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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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从乡村流氓到市委书记

来源：乘风破浪Wu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于建嵘教授对父亲的回忆录，是一篇完全真实的传记。此文表现了一位学者对于历史和人物的客观态度，哪怕是对于自己的父亲。于建嵘之父的一生，在打天下这一代党员官员中来说，实在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他的一生实在是这一代党员的真实标准模板。文章有点长，但非常值得一读！

1

父亲要死了。我是从雪姨发来的电报知道的。我向学校请了假，乘火车往老家赶。一下火车，就看见二弟高阳傲视天下般地立在站台边。他见我走来，只是点了点头，提过我的包就往停车场走。直到跨上他那辆白色的宝马，才说了一句：“老爷子真是的，死都死了几次了。”
我跟着二弟来到父亲的病房。病房里有许多人。雪姨和我大弟都在病床边，用哀伤的眼神看着我。病床上的父亲已经失去知觉，双目紧闭，那两条粗黑的剑眉还是那样显得威风凛凛，只是浮肿的面部给人一种有点夸张的感觉。医务人员在忙碌，他们应该比谁都明白这些忙碌并没有多少意义，只不过以各种无效的抢救来等待那必然的最后结果。
雪姨将我们兄弟三人叫到病房外的陪护间，对我说父亲得到了本市最好的治疗。我绝对相信雪姨的这种有点表功意味的说明。这不仅由于父亲曾是这里的最高领导人，更主要是他有一个现为常务副市长的二儿子高兵及一个号称千万富翁的三儿子高阳。而作为书生的大儿子我，绝不是能让父亲享受这种待遇的理由。
雪姨很有主见地安排着父亲的后事。尽管她比我还小一岁，但作为父亲的第三任夫人，我们还是愿意听她调遣。雪姨叫高兵与市委领导商量父亲的悼词和追悼会的规格，要高阳负责通知亲朋好友并主管日常事务，要我准备一份家属发言稿，表示亲人们的崇敬、悲哀及感激之情。为完成雪姨交给的任务，我不得不回顾父亲即将结束的一生，思考亲人们心目中的父亲。这是几十年来我最不愿意想的问题了。然而，当我像平时从事科学研究一样分析父亲那久远的历史后，我发现，尽管父亲的一生复杂而富有传奇，但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三个女人。这三个女人就是父亲的老婆我妈、父亲的爱人高姨以及父亲现在的夫人雪姨。有了这一发现，我竟然兴奋起来。

2

父亲和我妈的故事发生在我的老家，也就是湖南南部的永州市远郊一个名叫黄沙塘于家的小村子里。永州这个地方，由于一位很有名气的文人写过一篇《捕蛇者说》而闻名于世。事实上，我在这里生活过十二年，却很少看到蛇，更不要说专事捕蛇的人了。
父亲大约生于一九二一年五月，具体哪一年我是没有办法搞清楚的。因为，父亲的各种人事表格有关出生年月变化较多。在讲究资格的年代，父亲将其出生年月定在一九一六年五月；在领导干部年轻化的时候，报上公布父亲的出生年月却是一九二六年五月。两者相差有十年。如果取中间数，也就是一九二一年比较合宜。据说，我父亲的父亲，也就是我爷爷，曾到省城长沙读过书，后来成为了当地较富有而深得乡邻尊敬的绅士。父亲是爷爷的独子，爷爷又是老爷爷的独子，也就是父亲一家是三代单传。奶奶在三十多岁才有我父亲，就更视为掌上明珠。但在父亲十六岁那年，我父亲的父亲以及父亲的母亲相继去世了，父亲也就成为了孤儿。
本来父亲对家里事是从来不关心的。因为是家中的独苗，所以在十岁前一直跟随在他母亲身旁，到十岁才开始进村里的学堂。成了孤儿后，他不得不理会家里的四十多亩土地和近二十间房子。当然，具体的事情都是由长工做的。如果，后来父亲不因赌博而输掉了全部家产，解放后父亲肯定是个地主，而且是一个从十六岁就开始剥削劳动人民的吸血鬼。
