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批官派留学生，被朝廷集体打成了“思想犯”
文 | 谌旭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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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年8月，第一批幼童30人从上海港乘船出发前往美国。
其后三年，1873、1874、1875每年各有一批，共120名幼童(年龄在10~16 岁间)到美国留学。
留学年限定为15年，另加2年游历以验所学，加上行前在上海预备学校肄习一年中西文，共计近20年时间。
史称“晚清幼童留美计划”。
计划最强力的推动者李鸿章曾如此表述其目的：
“求洋人擅长之技，而为中国自强之图。”
尽管在启动之初，李鸿章屡次言及须不畏艰险与流言，绝不使计划流产，但最终，他没有能够坚持到底。
1881年6月28日，总理衙门照会在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令全体师生尽速返华。随后，幼童分三批启程，于1881年秋全部回国。
历时10年的中国第一次官派留学，遂以失败告终。
一度拟将“推动留学教育以开启民智”作为自己毕生事业的容闳痛心疾首：
“毕生志愿，既横被摧毁……顿觉心灰，无复生趣。”
容闳在天津见到李鸿章，曾严厉指责这位洋务老臣没有尽力保全这一事业。
李鸿章内心的痛苦丝毫不亚于容闳。
这个老糊棚匠希望造就一批明了西方技术文明的青年糊棚匠；但幼童们在美国所接受的教育，却已无法旧体制接榫。越来越多的消息传回国内，那一百多名曾承载着“帝国希望”的留美幼童，已然成为了举国士大夫心目中不可饶恕的“思想犯”。
李鸿章为“留美幼童计划”竭力顶了近10年朝野舆论压力，但在1881年，他选择与主流朝野舆论站在一起。
容闳之梦
1、欧风美雨之痛
1847年，不足19岁的容闳，远涉重洋去了美国。
若干年后，久历欧风美雨的他，如此描述自己被新时代启蒙后的痛苦：
“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追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转愿不受此良教育之为愈。盖既受教育，则予心中之理想既高，而道德之范围亦广，遂觉此身负荷极重，若在毫无知识时代，转不之觉也。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此痛苦与压制，在彼未受教育之人，亦转毫无感觉，初不知其为痛苦与压制也。故予尝谓知识益高者，痛苦亦多，而快乐益少。反之，愈无知识，则痛苦愈少，而快乐乃愈多。快乐与知识，殆天然成一反比例乎。”
这种痛苦，鲁迅也曾经形象地描述过：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痛苦是一致的，选择自然也相差无几。
鲁迅写道：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是的，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
容闳也相信，希望在未来：
“在予个人而论，尤不应存此悲观。……既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则当日夕图维，以冀生平所学得以见诸实用。……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
图：“留美幼童计划”的推动者容闳
2、心系中国
容闳家贫，在美国的学业，依赖各方资助。
这些资助大多与宗教有关。
他所在的中学——孟松学校的校董曾以回国后充当传教士作为资送他进入大学的前提条件。
但在容闳看来，宗教“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
中国素无宗教信仰的传统，西方文明的基本——基督教教义，从未与中国文化完全融合。整合中国世俗社会的，仍是传统儒学。
拒绝回国做一名传教士的代价是高昂的。
熟悉容闳的Joseph ·H·Twichell牧师说：
