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考促改，加快能源转型
小镇一直说，中国的政策特别容易看懂，篇幅都比较小、用词也尽可能通俗，就算2022年经济总体规划这样的大政策也不过4千多字，相比美国动不动几百上千页的政策报告，阅读门槛低了不少。
但阅读门槛较低不代表容易理解，这里面最核心的是需要比较多的积累，更需要对比较长时间的发展脉络，才能对政策全局有所掌握。
比如在上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有这样一句话：
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这句话仅仅85个字，但必将极为深刻的影响未来中国几十年的发展。
首先，这段话早已有之，这次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高度进行了重申。
能源是关系到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如果能源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别说国家健康发展，各方面都束手束脚。
比如现在的欧洲，面对俄罗斯对乌克兰边境的大举增兵，除了喊些口号，说些提供武器装备之类的，就是不敢武力支持，对俄罗斯也没有施加足够的外交压力。原因有很多，但根本还在于能源上严重受制于俄罗斯，欧洲各国都要靠俄罗斯输送的能源度过寒冬。
中国呢？
我们可拥有14亿多人口，先不说世界第一的工厂需要多么庞大的能源，单单冬季供暖耗能，就没有几个国家能承受得住。更为关键的是，在传统化石能源上，中国的资源储备并不怎么样，实际难以满足中国的能源需要。
早在2016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就已经达到43.6亿吨标准煤。然而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仅仅34.6亿吨标准煤，也就是说高达9亿吨标准煤的一次能源需要通过进口解决。更别说当时中国面临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比例过剩、电力领域供需矛盾突出等问题，尤其是原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65%。
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的确可以大量增加煤炭生产，比如前不久“限电停产”发生后，短时间增加了大量煤炭供应。但是不要忘了2013年开始的那场覆盖全国的雾霾，现在才过去8年而已。中国煤炭品质很不好，直接导致燃煤效率不高、污染严重，我们花了很大力气才推动煤炭清洁化，提高更优质能源供给，让中国重见蓝天白云，总不能现在就走回头路。
2013年时的北京雾霾
所以，我们必须持续压低煤炭消费，但中国国家发展又必然导致对能源需求量不断提升，指望进口解决问题并不现实，还会将勒住脖子的绳索递到美国人手里。
一切资源限制性问题，解决的办法无非一增一减，增的是供应总量，减得是需求量，而在能源上就体现为能耗强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7年1月，国务院发布《“十三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正式提出实施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双控行动，完善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制度。
2017年4月，国家发改委公布了《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战略（2016-2030）》，目的就是在能源生产和消费领域推行一场重大革命，定了几个目标。
这几个文件在能源消费总量上画了两条线，一条是到202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50亿吨标准煤以内，第二条是到2030年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在60亿吨标准煤。
而在能源结构上，明确要求清洁能源要成为能源增量的主体，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达到20%，到2050年要超过一半。
也是在这份《战略》里，第一次明确提出“二氧化碳排放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所以去年总书记向全世界公开承诺“2030年碳达峰”并不是突然提出的，更不是拍脑袋定的，而是经过至少3年多的实践验证。
同样在这份《战略》里，也对单位GDP能源消耗、二氧化碳排放下降做出了明确要求。
近些年来，中国很多的产业政策、经济调整都受到能源结构调整的深刻影响，比如我们熟知的新能源汽车。当年新能源汽车之所以能够得到高层肯定，获得包括财政部、各地方在内的巨额补贴，硬生生做了起来，其很关键的支撑点就是试图减少交通领域化石能源损耗，减少原油对外依存度。
而在地区发展上，也通过能源消耗强度指标给不同地区划了标准，推行分区分类差别化管理，要求一些经济发展好的、环境质量改善任务中的地区承担更大的减排任务，比如东部沿海各省。
考核机制也逐步建立了起来。国务院每年对省级政府节能减排目标责任评价考核，考核的结果作为对省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本人考核的重要内容，同时对没有完成任务目标的省级人民政府问责。
这也是2021年下半年，青海、广西、广东、福建、江苏等9个省区没有完成能耗双控目标，因一级预警受到中央问责的制度源头，由此引发了刚刚过去的“限电停产”问题。
