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剖析胡雪岩的悲剧人生

来源：爱派的

作者：李不太白

从一个跑腿的小伙计，到中国首富，胡雪岩用了30年。

从中国首富到一贫如洗，只用了一天。

胡雪岩的这一生，像极了他的名字：胡雪岩，即“为什么是雪中山崖”之意。他的人生之路本来犹如大雪封山，仰头是万丈绝壁，他却找到了攀岩的藤条；可是等到他费尽千辛万苦，终于爬到了人世的峰顶后，却又遭遇雪崩一样的巨变，一切都瞬间被吞噬，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似的。

好像他不曾是个穷放牛娃。好像他不曾富可敌国。

富可敌国本是个夸张的成语，形容一个人财富巨大，但在胡雪岩这里，它却是货真价实的比喻：高峰期的胡雪岩，个人资产一度达到白银3000万两，超过了清政府的国库储备金。

晚清政府虽然积弱积贫，但它巨大的身躯与人口摆在那，仍是世界大国。胡雪岩竟以一人之财胜了一个大国的财政储备，实属骇人听闻。

更没想到过的是，如此金银满堂、呼风唤雨的胡雪岩，最后竟然在贫寒交迫中离开了人世。

世人都说，经商要学胡雪岩。可是到底学他什么呢？是学他发迹时的勤勉与胆识、步步高升里的长袖善舞呢，还是学他高空坠落里无可奈何的警讯悲歌？

毛泽东说中国的秘密在农村。没错，从社会矛盾的角度而言，“农耕社会”的属性一直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主体。但是，假如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化转换进程中的波诡云谲来说，则中国的秘密在胡雪岩。

胡雪岩生活在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童年时是个安徽绩溪的放牛娃，没上过私塾，所有学识都由父亲传授，且只传到他12岁时为止——那一年，他的父亲去世了。

生活窘迫的胡雪岩，一个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小学生，就不得不孤身一人从浙皖古道辗转向南，先后寄身于杭州等地的粮行、商行、钱庄之间，从扫地、倒夜壶等杂役干起，凭着踏实与勤奋，总算换得了一个“伙计”的身份。

随后的胡雪岩运气不错。钱庄掌柜无后，视胡雪岩为亲生，弥留之际将钱庄托付给了他。如果按这样的人生走下去，胡雪岩应该能够养活自己，娶妻生子，将一生交代过去。

但他遇到了一个人，生命的轨迹从此改变。

这个人就是王有龄。

胡雪岩到底是如何认识王有龄的，史料上并没有确切记载。小说里演绎的胡雪岩早前挪用钱庄500两银票，相助王有龄入京找通关系，使得空有“捐官”虚位的王有龄得以实授了个浙吏官职，纯属虚构，并非事实。

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王有龄任湖州、杭州知府期间，胡雪岩居然转身一跃，代理起了政府的“业务”，办起政府性质的丝绸行，用政府的钱扶助当地农民养蚕，再就地收购生丝，运往沪、杭，脱手变现后再解交浙江省“藩库”，中间不需支付任何利息。

胡雪岩从中收获丰厚。

是不是很熟悉的味道？随着某人就任某市市长，某个商人的业务迅速在全市扩张，风头一时无两。一点也不难想象，有了政府的委托与支持，胡雪岩的生意很快越做越大。

从丝绸、药店、店铺、钱庄，到军队粮械、政府漕运，随着湖州知府王有龄一路高升至浙江巡抚，胡雪岩的生意四面开花。时值太平天国、西方联军侵华的乱世之秋，胡雪岩掌控下的商业竟然握有浙江一半以上的战时财产。

胡雪岩攀上了人生的第一个巅峰期。

让今日很多胡雪岩的崇拜者想不到的是，其实到了这个时候，胡雪岩已经无限接近了悬崖。实际上，胡雪岩的故事本应就此终结。他所以能逃过一劫，不过是纯属侥幸罢了。

1861年冬，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了。

表面上，王有龄死于太平军。太平军围城两月，杭州城粮尽，甚至发生了人吃人的惨剧。身为巡抚的王有龄苦撑不弃，城破之日杀身成仁，尽了一个封疆大吏的节义。

但实情是，城本不必破，王有龄本不必死。

因为彪悍的左宗棠大军就在靠近杭州的安徽、江西边界，只须他挥师东进，杭州之围便立时可解。因为太平军李秀成部根本无心恋战，他们行的是“围魏救赵”之策，围攻杭州是虚，调动清军以解“天京”（今南京）的困境是真。

