入绿色产业，同时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

二、国内绿色经济相关的发展规划

国家层面或者部门层面的规划或者规定，往往涉及多个方面目标及工作安排，本节按照时间先后梳理相关规划安排。

1、绿色经济发展相关的指导安排

从能源角度（应对气候变化及发展低碳经济），2009年11月，国务院会议提出2020年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并作为约束性指标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并提出到2020年非化石燃料占一次能源消费的比重达到15%左右；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立方米，森林储蓄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这是我国低碳经济领域的里程碑事件，表明我国正积极为全球气候变化承担义务。

2012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二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提出至2015年末全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0年下降17%，节能降耗，优化能源结构，增加碳汇，加快形成低碳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生活方式。2014年《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中国政府提出计划2030年左右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2016年10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再次提出确保完成“十三五”规划纲要确定的低碳发展目标任务，推动我国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并争取尽早达到峰值，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15年下降18%。

从生态环境保护角度（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生态经济），2016年3月，我国政府发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中首次把“绿色”理念与“创新、协调、开放、共享”一起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指导思想，明确2016~2020年期间实现社会生态环境质量总体改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低碳水平上升；能源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大幅提高，能源和水资源消耗、建设用地、碳排放总量得到有效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大幅减少；主体功能区布局和生态安全屏障基本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从工业发展质量角度（建立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2016年7月，工信部发布旨在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工业绿色发展的《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文件，以落实“十三五规划纲要”和《中国制造2025》。此次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提出至2020年我国工业规模以上企业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下降18%，单位工业增加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22%，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23%，重点行业主要污染物排放强度下降20%；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分别提升至73%和3.5亿吨。在绿色低碳领域，我国政府计划在“十三五”期末将绿色制造产业产值提升至10万亿元，绿色低碳能源占工业能源消费量比重提升3个百分点至15%，六大高耗能行业占工业增加值比重降低2.8个百分点至25%。

作为今后五年社会经济发展指导，“十三五”规划中亦明确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发展绿色信贷，绿色债券，设立绿色发展基金。在相应的财税政策和绿色金融等配套保障措施上，“十三五”规划纲要和“工业绿色发展规划”皆提出充分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建设基金以及PPP模式，同时扩大工业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规模，积极开展绿色消费信贷业务，设立工业绿色发展基金等，保障我国工业绿色发展规划有效落地实施。

此外，为进一步推动国家战略“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2017年5月底，环境保护部、外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促进绿色金融体系发展，鼓励金融机构、中国参与发起的多边开发机构以及相关企业采用环境风险管理的自愿原则，支持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并且积极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生态环保合作项目落地。

2、绿色经济法律法规与制度建设

在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法规指的是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2年）、《京都议定书》（1997年）、《哥本哈根协议》（2009年）和《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15年）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协议为框架的一个法律体系。我国绿色经济相关的法律法规建设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环境立法，中间借鉴国外环境保护经验以及国际公约，逐步拓展到能源立法等。目前我国绿色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是以宪法为基础，《环境保护法》与相关能源法律为主体，配套各部委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政府出台的相关制度构成的一个体系。

环境保护立法方面，1973年8月国务院通过的《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是我国环保领域的第一个政策法规。此后197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对环境保护作出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止污染和其他公害”，为今后的环保立法提供了宪法依据。此后我国先后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年，2014年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1987年，2015年修订）、《水污染防治法》（1984年，1996年、2008年修订）、《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1996年）、《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1995年，2016年修订）、《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海洋环境保护法》（1999年，2016年修订）等专业性法规；而在在资源保护方面，《森林法》、《草原法》、《渔业法》、《土地管理法》、《水法》、《矿产资源保护法》等法律的出台，为资源保护、合理有序开采奠定法律基础。

此外，能源法律法规的建立与完善亦是保障我国绿色经济未来健康发展的重要法律支撑。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相继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煤炭法》、《矿产资源法》、《节约能源法》、《循环经济促进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等法律，2005年具有鲜明清晰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实施，至今我国能源法制建设已有5部法律和15部法规。围绕着《可再生能源法》，对风能、太阳能、核能以及生物质能源的开发利用，我国相继开展可再生清洁能源领域的法律法规建设。自2007年国家相关部委及地方政府相继制定《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海上风电开发建设管理暂行办法》等行政法规。为促进能源交易的高效开展，国家能源局在2017年2月表示同意开展可再生能源增量现货交易试点，配套的可再生能源现货交易规则已经下发征求意见。

