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一大隐患：省会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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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一些省份不过度追求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提高首位度也是有天花板的，碰到天花板之后，城市自己会主动把首位度降下来，主动寻找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城市治理能力与首位度提升能够齐头并进，才能避免城市资源过度集中、规模极大膨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

我的几位四川朋友不止一次吐槽：成都对周边县市的虹吸太厉害，资源、人才都往成都走，自己在附近几个县市的生意完全没法做，几乎没有增量。

其实，成都的首位度至少在今年上半年还不算很“过分”，比如成都的GDP只占四川的35%左右。而相对偏远的银川首位度非常突出，其GDP已经占到了宁夏的51.18%。

与首位度有关系的因素还有：人口。近日，第一财经记者通过对24个省会城市的常住人口总量等数据梳理发现，成都的人口在省会城市中最多，广州、郑州和杭州人口增速快，银川、西宁、哈尔滨等城市人口首位度高，东部的济南和南京人口首位度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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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会人口增长，首位度增强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幸福感呢？公共服务和福利呢？是不是首位度越高就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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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首位度不高，但江苏很强大

什么是城市首位度？简单说就是城市发展要素在最大城市的集中程度，不仅仅是指GDP，还包括人口、交通、教育、医疗等方面。

1939年，马克·杰斐逊提出了城市首位度的概念，作为对国家城市规模分布规律的概括。他提出这一法则是基于观察到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即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总要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

杰斐逊提出了“两城市指数”，即用首位城市与第二位城市的人口规模之比的计算方法：S=P1/P2。

现在有人用省会/省这样的算法来观察城市首位度，引起的争议较大，也有学者批评这种方法：因为省份本身并不是一个经济地理单元，它只是一种行政区划的领域单位。不过，因为这种方法拿到数据比较简单明了，所以还是很多人用。

以银川为例，无论是GDP还是人口的比例，在宁夏都是非常高的，但是众所周知，宁夏并不是发达省份（自治区），其经济总量一般处于排行榜的尾部。银川在省会城市首位度排行榜上可是遥遥领先的。还有，哈尔滨在省内的首位度高，黑龙江的经济发展如何？大家心里自有判断。

有意思的是，在江苏这个经济强省里面，很多城市都发展得不错，有人经常戏称江苏为散装的“苏大强”。玩笑归玩笑，江苏的人均GDP可是全国第一。但是，省会南京的首位度并不高，以GDP比例来看，南京大概占14%左右。可谁敢小看江苏？

同样情况的还有广东，这可是中国第一经济强省，但是非省会城市深圳的经济总量是省内第一名。而且除广深之外，佛山、东莞也很强，都在万亿左右。

近年来，很多地方都在强调“提高省会城市首位度”，我们可以看出，各省的情况很不一样，有的省份比如江苏、广东和浙江，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不算高，但是当地的经济发展成绩都十分亮眼。

实践出真知，事实告诉我们：允许一些省份不过度追求省会城市的首位度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道理很简单，每个省份、每个城市的发展路径、资源禀赋、人才储备千差万别，有的非省会城市就是能够因为地理优势、政策等原因突飞猛进，超越省会城市，比如苏州、深圳、青岛。须知只要产业发展好，财政收入增长，就业机会增加，于国于民有利，我看没什么不好。

当然，我也承认在某些省份，因为要集中有限的资源、资金去做一些项目，出一些政策，而这些项目在做好之后有利于整个省的经济实力提升，那就去做。是不是要提高首位度，“因省施策”是科学的、谨慎的、合理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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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郑杭人口增速快的原因不同

如果把视野拉大到整个国家来看，我们会发现北京和上海至少在人口方面是在有意“压低”自己的首位度的。

以北京为例，过去几年通过疏解非首都功能，为提升首都功能提供了新的发展利用空间，北京的常住人口去年是负增长的。上海对入户同样控制严格，这个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去年的常住人口只增加了几万人。

为什么？因为两个城市的空间承载压力太大：交通压力、就业压力、环保压力大……这些压力就要求他们必须采取措施去疏解。

北京和上海的例子充分说明：即使是提高首位度也是有天花板的，碰到天花板之后，城市自己会主动把首位度降下来，主动寻找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路径。