但左宗棠大军却一直徘徊在皖赣边界，就是不入浙江。

左宗棠学历不高，中举之后一直考不上进士，只能以幕僚身份跻身官场，所以立功心切，热爱表现，经常吹牛说自己是当今诸葛亮。这么一个大神，为什么不入浙江显神通呢？

因为曾国藩密令他勒马观变，坐等王有龄城破人亡。

曾国藩为什么要看着王有龄死呢？因为王有龄的领导叫何桂清。

《清史稿》上对何桂清的评价完全是负分。身为两江总督的何桂清，人品确实很烂，抢人家老婆不说，还在太平军兵临常州时，打死打伤求他留下守城的士绅数十人，弃城逃跑，东南官民对之人神共愤。

但若说何桂清是无能之徒，却并非事实。

还他在担任类似今天教育厅长时，就上书朝廷，痛骂本省领导军事懦弱，并拿出了对抗太平军的方案。就任浙江巡抚后，何桂清大力整顿地方军队，从财政上给予中央军强力支持，并与浙江提督邓绍良等人合作，多次击败太平军，收复徽州府、宁国府等浙皖两省多处失地，深受朝廷军机大臣彭蕴章赏识与支持，称之为“能臣”。

太平天国攻破清军“江南大营”后，何桂清却以功劳升任两江总督。正是在他的财物强力支持下，“江南大营”得以重建，并一度攻克镇江、九洑洲，合围了太平天国总部的江宁。

以一个区区教育厅长的身份，一路干到包围太平天国总部，要是何桂清没点真本事，怎么可能办得到呢？事实上，若非这家伙意志、胆魄不足，外加不得人心，近代史可能真没曾国藩的湘军什么事了。

这就绝不是湘军精英层愿意看到的了。

太平天国以拜上帝教鼓动人心，与两千多年传统儒家精神背道而驰，不可能受到社会士绅阶级的支持；而且精神领袖洪秀全没有摆脱农民运动的局限性，一入南京就早早开始享受，上层领导腐化而内斗激烈，最终酿成“天京事变”，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石达开等各个核心的“王”死的死、走的走。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虽然太平军势头看似很猛，实际却不可能长久。

这样的话，由谁领导去剿灭太平军就是一件不世之功了。

这件功劳背后不但有名垂青史的无尽荣耀，还有实实在在的无数封赏、爵位、财富，哪个有野心的能臣干将不怦然心动呢？事实也证明，后来的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湘军集团能主导晚清政治大局，湘军能出15个总督、14个巡抚，全拜剿灭太平天国所赐。

与湘军争夺这件功劳的，何桂清算是主要竞争者了。而王有龄是何桂清的同乡、主要辅助者之一。

所以身为湘军核心力量之一的左宗棠，怎么可能发兵救援王有龄呢？

假如左宗棠及时发兵，帮助王有龄击败“发匪”，那还不是彰显王有龄、何桂清们守土抗敌有功嘛！

还不进一步加强了作为竞争者的何桂清集团的功劳，又能有湘军什么事呢？

只有王有龄的浙江丢掉了，曾国藩、左宗棠的湘军才能去拿回来，扩大湘军势力版图。因为同为朝廷军队，湘军只能收复太平军侵占的失地，而不可能从同僚手中夺取朝廷的封土。

在不世巨功面前，牺牲一个王有龄算什么？

所以就可以看到，当曾国藩取代何桂清成为“两江总督”后，久拖不决的“何桂清弃城逃跑案”很快就有了定论，在曾国藩的力主之下，朝廷最终置众多求情声于不顾，在北京菜市口当街处死了何桂清。

