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教育内卷严重，80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现在大学生比民工还廉价。
阶层分野，是不经意的：已经处在云端的人想象的“普通”，根本不是普罗大众能够企及的。刘教授的发言完全正确，她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内卷的因素。人到中年三大焦虑：谢顶、钞票和孩子。眼看满头青丝越发稀少，越来越多的支出和不见增长的收入以及不争气的娃，真是烦的不得了。
好在，有体贴的名人，来帮你缓解焦虑。11月1日，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刘瑜进行了名为《不确定的时代，教育的价值》的演讲。中国的年轻人上大学、读研、读博，国内读完、国外读，拿了第一学位、拿第二学位，拿了学位、还想拿各种各样的证书。家长也要求孩子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从小就参加各种兴趣班等等。无限的恶性竞争，很多家长号召搞素质教育。于是乎，教育部积极响应，用应试教育的方式搞素质教育，搞得我们家长现在一听到“素质教育”这四个字，就闻风丧胆。
教育的这种“军备竞赛”模式，后果是什么？所有人都疲惫不堪。你的孩子10点睡，我的孩子11点睡，他的孩子12点睡。你上两个补习班，他上四个补习班。前一段时间我在一个妈妈群里，看到一个转发的新闻，讲的是一位文科出身妈妈，为了辅导孩子考大学，硬是把自己锻造成一个理工科的学霸。确实，东亚教育内卷严重，80年代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现在大学生比民工还廉价。不是有个段子吗？4000块你到哪去请民工？你只能招到大学生。另外一个段子更加黑色幽默，为什么要买学区房？因为想上清华北大，清北毕业能买得起北京的学区房吗？您想多了。
但是刘教授的一些话，也只能听听而已，是不能当真的。比如她说她的女儿正在势不可挡的成为一个普通人。这我其实是相信的，但你千万别觉得，她嘴里的普通人意思，跟你是一样的。甚至我觉得刘教授可能低估了普通人生活的艰难。比如她说：我们家孩子以后就让她开个奶茶店得了。结果其他的妈妈纷纷表示，他们的孩子也要开奶茶店。她原来经营着一家奶茶店，收入虽然不多，但总是有盼头，加上和男友的感情也较稳定，两人规划着未来，再攒下些存款后过两年便结婚。2020年7月，门店的房租突然大涨，疫情期间的长期歇业本已将这对年轻情侣的积蓄消耗殆尽，复工后的生意也不尽人意，尽管每日起早贪黑，可经营依旧惨淡。她为了挣钱，每天辛劳之后，还会在一些正规平台上进行一些直播，来获得一些额外的收入。某次直播当中，有个叫做“毛毛”的观众刷了很多礼物，并在私信里问是否愿意在其他平台上进行大尺度直播，收入要比这些正规平台多几倍。她当时颇有些动摇，但一番内心挣扎之后，还是提出了拒绝。 又不久后，到了该交房租的时限，眼见自己苦心经营几年的小店濒临倒闭。无奈之下，回想起了那条私信，她觉得这是留给她最后的机会，她一定要把握住。 很快，她与这名ID为毛毛的男子梁某取得了联系。梁某告诉她，做这种直播的收入，每天可高达几千块。于是，她计划开两次直播还够房租后就退出。 但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开始直播却常常因为尺度不够而屡遭投诉，而且，梁某所说的每天几千块，还包括了一些开设色情直播的计时房。她心想，既然都走到了这一步，一不做二不休，为了更快的挣到钱，早点离开平台，就这样一步步的陷入泥沼……几天之后，她便收到了民警的传唤，那时她刚刚还过房租，也刚刚结束了直播平台的工作，她天真的以为，就算她借助了非法渠道为自己牟取了利益，但只要以后不做就可以了。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违反了法律，就必定要付出代价。刘教授可能对“普通人”有什么误解，以为开个奶茶店，煎饼店很容易。其实大部分鸡娃的都是普通父母，就是因为知道普通人的艰难，才选择了鸡娃，虽然他们的姿势有点笨拙，甚至适得其反。刘教授还提到现在孩子人人都学钢琴的现象，她说，你想想看，北京可能有300多万孩子在学钢琴，咱们楼上楼下就有四五家，在这种情况下学钢琴，要想出类拔萃，这不是自取灭亡吗？还不如让孩子学习古希腊罗马史。学习古希腊罗马史，我感觉这比让孩子学钢琴还难，因为你自己教不了，也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好老师。阶层分野，是不经意的：已经处在云端的人想象的“普通”，根本不是普罗大众能够企及的。虽然刘教授一片真诚也发自善意，但她的一番话，其实会造成更严重的“鸡娃”。毕竟稍有智商的想一想，还是清华教授阶层高啊！不鸡娃的结果也是“孩子清华附小”，她所认为的不鸡娃的起点，已经高于大多数鸡娃的普通家长了。
看到家长的期望值随着孩子长大，也是一路走低。为什么？不是因为“不鸡娃”的鸡汤教育，而是现实吊打。就算在上海这样的顶级都市，高中入学率也只是保持在50%左右，鸡娃的人群不是没有，但真算不上主流。因为鸡娃的动力，还是来自娃看上去能跟得上节奏，如果早早就跟不上，高中都没得上，还鸡娃什么？问题并不仅是清华教授才懂，普通家长也懂，有时候鸡娃并不是家长的选择，很多家长对孩子作业超多是有微词的，比如这个：我想请问一句，这位家长鸡娃了吗？这属于“被动鸡娃”吧。2014年度物理诺奖得主中村修二严厉批评过东亚教育，他说东亚教育是比较特异的，经常是得到局外人的赞赏和局内人的诟病。日本的教育体制已经相对算这三国里比较宽松的了，中国就别提了，老师、学生、家长，所有人都深受其苦。至于韩国，也是以极端的应试主义和学历主义闻名的。比如想要在韩国混的好点，SKY大学毕业是标准配置。SKY是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 Yonsei University)的总称，基本上韩国70%的大公司总裁和几乎全部高级公务员，都是出自这三所学校。那么你要问了，韩国人不能自己创业吗？还真不能，韩国的起步也是国家力量的促成，走的也是国家扶持的大资本道路，无论是浦项钢铁还是三星电子，都不是市场自发的力量，那么如何选拔人才？当然只能用学历作为门槛。东亚长期以来陷入稀缺的困境，导致农业上的内卷严重，也就是尽量在固定的土地上精耕细作以求提升一点点产量，这倒跟几个国家的教育有异曲同工之妙。从60分提升到90分并不难，但要从90分提升到98分则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进行反复练习。边际效应越发低下导致的现象就是，学生苦、家长累，还没什么效果，产出极低。刘教授的发言完全正确，她的问题在于没有考虑到内卷的因素。要知道，现在想当个街道干部，都需要高学历了，你能说他们不普通吗？我记得80年代，一个高中回家待业的青年想去街道工作，并不是难事，现在呢？要这样的才行：甭管说的再好听，就业岗位和精英供给严重失衡是显而易见的，综合管理就是打杂，需要学个地球物理的博士才会干？当然不是，只是因为供给大多需求太少，门槛自然升高而已。因此，无论刘教授再怎么说自己的孩子是普通人，普通人也不得不踏上这条鸡娃的道路，否则即使想当个“街道干部”一样的普通人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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