“（容闳）断定自己当传教士并非上策。他隐约猜想有些别的事情等着他去做。他充分意识到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反了他周围大多数人的见解和渴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金钱收入。”
漫长的海外生涯，让容闳拥有了美国国籍，也让他几乎忘了怎样说国语。
但他的心仍属于中国。在自传里，容闳讲述了自己促成“留美幼童计划”的初衷：
“我的爱国精神和对同胞的热爱都不曾衰减；正好相反，这些都由于同情心而更加强了。因此，……我苦心孤诣地完成派遣留学生的计划：这是我对中国的永恒热爱的表现，也是我认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的最为切实可行的办法。”
1870年，曾国藩、丁日昌等人奉旨赴天津办理“天津教案”，容闳作为翻译参与其事。丁日昌与容闳关系甚好。受容所托，丁向曾建言“留学计划”，曾应允与李鸿章联衔入奏。
半夜，容闳被丁日昌唤醒，告知事将有成，“乃喜而不寐，竟夜开眼如夜鹰，觉此身飘飘然，如凌云步虚，忘其为僵卧床第间。”
1872年，第一批官派留学生启程赴美。
3、“少年新中国”之梦
曾国藩大约并不清楚容闳极力促成外派留学生的真实用意。
这位将传统儒家文化的“内圣外王”发挥到最高境界的帝国中流砥柱，希望留学生们能够学到西方国家第一手的强国技术，进而复兴清帝国和儒家道统的辉煌。
容闳要的，不是儒家道统的复兴，而是一个“少年新中国”：
“使予之教育计划果得实行，藉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
清廷之有无，儒家意识形态之存废，从来不在容闳的考虑之内。
1855年，他在广州目睹了儒学出身的两广总督叶名琛屠杀广州民众时的极端残暴。
那个夏天，这位道光十五年的进士，一口气杀了七万五千余人，其中绝大部分人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
容闳亲往刑场考察，所见触目惊心：
“刑场四围二千码以内，空气恶劣如毒雾。此累累之陈尸，最新者暴露亦己二三日。地上之土，吸血既饱，皆作精色。余血盈科而进，汇为污池。空气中毒菌之弥漫，殆不可以言语形容。”
恣肆的血污，让容闳深信传统文化孕育不出近代文明：
“似此不分良莠之屠戮，不独今世纪中无事可与比拟，即古昔尼罗王之残暴，及法国革命时代之惨剧，杀人亦无如是之多。”
访问太平军，带给了容闳很多失望。但这些失望，却不足以让他像曾国藩那般，转而对清廷抱有好感：
“（太平军的兴起）恶根实种于满洲政府之政治，最大之真因为行政机关之腐败，政以贿成。上下官吏，即无人不中贿赂之毒。……官吏既人人欲饱其贪囊，遂日以愚弄人民为能事。于是所谓政府者，乃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矣。”
在容闳看来，政府之所以“完全成一极大之欺诈机关”，国人文化上的落后，是极重要的因素。留学教育，是文化更新的一条捷径：
“予意他日中国教育普及，人人咸解公权、私权之意义，尔时无论何人，有敢侵害其权利者，必有胆力起而自卫矣！”
朝野之责
1、幼童被批“腹少儒书”
光绪六年（1880）十一月，清廷颁布上谕，言及对留美幼童事业的不满，称：
“有人奏， ……出洋学生近来多入耶稣教， 帮办翻译黄姓暗诱学生进教， 总办区姓十数日不到局， 学生等毫无管束， 抛荒本业等语。朝廷不惜重帑， 设立船政局， 并派员管带幼童出洋，原期制造轮船精坚合式， 成就人材， 以裨实用。若如所奏种种弊端， 尚复成何事体! ”
次年二月，又有留美幼童监督陈兰彬，如此向朝廷描述幼童在美“现状”，建议将其集体撤回：
“上年十一月，吴嘉善特来华盛顿面称，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 实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亟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等语……臣窃维吴嘉善身膺局务，既有此议，诚恐将来利少弊多。”
朝廷将陈兰彬的奏折交给总理衙门讨论。后者转而征求北洋大臣李鸿章的意见。
当年力主促成此事者，曾国藩已去世，丁日昌回籍养病，惟李鸿章尚在朝堂。
李鸿章的意见，将决定留美幼童的命运。
图：留美幼童在美国康州哈特福德城的“中国留学事务所”。图为中国留学生所组织的棒球队。后排左起：蔡绍基、钟俊成、吴仲贤、詹天佑、黄开甲；前排左起：陈巨溶、李桂攀、梁敦彦、邝咏钟。