回到前述新闻中人口增长这个具体的问题，广州、郑州和杭州人口增速快？原因各不相同。

其实去年常住人口增长的前三名城市是杭州、深圳和广州，因为深圳不是省会城市，所以没有被列入前述数据统计表。

广州人口增速快的原因是因为在一线城市中，广州的生活性价比超高，工作机会也不少。当上海、北京逐渐抬高入户门槛之后，广深杭是吸引新鲜血液的最大受益者。

广州的基础设施完备，近年来在金融、汽车行业表现亮眼，在IAB、NEM等科技创新方向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产值增长，房价和其他一线城市比有优势。

郑州的人口增速快是因为其在省内的首位度突出，属于把第二名甩开很远的老大哥城市。郑州2019年的GDP是11589.7亿，常住人口为1035.2万，而第二名的洛阳的GDP只有5034亿，常住人口只有692万，郑州对比洛阳是碾压的优势。

虹吸之下，河南的资源、人口不是在郑州，就是在去郑州的路上。河南是人口大省，这样的禀赋决定了郑州的人口增速会比较好。这是非常典型的中西部模式，同样的城市还有武汉，武汉独大，襄樊、宜昌跟随，但是差距太大。这个模式的优点在于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缺点在于省会城市一旦遭遇特殊情况（比如疫情），整个省的经济基本面都会很难看。

杭州的人口增长完全是另外一种模式，她的虹吸是面向全国的，以长三角为主。她一方面努力卖地，改进基础设施，一方面通过科技创新和独特的互联网生态吸引创业家，吸引年轻人，同时又因为数字经济的光环太过耀眼，得到各个层面的不断加冕。

所以，杭州去年的常住人口的增长冠军得来绝对不是偶然，而是得益于浙江几十年转型土壤的养料输送。

时至今日，在前述新闻中，24个城市已经有8个城市常住人口突破千万大关，分别是成都、广州、武汉、石家庄、哈尔滨、杭州、郑州和西安。当然，中国突破千万人口的城市不止这些，至少还有北京、上海、深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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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苏浙省会城市首位度都不高

规模扩张带来的固然是增长的快乐和喜悦，也可以看作是某种荣光与欣欣向荣，但是问题同样接踵而至。令市民感触颇深的，或者说有切肤之痛的，恰恰是增长带来的问题，比如房价高涨：深圳自不待言，即使是成都这样的西南中心城市，近期也已经两次被住建部约谈。杭州更是楼市大热的城市，甚至被迫于9月4日升级调控政策。

多个人口过千万的城市都在直接面对学位、医疗、养老、交通的巨大压力。主城区人口超2000万的重庆，以及近年来的网红城市西安，在《百度地图2020年Q2城市交通报告》中，因为拥堵程度分别名列第一和第二，重庆人、西安人对此恐怕很难高兴起来。

因此，提升重要城市或者省会城市的首位度，不能只着眼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更应着眼于市民的幸福感和实际的福祉。只要区域本身的发展是良性的，有序的，有内生力量的，少些干预，少些人为拔高，更多地把城市增长的动力交给市场去解决，应该是最为理想的状态。

提高城市首位度的过程中，资源的合理集中和扩张需要先解决规划中的民生问题，尤其是交通、学位、医疗等，不应该先扩张后治理，不应该先扩张再想办法。这方面的惨痛教训太多，GDP数据是好看了，但是身处其中的普通市民则备受煎熬，完全享受不到所谓“首位度提升”带来的快乐，这样的提升意义何在？

城市治理能力与首位度提升能够齐头并进，才能避免城市资源过度集中、规模极大膨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在这方面，粤苏浙的经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如果拿出一张中国各省份的上半年GDP排行榜来看，可以看得更清晰，前四名的粤苏鲁浙的省会城市首位度都不高，除了杭州是浙江老大之外，其余三省的省会城市都是省内经济的第二把交椅。

不过，粤苏浙是公认的市场经济程度比较高的省份，市场就是如此理性，资源配置会经由看不见的手做到利润最大，效率最高。这会不会给我们一个更深入思考“首位度”的切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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