父亲成为赌徒是在他父母去世半年后的事。也就是在他快十七岁的那年冬天。最初是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带他去玩一种当地很流行的押大小的游戏，赌吃喝，慢慢地就直接玩起钱来了。从小到大，越玩越想玩。大约二年光景，父亲就将祖传的四十多亩良田和二十多间房子全玩完了。其中有一半成为了他堂兄于朝龙家的产业。当于朝龙一家搬进我家祖屋时，父亲哭着住进了于朝龙家废弃的牛栏房。从此以后，读过六年书的父亲开始成为了村里最不受欢迎的人。谁家少了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我父亲。村里人开始忘记了他的姓名，都叫他收账鬼。他就在东摸西拿中度过那艰难困苦的日日夜夜。好在当时日本鬼子也经常进村，人们对收账鬼的作为也就不太计较。
在父亲二十三岁那年，他还是单身一人。那时都习惯早婚，二十三岁尚未婚配很能说明这个人的品行和家境。可人的青春期生理要求并不因没有金钱而丧失。没有钱上赌场时，他就像个发春的公牛，在村子里四处游荡。特别是夜深人静之际，青春分泌物使他像夜游神一样听过许多家的墙根。这就成了村里人的心病。他们总是叫女儿媳妇们千万注意，切不要答理收账鬼，最好是看到他就远远地避开，不然可能有危险。事实上，父亲从没当面对什么女人有什么过分的举动。但村里人在夜间行夫妻之事时，再也不敢像原来那样放荡了。据说，有人还因害怕收账鬼听墙，成为了阳萎。若干年后，我作为学者，曾对那几年村里人口变化进行过调查分析，我发现，在父亲二十岁到二十三岁那几年，是于家村人口出生率最低的年份。由于没有发现其它原因，我就认定与父亲听墙有直接的关联。
可见，父亲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于家村的生存和发展了。最要命的是，村里人也意识到了这种危机的存在，而且，随着日月的推移，这种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压抑人心地在村中弥漫。终于有一天，村人不约而同地找到已是村中首富的于朝龙，商量如何解决收账鬼的问题，尽管有人主张送官法办，但苦于没有可以送官定罪的事情和证据。最后，村人们只得同意，给收账鬼找个女人并租二亩村里的公田给他养家立命。
于是，村里人就行动起来，到处访那些难寻婆家的女子或死了老公的寡妇。可想而知，方圆十里是不可能有收获的。有人大骂了那些提亲的人还扬言，就是死也不将自己女儿嫁给收账鬼。
正在村里人万分为难之时，村里来了二位从河南过来讨饭的母女。事情也巧，母女俩刚踏进我们村，母亲就倒下了。村里人循着那女孩的哭声，才知道那老要饭的死了。于是，村里人叫来了于朝龙。于朝龙没有看那已经死去的母亲，而对那个正在伤心但已无力哭泣、可能有十五六岁但骨瘦如柴、相貌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丑的姑娘看了好一会。他和蔼且富有同情心地问了姑娘一些问题，当知道姑娘的父亲和兄弟已在早几年走日本时就死了，唯一相依为命的母亲也饿死在这千里之外的他乡时，于朝龙就高兴起来。他叫人立即将我父亲从赌桌旁揪了过来，本来因没有赌资只能当观察员而气恼的父亲，一听将这个姑娘送给他做老婆，也高兴地叫起了朝龙哥。于朝龙就让村里人将姑娘的母亲埋在后山的野地里，叫家人拿点高粱饼就将姑娘送进了我父亲借住的牛栏房。这个于家人连姓名也懒得知道的女人，就是我妈。
父亲是在我妈用眼泪吞食高粱饼时将她变成女人的。可以想象，一个刚死了母亲、自己又快饿死的少女，对食物渴望和对性的需要，态度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可对一个二十三岁还没有亲近女人的健康男人来说，有了属于自己的女人还要等待那也是要命的。于是，在我妈用黑黑的手扼住那块高粱饼拼命往肚子里送时，我父亲用力剥下了她少得可怜的裤子，像猛虎下山一样顺势长入。也许是想起了刚死的母亲或是由于父亲的粗暴给她刚因有了食物而恢复知觉的肉体带来的痛苦，在父亲没完没了的动作中，我妈小声地哭泣起来。我妈的哭声使已心满意足的父亲大为恼火，他动作很大地穿上裤子，对着我妈血淋淋的下身就是一脚，大声地说“妈巴子的，饭也吃了，娘也埋了，让老子快乐一下就哭，哭个屁。”说完转身就走，不用说肯定是到赌桌边观战去了。
自从有了自己的女人，村前村后就再不见父亲深夜四处游荡的身影了。父亲有钱时一定是在牌桌上，没有钱就折磨那个属于他的女人。因此，在他借住的牛栏里，经常传出打骂声和女人悲凄的哭泣声。还算善良的村人，每当看到被打得面目全非的我妈在租种的二亩地里劳作时，也会生出一些内疚。“唉，真是个命苦的女人。”当然，只是说说而已，心中更多的还是为自己家的女人不用再担心那发春的公牛而暗暗地窃喜。