曾国藩湘军要崛起，何桂清集团就必须衰落。

即使在儒家仁爱、克己复礼的面纱之下，两千多年的庸俗政治也从来一点都不温良恭俭让，有的只是千年不变的你死我活。

那么，糊里糊涂夹杂在其中的胡雪岩又处于什么位置呢？那个时候，帮办打理浙江财政的胡雪岩，正是王有龄的左膀右臂，何桂清集团的得力干将。

连何桂清、王有龄都死了，胡雪岩能活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事实上，如果不是受王有龄之命出城买粮征粮，被围困在杭州城的胡雪岩，结局也必然和王有龄大同小异。

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军大业中，他们都应该是烈士。胡雪岩能逃过这一劫，但并不代表他就真的从此逃出了政治牺牲品的序列。

中国不是美国，胡雪岩不是特朗普。从古至今，以商人身份卷入权力范畴的，很少见到能够落得好下场的。这是因为以中国商人的思维模式，即便生意版图做得再大，也并不足以理解中国大历史背后的政治文化。

买了大批粮食的胡雪岩，因为太平军封锁了交通而无法进入杭州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王有龄城破人亡。

王有龄杀身成仁了，胡雪岩又该去哪呢？

乱世之秋，闹饥荒的不止杭州城，左宗棠大军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缺粮，左大将军的部队已处于士兵哗变的边缘。左宗棠心急如焚。

然后胡雪岩就孤身一人去见左宗棠了，就如他13岁孤身南下谋生时一样。然后胡雪岩就把20万石大米送给左宗棠了。然后左宗棠对这位雪中送炭的大商人就感激不尽、信任有加了。

在左宗棠的提携之下，胡雪岩因祸得福，生意逢凶化吉，并从此更上一层楼——毕竟，左宗棠作为晚清“中兴”的一代名臣，其能量之大，远非区区一个王有龄可比。

此后，胡雪岩被左宗棠委任为总管，不但再度主持浙江全省钱粮，其胡氏钱庄还经办军饷，协助购买军火，钱庄甚至大量受理清军从战乱中掠夺来的钱财存款。

短短几年，胡雪岩就将钱庄、药店、丝绸、茶叶发展到遍布江浙，家产超过二千万银两，加冕“中国首富”。

长袖善舞的商人胡雪岩，随着官商之路可谓越走越远，生意版图一步步遍及天下，企业的规模从早年的掌控浙江半省财产，直至到富甲大清天下，个人财富直逼朝廷财政收入。甚至多位朝中大臣、满族王公、亲王贝勒也都成了胡雪岩“阜康钱庄”的客户。

故事到这里，看起来一帆风顺，完美的不能再完美了。故事到了完美，一般都是悲剧的开始。

这样的剧情并不稀罕。

比如平西王被法办前后，福布斯榜上富豪、有着各种“神奇”创业传说的徐某病死狱中；比如擦掉他们名字、填空成别的一堆名字也一样。

这些年来，屡屡抓出的腐败大案，足够震惊两千多年历史的了。它们的背后，又哪一个背后不站着一个胡雪岩的影子？几乎每一个在被惩处的官员背后，都有搭档着某个或某几个商人凋零的身影。

几乎很难说清有多少个城市或多或少地生长着这样的故事，更别说众多县市、乡镇的无数小号的胡雪岩们了。

它们那样恣意发育着，生长着，不受控制地走向它们的宿命——瞒天过海，或者万劫不复。

假如只是从道德、法律、纪律层面去刨根问底的话，一定是刨不清楚、问不到底的。

在每一个对权力或满脸堆欢、或战战兢兢的背后，都埋藏着一颗官员、商人、社会三败俱伤的种子。它是不是发芽，或者什么时候发芽，只是看机缘是否合适罢了。

因为一旦公器私用之后，身在其中的人，并不像他们想的那样能有效驾驭人性的欲望列车。

最终，那些巨贾与大卿们起起落落的大剧背后，那些官商悲欢故事的背后，不但是一个个体的失败，也是一个社会文明要走向未来必须避开的沼泽地。

这样的故事，是中国社会推翻“三座大山”后的第四座大山，是催弱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慢性病毒，是伴随着古老的中华农耕文明生长出的一枝妖艳的罂粟花。

这一枝罂粟花，就叫做“权力崇拜”。它的花瓣有两朵：一朵叫做商借官势，乘风而起。一朵叫做官取商势，飞流直下。

胡雪岩的大半生都得意于前者，最后却倒在了后者脚下。而它们的源头，是两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