2、李鸿章退缩
李鸿章随后回信总理衙门，建议“半撤半留”。即：裁撤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专门机构“驻洋肄业局”，撤回学生；惟已进入大学、毕业在即的学生，可由驻美使馆暂时代为管理，待其毕业，再令回国。
为说服朝廷同意“半留”，李在信中搬出了美国前总统格兰特和几位美国大学校长，来加强自己的立场：
“皆谓学生颇有长进，半途中辍殊属可惜，且于美国颜面有损”。
士大夫们指责幼童所受教育偏离了儒家道统。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李鸿章明确表示，自己维护儒家道统的立场，与士大夫们是相同的：
“迩年以来，颇有议纯甫（容闳）偏重西学，致幼童中学荒疏者，鸿章尝寓书诫勉，不啻至再至三。”
同时，李鸿章也在替容闳作有限度的辩护：
“纯甫（容闳）久管此局，以谓体面攸关，其不愿裁撤，自在意中，然阅其致子登函内，有分数年裁撤之说，尚非不可以理喻者。”
收到李鸿章的回信后，总理衙门做出决策，上奏朝廷，建议撤回所有的留美幼童：
“臣等以为，与其逐渐撤还，莫若概行停止，较为直截。”
李鸿章的消极态度，是总理衙门决定一次性撤回全部留美幼童的主因。
长期以来，是李鸿章的孤军奋战，在成就着这项事业。
当年，曾国藩仅在向朝廷奏请其他事务时，顺带建议启动“留美幼童计划”，是李鸿章再次致信曾国藩，敦促他须为此事专门上奏，“断不可望事由中废”。
1874年，派出第三批留美幼童时，朝堂上充斥指责开销过大之声，主张不再派遣，是李鸿章顶住了压力。
1877年，美国物价大涨，留美幼童请求添拨经费。也是李鸿章上奏，坚定表态：“此举为造就人才，渐图自强至计，关系甚大……断无惜费中止之理”
……
如今，李鸿章的立场变的消极而模糊，不愿担责的总理衙门，自乐得将幼童全部撤回，以满足主流朝野舆论。
3、文明的细节
李鸿章态度的转变开始于1879年。
这一年，负责留美幼童事务的两位总办相继回国，从他们那里，李鸿章获悉了幼童们在发展方向上存在问题——由于容闳的纵容，“学徒抛荒中学”严重。
1880年5月，李鸿章写信给陈兰彬，专门谈如何纠正这个问题。
信中，李鸿章要求容闳专管洋学，不要掺和幼童中学方面的教育。李希望幼童们既能够学到西方的科学技术，以满足洋务之用，同时不要荒废传统的儒学教育，否则，即使洋学修得再好，于国家也没有益处，
毕竟，“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幼童赴美的使命，不过是“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
这不是李鸿章个人的看法，而是那个时代绝大部分士大夫们的看法。
一直呼吁在中国实施议会政治的郑观应，曾言道：
“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徙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
这与中国第一任驻柏林公使刘锡鸿的观点，可谓异曲同工。刘在亲眼目睹了西方文明之后，如此自欺欺人：
“我大清乾隆以前，遐荒效顺，重洋慕化……今英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刘锡鸿一心拥抱儒家道统，郑观应醉心于议会政治。无法放弃“帝国文化中心观”，却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共同特征。
幼童们的中文学习并无问题。容闳希望他们承担起缔造“少年新中国”的使命，学好中文是必须的。
负责管理幼童的陈兰彬、吴嘉善们，指责幼童改穿西服、剪除辫子，乃至加入基督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背叛。
这种指责看起来颇为“光明正大”“义正言辞”，但真正惹怒他们的，其实是“文明的细节”。
比如，1879年，吴嘉善接任留学监督后，幼童们被招到华盛顿使署中，接受教训。诸生谒见时，均不行拜跪之礼，酿成一起严重事件：
“（僚属金某）大怒，谓各生适异忘本，目无师长，固无论其学难期成材，即成亦不能为中国用。具奏请将留学生裁撤。”
正是这位吴嘉善，后来多次向李鸿章报告，指责幼童背叛了中国传统文化，即便成材，对国家也将毫无益处，不可能承担起朝廷交给他们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礼之道”的“时代重任”。
