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视蓝领的社会，搞不好中国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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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国家整体计划中，上普高的孩子将会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年年增长。
用分数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这是荒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现实的。
中国职业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简单压普高分数线。
近期，深圳的中学生家长集体吐槽“深圳的中考简直比高考还难”。而实际上，这样的吐槽由来已久。因为在深圳，中考比高考难，不是一年两年了。
上周，深圳中考分数线公布之后，统计表明深圳公办普通高中录取率将仅为45%。过去8年时间里，除2014年外，深圳其他年份的公办普高录取率均不到50%。相比之下，深圳高考的本科上线率已经超过70%（2018年为73%），一本率高达33%。
存在类似现象的还有上海，上海的普高录取率只有65%，比北京的87%和广州的69%都要低，如果使用升学率相对不错的普高统计口径，那么上海也只有一半左右的学生有资格进入这些学校，这跟深圳情况比较接近。
如果你在深圳，并打算让孩子在深圳完成K12阶段的教育，未来中考的严峻形势可能会大大超出你的预计。
2018年的数据显示，深圳高一新生7万多人（含职高），但初一新生超过了10万人，小一新生达到了20万人，幼儿园在园总人数多达51万人。另一方面，深圳高中学校的建设速度严重滞后，缺土地、审批慢，原因不少。
但更大的一个原因，还在于今年2月，国务院正式发布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在这份方案中，中央加大了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投入，要求到2022年，职业院校教学条件基本达标，一大批普通本科高等学校向应用型转变，建设50所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150个骨干专业（群）。另外，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今年高职大规模扩招100万人。
提升高职院校，改制一部分本科高校，扩大招生范围，这是中国制造发展战略的整体考量，也是市场企业对职业教育所提出的实际要求，无论是哪一点，都无可厚非。
但从结果来看，在这一国家整体计划中，上普高的孩子将会被限定在一定的比例，而不会像过去那样年年增长。
细心的人也许注意到了，在安徽马鞍山这个并不起眼的五线城市，过去5年，普高录取分数线都在580分左右，录取率都在70%左右，今年突然提升到了634分，录取率降到了61.6%。在很多家长的抗议之下，当地教育局又增加了100个普高招收名额，录取分数线降到了600分，不过还是高出往年近20分。
马鞍山的案例只是一个信号，在未来，不管你在深圳、上海还是普通县城，都会有相当一批（也许数量高达1/3）成绩位于中等的孩子，要面临从普高到职高分流的挑战。对此，很多家长恐怕并没有做好准备。
在就业市场上，体力劳动者的收入超过写字楼的普通白领，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从社会地位上来说，白领的地位依旧明显高于技术工人、快递员、外卖小哥。君不见，很多恶劣的私立学校，都会要求父母具有本科学历。这种赤裸裸的歧视，正是高度筛选型社会的直接体现。
白领的收入可以比蓝领低，但社会阶层却要更高，这说明收入并不是决定阶层的唯一因素。决定阶层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中考，如果你上了普高，那么大概率可以上一个大学，你毕业了就是白领（最新本科就业率91%），甚至是金领；你如果上了职高，大概率上不了本科，毕业了就是蓝领（最新就业率92%）。
所以，中考默默地决定了一个人的阶层，细思恐极。
用分数来决定一个人的社会阶层，这是荒谬而粗暴的，但又是高效和现实的。如果你考上了985大学，那么国家对这个学校的投入非常大，而学生交的学费又很低，所以你等于凭借高考高分拿到了一个极其便宜的教育机会。
相反，如果上的这是高职院校，国家投入差了很多，你交的钱比好大学学费还多，等于拿到的是一个又贵又糟糕的教育机会。从投资回报率来看，没有傻子会主动去读高职。
幼升小、小升初、中考、高考，中国学生一路上来的考试，小的几百次，大的有几次，每一次都在筛选学生。我们的教育就是考试筛选孩子，所以被称为“应试教育”。应试教育走到极端，有个非常糟糕的问题，那就是所有孩子都在一个方向上努力，不管你有没有天赋。
最近，毛坦厂中学弄一个小号，专门招收上海地区的高考复读生。我个人没有任何褒贬评价，但这事说明，即使像上海这样的人们印象中教育十分发达地区，在残酷的筛选制度面前，考生不也不得不向山区学习。筛选带来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上海的家长和深圳的家长一样恐惧自己的孩子搭不上“教育改变阶层”的末班车。
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控制普高录取率的做法，一定程度上会加剧这种恐惧。因为你的孩子进了职业院校，参考以往的经验，基本上就很难实现阶层突破了。
这一点，足以让很多父母为之惊叫。
纵观全球，职业教育做得最好的国家，德国毫无争议地排名第一，而中国也将德国作为效仿的榜样。
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但同时被很多人忽略的现象是，当全球制造业的中心向中国转移时，美国出现了“铁锈地带”，唱出了“乡下人的悲歌”，并且选了一位倡导“美国利益优先”的总统。但是，作为制造业大国的德国却安然无恙，工人们没有什么怨言，社会舆论没有任何发酵。
原因就在于，美国的教育资源分化极为严重（大概只比中国好一点），美国的学生去当工人，多半不是因为兴趣，而是因为成绩太差。所以，美国的技术工人素质并不高，美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不强，美国不如日本，更别说跟德国相提并论。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在德国，很多本行业知名的企业CEO，都是由从技术工人一路晋升上来的职业学校毕业生担任。这些企业可能不像奔驰宝马大众那么有名，但在本行业内，却常常占据领头羊的位置。
他们的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生产线上的工人也同样不可替代，公司的领导人需要长年累月浸淫在生产线上，极为熟悉生产流程和生产技术才行。
产生上述两个现象的土壤，就在于德国多年来年轻人上大学的比例始终维持在25%左右。德国的学生从中学开始，根据个人兴趣进行分流，分别进入文理中学（或综合中学）和普通中学（或实科中学），其中文理中学的学生主要为进入大学做准备，而普通中学的学生主要以进入职业学校为主。注意，在选择过程中，学生考虑的主要是个人兴趣。
而在德国的就业市场上，大学生毕业生和职业学校毕业生也没有明显区别，其社会地位、收入水平、晋升空间都相当类似。你是公司白领，我是工厂技术专家，我们都是社会的中产人士。
事实上，德国制造业的产值达到德国总产值的80%，而这是由60%的产业工人所贡献的。“德国制造”以耐用、可靠、安全和精确著称，价格也很昂贵。同等重量的机床，德国制造是中国制造的20倍。这样的差距，工人能不被尊重吗？
所以，中国职业教育要做改革，不能简单压普高分数线，因为说到底这还是在用考试的办法做筛选，属于典型的新瓶装旧酒。
原本，读职校也可以是基于兴趣的主动之举；原本，读职校也可以很有前程似锦，月薪数万；原本，读职校也可以实现阶层跃升，成为社会中产，乃至上层精英。
但是，高度筛选型的游戏规则，把主动学生挡住了，把似锦的前程遮蔽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职业教育改革没办法单独进行，以高考为切口的应试教育改革需要做一个整体性的诊断。当然，这是一个挑战极大的难题，如何改，怎么改，还需要一轮又一轮的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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