“权力崇拜”本来就是人类的共性之一，并非中国独有。不同是，在中国，它更根深蒂固、更深入人们骨髓，其生命力之强劲也更历久弥新。

这种意识的形成，是由中国辽阔而不断扩大的统一疆域、构成农耕社会所必须的适宜平原与气候、儒家大一统礼教之三者合力造就的。

古代的地方官员，有一个特别称谓，叫做“牧”。比如三国时袁绍为冀州牧，刘备也做过徐州牧；即使在法儒精神兼备的《管子》一书里，第一篇也叫《牧民》。

什么是牧呢？牧就是放牧。但它可不是说草原上放马人的，而是论述如何统治人民的。

人民居然可以用“牧”来统治，难道人民竟然是马牛羊吗？在古代统治者心里，差不多是这意思。民多愚则国好治，愚民跟马牛羊一样，都是国家的驯化的对象——只不过儒家说得好听点罢了，叫做“教化万民”。

虽然儒家一直倡导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在社会实的际运行中，这个嘴上的次序却一直是倒过来的：君最贵，江山第二，人民最末，兴亡都是一个苦。

牧，这种骨子里的权力傲慢，一字见真章。

这样两千多年一直“牧”下来，就驯化出人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脑子里固化地建立了对权力的绝对畏惧、绝对依附以及绝对崇拜。

官是什么呢？是父母，是老爷，是主子，所以都叫父母官、官老爷。与之相对的，人民当然就是不肖子孙、仆人、奴才了。

哪有一点“民为贵”的影子呢？

其实“儒家”这种哲学思想，从诞生以来，就是以为权力服务为目标的。儒家对权力的依附、对权力的礼赞、对权力发自内心的服从，也是诸子百家中最为坚决而深情的——当然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儒家最受历朝历代统治者的欢迎，最终也才获得“废除百家、独尊儒术”的垄断地位。

一个新王朝的建立，从来靠的都是暴力，哪里有什么温良恭俭让？但一旦王朝的战事大局已定，儒家就大受欢迎了，因为它非常有助于帮助统治者驯服人性、收服人心，最终达到制服人民的统治目的。

孔子念念不忘的是恢复“周礼”，“礼”就是阶级压迫。

那么一共四万多字的《周礼》到底是什么呢？说来实在枯燥无味，全是流水账一样的记录了西周三百多种不同官位及其职责。除了君王的各种国家大典的礼仪外，甚至对不同官位的人应该如何穿衣、吃饭、用什么寝具与餐具，都有非常细致而严格的规定，所以《周礼》也叫《周官》。

孔子一生努力的目标就是通过繁复的“礼”，恢复权力之下的尊卑秩序。

对于农耕文明来说，这种严密的尊卑秩序是有利于社会稳定，从而保护依赖于天时的农耕作业的。它不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客观上说，它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也是合理的。

但当时间走到了今天，稍微想一下，就知道这种主张是与现代精神背道而驰的。现代社会竞争需要的是核心是创新，而创新的种子来自于心灵的平等、自由，来自于打破常规的开拓、探索与合作，这些基本诉求又怎么可能在这种层层叠叠的权力秩序下开花结果呢？

因此春秋战国之后，自秦汉以来，特别是明清专权，中国社会知识分子的思想基本就死了，一直在翻来覆去诠释儒家的那一套。即使是被后人捧为“圣人”3.0版的王阳明，其“心学”之论，也不过是对宋儒“程朱理学”否定人性的再否定，再次回到孟子性本善那里罢了。

像春秋战国时诸子百家那般繁花并茂、思想创见层出不穷的局面，再也没有在中国出现过。

因为人们心灵上的那种平等、自由、明亮的春秋风骨，早已荡然无存了。汉代儒家统治地位确立后，华夏思想的天空进入了万古长夜。

封建王朝需要的知识分子，不过只是维护权力三纲五常的顺从者、守旧者与执行者罢了。

传统社会的儒家知识分子，毫不夸张的说，他们面临的处境只有两个：不向权力靠拢，就不得好活。不向权力臣服，就不得好死。

二十四史读来读去，都是以“权力”为中心的历史。所谓成败得失，说的都是哪个国君明，哪个昏；哪个大臣忠，哪个奸；哪家兴，哪家亡，全是围绕“权力”展开的。很少有作为独立个体的“人民”层面的记录。