归国的思想犯
幼童们对半途被迫回国，深感遗憾和痛苦。
更痛苦的是，离开10年之后的归来，等待他们的不是荣耀，而是耻辱和排斥。
幼童黄开甲曾幻想，当自己归来时，祖国会张开温暖的双臂拥抱自己：
“当我们溯江而上遥望上海时，曾幻想着热烈的欢迎在等着我们，那熟悉的人潮，和祖国伸出温暖的手臂拥抱我们！……想像中的欢迎，使我们越发激动。”
然而，现实却只有凄凉：
“船头划开扬子江平静而黄色的水波，当靠码头时，那船弦碰岸的巨响，才惊醒我们‘乌托邦式’的幻梦。
“人潮围绕，但却不见一个亲友，没有微笑来迎接我们这失望的一群。……为防我们脱逃，一队中国水兵，押送我们去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求知书院’。
“求知书院已关闭十年了，迷信的人们相信此处常有幽魂出现，惊恐的中国同胞言之凿凿，大门十年未开启，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满布青苔，门窗均已潮湿腐烂。
“当你跨进门槛，立刻霉气熏鼻，这些阴暗似乎象征我们的命运。入夜，我们可以清楚看见那潮气由地上砖缝中冉冉升起，使我们衣衫尽湿，一种昏沉袭罩着我们，这种侮辱刺痛着每个人的心。而令人最可怖的是那些在留学监督头脑中荒诞不经的思想，使我们学未成而强迫返华。
“如同狗之吠月，我们无能为力。望着满布蛛网的墙壁，使人昏昏欲睡。而手臂接触到的潮湿，正是我们的被褥。我们的床就是两条板凳上摆一块木板，这种简陋的安排，美其名是对我们的招待。”
重新踏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幼童们就背负起了“叛徒”的罪名。
他们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文化，背叛了帝国的传统意识形态，他们是“思想犯”，是“洋鬼子”和“有害于社会”以及“无益于国家之人”。
他们是危险的种子，必须受苦，必须接受政府的监管，必须接受再教育，必须“改邪归正”。
图：1874年赴美留学前，唐绍仪(右)与梁如浩(左)合照。
经济上，大多数回国幼童月薪只有四两银子。而一位上海道台的年薪则可达一万至一万五千两银子。黄开甲说：
“这种待遇使我们仅免于冻饿。我们的饥寒与否，政府是漠不关心的，至少我们感到如此。对于我们家人是否冻饿，政府更不予理会了。”
政治上，幼童深受歧视，毫无地位可言。出洋前承诺的官职已然无望，还须接受严厉的思想监管——曾有幼童苦于薪资不足以糊口，而逃至上海谋生，脱离朝廷监管，结果被下令通缉。
当年，《申报》曾如此描述幼童们的处境：
“他们的薪水还不如西商的侍者，对他们的监管比囚犯还严厉。如此用人，安得有良材大器出而为国家办洋务哉！”
一位叫做罗勃特的美国人，对幼童境况的观察，与《申报》的描述一般无二：
“我曾在大街上匆匆见到(黄)开甲一面，因为他负有公差，才特准外出也。不知何故，他们被中国官方视同罪犯，对这种侮辱，使他们全体愤概不已。在留美期间，他们对文明社会已深切体会。也许，中国政府召他们返国正拟将开明的种苗拔除，则此实为自取败亡之举……”
归国的幼童们惟有哀叹：
“我们是易于摧毁的，我们没有天赋的忍耐，我们似新生的树苗，由肥沃的土壤、温和的气候移植到无知迷信的荒漠，我们不会成长，只会渐渐枯萎……”
“顿觉心灰，无复生趣”的容闳，其实并未放弃希望。在幼童们被撤回那年，他曾如此预见：
“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校生活，脑中骤感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声口气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改革，认为不能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或忘也。”
辛亥年，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留美幼童出身的唐绍仪，被任命为袁内阁的全权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
唐在谈判中极言：
“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