改革开放至今，环境保护与能源法制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当前的环境保护机制与能源机制体制中仍存在许多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地方，与绿色发展理念的要求相比亦存在较大差距，相关法律法规亟需修订与完善。

三、我国在绿色经济方面的实践

绿色经济直到最近数年，才通过联合国环境大会和环境规划署的多个研究报告，形成一个比较被各方所接受的概念。尽管如此，绿色经济的实践却事实上领先于概念的形成。我国也一直在开展相关的绿色实践行动，即包括狭义的绿色产业方面（如污染治理等方面）的经济活动，也包括绿色金融市场、绿色经济评价、绿色经济试点等方面的实践。

1、绿色金融市场的初步建立和发展

绿色经济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绿色金融则是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绿色金融对绿色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支持作用，主要表现为：①绿色金融可以通过支持绿色产业、项目投融资的方式，引导金融资本流向污染小、资源利用率高的企业，优化绿色经济结构；②绿色金融通过其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使得生产要素转移至环境友好的生产部门，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提高资源使用效率；③从产业角度看，绿色金融可以促进绿色产业升级，使绿色经济结构得以优化。

2016年8月，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并首次给出了中国官方对绿色金融的定义：“绿色金融是指为支持环境改善、应对气候变化和资源节约高效利用的经济活动，即对环保、节能、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等领域的项目投融资、项目运营、风险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务。”此外，丰富的权益交易市场及融资工具有利于我国绿色金融市场的发展，《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中提出积极发展各类碳金融产品，推动建立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水权等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发展基于碳排放权、排污权、节能量（用能权）等各类环境权益的融资工具。

（1）发展绿色信贷

在《节能减排授信工作指导意见》（银监发【2007】83号）、《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号）、《能效信贷指引》（银监发【2015】2号）等文件政策支持下，我国商业银行的绿色信贷实践已取得阶段性成果。根据银监会统计，截至2016年6月末，全国21家主要银行业金融机构绿色信贷余额达7.26万亿元，占各项贷款总余额的9.0%。其中，节能环保、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贷款余额1.69万亿元，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余额5.57万亿元。在节能环保项目中，绿色交通项目、可再生能源及清洁能源项目、工业节能节水环保项目贷款余额分别为26,542.7亿元、14,686.39亿元、4,040.1亿元，占同期全部节能环保项目和服务贷款的47.6%、26.4%、7.3%。

（2）建立绿色债券市场

以2015年12月发布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告〔2015〕第39号以及配套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的发布为标志，我国绿色债券市场正式启动；发改委、证监会、银行间交易商协会均陆续出台绿色债券相关政策，鼓励和规范中国绿色债券的发展。2016年，全国已有29个发行主体共计发行了49只绿色债券，累计注册2374.9亿元，发行规模共计1985.30亿元。2016年全球当年新增绿色债券发行量达810亿美元，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贡献了约四成的份额，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绿色债券市场。作为全球绿色债券市场重要的新增长点，中国境内绿色债券市场从零到两千亿人民币的发展让世界瞩目。

（3）建立碳交易市场及产品

2011年10月，国家发改委批准北京、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广东、湖北七省市在2013~2015年开展碳排放前期交易试点。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要求2017年启动全国碳交易市场，覆盖钢铁、电力、石化、化工、建材、造纸、航空和有色金属等8行业，届时7,000~8,000家企业将被纳入全国碳交易市场，碳配额市场规模约为30~40亿吨。目前，全国碳交易市场总体方案的核心环节即全国碳排放权配额总量设定与分配方案已获批准，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有望于2017年7月正式启动，并成为全球第一大碳交易市场。除去碳交易现货外，相应的碳交易期货、碳配额远期等一系列碳金融产品将进入开发交易阶段。