权力崇拜根源如此之深，正是两千多年农耕文明社会自然发展的结果，实在难以轻易撼动。以至于到了民国的近现代社会，权力崇拜者仍然视自己为天下主人，依然可以无所顾忌的予取予夺，即上文说的第一朵花瓣：官取商势。

而近代企业家们从诞生之日起，就无法摆脱对权力的心惊胆战。比如民国的企业家先驱们。

民国的企业家貌似有过黄金时代。

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结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世界物资普遍匮乏，市场需求旺盛，再加上中国鬼使神差的居然站队到“协约国”一方，稀里糊涂的赌对了方向，于是作为“交战国”与“胜利国”的中国企业家们，产品并不担心销路问题，只需开足马力生产就是了。

但到了1930年代后，市场趋于饱和，日子渐渐就不好过了。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1934年春夏之际，无锡荣氏兄弟的申新公司就遭遇了经济危机。

荣氏兄弟的公司是个超级大集团。创办人荣宗敬、荣德生兄弟是我国近代著名实业家，即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父辈。其创办的纺织、面粉等21家企业，“在衣食上拥有大半个中国”，是享誉民国的“面粉大王”、“纺织大王”，也是毛泽东口中的“我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

这样一家公司遭遇危机，背后是十几万工人及家属的生计，其对社会稳定的影响，实在堪称是民国东南半壁江山的大事。

荣氏兄弟于是向南京民国政府求助，希望能得到贷款支持。

民国中央政府一定施以援手了吧？手的确是伸过来了，不过不是援手，而是权力的贪婪之手。

时为民国政府实业部长的陈公博，盘算着乘荣氏公司的危机，由财政部以拨款300万元，以救助之名行蛇吞象之实，接管荣氏价值高达8000万的产业。好笑的是，陈公博最后之所以没有得逞，还是因为财政部长孔祥熙也跟他一样在觊觎荣氏产业，特别不想让陈公博的实业部独吞他们眼中的这块“肥肉”。

逃过一劫的荣氏企业，两年后再遇第二劫。这次是扮演狼外婆的是宋子文。

到了1936年初，纺织市场仍然处于棉花贵、纱布贱的“倒挂”行情，生产一件纱就亏本一件，但不出纱的话工厂就要倒闭。荣氏公司的危机并没有缓解，荣宗敬只好找到中国银行求助，却不料正中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下怀。

宋子文一年前就已谋划以增加资本、发行公司债、以债券来还旧债的方式来吞并荣氏公司的方案了。其吞掉荣氏公司的方式也很见他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博士派头：简单直接！他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两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

最后由于其他银行家的反对，宋子文才罢手。

这两次劫难真是让身为企业家的荣氏心惊胆战，传记中的描述是荣宗敬连当面拒绝宋子文的话都不敢说，只是之后与人说起时，表情痛苦到要哭的样子。

其实荣氏兄弟并不孤单，另外几个著名实业家都曾遭遇到了与他一样的险恶算计。

抗战胜利前夕，宋子文又想要吞并民国“火柴大王”、“煤业大王”刘鸿生的煤矿，就几次找他商量，要入股。既怕又恨的刘鸿生无力抵抗，不敢拒绝又不能答应，只好聘请“中统”首脑陈果夫、陈立夫CC系的人担任总经理，利用宋子文与“二陈”的矛盾，从而避过产业被吞掠之灾，却从此处处受宋子文的打击。

在权力的群狼环伺中艰难求生的，还有民国赫赫有名的卢作孚的“民生公司”。

卢作孚是一个立志以实业救国的民族英雄，他一手创办的民生航运公司，不但在与英美船队长江竞争中胜出，而且是在抗日战争中为民族立过大功的。

据傅国涌先生的《大商人》所记，1938年，抗战最紧张的时候，若非卢作孚不舍昼夜的亲自制定运输方案、亲自指挥民生公司22条轮船打破长江枯水期航运规律、无条件出死力抢运，遍地堆积在宜昌的9万吨军用物资、兵器航空工业设备、机器工业及轻工业设备，是不可能逃过日军的轰炸的，那可是当时中国仅存的一点国家元气。