村里人最终发现，他们的如意算盘还是打错了。父亲虽然再不会因雄性分泌物去侵害他们的女人，但并不是说父亲因需要赌资而放过他们的财物。就在父亲将我妈的肚子搞大，也就是怀上我的第七个月，终于发生了于家村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大、最严重的事件。
事情的经过很简单。父亲在邻村赌博欠了钱，在深夜很不情愿被赶下了牌桌，只能回去将女人折腾一番。在经过原属于他家而现在成了他远房堂兄于朝龙家产业的院子时，一股恨意油然而生。胆因怒生，他熟悉地翻过院墙，潜进了书房，就象在自己家里取物一样拿过几件值钱的器皿，正要离开时，被他堂兄的小老婆发现了。这个娇小的女人，本来因这晚没有得到应该属于她的春宵而愤愤不平，难以入眠。所以，不顾天寒地冻，决心到另外两个也是小老婆的女人窗下察看一下，她要知道是谁侵占了应属于她的一夜，好明天找老大诉苦。她刚走出房间，就象见到鬼一样发现了我父亲，不由自主地大叫起来。这一叫，就苦了我父亲，他被吓得站在院子中央，不知所措。当于朝龙和家人们用乱棍将他打倒并捆成粽子押到于家祠堂后，他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在村人们因将我父亲送官法办还是以族规处置发生争吵时，我妈腆着肚子来了。这个没有姓名而且很少在村人面前说话的女人，还是那样一声不响，跪在地上，对每一个村人磕头。看到这个架势，事主于朝龙就说：“这次算了，放他一马，下次如果再犯，老子要了他这条狗命。”
历史已经证明，地主于朝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不仅无法要了我父亲的狗命，最终到是让我父亲将他送上了西天。
松了绑的父亲同我妈默默地回到了牛栏房。在我妈用盐水清理他被恶打的伤口后，他默默地呆坐了好一会，眼中显露出一股杀气。他拿了家里唯一的半盒洋火，什么也没有说，甚至连看也没看我妈一眼，就走出了那个借住的牛栏房，溶没在茫茫的黑夜中。不大一会，于朝龙的书房，也就是我父亲的父亲建造的书房发生了冲天大火。
那是一场很大的火。村里人说，自立村安家以来，黄沙塘于家就从来没有这样火红过。那火将于家半边天都烧红了。如果不是村人奋力扑火，就会将整个天都烧没。后来，在父亲成为一位共产党的大官时，村里人传言，在发生火灾时，有一条火龙冲天而上。那条龙就是父亲，这把火将压在他身上的厄运全烧掉了。父亲在自传中却称：主席教导我们说，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反抗恶霸地主的欺压，我勇敢地烧掉了他的家，义无反顾地参加了“革命”游击队。
事实上，父亲放完火后，就不分方向地拼命跑。天亮才发现，他竟跑到了离家三十里地的大山边了。于是，父亲就潜进山林，用野果充饥。不日遇上了被国民党称为土匪的共产党游击队。带队的看他年青力壮，就叫他跟着一起干，给他饭吃。正处于饥饿而无处可投的父亲一听有饭吃，想都没想就同意了。由于父亲读过几年书，在这支大都由本地赤贫的流浪者组成的队伍里算是有文化的了，不久便成了带队的勤务兵。随着队伍的扩大，带队的从队长成为了司令，父亲也就成为了这支“革命”队伍一个队的副队长。我读大学时，为研究流氓无产阶级的命运和心理，读过许多著作。我在共产党的创始人那部有名的选集中读到过这样一段话：那些失了土地的农民，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的问题之一。他们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每读到此，我都会深深地感到共产党领袖们的伟大。只有他们才能这样深刻地认识父亲这些在当时中国普遍存在的群体，而且那样成功地将他们塑造成为伟大的“革命”战士。
我是在父亲放火亡命天涯后的第三个月出生的。父亲纵火后，我妈并没有离开于家村。一方面她怀着我已有七个月，更主要的是她无处可走。村里人看着她老实本份而且可怜，或许是怕父亲突然回来放火，也就没有太为难我们母子。我妈就种着那二亩公田度日。于朝龙家看在族人的份上，对我们母子还算照顾，有时甚至有意保护我们不受欺负。按照辈份，他让我叫他朝龙大伯。