（4）建立环境权益交易市场

目前我国已建立了环境权益交易市场，具体市场概况见表2。其中，2008年成立的北京环境交易所是我国首家专业服务于环境权益交易的市场平台。自2007年在天津、河北等11省市推行排污权试点交易以来取得长足进步，其中排污权是指排污单位经核定、允许其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和数量。但多重因素影响，市场交易相对较为平淡。2016年6月，我国以水资源交易为核心的中国水权交易所正式挂牌运营，水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水资源的重要调节手段。

2、绿色经济的评价-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与绿色经济指数

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了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 核算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1]，指出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2]。然而遗憾的是，此研究报告作为我国政府对于绿色经济宏观统计层面的首次探索和尝试，此后国家层面并未继续推出更新版本报告。

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智能经济研究院从2007年来，每年发布《中国300个省市绿色经济与绿色GDP指数》[3]。报告分析，目前中国资源环境效率和绿色经济发展水平仍然较低，面临新的“生态革命”，中国提升绿色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巨大。最近的一期报告为2014年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内地273个城市绿色经济指数平均值为0.2776，比上年0.2138上升了29.8%。此绿色经济指数以北京资源效率为基准，采用0-1指数制度，1为基准值，指数越大，绿色经济水平越高｡不过，此项研究的报告在2014年之后未见有更新。此外也有类似研究[4]，以绿色经济发展指数，评价经济发展是否已经开始走向绿色化，其值在区间［0，1］间，指数值越接近1，经济发展的绿色化水平越高。此类研究目前还只是一个时间断面的研究成果，未能实现体系化和系统化。

3、绿色经济建设方面的实践

（1）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

1995年，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发布文件《关于开展全国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环然[1995]444号），提出试点建设生态示范区。生态示范区是以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原理为指导，以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为主要对象，统一规划，综合建设，生态良性循环，社会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的一定行政区域。生态示范区建设以乡、县和市域为基本单位组织实施，重点放在以县为单位组织实施上。

2000年，国家环保总局确立了首批国家生态示范区包括有：北京市延庆县、大连市金州区、浙江省绍兴县和海南省三亚市等33个县市和地区。这批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在1995年全国建立的154个试点地区中考核确定的。通过生态示范区建设，一些试点地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寓环境保护于经济社会发展之中，发展适应市场经济的生态产业，初步实现了经济、社会、生态的良性循环和协调发展。

（2）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国家发展改革委分别于2010年和2012年组织开展了两批低碳省区和城市试点，2017年1月，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第三批国家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发改气候〔2017〕66号），确定在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等45个城市（区、县）开展第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加上前两批低碳试点省市总数42个（6个省区低碳试点，36个低碳试点城市），目前我国开展低碳试点的省市总数共计97个。

试点工作鼓励更多的城市探索和总结低碳发展经验，结合本地区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等方面情况，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低碳绿色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加快建立以低碳为特征的工业、能源、建筑、交通等产业体系和低碳生活方式。

（3）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试点工作

2015年，国家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开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的通知》（发改环资[2015]2154号），通知各地方开展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建设，要求以提高资源产出效率为目标，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环境承载力、产业结构和区域特点，实施大循环战略，把循环经济理念融入工业、农业和服务业发展以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将天津静海县等61个地区确定为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建设地区（发改办环资[2016]36号）。

2016年5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国家循环经济试点示范典型经验的通知》（发改环资[2016]965号），在对试点示范单位验收和评估的基础上，总结凝炼出9条典型经验向全国推广，推动循环经济发展。这些典型经验来源于多家试点单位的典型案例：“十一五”期间，我国在重点行业等层面，选择了178家单位进行试点，探索形成了60个典型模式案例；“十二五”期间，选择循环经济发展薄弱环节开展专项试点示范，包括100个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试点等多方面尝试[5]。

（4）绿色经济的其他实践

1996年开始，国家环保局同当时的国家计委，共同实施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跨世纪绿色工程计划》[6]，计划为期15年，在全国实行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的总量控制，划定水污染、大气污染等控制区；第一期（1996~2000）共有1,591个项目，重点突出“三河”、“三湖”等重污染流域的水污染防治和南方酸雨区控制工程项目[7]。