假如这些物资没了，则中国在二战时就再无生产能力了。

此后，民生公司又抢运出武器弹药30多万吨，运送出川军队270万多人，民生公司为此损失高达400万元之巨、死伤船员近200人，但他们像战士一样在所不辞。

晏阳初说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大公报》说它“撤退的紧张程度与英国在敦刻尔克的大撤退并没什么两样”，卢作孚自己说“我们比敦刻尔克还要艰巨的多”。

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民族英雄企业，宋子文、孔祥熙也一直想据为己有。

宋子文先是安排其兄弟宋子安做了民生公司董事，接着又要他掌控下的中国银行投资民生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成为民生公司董事长了。早就看中民生公司的还有孔祥熙，几次想通过中央信托局名义投资民生公司、出任董事长。

不能如愿时，宋、孔就处处刁难民生公司。小企业，自有小吏敲诈你，等到企业做大了呢？又有权力大鳄的血盆大口盯着你。

民国那些做出规模的企业家，表面上是人前人后一马平川的繁花似锦，其实无时不处在风雨飘摇的黑夜里。

卢作孚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斯言已矣，其中辛酸甘苦，只有身当其中的人才能体会的吧！

勤勤苦苦一生经营，到最后家大业大了，谁负谁胜出却只有天知道。

文艺青年们怀念的民国腔，不是对历史残忍的无知，就是惺惺作态的矫情。只须看看那些真正民族的实业家们的传记，你就会知道他们在面上对民国政府重重摊派、搜刮是怎样地敢怒不敢言，又在内心深处对权力的巧取豪夺是怎样地如惊弓之鸟。

申新九厂的厂长吴昆生，就曾在凌晨四点醒来，看见荣氏兄弟中的大哥荣宗敬一个人在放声大哭：“我弄勿落了（吴语，不好办了、乱套了的意思），欠政府的统税付不出，政府却要来没收我几千万的财产，这没有道理！我现在一点办法都没有。”

其实早在1927年，荣氏兄弟就因为没有认购足国民党摊牌的50万元库券，而被蒋介石密令查封产业与家产，通令军警缉拿。

什么鬼黄金时代？不过是吃人时代罢了。

近现代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算是非常彻底的解放运动了，对传统意识的打破非常深。

比如第一次建立了上层建筑下的乡村基层组织，第一次取消了地主阶层，第一次实现了男女平等，第一次破除了封建尊卑礼序而号召人民当家做主，毛主席也第一次亲自否定了儒家思想，如诗云“孔子名高实秕糠”……但近现代革命结束几十年了，社会也推倒重建、焕然一新了，可是两千多年中国的巨大惯性，“权力崇拜”浓厚意识仍然深深地长在人心中。

从客观上来说，包括土地革命、取消地主阶层、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在内的近代中国“新民主主义”运动，是对“权力崇拜”的一次暴风骤雨式的摧毁，从逻辑上来说，新中国应该是个平民式的公民社会。

但是，历史却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加减法，并不是一下子将“权力崇拜”意识从社会中减掉就完成了。

“权力崇拜”意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可能一夜之间从地上消失。

历史这条大河，总是曲折地、迂回地向前奔流不息的。

即便到了今天，“权力崇拜”这枝罂粟花虽没那么花枝招展了，却依旧在风中摇曳——这就是无处不见的“当官做老爷”的思想。

资本有了官僚的支持，他们的尾巴还不翘到天上去了！

许许多多商人的内心世界里，一方面是下意识地向对权力依附靠拢，另一方面是觊觎权力，尤其是那些大贾巨富。

比如马云就说过：“我比总统还忙，却没有总统的权力。“

向权力靠拢，是企图因此获得资源支持、商业空间，或者是获得心理上的安全保障。

资本无序扩张，是为了“成精”，掌握真正的权力——让我赚钱还不行，老子要印钞票！

其实，权力本身并不是坏东西，问题是谁掌握权力。

人民掌握了权力，那将是教育就要双减，医疗就要免费，住房就要保障，大家伙就要共同富裕！

如果资本掌握了权力，那就是教育要市场化，医疗要产业化，住房要金融化，大家伙要两极分化！

怕就怕在，掌握权力的野心家和资本家沆瀣一气，干出坑爹的事。

那么，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1885年11月，当家产被朝廷钦差查抄一空后不久，62岁胡雪岩便于一贫如洗的凄风苦雨中郁郁而终。

