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明珍是第三代华裔加拿大人。1972年,周恩来总理批准了两个来自西方国家的学生到北京大学留学,她是其中的一个。那时她19岁。
虽然她是加拿大人,可是因为她的中国人面孔,人们还是时不时把她当做中国人。为此她决定到中国寻根,去学习祖先的语言,并把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她在北大,住留学生宿舍,还有单独教她汉语的老师,也是经过校方挑选的政治可靠的人。黄明珍对中国社会的印象,就是来自对北大的印象,更准确地说,就是她每天所能接触到的老师、同学这个小圈子的印象,用她自己的话形容,就是“干净、健康、安全,更没有犯罪”。她认为,中国真是一个平等、和平和幸福的社会。她学了10个月的汉语,已经能用中文与人交流。有一天,一个叫Yin Luoyi的中国女学生十分意外地来访。“十分意外”,是因为这是第一个主动找上门的中国学生。
尹同学直截了当地告诉黄明珍说,她想到美国去,问她能不能帮帮忙。黄明珍很不理解,中国这么好,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喜欢才对。尹同学在中国能在北大做工农兵大学生,简直是天之骄子、上帝的宠儿啊!为什么想去美国呢?这个想法很不对头嘛!
于是她把尹同学和她的谈话报告了校方。她觉得学校应该好好教育教育尹同学。她当时完全想不到,她的密告可能会给尹同学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黄明珍后来成为了加拿大一家大报驻中国的记者,对中国有了进一步深入的观察和了解后,黄明珍的思想逐渐成熟了。她回到加拿大后,把自己文革留学北大时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写成了一本书,这就是1997年出版、后来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的《红色中国布鲁斯──从毛到现在,我的长征》(Red China Blues: My Long March From Mao to Now)。
在她为这本书作准备时,她翻阅了当年在北大的日记。一眼就看到了她当年密告的这件北京往事。已经不再幼稚的她,立刻感到事情的后果可能很严重。她觉得由于自己的密告和背叛,可能会陷尹同学于险境。她顿时万分不安,很想知道尹同学目前到底处境如何。于是,她决定带着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儿子,返回中国,寻找尹同学。
二十五年过去了,茫茫人海,尹同学会在哪里呢?她只记得尹同学名字的拼音是Yin Luoyi,却不知道她的中文名字怎么写。她回到北大,找到当年的老师和一些同学打听,好多人已记不得这个人了。后来,有人打听到尹的情况,告诉黄明珍说,尹当年没有毕业,因为有人报告学校当局尹想去西方国家,后来学校把她开除了,还把她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不过,文革结束后,尹真的到了美国,后来回到中国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黄明珍拿到了尹的电话,心直颤抖:老天爷啊!她没有被害死,也没有自杀,她还活着!居然就在北京!她打电话问尹愿不愿见面。尹说:“好啊,我们就在北大见面吧。”黄明珍马上又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她为什么非要选择北大见面不可呢?黄明珍的儿子也很紧张,对她说:“妈妈,尹会不会雇人打你,甚至杀了你?”尽管有种种顾虑,黄明珍还是按时到了北大。黄明珍万万想不到,尹见到她后,一句话还没说,就给了她一个热情的拥抱!接下来,就是黄明珍诚恳的道歉和忏悔。尹笑了笑,说:“你不是惟一的密告者,我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别的同学,当初一共有24个人举报了我。”黄明珍告诉尹:“并没有谁让我这么做,我是主动自愿地去告你的。因为我,你遭了罪,为什么你还要拥抱我?”尹说:“因为在所有这些密告者里,你是惟一向我道歉的人。但我也不怪其他人,因为他们未必出于自愿,当时的风气就是如此。”尹还说,自己现在就住在北大,所以约了黄明珍在北大见面。尹完全接受了黄明珍的道歉,黄明珍也终于放下了压迫自己良心的重负。后来,黄明珍把她专程返回中国寻找尹的故事,写成了她的又一本畅销书:《密告──在北京寻求宽恕》。 ▪ 教育与洗脑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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