有文献提及[8]，中国四川遂宁2010年获得全球首个“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2007年以来，遂宁市先后制定了绿色经济目标、创新绿色经济理论、编制绿色经济规划、研究绿色经济标准[9]。2010年11月20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国际环境资源管理监督机构授予四川遂宁“绿色经济示范城市”称号。另外，2016年3月亦有新闻报道[10]，东营市确定实施“联合国绿色经济行动伙伴计划——中国东营市绿色经济试点示范项目”，项目由东营市政府与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等相关机构合作开展，旨在推动绿色经济倡议、政策融资和知识分享的计划行动。

4、小结

从上述的绿色经济实践看，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均已经意识到绿色经济核算的问题，并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国家层面的生态示范区、低碳城市和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的试点等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层面对于绿色经济城市发展的规划，都体现了我国对于如何开展绿色经济发展的关注和重视。后续如何进一步落实相关研究为可以操作的实际核算体系，并推动更多的城市和地区向着绿色经济的方向转型，将成为未来值得持续研究和探索的议题。

从前面绿色经济实践看，我国政府和学术界均已经意识到绿色经济核算的问题，并也开展了相关的研究和探索；国家层面的生态示范区、低碳城市和循环经济示范城市（县）的试点等工作的开展，地方政府层面对于绿色经济城市发展的规划，都体现了我国对于如何开展绿色经济发展的关注和重视。
四、我国绿色经济转型发展存在的问题从整体上看，中国经济已经开始进入新常态的发展阶段。不管是政府层面有意识的淘汰落后产能、产业结构调整、规划发展更适应生态环境承载力的经济形式等方面的系列举措，还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态环保意识的日益增强、对于具备更高安全性和更低健康风险的发展形式的诉求，都在事实上推动着中国迈向绿色经济的新时代。然而，中国经济从传统的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型到可持续的、协调均衡的绿色经济发展形式，仍然面临着一些待解决的问题。

（一）处于工业化后期和城镇化中期

传统粗放的经济形式仍有现实需求，传统发展的思维惯性仍很强烈；而技术储备、资金支持和时间规划，对产业结构调整和绿色发展升级均是客观的必要条件。

钢铁、化工、水泥、制造等传统产业是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行业，在我国经济结构中仍具有重要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工业发展论坛”所发布《中国工业发展报告2015》指出，“十二五”期间，我国实现了从工业化中期到工业化后期的飞跃，“十三五”期末，即2020年将基本实现工业化；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7.35%。总体上看，我国仍处工业化后期、城镇化中期（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工业化进程和城镇化建设自身的发展对这些传统产业的旺盛需求还将有所持续。这些传统行业在承担工业化和城镇化基础作用之外，在即将进入后工业化时代时，在传统需求大幅下降、差异化绿色化产品需求上升的现实情况下，必须慎重考虑如何化解落后产能，提升技术水平和产品竞争力，并实现绿色转型升级。向绿色经济形式的转型，必然需要相应的技术升级改造，均需要前期的技术研究开发和储备、需要项目开展的资金配套、需要具体实施的合理时间表。这些都成为绿色经济转型升级中必须面对的困境。

另一方面，我国的水、能源、矿产等自然环境要素的价值被严重低估，而诸如水、大气、土壤污染等环境损害更是游离于企业生产的成本效益之外。绿色经济的最大优势在于全生命周期的资源环境成本较低；自然环境要素的成本过低，这导致绿色生产带来的节约资源能源的相对竞争优势得不到发挥，盈利空间被大幅压缩。同时，因为使用新鲜资源或能源的成本太低，传统生产型企业对于诸如节约用水、减少能耗、重复回收利用部分废弃物的动力不强，抑制了其向绿色生产改进的积极性，因此在开展绿色经济时，缺乏对新型产品的创新和开发，同时在对节约资源和能源、资源回收与再生的开发利用上的投资较少，难以推动对于可再生资源开发和利用效率。

（二）盈利模式需开发，市场需培育

不同形式的绿色经济盈利模式需要开发和完善，市场需要拓展和培育，对应财税等方面的扶持或优惠手段需要明确，同时绿色金融需要充分发挥作用、助力绿色经济的发展。

相比传统的褐色经济，绿色经济在开展初期成本较高，市场化发展缓慢。一些企业的绿色技术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不能有效地实现本质性的技术跨越，产品或技术并不具备完全的竞争力；一些企业的绿色产品在营销阶段仅仅处于起步阶段，缺乏良好的营销渠道；而一些公益属性强的行业，诸如污水处理、垃圾处理处置等公用事业类污染治理行业、公共交通等行业，若仅凭借自身的业务经营难以保证良好的利润空间，对政府补贴等扶持的需求较大。