胡雪岩是因为什么被抄家的呢？

据记载，胡雪岩以超常胆识投资2000万两巨资设厂囤积生丝，以图击败洋人对中国生丝市场的操纵把持——然而不幸流年不利，遭遇欧洲生丝产地意大利大丰收、及中法战争爆发等事件，天时地利人和都不对，结果在与洋人的斗法中败下阵来，造成150万两亏空。雪上加霜的是，随后为了挽回损失，胡雪岩又到上海做银钱投机生意，再次大亏400万两。

两次巨亏引发了信任危机，再加上时年市面银根紧缩，胡氏“阜康钱庄”随之爆发了一系列挤兑风潮，在各种债主、顾客泰山压顶之下，上海总部及各地钱庄纷纷倒闭。

钱庄的破产又进一步引发官场反弹，因为包括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文煜在内的朝廷王公大臣在胡氏钱庄的存款也随之蒙受了巨额损失。

清政府于是立即出面查办胡雪岩，一代商业枭雄就此烟消云散。但压倒胡雪岩的真是亏空吗？只是550万两亏空，就能摧垮长袖善舞的中国首富胡雪岩了吗？

即使不说不是，也至少不仅仅是。

从胡雪岩的起家过程、时代的人事背景分析，就会发现胡雪岩的消亡是大概率事件。因为在胡雪岩跌落深谷的关键时候，左宗棠病逝了——也就是说，彼时世界上保护胡雪岩的最大力量已消失了。

但即使左宗棠在，也未必能再施以援手了。因为早在去世之前，左宗棠就已经在与李鸿章的权力对峙局面中日薄西山了。左宗棠既已失势，胡雪岩就不可能不陷入危机。

因为疆防、海防之争，左宗棠与李鸿章早已成了水火不容的政敌。作为左宗棠的铁杆搭档，当财富熏天的胡雪岩遇到了权势熏天的李鸿章，就不能不成为后者收拾的对象。

就像曾国藩不可能救援王有龄一样。就像取代左宗棠、胡雪岩组合的新势力搭档，是政客李鸿章、商人盛宣怀一样。

另一方面，胡雪岩经由替左宗棠协办军火而中饱私囊、大发横财，生意因此扩张遍及天下，不可能不引起其他官员反感、弹劾。

比如时任驻英大使的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当他从英国人口中得知英国的借款利息仅为三厘半，而左宗棠奏报到朝廷的胡雪岩所借洋款利息却为九厘七之多时，就愤慨之极，认为这等祸国殃民的奸商，即使以“汉奸罪”加以严惩也绝不为过。

还有旁观者的眼红，嫉妒，以及觊觎。比如胡雪岩的大客户、朝廷大学士文煜就在胡雪岩钱庄倒闭时，仅以18万两银钱就吞没了胡雪岩价值数百万两的胡庆余堂。

商人即便身入政治，看见的还是商，他无法超越自身的局限性。

商人为什么不能依附权力？

因为第一，商人的普遍属性，首先是追求利润；其次是追求更大的利润。这就是导致了商人有不可遏止的不断扩张的冲动，而无限的扩张必然放大人性无限的贪婪。

因为第二，权力的运行规律，在商人能力边界之外。

商人理解的权力，是商业化的权力；而权力理解的商业，是权力治下的商业。二者有交集，但本质不同。

王有龄跟胡雪岩说，我的心里头实在有一些恐惧，有一些害怕，我们太顺利了，福兮祸之所依啊。这是官员跟商人说的，商人没听懂。

胡雪岩逃过了曾国藩与何桂清的第一劫，但没有逃过李鸿章与左宗棠的第二劫。当李鸿章发现左宗棠所以能平定西部西北回民暴乱、剿灭分裂势力、收复新疆，都与胡雪岩的财力运筹、支持密切相关时，他就决定了欲扳倒左宗棠必先扳倒胡雪岩。