我第一次见到父亲，是五零年初，那时我已经四岁多了。有一天我们村里来到好多人，直奔朝龙大伯家，一会儿就将朝龙大伯和他的儿子们全部捆绑着押了出来，全村的人都集合到了谷坪中，听一位穿黄军装挎盒子枪的人讲话。那人讲完之后，手一挥，有几个和他一样装扮的人就将朝龙大伯押着往后山走，一会就听到了几声枪声。之后，村里的人有点畏缩地将我和我妈推到那讲话的人面前。那人一改刚才讲话的那气愤的神态，很和蔼地抱起我说，“这就是我儿子？”。村里人连忙讲，“宁子，快叫爹啊”。我看着妈，妈点着头。但我感到要尿尿，于是就叫起来，“快放我下来，我要尿尿。”那个抱着我的人，也就是我父亲，很失望地将我放下来，又大度地打了我屁股一掌说，“妈巴子的，连爹都不会叫。”
那几个押走朝龙大伯的人回来后，父亲就带领他们走了。连他曾住过的，我和我妈现正住着的牛栏房都没有进去过。
父亲走了后，朝龙大伯家里大小都哭了起来。村里人帮着他们将朝龙大伯埋在后山于家的祖坟中。我要跟去看，我妈很紧张地将我拖回家，并在大白天就将门关上，对我说，“宁子，以后别乱走，千万别到朝龙大伯家里去。”我不解地看着妈，她好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一样。待了好一会，她流着眼泪又说，“好在你爹当官了，要不了多久就会接我们走，不然，我们在村里如何做人啊。”那以后，村子里面很热闹，先是朝龙大伯一家从那高楼大院搬了出来，住进了我家住的牛栏屋。我和我妈及原来最穷的几家搬进了大火后朝龙大伯重修的我家祖屋里。
对村子里的变化我是能感受到的。事实上我自己也在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老到村口去玩，盼着父亲能接我走。有时也等来几个同爹一样着装的人，他们有的也到我家坐一会，或带点吃的穿的东西给我们，并告许我爹已经从部队转到县上工作了，当了什么县公安局长之类的，但就是没有带我们到城里面去的意思。因此，我很失望。
父亲再没有回来。快过年了也没有父亲回家的任何消息。于是，腊月二十九我妈决定到县城里去了一次。本来说好要带我去的，后来妈说，最好能去接你爹回家过年，要当天去当天回，所以让我在家等爹就行了。当天傍晚，妈回来了，是一个人回来的，没有父亲的影子。我问妈，妈什么也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发呆。于是我就吵着要爹，呆坐着的母亲突然将我一把推到在地，狠狠地打着我的屁股，鬼哭般地说，“你哪有爹。你爹早就死了。你爹才是个流氓。”
数年后，我才知道，那天我妈在县城好不容易找到我父亲时，父亲正和几个青年男女在研究工作，其中有个长得很美的女人同父亲坐在一条长椅上。父亲见我妈胆怯地由警卫员领着站在门外时，刚才的笑容一下就没有了。他威严地近似咆哮着说：“谁叫你来的？”将所有在场人都吓住了。警卫员立即揪住我妈就住外拖。将我妈拖进门房后，警卫员厉声地追问我妈：你不是说，是我们局长的老婆，为什么局长一见到你就发火呢？我警告你，假冒局长的老婆就是流氓，流氓是要法办的。我妈早被吓得一句话也不敢说，听说这样来找老公是流氓，是要法办的，就连忙独自往家赶。
不久，就有人从县上来我们家，对我妈说，你与我们局长成为老公老婆是地主于朝龙包办的，现在政府不承认，你就在这张离婚书上押个手印。我妈呆呆地一声不响地押了个手印。好像对父亲休妻早就预料到了一样，平静得很。只是在来人说要将我带回城里去时，我妈哭了起来，她低着头喃喃地说：带走我的宁子我就不想活了，我就死，我就死。县上的人见这样，也就没有说什么走了。我长大后就想，父亲可能根本就不想带我进城，这不只是他那时工作忙，更主要的他正在同他的“革命”同志恋爱，如果有我在身旁那不大煞风景。
我妈是在一九五八年饿死的。那时，父亲已经是邻县的县委书记，也就是一位七品父母官。由于我一直跟我妈生活在老家，父亲还不时叫人送点吃的东西给我们母子俩。但我从来没有发现我妈吃一口，就是在她因缺食品饿得快不行时，也绝不动父亲送来的食品。她最终同她母亲一样，也饿死在黄沙塘于家这个陌生的村子里。所不同的是，她母亲留下的是一个也快饿死的无依无靠的小女子，而她留下的则是有一个已为父母官的父亲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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