在传统垄断性的行业以及新兴产业的技术障碍等因素综合影响下，部分绿色行业的国内市场培育缓慢，产能相对过剩。以光伏新能源产业为例，从光伏产品上下游的情况看，我国多晶硅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比重由2009年的不足30%提升至2016年的52.7%；2016年，我国的硅片产量超过63GW（全球69GW），电池片产量超过49GW（全球69GW），组件产量约53GW（全球72GW），所占全球产量的比重分别为91.30%、71.01%和73.61%，而最下游的光伏发电端，2016年全球光伏新增装机约73GW，其中中国34.54GW，占47.32%。国内新能源目前已经受到大力的鼓励和支持，且2016年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受政策调控存在抢装等现象，比2015年全年新增装机15.13GW大幅增长128.29%，但对比前述主要光伏产品的份额，国内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仍然相对较低。由于在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等生产环节存在高消耗、高污染，且这些基本环节大部分在我国境内生产，光伏产业如继续走出口拉动型道路，向全球供应光伏产品，固然能获得一定的经济收益，但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加快国外能源转型、却加速国内环境污染的结果。这也就意味着，类似此种的绿色经济形式的上游和下游的行业供需仍不匹配，未能实现我国绿色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同步协调发展。

国内的绿色产业大多处于起步阶段，其融资渠道较为单一，融资平台主要是以商业银行和政府投资为主，绿色产业缺乏必要融资工具和渠道，而政府着力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通常无法兼顾各类型绿色经济的投资，一些项目难以顺利获得融资和发展。因此，现实的融资困境需要开发出相应类型的绿色金融产品，建立完善能基本覆盖各类型绿色经济形式需求的绿色金融市场，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成熟。绿色经济未来的发展将会对绿色金融市场提出了更多更具体的服务需求。

（三）产业转移问题仍客观存在

传统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仍将存在，绿色经济在我国全面发展仍面临障碍。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均衡，各地方对于经济发展的诉求不一，一些地区不断淘汰传统产业，另一些地区又在新上马传统产业。东部沿海发达地区逐步在淘汰传统的两高一剩类产业，而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于经济增长仍有极为迫切的需要。因而事实上，传统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情况客观存在，这也就使得绿色经济在我国全面发展仍面临障碍。例如，“十二五”时期全国有26个省把钢铁作为重点产业，25个把石油化工列为重点产业，20个把有色金属列为重要产业，产业重型化特征将继续强化，在区域布局方面呈现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落后地区转移趋向。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全国范围内均向绿色经济转型，将是比较棘手的问题。

（四）绿色消费模式仍非主流

绿色消费，是指以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为特征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崇尚勤俭节约，减少损失浪费，选择高效、环保的产品和服务，降低消费过程中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包含政府、企业和居民在内的社会全体消费者，亟需建立起绿色消费模式，从消费端支持绿色经济产品，配合供给侧改革，拉动绿色经济增长。事实上，国内已经有家电的节能认证标识，国际上也有诸如“碳标签”这样的产品信息标识，以节能低碳等方面的环境信息明确告知消费者产品的生态环境属性。此外，我国还开展过节能家电补贴的举措拉动绿色消费，促进节能减排。2012年6月，国务院决定采用财政补贴方式推广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热水器五类高效节能家电。此优惠举措推广期一年，2013年到期后已停止执行。

然而，总体上看，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有限，政府、居民和企事业单位的环境意识虽在提升，但是现阶段我国消费者对绿色消费的认识薄弱，很多时候价格或经济成本仍成为决定性因素，绿色产品的价格受到技术创新和低污染的影响，就使得绿色产品的价格要比传统的产品要高，而普通产品潜在的负外部性并未充分地纳入消费者的考虑范围之内。此外，绿色产品市场不够规范，消费市场亦不够完善，这使得我国绿色消费仍旧处于初级阶段，严重制约了我国的绿色经济的发展。