事实上，这个考核在开始几年各地压力并不大，毕竟我们的考核标准还是比较科学的，比如2019年考核，只有内蒙古没有完成任务，但是意外发生了，2020年因为疫情在各方面的考核确实有所放松，又比能源控制更重要的任务，2020年的能耗降幅仅仅为0.1%，这就导致2021年必须完成比预计更多的降幅。
与此同时，2021年旅游、餐饮等服务业受挫，校外培训等受到严厉打击，服务业这种相对低能耗的产业发展速度放缓；夏天又有很多地方气候异常，郑州等地爆发大暴雨严重影响经济运行，光伏等产业需要的硅片等又是高耗能行业，直接推高了能源消耗。
种种因素叠加上，直接导致2021年下半年能源控制压力特别大。
改革当然会考虑当前实际需要，取得短期和长期的平衡，但是中国之所以能实现长期的战略目标，总是能完成十几年、几十年前定下的宏愿，根源就是我们对于战略目标的极端看重与严格执行，这是一年套一年的。
所以，当疫情相对可控以后，长期战略目标就必须重视起来，再难也必须做。要不然今天说难、明天说难，那2035、2050的宏大目标还搞不搞？
中央开始向长期战略目标转移。可与此同时，有些地方政府却还没从2020年疫情下应急措施转出来，这就出现了一定的矛盾，导致今年下半年出现了对各地能耗双控没有完成的各省的极为严厉的斥责。
毕竟有些事不用说的太透，难归难，这里面有没有侥幸和地区保护心理呢？
未来，中国能源供应偏紧的格局会长期存在，尤其在当前的全球格局下，我们很难指望能源进口继续高速增长，中国人民对环境质量的要求也决定了不能无限制的扩大化石能源消费。
所以国家也在不断强化能源转型，更要做好2021年的任务目标，不能把改革压力继续往后压。
比如在政策上，上半年国家能源局发布《2021年能源工作指导意见》，9月国家发改委发布《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在这个方案里，把考核大大加强。明确考核结果将交由干部主管部门作为对省级人民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评价的重要依据，对于进度严重滞后、工作不力的，还要对相关负责人实施问责。
同样在这个方案里，就出现了关于可再生能源的这句话：对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
这就是允许各地区可以通过发展可再生能源来减轻能耗双控目标的压力，为本地区经济发展争取更大能源消费空间。
在继续往下谈之前，需要补充强调一件事：
可再生能源的生产，本身也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比如上面提到的光伏发展所需的硅工业，就是典型的高耗能行业。
今年光伏行业上游价格暴涨，光伏安装行业很多陷入停滞，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大宗商品暴涨带动硅原料价格暴涨。当然暴涨的原因还有供不应求的原因，而供不应求归根到底还是因为能耗控制使得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受到更高重视。
到了这里，相信细心的朋友发现了一件事，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有一些微妙的不同。
在9月国家发改委的《完善能源消费强度和总量双控制度方案》，说的是“超出规划部分可再生能源消费量，不纳入能耗总量和强度目标考核。”
而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改为“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
这就是小镇一直说的政策的变化，也代表了中央的倾向。
按照中央的意见，就算是发展可再生能源可以不在能源消费总量上控制，但是能源消费必须提高效率，能耗强度控制不能变。不管消费什么能源，都必须实现能耗强度降低，降低单位GDP能量消耗。
同时进一步明确原料用能也不纳入总量控制，避免如云南将光伏必须的工业硅生产纳入高耗能限制行业这样的事情发生，为可再生能源发展适度松绑，更重在支持煤炭清洁利用。
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还对能耗目标做了两个新的调整：
第一个：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
这里就是同国家“碳达峰和碳中和”战略目标结合，以后不仅仅是粗暴的考察能源消耗，而是换了一个指标，那就是碳排放。
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地方能源结构比较清洁化、减碳的技术应用比较好，就算能源消费高也不要紧。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地方能源消耗总量不大，但是用的主要是化石能源，清洁能源发展慢，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滞后，那照样完不成任务。
这就是国家考核标准调整的作用。
第二个：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
这个同第一个点转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指标相匹配。能耗调整关键要落实在减污降碳，毕竟我们调整能耗根本一是为了国家能源安全，二是为了环境保护，而不是为了减而减，既然如此在指标分配上也就需要更多调整了。
比如要求各省在拆解任务的时候，不能简单的根据人口、GDP之类的一分了之，而应该更充分考虑不同地区的发展和能源结构情况，要更加细化。
涉及到的调整很多，但如果归结到一句话，那就是可再生能源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高，一些过去的偏差也要进行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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