区区一个商人胡雪岩，虽然有朝廷的二品官职的封赏，却又怎么可能是李鸿章的对手？连晚清史都几乎是李鸿章留下的，胡雪岩是谁？

胡雪岩曾风趣地跟王有龄说，我发现商界和政界是一样的。这就是幼稚。他到死也不会明白乱世之中的政界比商界更危险。

因为第三，官员也有一般人都有的光明与弱点，而商人的依附、利润化的追求，将不断敦促官员遮蔽自己人性的光明、放大人性的弱点。最终，这种结合将为他们埋下地雷，不爆则已，一爆就是尔曹身与名俱灭。

在替清政府向外国银行贷款时，左宗棠多报了利息。以左宗棠自比诸葛亮的心性，他会主动寻求这样的人生污点吗？誓要青史留名的左宗棠，看中的是功业，而不是钱财。他这么做是为了回报胡雪岩。而这种回报最终给他们留下了把柄，最后东窗事发。

因为第四，在巨大的利益面前，尤其是在通过权力轻易获得的利益面前，没有人可以保证自己永远心如止水、不起贪念，包括权力本身。

当官员嫉妒或觊觎商人的财富时，商人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胡雪岩娶了十几个小妾，自家庭院造的比朝廷亲王府还阔绰、奢华得多少倍，这种通过权力依附而获得的超级财富，怎么能不挑战权力阶层的情绪？

事实上，最后占有了胡府庭院的真是朝廷大学士文煜——胡雪岩的大客户。

经商要学胡雪岩？没有比这更加糟糕的商业模式了。胡雪岩，乃是今日中国最糟糕的商学院。

也因此，胡雪岩式的故事一天不消失，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就一天没有安全防护软件。尽管如此，我们后人并无资格批评胡雪岩。他的局限，是他所处时代的局限。

何况胡雪岩对现代中国的建立是有大功劳的。如果没有胡雪岩在中外商人之间苦苦周旋，倾力筹取左宗棠西征军费；如果没有胡雪岩在西方军火商之间比较来比较去，以最优惠的价格购买20000多杆最新式洋枪洋炮；如果没有胡雪岩以最快速度将军费、军火、军粮运到西北前线，左宗棠就绝对不可能平定西北回民的暴动、就不可能阻止暴徒们对汉人的灭绝式的屠村屠城。

如果没有胡雪岩，左宗棠也绝对不可能从西北分裂势力与俄国人的联盟中收回新疆的。

比起镇压极端伊斯兰组织的疯狂、收回辽阔的新疆国土，比起胡雪岩、左宗棠对现代中国的现实贡献，他们的人生污点是可以谅解的。

毕竟，谁让清政府没有财力平定西北呢？

中华文明自有其的优长之处，中国人民自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但是，最终的成败，却取决于我们能不能避开自身文明中的阴影。

谁不正视此种阴影的存在，谁就不是这种文明的真正热爱者、真正的继承者。

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说：“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

中华民族当然也在一切民族之中，当然要学，当然要批评地学，当然不能盲目地学，当然不能一切照抄。

我相信中国商业新文明已经在孕育，我相信它终将会在某一天破晓而出，让中国的企业更繁荣、更健康。因为我相信历史浩浩荡荡的大趋势，两千多年旧传统虽长，但时代却是加速度的；因为我相信中华文明源头并非儒家，而是那兼容百家、并包于大融合之中的大创造力。

因为我相信站在全球竞争序列的中国绝不会迷信西方，不可能再徘徊于农耕文明的“大陆天下”的迷思中，不可能不去实现共同富裕，绝不会背叛我们的初心。

它们终将与中华民族源头的创造力一起，在技术上、行为上、并最后在思想上消解“权力崇拜”的旧思想。

中华文明昨日之阴影，终将在明天消失。最后一枝罂粟花，终将在明天凋谢。

商人们终将明白，他们唯一应该依附的是客户，是市场，是人民需求，是人类文明的进步的巨轮，而不是大大小小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