随着社会各界更加了解环境污染事件的影响及危害和生态环保的重要程度，加之舆论宣传的宣教推动，消费者将会逐步倾向于选择绿色产品消费。尽管这仍将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转变过程，但方向终归是明确的。

五、我国绿色经济发展的展望

我国现阶段仍面临着较为严重的资源能源浪费、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而此种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同时又带来多数行业的产能过剩、竞争剧烈、利润微薄，此种低质量类型的经济发展将不可持续。发展绿色经济是我国深化改革、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选择。除了传统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绿色经济的未来发展，可在以下几个方面予以重点关注。

（一）走新型和绿色城镇化之路

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通过引导实施绿色基础设施、绿色建筑、绿色交通等，完善传统产业淘汰/升级机制，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传统经济形式转型升级为绿色经济形式，进而带动包括各类型绿色实体经济的全面发展。

我国仍处于城市化进程中，主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筑和公用事业仍有很大规模的需求。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从蓝图开始，即在建设之初就将绿色化发展纳入总体设计，配合城市布局和不同功能区的总体规划，建设具有重大节能效益和生态环保的基础设施，诸如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交通路网等，并采用包括绿色建筑在内的绿色设计方案和建筑工程建设。这些举措可将新型城镇化真正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物质基础。

在新型城镇经济或产业规划中，制定科学合理的标准体系，为新兴绿色产业发展创造市场空间。新型城镇发展需要严把产业承接关，防止成为高污染和其他中低端产业跨区转移的目的地；新型城镇与新兴产业的布局要与主体功能区战略相协调，通过加快健全生态补偿制度实现区域发展的协调性和公平性。

（二）建立绿色核算和绿色产权制度

国家及地方政府层面的绿色GDP核算与企业层面环境成本核算，建立完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使用制度，应当成为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基础性工作。

在地方发展评价中试行绿色国民经济的核算制度，建立以全要素生产率为主的经济发展考核体系，从根本上转变GDP至上的政绩观。此外，需要建立资源性产品的价格市场形成机制，将环境损害（效益）定价并纳入企业生产成本，将绿色生产水平先进与否，作为传统产业准入门槛。通过这些举措，各级政府能明确了解地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经济的绿色程度，而工业企业也能明确生产的负外部性的大小；以此建立起绿色核算体系，促进国民经济的绿色转型。同时，对于公共自然资源定价过低的问题，需要推动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所提出的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与用途管制制度，促进全民保护和珍视自然资源，实现社会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抓住新兴技术契机推动升级

抓住新兴产业技术发展的契机，推动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调整。

进一步加大对新兴产业核心技术创新的支持，尤其是环境治理技术、生态产品开发技术、新能源技术、电动汽车、新节能环保材料技术等绿色技术创新的支持；同时，充分应用互联网+、物联网技术、智能电网、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提高全社会经济运行的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和能源消耗，并促进各相关行业的技术升级。此外，通过对生态环境产品研发补贴和相应的税费优惠等政策，引导民间资本尽快由当前聚焦于地产等转向新兴绿色产业等实体经济领域。

（四）积极推动全社会的绿色消费

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美德，大力倡导绿色消费、低碳生活，增强公众对绿色消费的认知和参与。对于全社会的消费者而言，在政府采购行为中、企业选购设备或原料时，以及居民日常消费中，能优先考虑选择环境友好的消费品、具备更高节能水平或更低排放水平的家用或商用设备；以消费端的信号，推动绿色经济生产单位获得更多的关注、赢得更多的利润，进而形成良性发展和循环互动。

此外，积极推行电子商务、现代物流，切实减少消费环节的资源消耗，并通过绿色消费补贴等形式，如常态化的节能产品消费补贴等形式，以较小的成本撬动大范围的绿色产品消费，进而促进各类型消费者群体采购绿色产品，在全社会构建绿色消费模式，进而推动绿色经济的全面转型发展。例如北京市在2015年11月27日~2018年11月30日期间，将继续开展北京市的节能补贴政策，补贴商品类别由原来的5种增加到9种，不只局限于电器，新增热水器、吸油烟机、空气净化器、坐便器和自行车；所有补贴产品的最高补贴限额均为800元；在政策实施期内，每个消费者每类商品只能有1台（个）享受补贴政策。北京市此项节能补贴政策举措值得其他地方借鉴和推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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