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侯今天说一个故事。

抗日战争时期，咱们军事斗争的主要战略是运动战，通过高度机动和游击捕捉战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精髓就在于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得与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大不了放一炮、打一枪，也能迷糊敌人。

这个战略，我们在长征和抗日战争时期已运用的非常娴熟， 各方都有共识，采取运动战是最有效的制敌方法，认识来自成功的经验，以及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败退的教训。

但是运动战并不是在任何场景下的万能选项，有不少优秀部队主官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做出其他有利于战场的选择。

那是1937年的时候，八路军为了配合第二战区的阎锡山部作战，派遣115师临危出征平型关，阻挡日军攻势。

当时军委下的指令仍然是运动战，要求机动侧击向平型关进攻之敌，给阎锡山部以策应。

115师的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多次实地勘察，认为相对点到为止的侧击，打一场阵地的伏击战，能有很大的胜率，还可给敌人带来更沉痛的打击。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平型关大捷。

这是中国军队抗战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更在悲观萧条的国内大环境中，给国人长了极大志气。

只是这场大捷在一定时间受到了当时组织内一些人的质疑，说这是错误战略思想指导的产物，大规模的阵地战和运动战战略南辕北辙，哪怕赢了也不值得宣扬。

质疑很快就被打脸。1938年，教员写下名篇《论持久战》，就明确指出，八路军的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这个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胜利的原因，既有天时地利，更是人和，林彪、聂荣臻在决策时能独立思考、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展现了名帅风范。 

几年后，国民党友军变成了敌军。敌军在人数上有优势，技术装备更先进，国际靠山的拳头更坚硬，舆论上的嗓门也比我们大。

可现实却这么不堪一击，几年时间数百万国民党军队就宣告覆亡。

从政治的因素来分析，人心向背早就决定了最终的结局。从军事的角度，那完全是自己作茧自缚。

国民党军队坐拥整建制的军队和美式装备，完全没有战时状态，部队主官打仗毫无主见、事事都要向上请示，时间都浪费在电报上。

层层的请示必然衍生为报喜不报忧，信息的虚假、失真和延时，再反馈到实操者的时候，完全没有指导意义，形势早就变了。

加之微操大师蒋中正的混乱指挥，本就没有活力的执行层更像一头被蒙了眼睛的病象，无处是从了。

僵化的模式久了，必然出现巨大风险。

上面对基层不够信任，所以才要求过细，束缚了基层手脚；基层干部生怕提多了意见会影响自己的位置、前途，于是就干脆搞整齐划一，一关了之、一锁了之了。

我们看到那么多的后知后觉，安全生产事故屡次发生，才推动去整改；老百姓的门都被锁上好几个月了，再姗姗来迟去检查，非不见也，实力不从心也。

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了，但是小侯估计，未来为了刻意恢复“正常”，可能还会有一些“不正常”的现象，道理同上。

这些违背常识的“不正常”，是必须得发生还是可以避免的？

还是应该把作答的权力交还给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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